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嘴里一边嚼着牛排，一边嘟囔着。似乎不太想说，然而似乎对此很肯定。“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都讲法语。或者使用我们自创的一种暗语。”
突然，我们楼上的房间透过天花板传来了响声——脚步声，模糊的说话声，就像水从管道中流过的声音。“嘘！”白兰度轻声说，他专注地聆听着，眼睛警觉地向上望。“声音小点儿。他们什么都听得见。”“他们”看起来指的是一同拍片的演员瑞德·巴顿斯和他的妻子，二人同住楼上的套间。“这里全是纸糊的，”他接着说，声音小得不能再小，脸上的表情极为专注，像是个孩子沉溺于一场认真的游戏之中——这种表情部分解释了他的神秘莫测，他那随时留意身后、用暗语打电话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使得你与他的交谈时常会带上某种密谋的色彩，犹如在危险的政治领域中谈论颠覆政权的话题。白兰度一言不发；我也一言未发。巴顿斯夫妇亦是如此——什么都听不见。
在沉默的包围之下，主人找到了一封压在餐盘下的信，一边吃一边念，就像一个绅士边吃早餐边读着报纸。这时，他想起对面还坐着我，便讲述道，“这信是我一个朋友写的，他正在拍一部文献纪录片：詹姆斯·迪恩的一生。他想让我来做旁白。我想我也许会答应吧。”他把信扔到一旁，拿出一个苹果派，将一勺快要融化的香草冰激凌涂在上面，放到了嘴边。“然而也未必。我对有些事情很有热情，不过却只有七分钟的热度。不多不少，七分钟。这是我的极限。我从不知道我早上为什么要起床。”他吃完了手中的派，若有所思地盯着我手上的那份；于是我递给了他。“可我真的是在考虑迪恩这件事儿。会是件大事儿。”
詹姆斯·迪恩曾经是一名青年电影演员，1955年因车祸丧生，在他萤火一般的职业生涯中成为全美国的“迷茫少年”，上升为一个符号，代表那些被误解的飙车小子，总是在生活中遇到些小问题时拔出刀来。去世后，他生前主演的电影《巨人》尚未公映，由于该片拍摄成本高昂，该电影公司的媒体代理们一直寻求解决办法，以求将迪恩的死对该片商业价值所产生的一切不良影响减到最低，于是他们通过大肆“渲染”这场悲剧达到了目的，而且，一个颇为讽刺的结果是，他们还创造了一种具有恋尸倾向的迪恩传奇。尽管白兰度比迪恩大七岁，在演艺事业上地位也更稳固，这两名演员还是在全体影迷的心中被联系到了一起。不少电影评论员在回顾迪恩的首部电影作品《伊甸之东》的时候，都指出他的表演风格与白兰度过于接近，甚至可以说有剽窃之嫌。银幕之外亦是如此。迪恩似乎一直在表达最真诚的恭维；与白兰度一样，他骑着摩托四处驰骋，敲着小手鼓，打扮成痞子形象，时而滔滔不绝地谈论深奥的话题，塑造出一种古怪而多彩的媒体形象，娴熟地将单纯的坏孩子与多愁善感的斯芬克司融为一体。
“不，迪恩绝不算是我的什么朋友，”白兰度在回答一个似乎令他很惊讶的问题时说。“这并不是我有可能同意为影片担任旁白的原因。我都不怎么认识他。而他对我则有种迷恋。我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总是想和我套近乎。他还曾经给我打过电话。”白兰度做了一个听电话的动作，放在耳边，露出偷听者一般诡秘的笑容。“我听着他跟接听服务处打电话，找我接听，给我留言。我就是不说话。我也从未给他回过电话。从没有，我——”
