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放学后，我曾经常去瓦尔哈拉杂货店干活儿。店主是我叔父埃德·马歇尔先生。我叫他马歇尔先生，是因为所有的人，包括他妻子都叫他马歇尔先生。不过他倒真是个好人。
这家杂货店也许是老派的，不过又大又暗又阴凉：到了夏天，整个镇上都没有比这儿更凉快的地方了。一进门的左手边是烟草和杂志柜台，马歇尔先生就整天端坐在柜台后头：四方脸、红脸膛的矮胖子，留着一圈威武的白胡髭。柜台旁边就立着那个漂亮的冷饮柜。这可是个老古董了，是用发黄的上好大理石精制而成，摸上去非常光滑，又没有一丝廉价釉质的痕迹。马歇尔先生是一九一〇年在新奥尔良的一次拍卖会上买到的，为此他很是自豪。当你坐在那些精致的高脚凳上，朝冷饮柜那边望去的时候，你都能看到柜身上模糊地映出你的影子来，就像是在烛光底下望着一排古典的桃花心木框的镜子一样。一般的货物都摆放在古董式样的玻璃门橱子里，全都用黄铜的钥匙锁着。空气里总是有一股子糖浆、肉豆蔻和其他美味的气味。
瓦尔哈拉一直都是瓦查塔县的聚会之地，直到一个叫鲁弗斯·麦克弗森的人来到镇上，在镇政府广场正对面开了第二家杂货店为止。这个老鲁弗斯·麦克弗森是个恶棍；意思就是说，他把我叔父的生意给抢了。他在店里装了些奇巧的设施，像是电扇和彩灯之类的玩意儿；他还提供泊车服务，售卖烤乳酪三明治。这么一来，虽说还有些老主顾继续效忠于马歇尔先生，大部分居民自然都抵挡不了鲁弗斯·麦克弗森的诱惑啦。
一开始，马歇尔先生决定就当他不存在：你要是提到麦克弗森的名字，他就会轻蔑地哼哧一声，捋捋胡髭，故意把目光转向别处。不过你看得出来他很生气。而且越来越气。后来，在将近十月中旬的某一天，我逛荡进瓦尔哈拉的时候发现他坐在冷饮柜旁边，跟哈默拉比一起边喝酒边玩起了多米诺骨牌。
哈默拉比是个埃及人，干的是牙医的行当，可是没多少人找他看牙，因为这一带的人牙齿都异乎寻常地结实，这是得益于水里的某种成分的关系。他把大把的时间都消磨在瓦尔哈拉杂货店里，是我叔父的铁哥儿们。他是个挺英俊的男人，这个哈默拉比，黑黑的皮肤，将近有七英尺高；镇上的主妇们都把自家的闺女牢牢地锁起来，自己则色迷迷地盯着他。他讲话一点都不带外国口音，我一直都觉得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埃及人，就跟他不是月亮上的人一样。
反正，他们俩就坐在那儿从一个一加仑装的酒瓶子里痛饮着意大利葡萄酒。这可是个出了岔子的信号，因为马歇尔先生是出了名的滴酒不沾。于是我也就很自然地琢磨道：哦，老天爷，鲁弗斯·麦克弗森可终于把他给惹火了。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来，孩子，”马歇尔先生道，“过来喝一杯。”
“就是呀，”哈默拉比道，“帮我们把它给喝完。这可是铺子里现买的，可不能浪费喽。”
喝了好半天，酒瓶子终于喝干以后，马歇尔先生抓起酒瓶，说，“现在咱们可要等着瞧啦！”然后拿着那瓶子，大下午的就走出去不见了。
“他干吗去了？”我问。
“啊，”他就说了这么一个字。他专喜欢作弄我。
半小时以后我叔父才回来。他弯腰曲背，被抱在怀里的东西压得直哼哼。他把那个酒瓶子放到冷饮柜顶上，退后一步，笑嘻嘻地搓着手。“说说，你觉得怎么样？”
“啊，”哈默拉比还是只咕噜出这么一个字。
