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亚·科托
在一篇我从未发表过的小说中，我写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病入膏肓的女人，为了舒缓无法忍受的痛苦，请求丈夫给她讲一个故事。他刚刚开始讲，她便打断了他：
“不，不是这样。我希望你用一种我不懂的语言来讲。”
“不懂的语言？”
“任何不存在的语言都行。我太需要什么都不懂了！”
丈夫心里想：人怎么会说一种不存在的语言呢？开始，他只能含糊地发出几个奇怪的单词，他觉得太荒唐了，因为这仿佛证明了他无法当一个人。然而，对于这种没有规则的语言，他慢慢地应裕自如了。他不知道是在说话、唱歌还是祈祷。他停了下来，发觉妻子睡熟了，脸上犹停驻着最平和的笑容。后来，她坦然对他说：呢喃带给她拥有记忆之前的回忆，也为她带来了睡意的安适，正是这睡意连接着我们与我们存在之前的一切。
童年里，我们所有人都曾体验过这最初的语言，这是一种混沌的语言。我们都曾安享一个神圣的时刻，在那一瞬间，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所有的生命，而彼时，世界依然在守候一种宿命。这种与畸形而又混乱的世界间的联系被乔伊斯称为“混沌理论”。朋友们，正是这种联系促成写作之事，无论身处哪块大洲，无论归属哪一个民族、语言与文学体裁。
我认为，身为诗人与小说家，我们所有人都从未停止追随这原初的混沌。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返回混沌，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从一种语言中出离，从而，所有的语言都成了我们的语言。换句话说，我们所有人都是梦那不可能的陊译者。实际上，梦向我们讲述着任何词语都不会说出的东西。
作为梦的生产者，我们的任务是激励这不可说出的语言，在这盲目的语言之中，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拥有所有的名字。病入膏肓的女人的乞求正是我们所有人的期盼：取消时间，让死亡安睡。
我来自非洲。也许你们期待我利用这次讲演来诉苦、指责别人或是推卸我身边人的责任。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同时既是牺牲品又是加害人。我想说的是，某种进程造成了非洲的贫困，如今，它也正在以同样的方式阉割我们作为故事创造者的普遍与普世的条件。
在这样一个彰显词语价值的盛会，我演讲的主题是，今日的主流标准如何以方便快捷之名贬损了词语与思想。我会讲到商业因素，它们向其他文化、语言与思维方式紧闭了大门。今天，词语日渐丧失诗意的维度，无法承载一个不同世界的乌托邦梦想。
让人类存续至今的并非只是智慧，而是我们创造多样性的能力。今天的这个系统仅以收益与成功便捷来做出选择，它否定了多样性。非洲人又一次成为“他者”，卖得不多，买得更少。无法用英语写作的非洲作家（尤其是以葡语书写的作家）置身于边缘的边缘，在那里，词语唯有斗争，才不至于湮于沉默。
亲爱的朋友：
语言是用来交流的。但是，它们并非只“用来”，而是超越了功用层面。有时，语言让我们存在。有时，语言让我们不存在，故事中让妻子沉睡的男人便是这种情况。在我们所讲的一切之中，我们出生，我们死亡，即便身体消散之后，我们仍绑缚在语言上。甚至是那些从未出生的人，甚至是作为词语的愿望或对沉默的思念而存身于我们之中的人。
一种功利而又化约的理解支配了我们的生活，将语言化作语言学家才可以操作的技术问题。然而，我们所知晓的语言——甚至那些我们不知道我们会说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并非总可以被支配我们意识的理性思维捕捉到。总有一些东西脱离了标准与法则。这一逃逸层面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最为着迷的。词语的神圣使命驱动着我，它不仅仅命名，而且创造并施予魔法。
日常生活中用以交流的集体法则制约着我们所有人。但写作者总希望说出的事远离庸碌。对于交流，我们的世界并非手到擒来。我们的孤独也并非一贯如此强烈。从来没有很多条道路。我们也并非不曾造访过很多地方。