这时，电话真的响了，打断了他的追忆。“您好？”他拿起电话。“请讲。您是从哪里打来的？……马尼拉？……呃，我不认识马尼拉的人啊。跟他们说我不在这儿。从没有，我最后见到迪恩，”他将电话筒挂上，接着说，“是在一次聚会上。他四处游荡，像是个疯子。于是我过去跟他搭讪。我把他带到一旁，问他知不知道自己病了？需不需要帮助？”这段记忆使白兰度的脸上浮现出那种熟悉的表情：一种睿智的怜悯，只是此刻它表现得更加强烈。“他听从了我的建议。他知道他身体有病。我告诉了他一名精神分析师的名字，他也去了。至少他的事业后来有所进展。到了最后，我想他已经开始摸索到他自己的一种表演模式了。而对于迪恩的那种美化其实都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部纪录片会很重要。去向世人展示他并非是个英雄人物；展示他真实的一面——只是一个努力找回自己的迷途男孩。这个片子应当完成，我也想去帮着完成——或许是对我自己罪过的某种救赎。就像拍《飞车党》一样。”他说的是那部奇怪的电影，他在里面饰演一个犯罪团伙的头目，类似法西斯组织里希特勒的形象。“可谁知道呢？我就是七分钟的热度。”
话题从迪恩又转到了其他演员，我问白兰度这些演员当中，哪个是他特别敬佩的。他沉思了一阵；尽管他的嘴唇微微动了几下，似要说出几个名字，但还是考虑再三才真正说出来。我提了几个人——劳伦斯·奥利弗、约翰·吉尔古德、蒙哥马利·克利夫特、钱拉·菲利普、让·路易·巴罗。“有了，”他终于从沉默中醒来，“菲利普是个好演员。巴罗也不错。天啊，那部电影真的很棒——《天堂的孩子》！或许是迄今为止的最佳影片。那是我唯一一次爱上女主角，爱上一个银幕形象。我疯狂迷恋着阿尔莱蒂。”全球的观众对阿尔莱蒂这位巴黎影星久久不能忘怀，她在巴罗家喻户晓的影片中饰演女主角，呈现了女性的风情万种与机智诙谐。“我是说，我真的是爱上她了。我第一次去巴黎时，头一件事就是去见阿尔莱蒂。我去见她，简直就像去参拜圣坛。我的完美女神啊。啊！”他拍了一下桌子。“真是错误，真是幻灭！她很难驾驭。”
女仆过来清理桌面；她随手像妹妹一样拍了拍白兰度的肩膀，这是对他的一种奖励，我猜想，因为他的盘子吃得干干净净，还反着光呢。他再次卧倒在地板上，把一个枕头塞在脑袋下面。“我跟你说啊，”他说，“斯班瑟·特雷西是我喜欢看的那种演员。他演戏的时候会收敛，再收敛——然后突然一步到位，再迅速收回。特雷西、穆尼、加里·格兰特。他们知道自己在干吗。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白兰度做着手势，似乎是希望这些手语可以描述他无法准确表达的内容。“演戏是个细活，”他说。“一种精致腼腆的东西，一位感性的导演会设法把它从你身上诱导出来。而拍电影的过程中，那至关重要的感性一刻会在一场戏的第三次试拍时迸发出来；这时，只需导演的几句轻言细语，就可以帮你点石成金。加吉”——他叫着伊利亚·卡赞的昵称——“总能够做到。他在指导演员方面很有一套。”
另一个别的演员，我想，应该会立刻明白白兰度的话，而我却觉得有些听不太懂。“那是第三次实拍时从你身体里涌出的，”他又用心强调了一番，而我并未因此更明白一些。白兰度最令人难忘的一个电影场景出现在卡赞导演的《码头风云》中；这是一个驾车镜头，罗德·施泰格身为诈骗分子的兄弟，坦言他正把白兰度往死路上引。我问他可否以此片段为例，告诉我他所谓的“感性一刻”理论是如何运用到实际中的。
“没错。呃，不对。嗯，我想想看。”他眼角泛起皱纹，沉思着发出低吟。“这场戏拍了七次，我不喜欢这段剧本。里面存在许多分歧。我受够了这整部电影。所有拍摄工作都在新泽西完成，那是在冬天最冷的时候——冷啊，天！我那时出了状况。女人方面的问题。那场戏。我想想。拍了七遍，因为罗德·施泰格不停地喊叫。他是那种喜欢大喊大叫的演员。我们拍了一遍又一遍。但我记不起来我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如何被点化成金的了。我第一次看《码头》是在加吉的放映室里，我当时觉得真是糟糕透顶，我跟他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