“老天……”我忍不住道。
还是那个装葡萄酒的酒瓶子，上帝知道，可是有了个惊人的不同；因为从瓶底一直到瓶嘴，全都塞满了五分一角的钢镚儿，透过厚厚的瓶玻璃模糊地闪着光。
“漂亮吧，呃？”我叔父道。“我是在第一国民银行里把它给装满了的。瓶口塞不进比五分更大的钢镚儿。不过告诉你吧，这里面还真装了不老少钱呢。”
“可这是要干吗呢，马歇尔先生？”我说。“我是说，你想拿它来干吗呢？”
马歇尔先生更加笑逐颜开了。“你可以说，这就是个聚宝瓶……”
“它就在那彩虹的尽头，”哈默拉比插嘴道。
“……想拿它来干吗？问得好，我想让大家猜猜这瓶子里到底有多少钱。就比方说吧，只要你买了价值两毛五的东西——你就有机会猜上一猜。你买得越多，机会也就越多。我要把所有猜测的结果都记在一个账本上，一直等到圣诞前夜，看看谁猜的结果最接近正确的数目，谁就可以把这一整瓶子的家当全都拿走。”
哈默拉比一本正经地点着头。“他是在扮演圣诞老人呢——一肚子花花肠子的圣诞老人，”他道。“我这就回家去写一本书，叫《施巧计谋害鲁弗斯·麦克弗森》。”说实话，他确实时不时地写几篇短篇小说，往各家报刊投稿，不过总是被退回来。
瓦查塔县的居民对待这个瓶子的态度非常惊人，真像是个奇迹。这么说吧，自从塔利站长那个可怜的人彻底发了疯病，到处嚷嚷说在车站的后头发现了石油，惹得那帮四处打野猫井的矿探子挤满了我们这个小镇以来，瓦尔哈拉杂货店还从没做成过这么多的生意。就连那些整天泡在台球房里，把每一分小钱都拿来买威士忌的混混，还有女人们，也都把零用钱用来买奶昔了。有几位上了年纪的太太公开表示不赞成马歇尔先生的买卖，说那是在变相赌博，不过她们也并没有招惹什么麻烦，有几位甚至找机会亲临杂货店，自己也猜了一猜。学生们对这整个一套玩意儿完全着了迷，我也连带着炙手可热起来，因为他们都以为我知道确切的数目。
“我来告诉你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哈默拉比道，点上一根他特意从纽约的一个商号函购来的埃及香烟。“并不是你想象的原因；不，并不是你所想的贪婪。不。让人欲罢不能的是其中蕴含的神秘。现在你眼看着这些五分一毛的钢镚儿，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啊，这么多的钱！不，不。你想的是：啊，到底有多少钱？这确实是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对不同的人来说会有不同的答案。明白啦？”
而且，老天爷，鲁弗斯·麦克弗森真是气疯了！但凡是做生意的，圣诞期间的收入可是要占你全年利润的一大块呢。所以他也想仿造一个瓶子；可他又是个小气鬼，瓶子里塞的都是一分的钢镚儿。他还给《旗帜报》——我们当地的周报的主编写了封信，信上说马歇尔先生真该被“涂上焦油、粘上羽毛、活活吊死，因为他把我们天真无邪的小孩子都变成了贪心不足的赌徒，正把他们往地狱的道上送！”你可以想象他成了个多大的笑柄。大家一提起麦克弗森来，没有一个不奚落嘲笑他的。于是，等到了十二月中旬，他就只能站在他店铺外头的人行道上，恨恨地盯着广场对面的热闹场面干瞪眼了。
“苹果佬”和他妹妹第一次露面也大约就在这个时候。
