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会溜冰。我会滑雪。我会倒着读书。我会滑滑板。我可以用一支38左轮手枪击中一个扔在半空中的废罐头瓶。我曾经以每小时170英里的速度驾驶过一辆玛莎拉蒂（黎明无人的时候，在宽阔的得克萨斯公路上）。我会做弗斯滕伯格奶蛋酥（这可是绝活：要把奶酪和菠菜调和在一起，还要把六个荷包蛋放到面粉牛奶和成的面糊里；这道菜的绝妙之处就在于上菜的时候，奶蛋酥里的蛋黄很软，而且还是稀的）。我会跳踢踏舞。我可以每分钟打六十个单词。
问：那你有什么做不了的呢？
答：我不会背字母表，至少是背得不准确，或者不能从头到尾背下来（更不用说是在昏昏欲睡的情况下；这个障碍令好几个精神治疗医生都感兴趣）。我在数学方面也是个低能儿——我会加法，多少会一点儿，可是我不会减法，我第一年学代数考了三次都没通过，哪怕我有私人家教可以帮我。我可以不戴眼镜阅读，但是不能不戴眼镜开车。我不会说意大利语，尽管我前前后后在意大利居住了有九年的时间。我不会有准备的演讲——非得是即兴的才行，“即兴发挥。”
问：你有“座右铭”吗？
答：算有吧。我上学的时候把它写在日记本上：我渴望。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选这几个词；很奇怪，我喜欢这种歧义——我是渴望上天堂呢，还是下地狱呢？管他呢，不可否认，这句话听上去有一种高贵的音调。
去年冬天，我在门多西诺附近的一座海边公墓里闲逛——门多西诺是新英格兰的一个村庄，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偏远地区，那里环境艰苦，水温太凉，不能游泳，连鲸鱼都绕道而行。公墓不大，但很可爱，海水般灰绿色的墓碑上镌刻的日期大都十九世纪的；几乎所有的墓碑都有某种形式的碑文，透露着墓中之人的哲学。有个写的是：b无可奉告/b。
于是我开始思索，我的墓碑上会镌刻什么碑文呢——不过我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墓碑，因为两个很有才华的算命人——一个是海地人，另一个是意大利革命分子，现住莫斯科——告诉我说，我会葬身大海，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突发事件还是因为心甘情愿（就像那个哈特·克雷恩）。反正，我想到的第一个碑文是：b明知不可为而为之/b。而后，我又想出了一句远比这更有个性的。那是一句借口，用来解释我做出的几乎每一个承诺：b我想要脱身的，可是我做不到/b。
问：前一阵子，你完成了作为电影演员的处子秀（在《怪宴》里），然后呢？
答：我不是什么演员；我也不想成为演员。我去拍电影纯属好玩儿；我觉得这件事会挺有意思，事实上乐趣确实是有的，多少有一些，但这工作也很辛苦：早上六点起床，从来没有在晚上七八点之前离开过摄影棚。大多数情况下，评论家给我的是些令人作呕的评价。但是我早有预料；所有人都预料到了——你可以说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实际上，我已经尽力了。
问：你如何应对“名人的烦恼”？
答：这没有太让我烦心，作为名人，你在一些陌生的场所想要兑换支票的话，这一点还是挺有用的。还有，偶尔还会有些有趣的效果。譬如说，一天晚上，我和朋友们坐在喧闹的基韦斯特酒吧桌前。在附近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个微醺的女人和她烂醉的丈夫。这时，那个女的走到我跟前，让我在纸巾上给她签名。这下子似乎是惹恼了她的丈夫；他踉踉跄跄地走到桌前，解开裤子，掏出他的那玩意儿，说道：“你不是要签名吗，你怎么不在这上面签呢？”坐在我们周围餐桌上的人都变得沉寂了，而后很多人听到了我的回应，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在它上面签名，不过或许我可以签上我名字的首字母。”
通常，我都不介意给人签名。但有一件事会让我为难：每个成年人只要是在餐馆里或是在飞机上问我要签名，都会小心翼翼地说，他要这个签名，是送给他的妻子或是女儿或是女朋友的，但从来，从来都不是自己索要的。
