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扬带着阿格内丝沿着海滩走开了，而奥斯卡和阿尔弗雷德则留在那里，看那个男人从马的耳朵里掏出最后一条巨大的鳗鱼，上面黏糊糊地带着白粥样的脑髓。那个男人说，它们不光吃马脑，也吃人的尸体。他还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斯卡格拉克战役之后，鳗鱼们变得格外肥硕。奥斯卡像被催眠了一般瞪着眼睛，肚子上系着他那个白色的铁皮鼓。阿尔弗雷德很兴奋，当即从那个男人手里买了四条鳗鱼，两条大的，两条中等的。

经过海滩上的这件事之后，阿格内丝变了。那些扭来扭去的鳗鱼和可怖的马头的画面唤起了她内心的某种东西。她变得越来越虚弱，开始大吃大喝以改变自己的状况。她几乎一刻不停，病态地吃大量东西，吃完就吐，吐了再吃。她吃的是鱼，尤其是鳗鱼。她大口大口地吃浸泡在奶油酱里的油亮亮的鳗鱼段。当她的丈夫拒绝再把鱼给她吃的时候，她就自己去商店，买回来满满一怀抱熏鳗鱼。她用刀把鱼皮上的脂肪刮干净，舔刀刃，然后把鱼皮吃进肚子。当她再次呕吐的时候，她丈夫阿尔弗雷德紧张地问她是不是怀孕了。而她只是朝他哼了一声，又吃进一块鳗鱼。

没过多久，阿格内丝死了。不清楚她是吃鳗鱼而死，还是心碎而死。葬礼上她的儿子奥斯卡站在那里看着敞开的棺材里的她。她的脸十分憔悴，面色发黄。他想象她随时会从棺材里坐起来继续呕吐；想象她身体里仍然有什么东西必须出来，除了那个不想要的孩子，还有那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消耗并最终杀死她的陌生而令人厌恶的东西。那就是鳗鱼。

“自鳗鱼来，至鳗鱼去，”奥斯卡在棺材边想，“因为鳗鱼是你，要变回鳗鱼……”

他那死去的母亲终究没有从棺材里坐起来呕吐。他感觉这是一种解放，一个结束。“她把那些鳗鱼保存在身体里，把它们带进土里，好让这一切最终归于平静。”

这是一个毁灭性的隐喻。鳗鱼被视为死亡的体现。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只是死亡，还是死亡的反面。鳗鱼被视为开始与结束、生命的起源与灭亡之间的一种象征性的连接，尘土的归尘土，鳗鱼的归鳗鱼。

20世纪中叶，《铁皮鼓》出版之时，自然科学已经发现了鳗鱼的很多秘密。它们的神秘面纱已被揭开，已经能够被人们了解了。人类慢慢地一步一步接近了鳗鱼问题的答案。人们至少已找到鳗鱼的源头以及繁殖方式等问题的答案。这个过程很慢，就像一只蜗牛在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发展的高速火车旁爬行。不过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我们已经了解鳗鱼了。除了其不可否认的存在本身以外，我们还能够谈论其存在的特性。除了知道鳗鱼存在以外，我们还多少了解了鳗鱼是什么。我们不再完全仰赖于信仰了。

尽管如此，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鳗鱼仍然继续跟人类的不理性，以及某种陌生和无法理解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它们仍然是一种从黑暗的深处游出来的、黏糊糊的可怕生物，一种有别于其他生物的东西。

在弗里肖夫·尼尔松·皮拉滕（fritiofnilssonpirater）1932年的瑞典经典小说《邦比·比特和我》（ibombibittandme/i）中，鳗鱼甚至成了一个魔鬼，一种在深水中藏匿无数年，可达好几米长的有角怪物。它藏在斯科讷一个偏僻的、也许深不可测的小池塘里躲避人类，直到一天夜里，这本书的主人公埃利和邦比·比特跟一个叫弗里克伦德的老头一起去抓它。弗里克伦德成功地将它从池塘里拖了上来，它是“一头怪兽般的深色生物，它拍打水面形成泡沫”，一场狂野的摔跤比赛开始了。那条鳗鱼像“活着的电话线杆”一样站了起来，月光勾勒出它巨大的角，直到弗里克伦德用牙咬住它那巨大的身体，这场战斗才得以结束。

“我把魔鬼咬死了。”弗里克伦德说，血从他的嘴里流了出来。然而这只是暂时的胜利。那条鳗鱼复活了。伴随着一声沉重的叹息，它又醒了过来，从草地上游走了，穿过地上的一个洞，消失在地下。回到了它原来的地方，那个隐秘的、潜意识的所在，灵魂最深处、最黑暗的角落。它死了。而死亡是不可战胜的。

