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号轮船在今天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部科德角外抛锚了。两个多月前，这艘船载着102名旅客和大约30名船员离开了英国。这些旅客大多是清教徒，遵从严格的新教教义，这种教义主张忠于《圣经》、苦行僧式地信奉基督教。他们因饱受贫困和宗教压迫折磨离开了英国，先是暂时流亡尼德兰，然后西行，在新的世界从头开始。他们离开是希望在新的世界找到自由和繁荣，同时也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意愿。他们更愿意把自己视为被上帝选中的人，而不是难民。是被上帝选中、得到救赎的人，是被上帝挑选出来以他的名义向全世界传播真理的人。

然而这种救赎，就像基督教故事中经常讲到的那样，自然要经历一系列的考验。当救赎最终到来的时候，它会以一种十分意外的形式完成。

当“五月花”号在北美洲海岸边抛锚的时候，已经是严冬时节了。土地寒冷荒芜，大部分旅客被迫在船上待了几个月才上岸。第一天为了考察这片区域所进行的小型探险活动也遭遇挫折。他们在岸上的雪地里扎营过夜，结果很多人都被冻死了。那些熬下来的人喜出望外地发现了一处墓地，以及几个看起来被废弃了的冬季仓库，里面储藏着玉米和大豆。可是当他们去偷仓库里的东西时，却遭到了当地土著人的追赶，他们偷的食物就是这些土著人的。一天夜里，他们遭到身配弓箭的战士的袭击，险些丧命。

不久，船上暴发了肺结核、肺炎和坏血病。食物短缺，水也肮脏。当春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最初的102名旅客只剩下53人还活着，半数的船员也死了。

当那些幸存下来的殖民地开拓者最终成功登陆时，已经是3月了，他们历经万难仍专注于完成计划，履行上帝的旨意。他们忍饥受冻，除了心里还怀着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信念，身上的东西已所剩无几。他们不知道要在哪里开始建造殖民地，不知道如何跟当地人实现停战。他们也不知道该去哪里狩猎，哪些植物可以吃，去哪里可以找到饮用水。那个理想的新国度也许仍然很好客，但是显然，它只欢迎那些了解它的人。

就在这时，他们遇到了蒂斯匡特姆（tisquantum）。他属于帕图克塞特（patuxet）部落，很多年前曾被英国人抓走，被带到西班牙卖为奴隶，成功逃走后去了英国，在那里学会了英语。后来他跟随一艘船回到美洲，却发现他的整个部落都因为可能是由英国人带来的瘟疫而灭绝了。

他后来的行为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逻辑。一个人的动机，终究不能完全用他的过往来解释。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评判，蒂斯匡特姆都拯救了那些遭难的英国殖民者。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赠送给他们满满一怀抱鳗鱼。他们第一次会面的时候，蒂斯匡特姆就去了河边。一位清教徒在后来寄回英国的日记中写道：“晚上他拎了很多鳗鱼回来，手都拎满了，我们的人都很高兴。它们又肥又甜美。他把它们从河底吓出来，然后不用任何工具，徒手把它们抓住。”这是人们最需要的上帝的礼物，这是他们濒临绝望时所祈求的救赎。

不久，蒂斯匡特姆教会了清教徒们如何自己捕鳗鱼、在哪些地方能够最方便地找到它们。他还给他们玉米，教他们如何种植玉米，向他们展示在哪里可以找到野生蔬菜和水果。他教他们如何及在哪里打猎。尤其是他还帮助他们跟当地的居民交流，参与并帮助他们谈判和签订停战协议，这是那些迷途的英国人得以留下的最基本条件。

就这样，那些美洲大陆早期的殖民者幸存了下来，后来成了美国缔造故事中的传奇。“五月花”号的到来后来成为美国历史的一个象征性和划时代的事件，在无数爱国语境中被赋予了神话和浪漫色彩。

1621年11月，在“五月花”号到来一年后，在那个后来因为那些清教徒幸存下来而被称为“感恩节”的日子前后，他们在日记中写到了他们找到的这块美妙土地。他们写到历经千辛万苦后被赐予的恩典，感谢上帝赐予他们的所有树木和水果，感谢那些动物、鱼以及肥沃的土地，当然还有，感谢他们每个夜晚从河里“轻而易举”钓上来的大量鳗鱼。

如果鳗鱼后来成为美国神话的一个重要形象，成为这个理想国度的一种丰满闪亮的爱国象征，成为决定命运的礼物，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是因为它们本身的特性不太适合成为崇高的象征物，也许是因为它们很快就跟穷苦工人简朴的饮食习惯而非隆重的晚餐联系在了一起，也许还因为这份礼物来自一个土著人。