我有个朋友，我经常和他在城市的街头散步，一直走到很远。经常，有些行人会从我们身边经过，迟疑一阵，又皱起眉头，挤出一丝“是还是不是”的疑惑，然后停下来问我，“您是杜鲁门·卡波蒂吗？”我就回答说，“是啊，我就是杜鲁门·卡波蒂。”而我的朋友会沉下脸来，推搡着我，大声说道，“天啊，乔治——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这么做啊？有一天你会惹上大麻烦的！”
问：你认为谈话是一门艺术吗？
答：是的，一门濒临灭绝的艺术。大多数善于谈话的著名人物——塞缪尔·约翰逊、奥斯卡·王尔德、惠斯勒、让·科克多、阿斯特夫人、丘娜德夫人、爱丽丝·罗斯福·朗沃思——都是善于独白，而非善于谈话。谈话是对话，不是独白。这就是为何精彩的谈话这么少：由于缺少这样的人，两名富有智慧的谈话家几乎很难会面。刚才列的名单当中，我本人认识的是科克多和朗沃思夫人。（关于她呢，我收回刚才说的话——她并非一个独白演员；她能够与你共同呼吸。）
跟我交谈过的人当中，最善于谈话的人要属戈尔·维达尔了（如果他不是在温文尔雅地拿你打趣的话，当然有时也不那么温文尔雅），塞西尔·比顿（毫不奇怪的是，此人几乎完全以视觉图像表达自我——有些非常漂亮而有些则邪恶得离谱）。故去的丹麦天才布里克森男爵夫人以伊萨克·迪内森为笔名写作，尽管她容颜老去，却享誉盛名，在勾引男人方面，她善于言谈，名副其实。啊，她真是够吸引人的，她坐在她那座位于一个丹麦海滨村庄的漂亮房子里，坐在炉火旁，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银色烟蒂的黑香烟，一口接一口地喝着香槟，冷却她那活跃的舌头，引诱着你从这个主题跳到那个主题——她在非洲务农多年（她的自传文学《走出非洲》是本世纪最好的书籍之一，你要是还没有机会去读一读，那一定要拜读一番），纳粹势力占领下的丹麦人的生活（“他们喜欢我。我们争论了起来，但他们并不在意我的话；他们不在意任何女人的话——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男权社会。除此以外，他们也不知道我把犹太人藏在我的地窖里，跟冬季的苹果和装香槟酒的箱子藏一起。”）
就说说此刻从我脑海中跳出的头几个名字吧，我可以打高分的其他几位交谈大师还包括克里斯托弗·伊舍尔伍德（说句客观公道的话，总体上还没人能胜过他），还有像猫一样的科莱特。玛丽莲·梦露呢，但凡她完全放松下来，酒喝得很到位的时候，也挺好玩儿的。带有悲剧色彩的电影编剧哈利·库尼茨也是这样，他是个外表极为平凡朴素的绅士，以驾驭语言的能力征服了各个阶层的人——男人、女人、还有儿童。戴安娜·弗里兰，一个古怪的高级时装界的女掌门人，一度长时间担任《时尚》杂志的编辑，她的谈话就是魅惑，有着美女蛇一般的无限魅力。
我十八岁时碰到了一个人，他的谈话留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或许是因为这个人本身给我的印象难以磨灭吧。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纽约东七十九街上，有个非常惬意的去处，叫做纽约社会图书馆，1942年，我常常整下午整下午地泡在那里，研读一本我打算去写却终究没有写成的书。偶然之间，我看见那里有个女人，像施了法术一样一下子就把我给迷住了——尤其是她的眼睛：蓝色，像北美大草原万里无云的天空那样蔚蓝。但就算她没有这双眼睛，她的容颜也很有意思——下颚很结实，俊朗，略带中性，胡椒粉颜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六十五岁上下。莫非她是个女同性恋？嗯，没错。
一月的一天下午，我从图书馆里出来时，已是黄昏，外面正下着大雪。这个长着蓝眼睛的女人穿着一件剪裁十分得体、配着紫貂皮毛领的黑色大衣，正等在人行道边上。她伸出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来，摆出要拦车的姿势，但是没有计程车要来。她望着我，微笑着说：“你觉得喝一杯热巧克力是不是会好点儿？街角有一家朗香。”
她点了杯热巧克力；我叫了一杯“超”干马提尼酒。她带着几分严肃说：“你到了可以喝酒的年龄了么？”
“我十四岁就开始喝酒了。还有抽烟。”
“你现在看起来也不像是过了十四岁的人啊。”