在鲍里斯·维昂（borisvian）1947年的超现实主义爱情小说《岁月的泡沫》（ithefoamofdays/i）中，鳗鱼是一个能够预示即将发生的灾祸的荒诞形象。故事的一开头，它在厨房的水龙头里出现。每天它都从水龙头的出口探出脑袋，四下看一看然后消失。直到有一天主人公科林那位诡计多端的厨师抓住了这条鳗鱼——他在水槽里放了一个菠萝，鳗鱼忍不住去咬了一口，于是他抓住了它。厨师做了一顿美妙的鳗鱼酱，科林一边吃，一边想着他爱的克洛埃——他不久前刚刚遇见她，就要跟她结婚了。可是她即将患上一种不治之症。她的胸口长出一朵睡莲，一种来自鳗鱼世界的水生植物。这朵睡莲就像一个来势汹汹的肿瘤，她将死去，留下科林一个人在世上。

鳗鱼真实的典型形象——至少是在文学作品里——出现在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swift）1983年的小说《水之乡》（iwaterland/i）中。这部小说讲的是历史老师汤姆·克里克的故事。他试图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和童年经历，来抓住他那些百无聊赖的、有科学精神的学生的兴趣。他审视了自己那些不可靠的记忆，试图去理解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还审视了他与玛丽的婚姻，他们不育的命运。还有她的精神病。她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得这个病的？也许是小时候一个男孩把一条活鳗鱼塞进她的裤子里造成的，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或者是从他的哥哥迪克开始的。年轻时他也追求过玛丽，他赢了一场游泳比赛，只是为了打动她。他就像一条游向马尾藻海的鳗鱼，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比所有人游得都远。那个目标也是存在的目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个故事讲述得很模糊，并不可靠。谁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不过鳗鱼始终在那里，从开始到终结。它们游走在故事中，一直提醒人们那些被隐藏在故事之下的或者被遗忘的东西。

快结束的时候，汤姆·克里克跟他的学生讲起了鳗鱼的故事。他讲到了鳗鱼问题和科学史，包括科学史上所有的猜测、谜团和误解。讲到亚里士多德和他提出的鳗鱼来自泥土的理论，讲到认为鳗鱼能让自己受精的林奈，讲到科马基奥那条著名的鳗鱼，讲到蒙迪尼的发现和斯帕兰扎尼对此提出的质疑，讲到约翰内斯·施密特和他对鳗鱼繁殖地执着的寻找，讲到驱动他们所有人的好奇心。这正是鳗鱼想要告诉我们的，汤姆·克里克认为。它们在向我们诉说人类的好奇心，诉说我们对探寻真相、试图理解一切从哪里来又意味着什么的难以抑制的永恒渴求。而同时它们也诉说着我们对于神秘事物的渴求。“现在鳗鱼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好奇心的事——甚至比好奇心能够告诉我们的关于鳗鱼的事还要多。”

可为什么鳗鱼会让人如此不悦？鳗鱼为什么会唤起我们心中的这种感觉？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光溜溜、黏糊糊的身体，它们吃的东西或者它们喜欢生活在黑暗和不被人注意的地方的习性吧？也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宗教上的误解。不，应该还包括它们的神秘性，因为在它们看似了无生气的黑色眼睛背后，还藏着某种东西。一方面，我们看见了，触摸到了，吃了它们。另一方面，它们对我们隐瞒了什么。即使当人类跟它们的关系非常紧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仍是陌生的。

在心理学中，以及在艺术作品中，人们会谈到一种特别的不适感，在德语中用形容词unheimlich来表达。这个词在瑞典语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词，通常被简单地翻译成“恐怖”或“吓人”。但是在该词的定义中，应该还包括当我们面对无法立刻解释的东西时，所感受到的特殊的恐怖。

德国心理学家恩斯特·延奇（ernstjentsch）1906年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恐怖的心理学》的论文。在那篇论文里，他把恐怖这个概念定义为，当我们遇到陌生的新事物时，心里产生的“那种不安全的晦暗感觉”。延奇解释说，那种令我们恐惧的东西，是一种让我们在智力上感到不安全的东西，是因为缺乏经验或者受感官所限而无法立刻认出或者进行解释的东西。

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和轻率的分析，西格蒙得·弗洛伊德说。此时他已经把鳗鱼研究抛在了身后，变成了精神分析领域绝对的领军人物。1919年他发表了论文《恐怖》，部分回应了恩斯特·延奇对恐怖这个概念的定义。延奇当然是对的，弗洛伊德承认，是不确定性造成了那种特殊的恐惧感觉，比如当我们不知道一个身体是活还是死时，当我们面对一个人发疯、见证了一次癫痫发作时。但并不是所有新的和陌生的东西都会令人不快。弗洛伊德认为，还需要一些别的元素，才能让情况变得“恐怖”。这种元素是熟悉感。更确切地说，当某个我们自以为了解或懂得的东西展现出另外一副模样时，我们就会体验到那种特殊的不快感。熟悉的东西突然变得陌生了。一个物体、一个生物、一个人不再是我们最初以为的样子，比如一尊制作精良的蜡像、一个毛绒玩具、一具面色红润的尸体。