一个月前，白兰度的一个朋友告诉我，“马龙总是批评他参演的作品。批评作品的某些方面。不是对剧本，就是对导演，或是对某个演员。这并非总是出于理性因素——这仅仅是因为，表达不满让他感到舒服，让他能借此发泄。这是他行事风格的一部分。以《樱花恋》为例。我打赌，他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又要开始抱怨了。或许对洛根。或许是对日本——这个该死的国家。他现在喜欢日本。但和马龙一起，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下一分钟会想什么。”
我在想是否能和白兰度说一说他这种所谓的“行事风格”，问问他是否认为别人对他的这种评论属实。不过对于我可能会问到的这个问题，他似乎早有预料。“我得闭上嘴啊，”他说。“在这里，在《樱花恋》剧组内，我已经让几个人知道了我的想法。但通常情况下，我不会连着两天抱着一种同样的想法。”
十点半，莫雷打来了电话。
“我和那些女孩儿一起出去吃饭了，”他告诉白兰度，电话里的声音非常清楚，连我都能够听到；那声音盖过了舞厅乐队的奏乐声和酒吧间里的叫喊声。显然他光顾的那家饭馆不是那种安静的传统京都餐馆，而是允许顾客穿鞋的那种地方。“我们快吃完了。你那边情况如何，吃完了吗？”
白兰度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而我也准备去取大衣。可他却说，“我们还没聊完呢。一个小时以后再打过来吧。”
“行啊。呃……行吧。听着。美以子在这儿呢。她想知道你收到她送你的花没有？”
白兰度的眼睛慵懒地转向玻璃围住的门廊，一个竹子做的圆桌上放着一盆紫菀。“哎呀，收到了。跟她说声多谢。”
“你自己跟她说呗。她就在旁边呢。”
“别！嘿，等等！天啊，不带这么玩的啊。”不过他抗议得太迟了。莫雷早已把电话给了美以子，而白兰度却还在说“不带这么玩的啊”，他红着脸的样子就像一个难为情的小男孩儿。
接下来从听筒里传来的声音是《樱花恋》剧组的女主角，高美以子小姐。她询问白兰度的身体状况如何。
“好些了，谢谢。我吃了牡蛎不该吃的那一头，仅此而已。美以子？……美以子，你送花给我真是太好了。这些花非常好看。我正在看呢。这些紫菀，”他接着说，就像是腼腆地憋出了一行诗，“是我最喜欢的花……”
我退到阳台，好让白兰度和美以子小姐有一块更加私密的空间聊天。窗子下面是酒店内的花园，里面的岩石和树木布置得极其简约整洁，漂浮在从京都航道上缓缓升起的迷雾中——京都毕竟是座水之城，浅河与运河交错，盘蛇形状的池塘星罗棋布，欢快的小瀑布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日本女孩儿咯咯的笑声。曾经的皇城，如今的国家文化博物馆——如此赏心悦目的宝库，二战期间美国轰炸机因此饶过了这里。京都同样被水包围；越过城市四周将其包裹的山峦，绵延的小路宛如堤道，穿过稻田水面反射出的银光。这个夜晚，尽管有薄雾飘过，环绕的青山在夜空下依旧明晰可辨，因为清空明净；夜空，繁星，残月。你可以看到城里有些区域的轮廓。最近的是一片住宅区，拱形屋顶，一些有钱人家的房子正面是光滑的木头，但却简约朴素，透着北方气息，同任何一座石砌的锡耶纳宫殿一样神秘。街头华灯闪耀，门口的灯笼投射出明艳的和服色彩——粉色与橙色，柠檬黄与红色。更远处是现代的平面——宽阔的大街，闪烁的霓虹，原混凝土建成的摩天大楼，比起周围那些低矮的屋宇，看上去反而更不结实，也更易腐朽。
白兰度结束了通话。他走到阳台前，看着正在欣赏风景的我说，“你去过奈良没有啊？挺有意思的。”