“我今年九月就满十九岁了。”随后我告诉她一些事情：我是新奥尔良人，我发表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我想当一名作家，写小说。她想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美国作家。“霍桑、亨利·詹姆斯、艾米莉·狄金森……”“不，在世的。”啊，这个嘛，呃，让我想想：对于一个当代作家——或者是未来的作家来说，要坦言对其他作家的崇拜之情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因为存在竞争的因素。最后我说道，“反正不会是海明威——他真是个不老实的家伙，把什么东西都藏着掖着。也不会是托马斯·沃尔夫——他让人作呕；当然，他也不在世了。要说的话，福克纳算一个吧：《八月之光》。还有，呃，菲茨杰拉德也算得上是：《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夜色温柔》。不过我真正喜欢的是薇拉·凯瑟。你读过《我的死敌》没有？”
她并没有显露出特别的表情，只说了句，“实际上呢，那书是我写的。”
我见过薇拉·凯瑟的一些照片——都是很久以前拍的了，大概是在二十年代吧。她比和我一起喝酒的这个人看上去要柔和一些，相貌也更加平庸一些，没有她这般优雅。然而我立刻知道了她就是薇拉·凯瑟，这是我一生中的几次战栗时刻之一。我就像个学生一样一一列举她的作品——我的最爱有：《迷途的女人》、《教授的住宅》、《我的安东妮亚》。倒不是因为作为作家而言，我和她有何相似之处。我也许永远都不会为自己选择她那类题材，或者是去仿效她的风格。这仅仅是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跟福楼拜不相上下。
我们成了朋友；她读我的书，并且总是给出公正而有帮助的评判。她充满惊喜。一方面，她与她一生的挚友刘易斯小姐同住在公园大道上一间宽敞的房子里，房间装修得很迷人——但不知怎的，当你想到凯瑟小姐住在公园大道上的公寓里时，你会觉得这事儿似乎与她从小在内布拉斯加州所受的熏陶不协调，也与她的小说质朴哀婉的特质不协调。其次，她主要的兴趣点并非文学，而是音乐。她经常去听音乐会，她几乎所有的密友都是音乐界的名流，尤其是耶胡迪·梅纽因，还有她的妹妹海普奇巴。
与所有真正健谈的人一样，她十分善于倾听，而轮到她说的时候，她绝不会喋喋不休，而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有一次她对我说，我对于批评太过敏感。而实际情况是，面对带有蔑视的批评意见，她比我更加敏感；旁人对她的作品所作的任何贬低性评论都会令她情绪低落。我把这点跟她指出的时候，她说：“没错，可是难道我们不正是总从别人身上找出我们自己的缺陷，然后因此对他们加以苛责吗？我是个活生生的人，我也有致命的弱点，这一点毫无疑问。”
问：你有没有什么喜欢观看的运动？
答：焰火。五彩斑斓的图案在夜空闪耀，转瞬即逝。我所见过最精彩的焰火表演是在日本——这些日本的高手可以在空中变出火一般的生灵：蜿蜒的巨龙，炸开的小猫，异教圣人的容貌。而意大利人，尤其是威尼斯人，也能够在大运河上空创造杰作。
问：你有没有许多性幻想？
答：我一旦有性幻想，通常都会努力将其转化为现实——有些会成功。不过，我的确经常发现我自己会飘移到意淫的白日梦当中，并且保持这个状态：白日梦。
我记得有一次和已故的e·m·福斯特聊到过这个话题，他是我心目中本世纪最好的英国小说家。他说他在上学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性的念头。他说：“我以为等我长大一点了，这种狂热就会降温，甚至是离我而去。可是情况并非如此；在我二十到三十岁的时候，它继续熊熊燃烧着，然后我又想：那好，等我四十岁的时候，我就可以从这种折磨、这种不断追求完美爱情对象的痛苦中解脱了吧，可是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我过了四十岁后的整整十年，肉欲依然总是潜伏在我的心头。然后我又到了五十岁，到了六十岁，没有任何改观：有关性的画面持续在我脑海中回旋，就像是坐在旋转木马上的人影。如今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依然是我性幻想的囚徒。我就黏上它了，可到了这把年纪，我已经不能在这事儿上面整出什么动静了。”
问：你有没有想过自杀呢？
