(1950)
最近的城镇距离监狱农场也有二十英里远。众多松林耸立在农场和城镇之间,罪犯们就是在这些林子里干活儿的;他们干的活儿就是抽取松脂。监狱本身就在一个林子里。在一条车辙纵横的红土路尽头你就能找到它,带刺的铁丝如同藤蔓般蔓生在四面的墙上。大墙之内住着一百零九个白人,九十七个黑人和一个中国人。有两间睡房——巨大的绿色木板房,油毡覆顶。白人占据一间,另一间归黑人和那个中国人。每一间睡房里都有个巨大的大肚子火炉,不过冬天里面还是冷,到了夜里,但听得松树冷峻地摇撼,但见月亮洒下冰冷的月光,而那些囚犯就这么平躺在各自的小铁床上睡不着觉,任由炉子里透出的火光映照在他们的眼睛里,摇曳跳动。
靠炉子最近的床上睡的都是重要人物——要么受到关照要么让人忌惮。谢弗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物。谢弗先生——大家都这么叫他,以示特别尊重——是个又瘦又高的人,红色的头发已经染上了银霜,一张瘦削的脸上表情虔诚;他浑身上下没有二两肉;你能清楚地看到他骨头的运动,一双缺乏表情、颜色呆滞的眼睛。他识文断字,也会加减乘除。别的犯人收到信后,都会拿给谢弗先生看。大部分的信都很愁苦,通篇牢骚;谢弗先生就经常即兴平添些愉快的段落,并不把实际的内容读出来。睡房里还有两个人也识字,即便如此,其中一位甚至把他自己的信都拿给谢弗先生,因为他从不把悲惨的真相读给你听。谢弗先生本人从来都收不到什么来信,就连在圣诞节也没有;他在监狱外头似乎一个朋友都没有,就连在监狱里头也没什么朋友——也就是说,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不过也不能就这么把话给说死喽。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谢弗先生正坐在睡房的台阶上雕一个木头玩偶。他干这个很有天分。他的玩偶是分成不同的部分雕的,然后再用少量弹簧丝连成一体;胳膊腿都能动弹,脑袋也能晃荡。等他完成十几个这样的玩偶以后,监狱农场的头儿就把它们拿到镇上,放到百货店里出售。谢弗先生借此也能挣到买糖和烟草的钱。
那个礼拜天,他正坐在那儿给一只小手雕出手指头来的时候,一辆卡车开进了监狱的院子。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跟农场的头儿铐在一起,从卡车上爬了下来,站在院子里,对着幽冥的冬日太阳眨巴眼睛。谢弗先生只是瞥了他一眼。他当时已经年届半百,其中有十七年的光阴就是在这个农场里度过的。一个新囚犯的到来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大惊小怪了。礼拜天在农场上是空闲的一天,在院子里闲荡的其他犯人都拥到卡车周围看热闹。事后,佩克·安科斯跟古柏顺带过来跟谢弗先生聊上几句。
佩克·安科斯道,“他是个外国人,那新来的。古巴人。可是一头金发。”
“是个‘刀客’,头儿说,”古柏道,他自己也是个“刀客”。“在墨比尔砍了个水手。”
“是两个,”佩克·安科斯道。“不过只是咖啡馆里的斗殴。他根本就没伤到他们。”
“把其中一个的耳朵都给切下来了,你还说没伤到?他们判了他两年,头儿说。”
佩克·安科斯道,“他有把浑身上下镶满珠宝的吉他。”
天黑得没法干活了。谢弗先生把他的玩偶装配起来,握着它的两只小手,搁在膝盖上。他卷了根烟;松树在落日的余晖中蓝汪汪的,他香烟的烟雾在越来越暗的冰冷空气中懒懒地飘散。他能看到头儿穿过院子走过来。那个新犯人是个满头金发的年轻小伙子,落后他一步的距离跟着。他背着把镶着好多水钻的吉他,闪闪地放着微光,他的新制服对他来说太大了;看着就像是万圣节的化装服。
“带个人给你,谢弗,”头儿道,在睡房的台阶旁停下来。头儿并不凶悍;时不时地他还邀请谢弗先生到他的办公室坐坐,他们一道讨论讨论报上看到的新闻。“提科·菲奥,”听起来就像只鸟儿或是一首歌的名字,“这是谢弗先生。要爱他,一定不会错。”
谢弗先生抬头瞟了一眼那孩子,冲他微微一笑。他笑得比他的原意要长,因为那孩子的一双眼睛宛若两片蓝天——蓝得就像冬日的傍晚——而且他的头发金灿灿的就像头儿的牙齿。一张风趣可爱的脸,机敏,聪颖;看着他,谢弗先生就想起了假期和旧日的好时光。