我去过，没错，“古老、旧日的奈良”——当地一个导游不厌其烦地提到这一点——离京都一小时车程——那是一个明信片式的城镇，坐落于一个遍地名胜的公园内。这里是日本人天才地将大自然催眠，使其呈现出非自然形态的完美典范。这个神龛遍布的大公园是个绿色沙龙，这里的绵羊吃着青草，温顺的鹿群在整齐的松树下漫步，就像威尼斯的鸽子，欣然与蜜月中的情侣摆造型合影；这里的孩童拽着山羊的胡子，不用担心山羊报复；这里的老人，披着黑色斗篷，斗篷上是粉色的衣领，蹲坐在荷塘边，拍着手，把成群游动的鱼儿吸引过来，这些鱼的身上带着斑点，都是深红色的大个儿鲤鱼，身体像鳟鱼一样粗，鱼儿们允许老人逗弄它们的鱼嘴，然后大口吞下他们抛撒的面包屑。这个没有毒蛇的伊甸园居然对白兰度有吸引力，真是有些奇怪。因为他的个性不拘一格、无拘无束，你或许会觉得他对这种井然有序的风景不会有什么反应。然后，似乎是因为说到了奈良，他又开口道，“嗯，我想结婚了。我想要孩子了。”或许，这话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唐突；奈良那种和缓的安逸氛围就会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向人暗示着婚姻和家庭。
“你一定得要拥有爱情，”他说。“为了生存，别无其他的理由。人类与老鼠没什么区别。他们生来就发挥同样的功能。繁衍后代。”（“马龙，”用他朋友伊利亚·卡赞的话说，“是我认识的最温柔的人之一。或许没有‘之一’。”在你细看白兰度和孩子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就会发现卡赞的话有其涵义。就他而言，他总是很欢迎日本最年轻的一代——他们可爱，活泼，樱桃红的脸蛋，o形腿，动静很大——来《樱花恋》拍摄现场嬉戏玩耍。他对孩子们很友善，很随和，喜欢和他们闹着玩儿，能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他似乎的确与他们在情感上是同龄人，是同伙。此外，他审视成年人时独有的那种神情——那种怜悯的神色，那种发放同情如发放慈善物资般的微妙眼神——在他投向孩子们的目光中完全不见了踪影。）
他用手摸着美以子小姐赠送的鲜花，又接着说，“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理由吗？除了爱情以外？这是困扰我的主要问题。我无法去爱一个人。”他又回到那间明亮的屋里，站在那儿，仿佛是要寻找什么——是香烟吗？他拿起一包。空的。他拍着四处散落的裤子和皮夹克的衣兜。白兰度的衣柜里不再堆放着街头混混的着装；他已经毕业了，或者说回归了，回到了上个年代的黑帮气，一种禁酒令时期的酷帅风格——黑色折边帽，条纹西装，亚光乔治·拉夫特衬衣配上轻淡柔和的彩色领带。烟找到了；他吸了一口，然后猛地倒在铺着草垫的矮桌上。他的嘴边渗出一圈汗珠。电暖气发出运转的闷响。整个屋内简直变成了热带地区；你甚至可以在里面种兰花了。正上方，巴顿斯夫妇又开始发出声响了，不过白兰度似乎对他们失去了兴趣。他抽着烟，思考着问题。接着，他又找回了之前的那一缕思绪：“爱一个人。我做不到。在我全心付出之前，我无法充分相信任何人，将我自己全身心地交付给她们。但我准备好了。我希望拥有爱。我也许就在那个临界点上了，我真的得……”他的眼睛渐渐眯成一条缝，而他的声调却并不热烈，显得十分漠然，无精打采，仿佛是在讨论戏中的某个人物角色——那个他已经厌倦于塑造，却又受合同所限不得不演的角色。“因为——呃，还有什么来着？就这些吧。去爱一个人。”
（此时的白兰度，不用说，还是一个单身汉，他有时也会纵容自己身陷某些准正式的婚约之中——他曾经与布罗森·普拉姆小姐订婚，那是一位志向远大的女作家和女演员，而后，又和一名法国渔夫的女儿若萨尼·马里亚尼·贝朗热小姐订婚，这更加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但是这两段姻缘都未成正果。而上个月的一天，白兰度在加利福尼亚的老鹰岩举行了一场突然而有些神秘的婚礼，他迎娶了一位自称安娜·喀什菲的年轻女演员，她裹着莎丽服，肤色很深，并不出名。