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文一共12个字：“利伟选飞三选通过，速回商量。”

我知道母亲发电报了，心中开始了度日如年的等待，期冀中带着煎熬，每天设想着父亲同意如何，不同意又该如何。其实，我心里早就做好了打算，一定要说法父母同意。可还是有面小鼓在心里咚咚地敲，直到父亲归来的那一天。

我的父母都曾当过老师，在他们的思想中，考大学是我最正常、最可靠的人生，而考上大学也的确是那时候的唯一出路。因为，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就意味着端上了铁饭碗，有了干部身份和国家公务员的终身职位。而考不上，则意味着前途渺茫，要么招工，要么自己找点杂七杂八的事做，总之难成大器。之前我曾问母亲，如果我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母亲很果断地说，今年考不上明年继续考。所以在父母那里，我要考大学是件不容置疑的事，当飞行员则出乎他们的意料。

但父母都很通情达理，为了这件事，我们家还开了一个小型的家庭会议。

父亲问我：“利伟，你真的想好了要当飞行员吗？”眼里带着问询和关切，我第一次感觉到父亲在用平等的眼光征询儿子的意见。

我很激动，心意已定，斩钉截铁地说：“我愿意去做飞行员。”

在我心里，首先认定当兵很光荣，而能做飞行员是我从小就向往的；其次，高考的压力太大了，竞争太激烈，当年绥中的高考升学率不到百分之三，以一个高中生的单纯考虑，去当飞行员就不用为了高考玩命学习了。

父亲沉吟片刻，决定尊重我的意愿，对母亲说：“他就喜欢这个，你不让他报，以后后悔怎么办，让他去吧！”

“咚！”一锤定音，我心里的那面鼓终于敲定了。那种明快轻盈的感觉让我想狂奔又想飞翔。梦想着有一天我能驾驶着战机翱翔在天空，保卫祖国，成为战斗英雄。

我没能参加高考上大学，一直是父母一个未了的心愿，即使我后来当上了航天员，也并不能取代上大学在他们心里的位置。2002年母亲来北京时，见我没日没夜没假期、想方设法学习航天员课程，对我说：“哎，你上高中时要是这么用功，是不是清华、北大都考上了？”我听懂了老人的感叹。

得到父母的许可，我继续参加招飞的所有测试。从我们那一期开始，招收飞行员要进行正规的文化考试和智力考试。此后的空军招飞工作一直延续着这个做法，不同的是，在我入伍两年后的1985年，招飞的文化考试正式并入高考。

县武装部把通过三选的人组织到一起，集体开小灶补习。后来，所有锦州地区的候选人在锦州市（葫芦岛当时属锦州地区）参加考试。考官的脸很严肃，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紧张。考场里只有沙沙写字的声音，空气似乎都凝滞了。

文化课的内容主要是物理、数学等，我考得不是特别好，觉得不太理想，心里没底。但我的智力测试成绩还不错，虽然并不公布，但认识的人互相问一问，我觉得自己的分数算是高的。两项考试都要达到分数线，不然不会被录取，我们那一届，就有人各方面都很好但文化成绩不好，在最后一刻被淘汰。

我被录取成为飞行员了。录取通知书没有发到个人手里，而是直接下到武装部，由武装部通知。

我们绥中县有五个人同时被录取，这成了当年全县的大新闻，报纸和广播都对此进行了报道，那时的新闻比较少，喇叭里，一天数遍地广播着这条新闻。我们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家乡的名人，名字随同招飞一事被写入了《绥中县志》。

临走之前，学校举行了欢送大会，敲锣打鼓，我们戴着大红花，县长、县委书记亲自来送行，并请我们吃了饭。武装部长最高兴了，那时，多走一个就奖励武装部两千块钱，这在当时算笔巨款了，原来目标是送走两个，这下走了五个，武装部超额完成了任务，奖励也多了一倍多。学校也很高兴，走一个，学校就算高考考上一个，我们学校一下走了三个。

当年，我们的学校叫绥中县第二高级中学。2004年，改名为“绥中县利伟高中”。我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利伟班”。我觉得这是家乡的父老在看着我，令我无法懈怠。

奇怪的是，在离别时热烈、喧闹的场景中，我却异常平静。即使是登上火车启程的时候，送别的家人、老师和同学边道别边流泪，同行的伙伴也泪水涟涟，我却没有想流眼泪的感觉。至今我想象不出自己那时何以如此坦然、冷静，直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才抬起手，向父母、姐姐和弟弟，向包括县领导、学校老师和同学的人群挥了一下手，告别了家乡，也告别了那个少不更事的懵懂自己。

我难以记起当时在想什么，未必就是对这样的仪式无动于衷，也不是对将来的一切了然于胸，仿佛沉浸在梦游的感觉中，突然实现了童年的梦——可以去开飞机了，我将成为飞行员了，真不可思议！

可飞行学院究竟是什么样我又难以想象。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跟着大家登上了离家的火车，潦草地挥别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从此去向辽阔的远方，去向高远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