他是个外乡人。至少没人想得起之前曾见过他。他说他住在印第安溪流一英里外的一个农场上；告诉我们他母亲的体重只有七十四磅，说他还有个哥哥，只要出五毛钱他哥哥就会在人家的婚礼上拉小提琴。他声称“苹果佬”是他唯一的名姓，说他有十二岁了。可是他妹妹米迪说他只有八岁。他一头深黄色的直发，一张饱经风霜，黑乎乎、紧绷绷的小脸儿，一双焦虑不安的绿眼睛，带有很聪明很机敏的眼神。他身材矮小瘦弱，很容易激动；他还总是穿着同一套行头：红色毛线衫，蓝色工装裤，脚蹬一双成人尺码的靴子，每走一步都踢踏踢踏作响。
他第一次来到瓦尔哈拉的时候正在下雨；他的头发紧贴在脑袋上就像顶帽子一样，他的大靴子上凝结着一大块一大块在乡村道路上粘上的红泥巴。他就像个牛仔一样大摇大摆地走到冷饮柜前，米迪紧随其后，而我正在那儿擦拭几个玻璃杯。
“我听说你们弄了个瓶子装满了钱预备给人，”他说，坦率地直视着我的眼睛。“既然你们大家真预备给人，要是能给我们那敢情多好。我叫苹果佬，这是我妹妹，叫米迪。”
米迪是个愁眉不展的孩子。比他哥哥要高不少，也更老相：活像根豆秆儿一样细长。一头亚麻色的头发剪得很短，一张苍白的可怜兮兮的小脸。她穿一条褪色的棉布裙子，裙摆高吊在瘦骨嶙峋的膝盖上。她的牙齿有毛病，为了掩饰这一点，她的嘴唇老像个老太太一样古板地瘪着。
“不好意思，”我说，“不过你得找马歇尔先生商量去。”
他确实这么做了。我能听到我叔父跟他解释要想赢得那一瓶子钱他得怎么做。苹果佬用心地听着，时不时点点头。不一会儿他又回来站在那瓶子面前，用手轻轻地触摸着它，说，“它真漂亮，是吧米迪？”
米迪道，“他们打算给咱们吗？”
“没这么容易。你必须得猜出里面总共装了多少钱。而你得买够价值两毛五的东西才有猜一次的机会。”
“唉，咱们可没有两毛五分钱。你指望咱们去哪儿弄这两毛五呢？”
苹果佬皱着眉头，搔着自己的下巴颏。“这还是容易的部分，就交给我去办。唯一麻烦的是：我不能只是靠运气瞎猜这么一把……我非得知道才行。”
几天以后，他们俩又出现了。苹果佬爬上冷饮柜前的一个高脚凳，大胆地要了两杯水，一杯自己喝，一杯给米迪。这次他讲了些他家族的情况：“……我们还有个大老爹，是我妈的爸爸，他是个阿卡迪亚人，就因为这个，他的英语讲得很不好。我哥哥，那个拉小提琴的哥哥，进过三回监狱……就是因为他，我们不得不收拾起铺盖卷离开了路易斯安那。他为了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女人，在跟人打架时用剃刀把人拉成了重伤。那女人长着一头黄头发。”
一直在他背后徘徊的米迪紧张地说，“你不应该把咱们家的私事就这么抖搂出来。”
“别多嘴，米迪，”他说，她也就听话地不再吱声了。“她是个很好的小姑娘，”他加了一句，转身拍了拍她的脑袋，“可你不能让她这么平白地多嘴。你去看看那些图画书吧，亲爱的，也别再为你的牙齿发愁了。苹果佬得在这儿好好算计算计。”
好好算计算计的意思就是死盯着那个瓶子不放，就像两只眼睛要把它给吞下去似的。他一手托腮，研究了好半天，连眼皮都没眨过一回。“路易斯安那的一位女士曾经告诉过我，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我生下来的时候脑袋上顶着一块胎膜。”
“你根本就不可能看出来里面到底有多少钱，”我跟他说。“干吗不随便想一个数字，没准儿就碰对了呢。”
“哦，哦，”他说，“太他妈冒险了。我可不能就这么撞大运。我算计的办法就只能有一样是准确无误的，那就是把每个五分一毛的钢镚儿都数清楚。”