不管怎样，出于某种原因，上帝赐予早期美国殖民者的这份礼物几乎从宏大叙事中完全消失了。北美洲被殖民的历史充满了神话和传奇，但偏偏鳗鱼的故事不在其中。感恩节人们吃火鸡而不是鳗鱼。别的动物——水牛、鹰、马——承担了充满爱国主义色彩的美国故事的重要象征价值。虽然殖民者们继续捕食鳗鱼，虽然鳗鱼到了19世纪末仍是美国人厨房里的一种重要的食用鱼，但是它们后来却从餐桌上消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鳗鱼的口碑变得越来越差，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鳗鱼捕捞活动在整个美国东海岸基本上停止了。今天很多美国人认为，鳗鱼是一种麻烦且让人倒胃口的鱼，最好不要碰它们。看来就算是上帝的礼物，有时候也会遭到忘恩负义的对待。

对鳗鱼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不确定态度，自然不是“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大陆后才出现的。一直以来，鳗鱼都会在遇到它们的人身上唤起矛盾的感觉。人们有时对鳗鱼很尊崇，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不快的感觉。人们对鳗鱼好奇，但同时与它保持距离。

在古埃及，鳗鱼被视为一种强大的恶魔，等同于神，是禁止食用的。它们是一种习惯于游荡在神圣的尼罗河那波光粼粼的水面下的隐秘世界里的生物，在存在本身的淤泥里游来游去。在考古挖掘中人们找到过一些小型石棺，里面装着被做成木乃伊的鳗鱼，安息在神明的青铜塑像旁。

在古埃及，很多动物都象征着神性。太阳神拉（ra）的形象通常有着隼头，死神阿努比斯（anubis）有着豺狼的头，智慧之神托特（thoth）得到的是鹮的头，爱神巴斯泰特（bastet）是一个有着猫头的女性形象。每种动物自然都象征着不同的特征，但是模糊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这本身也是神性的一个标志。强大的造物之神阿图姆（atum），在赫利奥波利斯城是所有其他神和所有法老的父亲，他也跟鳗鱼有关系。在一张画像上，阿图姆有着人的头、尖尖的胡子和表示神的地位的头冠。而在具有威慑力的宽大眼镜蛇盾牌下，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身体是一条细长的鳗鱼，带有天然的鳍。人的头和鳗鱼的身体一起象征着一种整体性，即积极力量和消极力量的结合。

在古罗马，人们对鳗鱼的看法也莫衷一是。一些人像埃及人那样拒绝吃鳗鱼，不过不是因为他们把鳗鱼视为某种神圣之物，而是因为他们觉得鳗鱼不干净、令人厌恶。这也许是因为鳗鱼通常是在下水道出口附近被抓到的，也许是因为晒干的鳗鱼皮被用来制作一种经常用来训诫不听话小孩的皮带。

很多罗马人似乎更喜欢海鳗，或者叫欧洲康吉鳗（icongerconger/i），它们也是鳗鱼的亲戚。不过，不管是哪个种类，鳗鱼通常是跟灰暗或恐怖联系在一起的。大普林尼和小塞涅卡都曾写到奥古斯都皇帝的朋友罗马司令维迪乌斯·波利奥（vediuspollio），他惩罚奴隶时习惯于将他们扔进装满鳗鱼的池子。那些嗜血的鳗鱼会扑到奴隶身上吃个痛快，然后这些鳗鱼会被当成特别肥硕奢侈的美食用于招待波利奥的客人。

它是一种鱼，但也是别的东西。一种像蛇、像蚯蚓、像扭来扭去的海怪的鱼。鳗鱼总是很特别。即使在基督教传统中，鱼从创世之后就是最重要的象征之一，但是鳗鱼却被认为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存在。

据说最早的基督徒——在1世纪时——把鱼当作一种秘密符号。因为基督徒在很多地方遭到迫害，所以他们需要多加小心。两个信徒遇见时，一个在地上画一道弧，如果另一个从反方向画一道类似的弧，就变成了一条抽象的鱼的符号，这样两人就知道对方是可以信任的。这种鱼形符号可以在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罗马的圣卡利克斯图斯（saintcallixtus）和圣普丽西拉（saintpriscilla）的地下墓穴中找到。

让鱼具有这种象征意义的原因有很多。在基督教诞生之前，鱼就已经是地中海文化中的一种幸运的象征了。在关于耶稣的福音书中，鱼也成了精神觉醒与宗教信仰的象征。“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在《马可福音》中对最早的门徒安得烈和彼得这样说。新的教徒被称为“小鱼”。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升天的过程就好比打鱼：“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拣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

鱼当然也在耶稣行奇迹的故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比如，他仅仅用两条鱼、五块饼就让约五千人吃饱了肚子。比如在《约翰福音》中，复活的耶稣在提比哩亚海边向他的门徒显迹，拿鱼给他们吃，这时他们才明白这是耶稣。希腊语中“鱼”这个词ichthys，在很长时间里也被解读为“iesoschristostheouyiossoter”的缩写，意思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救世主”。