答：当然咯。也许除乡巴佬没想过外，每个人都想过吧。就在备受尊敬的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自杀后不久——这个人我很了解——他的一本传记就出版了，让我感到沮丧的是，作者引用他的话说：“哦，没错，我总是想着自杀。我知道许多人确定会自杀。譬如说杜鲁门·卡波蒂就算是一个。”我无法想象究竟是什么让他得出这番结论。我拜访三岛的时候，氛围总是欢乐与友好的。但三岛是个很敏感，也很相信直觉的人，不是可以随随便便打交道的那种人。但是在这件事儿上，我觉得他的直觉可不准确；我绝对没有那番勇气去做他做过的事情（他让一个朋友拿刀砍去他的头颅）。总而言之，就像我此前说过的，大多数人选择了结自己的性命，其实是因为他们想去结果他人的性命——拈花惹草的丈夫，红杏出墙的爱人，背信弃义的朋友——但是他们没有那份胆量去这么做，于是就反过来选择自杀了。我可不是这种人；如果有人把我逼到上面所说的份上，那他会发现，步枪的枪口正对着的是他自己。
问：你相信上帝吗，或者说，某种高高在上的力量？
答：我相信有来世。换句话说，我赞同灵魂转世的说法。
问：那你自己如果有来世的话，你想怎么个转世法？
答：重新投胎做一只鸟吧——最好是一只秃鹫。秃鹫不必受困于自己的长相如何，或是欺瞒与取悦他人的本事多大；他不必去装腔作势。话说回来，没人会喜欢他；他外表丑陋，遭人厌烦，到处不受待见。但由此带来的种种自由简直无法尽数。而另一方面呢，我也不介意变成一只海龟。他们既可以漫步于陆地，又能够知悉海洋深处的奥秘。还有，他们很长寿，而且他们耷拉着眼皮，在半睁半闭之间积聚着大智慧。
问：如果允许你许个愿的话，你会许什么愿呢？
答：某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终于长大了，不再有忿恨与复仇的心理，也不再有肆意挥霍的幼稚情绪。换句话说，发现自己是个大人了。
我：你还是醒着吗？
我：有些厌倦，但还是醒着。你不睡，我又怎么睡得成？
我：你觉得我写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到目前为止？
我：呃……既然你都问了。我只好说比利·格拉汉姆这个疯子不是唯一一个肚子里装着马粪的人。
我：呸呸呸。你个狗日的贱人！你就只好这一口，没一句好话。
我：嗨，我倒不是说你的话有什么大错特错的。都只是些东扯西拉罢了。鸡毛蒜皮。我的意思是，你并非像对我装出来的那样诚实。
我：我可不是装出来的诚实。我本来就诚实。
我：对不住哈，我不是有意要放屁的。这不是评论，纯属偶然。
我：这是个转移注意力的伎俩。你说我不诚实，把我拿来跟比利·格拉汉姆比，看在上帝的份上，如今你又想推诿逃避。你倒是说说，我到现在为止写的内容哪些不诚实？
我：没什么。小事罢了。就说拍电影那事，纯属好玩儿，对吧？可你是为了票子才拍的——还有就是为了取悦你小丑的一面，他可真让人恼火。摆脱那个家伙吧。他是个怪人。
我：哦，我不知道。他有点不可捉摸，但是我抓住了他的软肋。他是我的一部分——跟你一样。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小事？
我：下一件嘛——嗯，可不是小事。是你回答那个问题：你相信上帝吗？你却闪烁其词，避而不答了。说什么关于来世，灵魂转世，投胎做秃鹫之类的东西。我给你说说新鲜事儿吧，伙计，你不必等到转世以后别人像对秃鹫一样对你了；许多人已经在这么做了。一大群呢。但这还不是你回答中虚伪的部分。事实上，你不想明摆着说你确实是相信上帝的。我听到过你的声音，异常冷静地忏悔那些令狒狒都脸红的事情，可你竟然不肯承认你相信上帝。怎么着，你是怕被人叫做再生派基督徒，耶稣狂？
我：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先前是相信上帝。而之后就不信了。你还记得吗？我们很小的时候，常常和我们的小狗奎尼和老表姐苏克跑到树林去。我们采野花，挖野芦笋。我们捉到蝴蝶，又把它们放生。我们逮到鲈鱼，又把它们扔回小溪。有时候我们发现巨大的毒蘑菇，苏克告诉我们这是小精灵居住的地方，就在这些美丽的毒蘑菇下面。她对我们说，上帝已经安排好了它们住在这里，就像他已经安排好了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一样。好的和坏的。蚂蚁、蚊子、响尾蛇、每一片树叶、天上的太阳、满月和新月、下雨天。我们都相信她说的。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摧毁了这种信仰。首先是教堂，听某个无知的乡巴佬神父信口雌黄，我浑身上下都不自在；接下来就是那些寄宿学校了，他们规定每个可恶的早上都要去做礼拜。还有《圣经》本身——没人会相信它让人们去相信的东西。那些毒蘑菇在哪里？那些月亮在哪里？最终生活——平凡的生活——将任何残留的信仰都带走了。我自己并非是我在生命路途中见到过的最坏的一个人，我差远了，但我也犯下了一些严重的罪孽，其中有些是有意而为的残暴；祈祷这事儿从没有让我有过一丝困扰，我甚至想都没去想。除非是我不得不去想的时候。雨滴开始落下，一场黑压压的暴雨，就这么下个不停。而这时我也开始重新考虑上帝的问题了。