“数清楚！”
“数什么呀？”哈默拉比问，他刚逛进店里来，正打算在冷饮柜旁就座。
“这孩子说他要数数瓶子里到底有多少钱，”我解释道。
哈默拉比很有兴趣地看着苹果佬。“你打算怎么数呢，孩子？”
“哦，就一个个数呗，”苹果佬就事论事地道。
哈默拉比笑了。“我只能说，你最好有一双x光的眼睛了，孩子。”
“哦，不。你只需要生下来的时候脑袋上顶着块胎膜就行。路易斯安那的一位女士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她可是个女巫；她很喜欢我，她见我妈不肯把我送给她，就给她施了个妖法，所以一直到现在我妈的体重都超不过七十四磅。”
“很——有——意——思，”哈默拉比怪异地看了苹果佬一眼，就评价了这么一句。
米迪溜达过来，紧攥着一本《银幕秘闻》。她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对苹果佬说：“她难道不是最好看的女士吗？你看看呀，苹果佬，你看到她的牙齿有多漂亮了吗？没有一颗不整整齐齐的。”
“好了，你就甭发愁了，”他说。
兄妹俩离开之后，哈默拉比要了杯橘子汽水，一边抽烟一边慢慢地呷着。“你觉得那孩子是不是脑袋有点问题啊？”过了一会儿他语带困惑地问。
我觉得在小镇上过圣诞是最有意思的了。小镇能更快地感染到节日的气氛，而且能在节日魔力的影响下迅速改变、活跃起来。刚到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家家户户的门上已经都装饰好了花环，店铺的橱窗里都闪烁着红纸剪出来的铃铛和亮晶晶的云母片做的雪花。孩子们都到森林里去远足，拖着拽着散发着馨香的冬青树回来。主妇们已经开始忙着烘烤水果蛋糕，为一罐罐密封保存的百果馅儿启封，打开一瓶瓶的黑莓和斯卡珀农葡萄酒。镇政府广场上已经竖立起一棵巨大的圣诞树，树上点缀着银色的锡箔饰物和彩色灯泡，太阳一落山就亮起来。黄昏时分，你能听到长老会教堂的唱诗班正在为一年一度的庆典排练圣诞颂歌。整个镇上到处都是盛放的山茶花。
唯一一个像是一丁点儿都没受到这种暖人心房的气氛影响的就是苹果佬。他继续持之以恒、耐心细致地进行着他宣称的工作：数瓶子里的钱。现在他每天都会跑到瓦尔哈拉来，全神贯注在那个瓶子上头，皱着眉头，喃喃自语。起先大家都被他吸引住了，不过没过多久也就腻味了，不管怎么样再也没有一个人肯费心去注意他了。他从来不买任何东西，显然是一直都没能筹到那两毛五分钱。有时候他会跟哈默拉比说上几句话，哈默拉比对他产生了一种温柔的兴趣，时不时地会请他吃块硬糖或是一分钱的甘草糖。
“你还认为他是个疯子吗？”我问。
“我拿不大准了，”哈默拉比道。“不过我会告诉你的。他根本就吃不饱。我要带他到彩虹咖啡馆里给他买一盘烤肉吃。”
“你还不如给他两毛五呢，他肯定会更感激你的。”
“不。他真正需要的是一盘烤肉。再说了，要是他永远都没机会猜一次，那只有更好。一个像他那么敏感的孩子，实在太不寻常了。他要是有个什么闪失，我可不想把账揽到我头上来。唉，那该有多可怜哪。”