我是生物学家，我曾造访过我国的草原。在这个地区，我遇到了不会阅读的人。但是他们会阅读他们的世界。在这个其他智慧构成的宇宙中，我是不折不扣的文盲。我不会阅读大地、树木与动物的指示。我不会阅读云彩，也不能读出雨的预告。我不会与死者交谈，我失去了与祖先的联系，正是他们给了我们永恒之感。在造访草原之中，我逐渐学会了敏锐，帮我出离自己，远离自己的确信。在这块土地，除了梦，我一无所有。我是可梦之人。
莫桑比克是一个广袤的国度，既广且新。这里有二十五种不同的语言。自1975年独立伊始，葡语便成了官方语言。三十年前，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说葡语，而讽刺的是，这门语言借自殖民者，却最终否定了殖民历史。三十年前，几乎没有莫桑比克人的母语是葡萄牙语。现在，12%的莫桑比克人将葡语作为第一语言。相当多的人能听懂或会说葡语，只是在葡语的规范之中深深打下了非洲文化之根的烙印。
这种变迁让不同的世界狭路相逢，而不同并非仅体现在语言上。语言存在，构成了更为辽阔的文化宇宙。有人为了保卫濒死的语言而斗争。这种斗争功德无量，不禁让人想起我们生物学家挽救濒危动植物的行为。但是，倘若其扎根的文化能保持活力，语言便可以被拯救。一如物种，唯有在其栖息地与自然进程得以保护的情况下，才能够拯救。
唯有文化保持创造性，唯有文化不断变化，唯有文化与其他文化对话、融合，文化才能存续。语言与文化就像生物体：交换基因，创造共生，回应时间与环境的挑战。
在莫桑比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相遇与离别在升腾与悖论的熔炉中试炼。在不同世界的互译之中，语言并不总可以成为桥梁。比如说，自然、文化或社会这种在我们眼中习以为常的概念却很难找到对应。有时，在当地语言中，没有可以表达这些概念的语汇。有时恰恰相反，在欧洲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表达，可以对译莫桑比克文化中的价值与范畴。
我还记得一件我亲历的事。那是1989年，我正在伊尼亚卡岛上做研究，联合国的技术团队在岛上登陆。他们是来做所谓“环境教育”的。我不想评论“环境教育”这个词，这里隐含着一种救世主般的傲慢。科学家们怀着良好的愿望，携带幻灯与电影的放映机而来。总之，他们携带了在他们的语言中被称为“教育设备”的东西而来，他们的愿望很纯真，技术会将所有的理解与交流问题化为无形。
与当地民众的第一次会议上，便出现了奇怪的理解问题，显示出翻译的困难不在于词汇，而在于思维。在主席台上，科学家说英语，我翻成葡语，一位渔夫再将葡语翻成奇丁蒂涅语（chidindinhe），这是一种当地土语。从访问者的自我介绍开始（我要插一句话，大部分科学家都是瑞典人）。“我们是科学家。”他们介绍道。然而，“科学家”这个词在当地语言里没有。翻译选择了“inguetlha”这个词，意指“男巫”。这样，在人们的眼中，访问者就成了白皮肤的男巫。对于这刚刚被赋予的身份，领导该团队的瑞典人一无所知，接下来，他宣称：“我们到这里搞环境。”
好吧，在该岛文化中，“环境”这个概念既不存在独立的词汇，也没有其他词可以恰如其分地指代。翻译犹豫再三，最终选择了“ntumbuluku”一词。这个词有很多意义，但主要是指宇宙大爆炸、人类诞生那一瞬间。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岛民们都要疯了：居然选中了他们的小岛来考察一件如此高贵、如此形而上学的事件。
在交谈中，这位瑞典人要人们确认一下困扰最大的环境问题。人们面面相觑，非常迷惑：环境问题？
彼此交换看法之后，人们选出了一个最严重的问题：tinguluve，森林里的野猪，它们总是侵入农田。有趣的是，“tinguluve”这个词同时也指生病而死的人化成的幽灵。无论是幽灵还是野猪，对于“tinguluve”，这个外国顾问都有些无所适从。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动物。人们解释了一下：这种野猪神秘地出现在岛上，在森林里繁衍，现在毁坏了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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