根据一些彼此矛盾的媒体报道，她有可能是出生在大吉岭的佛教徒，父母都有纯正的印度血统，也有可能出生在加尔各答，父母是一对姓奥卡拉根的英国夫妇，现居威尔士。白兰度尚未采取行动去消除这个谜团。）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有朋友的。不，不，我没有，”他似乎是与一个假想的对手在对话。“噢，我当然有啦，”他拭去上嘴唇的汗说道。“我的朋友多着呢。有些无需藏着掖着。我告诉他们一些我的近况。你总得有人可以相信吧。嗯，也不尽然。我从不依赖任何人来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问他这些人里是否包括职业顾问。譬如说，据我所知，白兰度十分依赖于杰·坎特的指导，这个年轻人在美国音乐公司供职，该公司是他的代理。“噢，杰啊，”白兰度说。“我告诉他该干吗，他就干吗。我就这么独立。”
电话铃响了。似乎又过去了一个小时，因为又是莫雷打来的。“是啊，还在聊呢，”白兰度告诉他。“这样吧，我给你打过去……呃，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吧。那个时候你回来了吧？……好的。”
他挂断了电话说，“这人挺不错的。他想当一名导演——他的最终目标。我刚才聊到什么来着。我们在聊朋友。你知道我是怎样交友的吗？”他身体朝我前倾，似乎是有什么有趣的秘密要告诉我。“我总是循序渐进。我不停地兜着圈子。我兜着圈子观望。然后，我再渐渐地走近。然后，我再伸出手去接触他们——啊，就是这样轻轻地……”他向前伸出手指，就像昆虫的触角一样，轻轻擦过我的胳膊。“再然后，”他说着，一只眼半睁半闭，另一只像拉斯普钦，如同施催眠术一样睁得炯炯有神，“我就撤退。等上一段时间。让他们去猜。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我又靠近。触碰他们。兜着圈子。”他用那只宽大、五指粗实的手在空中打着旋转的手势，仿佛是手中拿着一根绳子去绑一个看不见的物体一样。“他们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等他们反应过来，已经身陷其中，不能自拔了。我拥有了他们。而有些时候，我一下子又成了他们所拥有的全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无法融入任何环境，他们不被接纳，他们受过伤害，一瘸一拐，东奔西走。可我想拉他们一把，他们可以以我为中心；我就是公爵。某种程度上，是我个人领地里的公爵。”
（公爵的领地里曾经有一位住户，在描述那里的领主与臣民时曾说，“马龙似乎是住在一座从不上锁的房子里。他住在纽约的那段时间，大门总是敞开的。无论马龙在不在家，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进去，每个人也的确都进去过。你进去后发现里面有十到十五个人在转悠。奇怪的是，大家相互之间似乎都不认识。他们就待在那儿，正如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的乘客。有的在座椅上睡着大觉。有人读着小报。有个女孩儿不是在里面独舞，就是在涂着脚指甲油。一个喜剧演员在排演着夜总会的节目。房间一角，有人在下着棋。还有打鼓的声音——咚，咚，咚！但是从没有什么喝的东西——从没有。偶尔也会有人说，‘我们去喝杯冰激凌汽水吧。’因此，马龙就是这里的公分母，是唯一的连接纽带。他会在房间里四处走动，把个别人拉到一旁，私下交谈。如果你留心的话，你会发现马龙不能，也不会与两个人同时交谈。他也从不参与多人讨论。他总是惬意地两人私聊——一次和一个人聊。我想，这很有必要，要是你在所有人身上施展同一种魅力的话。但即便你知道他就是这么做的，也没有关系。