我得老实承认，那个时候苹果佬只让我觉得滑稽。马歇尔先生为他感到难受，孩子们都想逗弄他玩儿，可是他不理不睬的，他们也就不得不放弃了。他就像是光天化日一样清楚明白地坐在冷饮柜前，眉头紧皱，不错眼地永远盯着那个瓶子。可同时他又显得那么离群超然，有时候你禁不住都会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觉得他，呃，就可能并不存在似的。可是等你这种感觉越来越浓的时候，他又会醒过神来，冒出句这样的话来：“你知道，我希望里面会有一枚一九一三年水牛图案的五分钱钢蹦儿。有个伙计告诉我他在哪儿看到过，一枚一九一三年水牛图案的五分钱钢蹦儿值到了五十块钱。”或者：“米迪会成为电影界里的大明星的。演电影的明星可是会赚大钱的，到了那时，我们这辈子就再也不用吃一片甘蓝菜叶子了。只不过米迪说除非她有一口好牙，否则就根本演不了电影。”
米迪并不总是跟她哥哥黏在一块儿。碰到她不跟他一起来的情况，苹果佬就有些不自在；他就会表现得挺腼腆，早早地就离开了。
哈默拉比信守了诺言，请他去咖啡馆吃了盘烤肉。“哈默拉比先生人很好，这是事实，”苹果佬事后说，“可他有些想入非非的念头：他认为他要是住在那个叫做埃及的地方，他就会是个国王或者类似的人物。”
而哈默拉比则说，“那孩子拥有最为动人的信念。这真是件美丽的事儿。可是我已经开始厌恶这整桩生意了。”他朝那个瓶子做了个手势。“让任何人怀抱这样的希望都是件残忍的事，我参与策划了这件事真他妈后悔死了。”
在瓦尔哈拉杂货店周围，最流行的消遣就是决定如果你赢了那一瓶子钱你会拿它来干吗。参加这一游戏的有：所罗门·卡茨、菲比·琼斯、卡尔·库恩哈特、普利·西蒙斯、艾迪·福克斯克罗夫特、马尔文·芬克尔、楚迪·爱德华兹，还有一个黑人名叫厄斯金·华盛顿。以下就是其中的部分答案：去趟伯明翰把头发给电烫了，买台二手的钢琴，买一匹设得兰小马，买一只金手镯，买一整套《流浪少年》丛书以及保一个寿险。
有一次马歇尔先生问苹果佬他会用来干吗。“这是个秘密，”他这么回答，不论你怎么打听他都守口如瓶。我们都很自然地认为，不论他到底想用来干吗，他反正是极度渴望能得到它。
照常规来说，真正的冬天要直到一月下旬才会来到我们这一带地区，就算到了那时也会比较温和，只持续很短的时间。可是在我写到的那一年，圣诞节前一个礼拜我们就有幸遇到了一个严寒的时期。直到现在有人还会说起它，因为实在冷得可怕：水管子结结实实地上了冻；很多人不得不大白天都窝在床上，蜷缩在好几层被子底下，因为没有给壁炉预备下充足的柴火；天空变成了一种奇怪的暗灰色，就像是暴风雨即将到来时的样子，大太阳则苍白得活像一弯蛾眉月。还刮着刺骨的寒风：树上干枯的秋叶落在结冰的地面上，镇政府广场那棵冬青树上的圣诞节彩饰被接连刮掉了两回。你呼吸的时候，呼出来的气息都凝成了白色的烟云。在丝绸厂那一带贫民聚居的地方，各家各户一到晚上都聚集在一起，靠讲故事来暂时忘却严寒。乡下的农民用黄麻袋把他们娇嫩的庄稼都盖起来，不断地祈祷；有些人家则利用天冷的机会把猪都宰了，做成新鲜的香肠拿到镇上来卖。我们镇上著名的酒鬼r·c·贾金斯先生自己套上一身红粗布衣服，在廉价小商品杂货铺门前扮起了圣诞老人。r·c·贾金斯先生子女众多，所以每个人都很高兴看到他能清醒过来挣上那么一块钱。教堂里组织了几次社交聚会，在其中的一次上马歇尔先生面对面碰到了鲁弗斯·麦克弗森：两个人破口谩骂，却并没有互挥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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