但是所有这一切说的都是鱼，不是鳗鱼，有很多例子说明在基督教兴起的那段时间，人们并不认为二者是同一回事。基督教传统中鱼所代表的一切好的东西，都跟鳗鱼无关。鳗鱼不是鱼，鳗鱼是别的东西。即使人们会把鳗鱼视为鱼，它们也和其他鱼不一样。它们没有鱼的常见特征。无论是行为上还是外表上，它们都没有鱼应有的样子。

至少在《利未记》的字里行间，上帝对所有水生动物的态度有着清晰明确的表述：

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些无翅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憎。凡水里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

在这里，上帝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对他的措辞和再三重复的话解读无误的话——没有鳍和鳞的鱼和水生动物是可憎的，它们是不能吃的，它们很怪异，它们应该遭到厌恶。至少犹太人对上帝意图的这种解读意味着鳗鱼是该被厌恶的东西。根据犹太人的戒律，它们是不能吃的，因此它们黏糊糊的平滑身体在犹太人的餐桌上是没有一席之地的。

如今，我们自然知道这一切都是一个误会，这大约就像《利未记》里把蝙蝠称作一种鸟一样。鳗鱼既有鳍也有鳞。它们只是比较难以被看见而已，尤其是鳞，它们非常小，上面覆盖着大量黏液，就算我们触摸也几乎不可能注意到。不过这种误会表明，在鳗鱼问题上，人们要怀疑的不仅仅是科学和鳗鱼本身。我们也不能相信上帝、上帝的解读者，或者他们说的那些话。

无论如何，鳗鱼仍然是令人厌恶的，就算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至少有很多人是这么想的；就算作为食用鱼或文化遗产时并非如此，至少作为隐喻时是面目可憎的。就算抛开谬见和宗教误会，它们有时也代表人们不欢迎的东西。那些对我们来说陌生和不快的东西，那些也许必须存在于隐秘之处，而不能时时刻刻都浮上表面来的东西。

在20世纪最值得被记住的文学场景中，有一个男人站在海滩上，在拉一根伸进海里的长长的绳子。绳子上覆盖着厚厚的海草。他又拉又拽，从泛着泡沫的水中拉上来一个巨大的马头。马头乌黑闪亮，躺在海滩边缘的沙子上，瞪着死去的眼睛，绿莹莹的鳗鱼从马头的七窍中游了出来。那些鳗鱼往前爬行，像蠕虫一样亮晶晶的，有20多条。当那个男人把它们全都塞进一个装土豆的袋子里后，他掰开咧着的马嘴，双手伸进喉咙，又拉出两条大鳗鱼，它们跟他的手臂一般粗壮。

这是君特·格拉斯在1959年出版的小说《铁皮鼓》中对那种可怕的捕鱼方式的描写。应该没有比这个更恶心的鳗鱼了吧。

如今鳗鱼并不是一种在文学和艺术中经常出现的动物，可是只要它出现，通常都是一种令人不快和有点恶心的形象。它们黏糊糊的，扭来扭去，肥硕，油亮，光滑，是一种在黑暗中生活的食腐动物，会从动物尸体中愉快地爬出来，张着大嘴，瞪着它们黑色的小眼睛。

但有时候它们也不止于此。在《铁皮鼓》中，鳗鱼其实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正是它们，不仅预言而且引发了这场悲剧。

站在波罗的海岸边看着那个男人把黑色的马头从海里拖上来的，是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叫奥斯卡·马特泽拉斯的男孩，以及他的父亲阿尔弗雷德、母亲阿格内丝和她的表哥兼情人扬·布朗斯基。阿格内丝怀孕了，但这件事只有她自己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是阿尔弗雷德还是扬。我们同样不确定的是，阿尔弗雷德到底是不是奥斯卡的父亲。阿格内丝感到很抑郁，自暴自弃，她似乎把她肚子里正在生长的生命视为一个吞噬她的肿瘤，而不是一份礼物。对她的家人和读者来说，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一个谜。

他们正沿着海边散步，这时他们遇到了那个钓鳗鱼的男人。阿格内丝好奇地问他在做什么，但是他没有回答。他只是咧开嘴露出满口脏牙，笑嘻嘻地继续拉他的绳子。当他把马头拉到岸上，当阿格内丝看到从脑壳里爬出的那些黏糊糊、绿莹莹的鳗鱼时，她发生了反应。她吐了，既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呕吐。她必须靠在情人扬身上才能使自己不至于摔倒。海鸥尖鸣着靠近他们，在他们头顶盘旋，一圈一圈地越飞越近，仿佛是警告的汽笛。当那个咧嘴笑的男人从马的喉咙里取出两条最肥的鳗鱼后，阿格内丝转过身再次吐了，仿佛她要把体内剧烈的恶心和那个不想要的胎儿一并吐出来，仿佛恶心与胎儿是无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她将永远无法从这个经历中恢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