因为轮到你时，他还是让你感觉到你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的人，甚至是整个世界上唯一的人。他令你感到你在他的庇护之下，你的烦恼和心情都令他深深挂念。你不由得会相信这一点；与我认识的其他任何人相比，他浑身散发着真诚。然后你会问自己，‘这是在演戏吗？’就算是，那又怎样？你又有什么能给他呢？什么都没有，除了——这才是关键问题所在——感情。正是感情让他能够对你施展控制力。我有时觉得马龙就像是一个孤儿，长大后，通过成为一所大型孤儿院的好院长来补偿儿时的经历。但即便是在这孤儿院之外，他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喜欢他。”尽管也许会有不少人反对最后这句话，不过白兰度本人据信曾经对一名采访者说，“我可以走进一间有一百人的房间里——如果里面只有一个人不喜欢我，我要是知道了，就会出去。”作为脚注，还应补充一点：在白兰度管辖的小圈子里面，他被尊为精神之父和情感大哥。喜剧演员沃利·寇克思大概是最了解他的一个，他将白兰度称作“富有创造力的哲学家，深邃的思想家”，然后补充道，“他就是朋友们真正的救世主。”）
白兰度打了个呵欠；已经是一点过一刻了。在随后不到五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可以洗个澡，刮个胡子，吃个早餐，走进拍摄场地，然后准备让化妆师给他苍白的脸上涂上拍摄彩色片所需的淡褐色。
“我们再抽一支烟吧，”我正准备穿上大衣时，他对我说。
“你难道不觉得该睡了吗？”
“那只不过意味着要起床罢了。大多数早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无法面对。”他看了看电话，似乎是记起来先前答应给莫雷打电话。“反正，我一会儿还可以干活。你想喝点儿什么呢？”
房间外，繁星已经黯淡了下去，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所以睡前喝上一杯真是件惬意的事情，尤其是我还要步行回到自己的酒店，那儿距离宫古酒店有一英里远呢。我倒了一些伏特加；白兰度不愿与我同饮。不过，他随后伸手拿起我的杯子，抿了一小口，放在我们中间，然后突然说，“我的母亲。她像一件瓷器一样碎了。”他说话的方式看似轻描淡写，却传递着感情。
此前我经常听到朋友们这样评价白兰度，“马龙很崇拜他的母亲。”然而在1947年，也就是《欲望号街车》首映以前，这个年轻演员所处的圈子里几乎没人见过他的父亲或是母亲；除了他跟他们有选择性地讲过一些事情，关于其他的情况他们一概不知。“马龙时常拿出一些他在伊利诺斯家庭生活的照片，非常丰富多彩，”他一个熟人告诉我。“我们那时听说他的家人准备来纽约参加《街车》的首映礼，大伙儿都很好奇。我们不知道会见到怎样的人。在首映礼的那个夜晚，艾琳·赛尔斯尼克在‘21街’办了一场盛大的聚会。马龙与他的父母一同前来。嗯，你无法想象世上还有比这二位更有吸引力的人了。他们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魅力不凡。令我印象最深的——我想也是令所有人惊叹的——是马龙对待他们的态度。在他们面前，他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小伙子。他是个模范儿子。少言寡语，彬彬有礼，细心周到，无微不至。”