“就像是我小妹妹,”提科·菲奥说着,摸了摸谢弗先生的玩偶。他那带有古巴口音的声音又糯又甜,就像是香蕉。“她也坐在我的膝盖上。”
谢弗先生突然间觉得有些羞赧。冲着头儿一鞠躬,就走到了院子的背阴处。他站在那儿抬头望天,轻声地一一报出渐次在夜空中闪亮的晚星。这些星星一直都是他的赏心乐事,可今晚它们却安慰不了他了;它们并没有让他想起,我们在地球上遭遇的事情终究会遗失在永恒那无尽的闪耀中。望着它们——这些晚星——他想起的却是那把镶满宝石的吉他和它俗世的闪光。
可以说,谢弗先生在他一生中就只干过一件真正的坏事:他杀了一个人。当时的情形无关紧要了,只需说明的是那个人确实该死,还有就是谢弗先生为此被判刑九十九年零一天。有挺长一段时间——事实上有好多年——他都不会想到他来到监狱农场前是什么样的情形了。他对那些时光的记忆就像是一幢房子,里面已经无人居住,而且里面的家具也都烂光了。可是今晚却仿佛有灯火燃起,照亮了所有那些死沉沉的阴暗房间。而这正是从他看见提科·菲奥背着他那把绚丽的吉他穿过暮色走来时开始的。直到那一刻为止,他一点都不觉得孤单寂寞。现在,意识到了他的孤单之后,他觉得自己又活了。他本不想再活起来的。活着就会记起那鱼儿游弋的棕色河流,想起阳光在一位女士的头发上闪耀。
谢弗先生垂下了头。闪烁的星光使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
睡房通常是个沉闷的所在,一股子男人陈腐的气味,两个光秃秃的电灯泡照出一片赤裸裸的凄凉惨景。可是随着提科·菲奥的到来,竟仿佛热带的暖意降临了这个冰冷的房间,因为当谢弗先生从他的观星活动中返回睡房后,他迎头碰上的是一番狂野而又艳丽的景象。盘腿坐在一张铁床上,提科·菲奥正用他那细长翻飞的手指拨弄着琴弦,唱着一首听起来活像是银币叮当般欢快的歌曲。虽然歌词是西班牙语,有些人仍旧试着跟着唱,而佩克·安科斯和古柏竟然在一起跳舞。查利和温克也在跳,不过各跳各的。听到大家欢声笑语,那感觉真好。当提科·菲奥终于把吉他往旁边一放的时候,谢弗先生也跟大家一起向他道贺。
“你真是配有这么把漂亮吉他,”他道。
“是把钻石吉他呢,”提科·菲奥道,用手抚过那俗艳的水钻。“我原来有把镶红宝石的,可那把被偷了。在哈瓦那,我姐姐在一家,你们怎么说,制造吉他的厂里干活;我就是这么着有了这把吉他。”
谢弗先生问他是不是有好多姐姐妹妹,提科·菲奥咧嘴一笑,伸出四根手指。然后,他那双湛蓝的眼睛贪婪地眯缝起来,道,“求你啦,先生,你送个玩偶给我的两个小妹妹好不好?”
第二天傍晚,谢弗先生给他拿来了好几个玩偶。打那以后,他就成了提科·菲奥最好的朋友,两人从此形影不离。两人无时无刻不相互惦记着对方。
提科·菲奥年方十八,已经在加勒比海上的一艘货船上干过两年。小时候他上过修女开办的学校,脖子上戴一个金十字架。他还有串念珠。这串念珠他包在一条绿色的丝质围巾里,围巾里还包着他另外的三样珍宝:一瓶“巴黎之夜”的古龙香水、一面手镜和一张兰德·麦克纳利的世界地图。这些珍宝和那把吉他就是他仅有的财物,他决不许任何人碰它们一下。也许他最宝贝的还是他的地图。晚上熄灯之前,他会摇晃着他的地图指给谢弗先生看他都去过哪些地方——加尔维斯顿,迈阿密,新奥尔良,墨比尔,古巴,海地,牙买加,波多黎各,维尔京群岛——还有他一心想去的那些地方。他几乎想去任何地方,尤其是马德里,尤其是北极。这既让谢弗先生感到入迷,又让他觉得害怕。一想到提科·菲奥在大海上飘荡,在他遥不可及的地方,他就黯然神伤。他有时候自我保护地看着他的朋友,暗想,“你不过是个懒散的梦想家罢了。”
提科·菲奥也确实是个懒家伙。过了那第一天晚上之后,哪怕是弹他的吉他也要人反复催促。破晓时分,当看守来叫醒大家的时候——叫醒大家的方式就是拿着把锤子砰砰地敲那个炉子——提科·菲奥就会像个孩子般喃喃抱怨。有时候他就装病,一边呻吟一边抚摸着自己的肚子;可他从来都没办法靠这个逃脱劳动,因为头儿仍旧会命他跟大家一起出去干活。活儿确实辛苦,要在冰冻的黏土上挖掘,或者运送装满碎石的麻袋。看守总是冲着提科·菲奥大呼小叫的,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想靠在什么东西上逃避劳动。
