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仅感激我的师长，也常回味航校里的青春时光，那些最珍贵、最丰富的记忆，来自我青春勃发、阳光闪动的同学们。

我们小组三个人，我的代号是75，就叫“拐五”。在师兄弟当中，跟我交流比较多的是“86”，名字叫蔡春祥，现在在山东。在学员队的时候，我和他曾在一个班级，他当班长，我当副班长。后来学飞行又分在一起，关系自然亲密得多。

蔡春祥是吉林白城人，个头比我高，有1.75米，打篮球是把好手。他在白城老家的时候曾经是个短跑健将，百米的成绩是11秒4。我自认为百米成绩不错，可他比我还厉害，让我心里很是钦佩。

在八航校的时候，我们周日爱踢足球。那时不是双休日，只有周日休息，这个爱好的形成，实际上有些被强制的成分。

航校不是特别提倡我们踢足球，怕踢球受伤影响飞行员的体质。但是，几个铁杆球迷却是非踢不可的。有时凑不齐人手，他们就来为你“服务”。所谓的服务，就是帮你“晒被子”。周日早早地他们就来了，说我帮你晒被子，其实就是强行抱起你盖在身上的被子，把它挂出去。被子没了，觉也睡不成，就只能跟他们去踢球了。年轻人在一起，说说闹闹很正常，即使玩起来“不讲理”也都很开心。

我们同学周日经常一起出去玩。八航校附近很荒凉，只有很小的几个小村子。当地人没有好玩的去处，八航校毕竟是个建设很棒的部队大院，规整的院区，笔直宽阔的大道，绿树成荫，在这偏僻的地带就被当成一个景色最好的地方，当地人会经常到学校附近走走看看，就像逛公园一样兴奋。

而我们则会出去，看他们司空见惯的“风景”。

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山上的冰川凿下来好大好大的冰块，然后坐在冰块上，你推我我推你地打滑。回想起来，这些游戏本不应该是我们那么大年纪的人玩的了，但在单调的生活中，我们却感觉到很快乐。夏天，我们到老乡家里去买杏和葡萄，把工作服的两个裤腿系好，变成一个大口袋，扛在肩上回到队里给大伙分着吃。

现在战友聚会，大家提起当年依然特别兴奋。我记得我们曾经用一双胶鞋换过一板车的哈密瓜。像我和蔡春祥这样的北方人哪见过哈密瓜啊，又甜又香，我俩就天天吃。也没人告诉我们哈密瓜糖分高，爱上火，结果很多人吃多了嘴上都起了好多大泡。

那时候交通不发达，没有现在到处可见的物流，农贸产品往往只在本地自产自销，大城市都很难见到外地的稀罕瓜果，绥中这种小县城更是没见过没吃过哈密瓜。我假期探亲回家时带了两个哈密瓜，把家乡的朋友惊奇坏了。

我们还跑到军马场跟军马照相，维族兄弟非常热情好客，想骑马，维族兄弟就把缰绳送到你的手上，我就在那时学会了骑马，不过后来很多年我都再也没有机会骑马了。

我们搞侦察时去爬天山，用天山雪水洗脸，天山雪水多凉啊，我们也不懂皮肤会冻伤，回来后，脸上蜕皮了，出现好多圈，一圈圈，大圈套小圈，好长时间才下去，我皮肤算好的，是不容易出问题的，可那回真傻眼了。所以现在，我还比较怕凉水，手特别怕冷。虽然在边疆工作生活都比较艰苦，但那时跟大伙一起，并不觉得苦，反而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回忆。我比较念旧，对过去的战友都记得很清楚，谁谁叫什么名字都忘不了，他们现在来航天城找我，我都十分高兴，热情地跟他们聚会。

那时的娱乐远没有现在丰富。当时队里除了一台大录音机，什么娱乐器材都没有。我攒了好长时间的钱，花30多块钱托人从哈密买了一把“美声”牌吉他。这把吉他让我们几个人大大地风光了一把。

“八一”建军节各班都要出节目，为了把别的班比下去，大家都铆足了劲排练节目。没亲眼见过乐队，只在电视上见过乐队演出。我们开始了最早的“模仿秀”，组织了一个最简陋的乐队。我还算有点文艺细胞，我吹口琴，主要负责主旋律部分。一个同学弹吉他，实际上，他还不怎么会弹吉他。蔡春祥找来一个木头墩，把里边抠空翻过来，又拿了两把勺子，模拟架子鼓。

那天演奏的曲目是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我们一上场就把观看的学员都震住了。因为社会上刚开始流行乐队，我们在这么偏僻的边疆玩乐队，副队长都兴奋得拉着队长来观看。结果，我们的新潮玩法赢得了奖项。

不光是演节目要评比，平时各项活动和任务都要争第一。在学员队的时候，我们挖菜窖、拓土坯，连学校道路两侧的马路牙子，都是我们用泥夯实抹平的。

有一年“八一”建军节，去巴里坤湖劳动，任务是割油菜，我们挥舞着宽大的镰刀，刷刷刷，一片油菜地很快就收割完了。为了超过别的中队，我们加快速度，拼命地干活。而用力过猛的后果是到了第二天，我们几个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别的中队依然不紧不慢地挥舞着镰刀，收割的油菜渐渐超过了我们。我所在的四中队，基本都是城市兵，在家时没怎么干过农活，所以没什么经验。但为了不落后，我们依然互相鼓励着，互相帮助着，坚持把油菜收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