白兰度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他的父亲曾是那里的一名石灰石制品推销员，白兰度是家中三个孩子里唯一的儿子，不久就被带到伊利诺斯州的利伯蒂维尔市居住。白兰度一家在那里定居下来，住在一个布局凌乱的房子里，街坊四邻全是些粗鄙之人；但至少屋子周围地方够大，白兰度能够养些鹅啊、鸡啊、兔子啊什么的，还有一匹马、一只大丹狗、二十八只猫和一头奶牛。给奶牛挤奶成了巴德每天雷打不动的家务事——巴德是马龙那时的昵称。巴德一看就是个性格外向、争强好胜的小男孩。但凡有人靠近他，马上就会被他拉着进行一些五花八门的比赛：谁吃饭吃得最快？谁憋气时间憋得最长？谁讲的故事最长？巴德也很叛逆；无论晴雨，他每个礼拜天都会从家里逃出去。不过他和两个姐妹——弗朗西斯和乔瑟琳——却同她们的母亲十分亲近，始终如一。多年以后，白兰度的前戏剧指导斯特拉·阿德勒在描述1954年去世的白兰度太太时，称之为“一位美貌绝伦，迷茫，有着少女情怀的尤物”。通常情况下，但凡白兰度太太生活过的地方，她都会在当地戏剧社的作品中扮演主角，她也时常期待能够有一个比她周遭更加广阔的舞台呈现在她面前。这样的夙愿激励了她的子女们。弗朗西斯投身绘画；乔瑟琳热衷于戏剧，目前已是一名职业演员。巴德也继承了他母亲在表演方面的才华，可就在他十七岁那年，他宣布要学习成为一名神职人员。（那时的白兰度与现在一样，在找寻着一种信念。白兰度的一个追随者曾经总结道，“他需要找到生命中的某种东西，从他自己身上找到某种东西——那种亘古不变的真理，他需要为之献出自己的人生。对于他这种强烈的个性而言，哪怕是打一丁点儿的折扣都不行。”）白兰度经人劝说打消了成为牧师的理想，后来他被学校开除，1942年又因膝关节交锁而被军队拒收后，白兰度收拾行装，去了纽约。正因为那个胖乎乎的、留着淡黄头发的愤怒少年巴德来到了世间，这位体格阳刚、才华横溢的马龙才会崭露头角。
白兰度没有忘记巴德。谈及过去的自己时，当年的那个小男孩似乎还隐居在他现在的骨子里面，仿佛时光几乎没有将现在的他和曾经那个受过创伤、踌躇满志的孩子隔离开来。“我的父亲对我漠不关心，”他说。“我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引起他的关注，或者让他高兴。我现在已经接受这个现实了。如今我们是朋友，相处融洽。”过去的十多年里，老白兰度一直监管着儿子的财政事务；除了老白兰度供职的彭尼贝克制品公司外，他们在许多其他业务上也都有关联，包括内布拉斯加州的谷物畜牧大农场，小白兰度收入中很大一部分都投资在这个农场上。“可我的母亲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一切。整个世界。我努力学习。我从学校回家……”他迟疑了一会儿，似乎是在等着我在脑海中想象他当时的样子：巴德，手里夹着书本，沿着午后的街道一路前行。“家里没有人。冰柜里也什么都没有。”更多的幻灯片从我眼前滑过：空荡荡的房间，还有一间厨房。“然后电话铃突然响起。是有人从酒吧里打过来的。他们说，‘我们这儿有位女士。你最好过来领人。’”白兰度突然变得沉寂起来。沉寂中，这幅画面也渐渐变得模糊起来，或者说，变得凝固了：巴德在听电话。最后这意象又动了起来，向前快进。巴德十八岁了：“我想要是她足够爱我，足够相信我，那么我想，我们可以在一起，住在纽约；我们一起生活，我会照顾她。这些一度成为了现实。她离开了我的父亲，和我生活在了一起。在纽约，我演戏十分努力。但是我得到的爱还不够。她还不够关心我。她又回去了。有一天”——他平淡的声音变得更为平淡了，而那种饱含情感的声调变得越来越高亢，明晰可辨，就像一种声音中间还包含有另外一种声音，一种受过创伤的迷惘——“我已经不在乎了。她就在那里。在一间屋子里。抓着我。我让她倒了下去。因为我再也承受不住了——眼睁睁地望着她在我面前成了碎片，仿佛是一件瓷器。我就这么从她身上跨了过去。我就这么走了出去。我的心冷了。从那以后，我的心就是冷的了。”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吵闹的铃声似要将他从茫然中唤醒。他瞪大眼睛，仿佛是在一间未知的房间里惊醒，接着又冷笑着低声说，“坏了，坏了，坏了，”他的手伸向听筒。“对不起，”他对莫雷说。“我正准备给你打过去的……没有，他正准备走呢。不过你看，老兄，要不我们今晚就算了。都已经一点多了。都快两点了……好的……一言为定。明天吧。”