每天中午,分发饭盒的时候,两个朋友总是坐在一起。谢弗先生的饭盒里有些稀罕玩意儿,因为他有钱从镇上买到苹果和糖块。他喜欢把这些东西送给他的朋友,因为他的朋友太喜欢这些小奢侈品了,而且他又想,“你还在长个儿呢;真正长大成人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提科·菲奥。因为他们嫉妒,或者出于更加微妙的原因,有些人还在传他的丑事。提科·菲奥本人看似毫无觉察。当大家聚拢在他身旁,他弹着吉他唱着歌时,你能看出来他觉得自己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大部分人也确实爱他;他们一心等着、指望着晚饭后和熄灯前的那个钟头。“提科,弹弹你的吉他,”他们会说。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事后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更深的哀愁。睡眠就像只长脚大野兔一样跳离他们而去,他们的眼睛只能满怀思虑地逗留在炉栅后面劈啪作响的炉火上。谢弗先生是唯一能理解他们这种纷乱思绪的人,因为他也深有同感。正是他的朋友使那鱼儿游弋的棕色河流和头发上闪耀着阳光的女士们重新复活了。
不久,提科·菲奥就拥有了睡在炉火旁、紧挨着谢弗先生的荣幸。谢弗先生其实一直都知道他这位朋友是个可怕的大话王。他在提科·菲奥讲的冒险、征服以及与名人邂逅的故事当中听的并非是事实,他不过当它们是纯粹的故事听来取乐,就像你阅读报章杂志似的,只要在黑暗中听着他朋友那热带的声音,就能让他感到温暖。
除了他们的肉体并没有结合或者说他们并不想结合之外,虽说这样的事情在农场里也并非没有,他们就像是一对情人一样。一年四季当中,春天是最摧枯拉朽的:幼芽从大地曾经冰冻的硬壳里蹿出来,嫩小的绿叶在行将枯死的枝条上爆出来,令人昏昏欲睡的春风拂过所有新生的绿色。对于谢弗先生也是一样,那是一种突破,是已经僵硬的肌肉重新变得柔韧起来。
时值一月下旬。两位朋友坐在睡房的台阶上,每人手里一根香烟。又瘦又黄的月亮就像一块柠檬皮弯弯地挂在他们头上,月光下,地面上缕缕的白霜就像银色的蜗牛涎迹一样泛着光。已经有好多天了,提科·菲奥一直龟缩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像个等在暗处的强盗一样默不作声。跟他说话也没用,“提科,弹弹你的吉他。”他只会用他那如麻醉了般毫无表情的安详目光看着你。
“讲个故事吧,”谢弗先生道,当他无法接近他朋友的时候他会感觉非常焦虑和无助。“讲讲你是什么时候去过迈阿密的赛马场的。”
“我根本就没去过什么赛马场,”提科·菲奥道,也就等于承认了他信口胡吹的最大谎言,说是有几百美金的输赢,而且还跟平·克劳斯贝有过一面之缘。看来他根本也不在乎了。他取出一把梳子,不高兴地梳了梳头发。几天前这把梳子还曾引发过一场激烈的口角。有个犯人叫温克的,宣称提科·菲奥这把梳子是偷的他的,被控的一方则以朝他脸上啐了口唾沫作为回答。两个人扭打起来,直到谢弗先生和另外一个人把他们俩分开为止。“是我的梳子。你告诉他!”提科·菲奥要求谢弗先生道。可谢弗先生竟然以平静而又坚决的态度说不是他的——这个回答似乎把大家都挫败了。“哈,”温克道,“要是他这么想要,看在基督的分上,让这个狗娘养的留着得了。”事后,提科·菲奥曾困惑不解、很没把握地说,“我还以为你是我的朋友呢。”“我是,”谢弗先生暗自想道,不过他什么都没说。
“我根本就没去过什么赛马场,还有我说的那个什么寡妇,也都不是真的。”他猛吸了一口香烟,烟头烧得火红,面带思索的表情看了谢弗先生一眼。“我说,你有钱吗,先生?”
“可能有二十块,”谢弗先生迟疑地道,担心他为什么问他这个。
“可不算多,二十块钱,”提科道,不过并没有失望。“没关系,咱们自己努力想办法。在墨比尔我有个朋友弗里德里科。他会把咱们送上一条船。不会有什么麻烦的,”听他那语气仿佛是在说天气已经转冷了一样。
谢弗先生的胸口猛地一紧;他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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