弗洛伊德借助语言来解释。“unheimlich这个德语词，”他写道，“显然是heimlich的反义词。heimlich，意思是熟悉的、自家的、家庭的；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unheimlich的东西是可怕的，因为它是我们不熟悉的、陌生的。”但heimlich也是一个模糊的词，他说，因为它也可以表示秘密的、私人的，也就是对外界隐藏自己。这个词包含着其反义词的意思。unheimlich自然也是一样，它同时有熟悉和不熟悉的意思。

弗洛伊德认为，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去理解这种被称为unheimlich的特殊的不快感。当我们认识的东西包含某种陌生的元素，当我们不确定我们见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时，我们就会遭遇这种感觉。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用《恐怖》这篇论文为“恐怖”奠定了一个后来的作家和艺术家都使用的精神分析的基础。而我愿意认为，鳗鱼在其中至少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

在确立了这个概念在语言上的双重含义之后，弗洛伊德使用e.t.a.霍夫曼（e.t.a.hoffmann）的短篇小说《沙人》（ithesandman/i）来展示这种特殊的恐怖感觉可以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出来。《沙人》讲的是一个叫纳塔内尔的年轻男人的故事。他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求学，不得不面对自己被压抑的过去，并因此发疯。小时候，纳塔内尔听到了恐怖的童话人物沙人的故事。沙人会在夜里出现在孩子们的床边，偷他们的眼睛。成年后，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沙人的化身，他的形象是一个卖气压计和光学仪器的男人。纳塔内尔爱上了一个叫奥林匹娅的神秘女子，这时他发现她其实是一个机器人，是那个卖气压计的人和一个叫斯帕兰扎尼的教授制造出来的。当纳塔内尔慢慢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当他在教授家看到奥林匹娅没有生命的身体和掉在她身旁地板上的眼睛时，他的精神错乱了，他要去杀死斯帕兰扎尼。

整部小说在一种不确定的深渊边上保持着平衡。叙述者的视角不断变化，没有什么是完全确定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在真实的世界里，也可能仅仅发生在纳塔内尔痛苦的脑袋中。那个被发现是机器人的女人以及偷眼睛的情节，对弗洛伊德来说也是中心意义所在，象征着恐怖的核心。在这里，一个生物是活的还是死的，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性；而同时，对于被夺走视力、失去观察和感受世界真实面貌的能力，我们也怀着一种恐惧。

霍夫曼的这个故事，也许还告诉了弗洛伊德一些别的信息。它讲的是一个来到一座陌生城市求学的德国青年的故事。这座城市的名字始终没有被提及，但是斯帕兰扎尼教授和那个卖气压计的人据说都是意大利人。此外此人不仅卖气压计，还卖各种各样的光学仪器，比如显微镜。这种仪器的作用是，对有科学精神的人来说，真理早晚会通过它显现出来。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是，《沙人》中那个神秘的教授斯帕兰扎尼，跟18世纪去科马基奥寻找鳗鱼真相无功而返的著名自然科学家同名。

在《恐怖》这篇论文的末尾，弗洛伊德还讲了一个他自己遇到的类似的令人不快的经历。有一回他在一座“首都以外的意大利城市”散步，那是一个暖和的下午，不知怎的，他走到了一条窄巷里，满眼所见尽是浓妆艳抹的女人，她们坐在房子的窗口向外望着。他从那里走开，可是没过多久，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同一个地方。他又走开，但很快发现，他再次回到了同一条巷子里。他三次无意识地被带到了同一个地方，仿佛在一个梦里一遍又一遍地经历同一个情境。

他感到恐怖。那种并非出于自愿的重复，一遍又一遍地被迫体验完全一样的事情的经历，就如同周复一周地站在晦暗的实验室里解剖一条又一条鳗鱼，每一次都没有发现他期望的东西。“我中止了那探索性的散步，直接回到不久之前离开的那个广场，这时我感觉轻松。”

他写的极有可能是在的里雅斯特的经历。梦境般的散步，他在给爱德华·西尔伯施泰因的信中也描述过。那是1876年，他在的里雅斯特没能找到鳗鱼的睾丸。他还描述过同样窄窄的巷子和透过窗户看着他的浓妆艳抹的女人。可以断定，当西格蒙得·弗洛伊德试图捕捉那种特殊的不快感和理智上的不确定感时，他想到的正是在的里雅斯特遭受挫折的那几周神秘的时光。如果他当时想到的是鳗鱼，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么多年来，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在水面下隐藏的现实中，如果它们不是恐怖，不是unheimlich，那又会是什么呢？

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luciusannaeusseneca，约前4—后65），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剧作家。

两位均为罗马的基督教徒。

本书《圣经》引文的翻译均采用中国基督教协会2009年出版发行的版本。——编者注

出自《圣经·利未记》第十一章。其中“翅”，也即鳍。——编者注

即日德兰海战，是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英国和德国在丹麦日德兰半岛附近爆发的一场海战。——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