我想起了圣徒于连。想起了福楼拜的作品《圣徒于连的传说》。这部作品是我很久以前，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读的（那时的我在一家离图书馆很远的疗养院），所以此刻我的手头没有这本书。但是我记得（至少我认为情节或多或少就是这么进展的）于连在小的时候，喜欢在树林里游荡，喜欢所有的动物和生灵。他住在一座很大的房子里，他的父母都很宠着他；他们希望他能拥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的父亲给他买了最好的马，最好的弓箭，教他打猎，去猎杀那些他原本无比喜爱的动物。这可不是件什么好事儿，因为于连发现他喜欢杀戮。只有在经过一天血淋淋的杀戮之后，他才会感到快乐。屠杀鸟兽成了一种疯狂的病态，起初羡慕他捕猎射术的邻居们，后来变得讨厌他，畏惧他，因为他嗜血成性。
现在，这个故事的某个部分在我脑海里已经相当模糊了。反正，于连杀了他的父母双亲。是打猎中出的意外？好像是类似的情况吧，真是可怕。他变成了一个社会的弃儿，也变成了一个忏悔者。他光着脚，穿得破破烂烂地浪迹天涯，寻求宽恕。他老了，也病了。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在河边等着一个船夫渡他过河。大概是冥河吧？因为于连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等船的时候，一个长相极为可怕的老人出现了。他是个麻风病人，眼中充满怒火，嘴巴已经溃烂，发出恶臭。于连并不知道，这个模样令人憎恶的老人竟然是上帝。上帝是要考验于连，看看他所经历的这些痛楚是否真的改变了他暴戾的性格。他对于连说他很冷，请求与他共用一条毛毯，于连答应了；然后这个麻风病人让于连抱抱他，于连也答应了；接下来，他提出了一个最后的请求——他请求于连亲吻他染病的、溃烂的嘴唇。于连就这么做了。于是，这个年老的麻风病人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副容光焕发，光彩照人的模样，于连和他一起上了天堂。就这样，于连成了圣徒于连。
而我也在这里淋着雨，雨下得越大，我就越想起于连。我祈祷我也有幸能够将一个麻风病人拥入怀中。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又开始相信上帝了，而且明白了苏克的话没错：旧月和新月，倾泻的大雨，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只要我能够请求上帝帮助我，他一定会答应的。
我：他帮了吗？
我：嗯。而且越帮越大。但是我还不是一个圣人。我酗酒。我吸毒。我是个同性恋。我是个天才。当然，虽说上面这四件不光彩的事儿我全占了，但我依然可以成为一个圣人。但我肯定还不是圣人，肯定还不是。
我：罗马非一日建成嘛。咱们就此打住，合眼睡觉吧。
我：不过我们先祈祷吧。我们先念一段旧日的祷文。就是我们很小的时候经常说的那段，那时我们和苏克还有奎尼挤在一张床上同眠，把一条条被褥堆在身上，因为那屋子又大又冷。
我：我们旧日的祷文？行啊。
我和我：现在我让我自己躺下入睡，我祈求上帝让我保住灵魂。若是醒来之前我已不在人世，我祈求上帝带走我的灵魂。阿门。
我：晚安。
我：晚安。
我：我爱你。
我：我也爱你。
我：你最好爱我。因为归根究底，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彼此了。一个人。直到入土。真是个悲剧啊，对吧？
我：你忘了。我们还有上帝呢。
我：嗯，我们还有上帝。
我：哼……
我：哼……呼……
我和我：哼……呼……哼……
《阿莫斯和安迪》是1951—1953在美国cbs电视台播放的系列剧集，由两名白人演员模仿黑人方言出演。
利多，意大利威尼斯附近一个小岛，为著名的游乐地。
阿斯伯里帕克，美国新泽西州蒙茅斯县的一座城市。
此处原文为法语c’esttout。
作者“杜鲁门·卡波蒂”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