这时，我已经穿好了大衣，等着道别。他把我送到门口，我穿上了鞋。“好啦，sayonara，”他带着调侃的口吻向我挥手告别。“跟他们的前台说一声帮你叫一辆计程车。”然后，我正沿着走廊走着的时候，他大声说，“听着啊！我说的话你别太在意。我的感觉总在变的。”
某种意义上说，这并非那天晚上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楼下，宫古酒店的大厅已经空无一人。前台没有人，外面也看不到一辆计程车。即便是在正午时分，京都街巷那如钩针编织的繁复布局也曾让我晕头转向；可眼下，我只能穿过冰冷刺骨的凄风冷雨，朝着我希望是回家的方向前行。在这座城市里，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晚回家的经历。此时与白天或是傍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白天的市中心人山人海，一片盛大的狂欢景象，喧哗声就像身处游艺厅，而傍晚是京都最吸引人的时段，灯笼如花环一般悬挂在此时的街道两旁，就像一朵朵夜来香；穿着华丽的艺妓，光滑的脸颊涂得如同白色的陶器，头顶上气球一样的染色假发点缀着银铃，身姿摇曳，碎步而行，在背光处匆匆忙忙地赶往格调高雅、无可挑剔的欢宴。但是凌晨两点，这些精美的装饰就不见了踪影：夜总会关了门；只有几只猫留下来与我为伴，还有一些醉汉和红灯区的小姐、门口那群躲不开的老乞丐，还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街头艺人在我身后跟了一小会儿，笛子里吹的是中世纪的音乐。经过一英里多的跋涉，终于，一百条小巷中的一条通往了熟悉的地方——主干街区的百货商店和电影院。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见到了白兰度。他就在那里，六十英尺高，头跟最大的佛像一样大，漫画纸张的颜色，在一家剧院顶上的广告牌上，那是《秋月茶室》的巨幅宣传海报。他的造型同样很像一尊佛像，因为宣传海报中的他蹲坐着，脸上挂着安详的笑容，在雨水和街灯的映衬下闪着光。一尊神，没错；可除此之外，他其实只不过是个坐在一堆糖果上面的年轻人。
歌舞伎、能剧、文乐木偶戏和狂言是日本四大古典戏剧形式。
瓦尔哈拉殿堂，北欧神话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英灵的殿堂。从远古起，奥丁就是战神，在英雄文学中，他以英雄的保护神面目出现；阵亡将士都到瓦尔哈拉殿堂与他做伴。
此处原文为法语joliesjeunesfilles。
此处原文为法语bonvivant。
希腊神话中带翼狮身女怪。传说她常令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即杀害之，后谜底被俄狄浦斯道破，遂自杀。今常用以指“谜”样的人物。
莎丽服是印度的传统民族服装，是妇女披在内衣外的一种丝绸长袍，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最早的莎丽服是举行宗教仪式时男女都可穿的一种服装，到后来才演变成妇女的服装。
拉斯普钦，俄国僧侣，号称拥有神力，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宫廷中最具权势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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