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惊觉，自己已经经历了悲痛的五个阶段，就是老生常谈的“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消沉→接受”。但我完全是反着来的。刚诊断出来的时候，我对死亡已经做足了准备。我甚至自我感觉良好，完全接受现实，有种万事俱备的笃定感。接着我开始消沉，因为我毕竟不大可能很快就死去。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但也令人困惑迷茫，甚至很奇怪地令我萎靡不振。抗癌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各项相关数据，说明我也许可以再活十二个月，或者一百二十个月。本来，这种大病是应该让你完全看清自己和生命的。然而，我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可我以前也是知道的呀。我所知的东西仍然一样，但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随意约见朋友，享受正常生活了。要是我确切地知道自己到底还剩多少个月或者多少年，前路也许会清晰很多。你要是告诉我，还剩三个月，那我就全部用来陪家人；还剩一年，我可能会写一本书；还有十年，我就回去救死扶伤。“活在当下”这种真理对我根本没有帮助：我这当下到底该怎么活啊？
接着，在某个时刻，我又开始讨价还价，嗯，其实也不算讨价还价吧。我心里默默地说：“上帝啊，我读了《约伯记》，不能完全理解。但如果这是测试我信仰的方式，那你应该已经看到我的信仰很弱。可能你在熏牛肉三明治上留点那种辣芥末也能测试我的信仰呢？真的不用这么大费周章地给我来个‘核爆炸’吧，真的……”讨价还价之后，怒气就一阵阵涌上心头：“我这小半辈子都在努力奋斗，已经到了这份儿上了，居然得了癌症？”
现在，可能我终于来到“否认”这个阶段了。也许是完全的否认。也许在缺乏任何定论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假设自己能活很久。可能这是前进的唯一办法。
现在，查出癌症九个月了，我几乎天天做手术到深夜，甚至到凌晨，一心一意要好好毕业。我的身体遭受了沉重打击。每天回到家，我都累得吃不下东西。而且慢慢在加大泰勒诺、非类固醇抗炎药和止吐剂的用量。我开始不停咳嗽，大概是肺部恶性肿瘤纤维化引起的。我告诉自己，只需要再坚持几个月，就可以结束这种马不停蹄的工作状态，顺利从住院医生毕业，安心做个相比之下更平静、更轻松的教授。
二月份，我飞去威斯康星参加工作面试。他们的一切条件都正合我心：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供我开设神经系统科学实验室；领导自己的临床医学团队；工作时间和内容都灵活，根据我的健康情况而定；终身教授职位；对露西也有很优厚的工作安排；高薪、美景、田园牧歌般的城市、完美的老板。“我了解你的健康状况，你和你的肿瘤医生应该也很亲密。”部门主管对我说，“如果你想继续在那边的治疗，我们就帮你来回飞。不过我们这儿也有一流的抗癌中心，你愿意的话就去看看。我还能不能再做点什么，让这个工作更有吸引力？”
我想了想艾玛说过的话。我之前不相信自己能继续外科医生的事业，如今却已经成功重返手术台，这个转变是很有分量的，甚至有点宗教层面的意味。在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她还一直记挂着我的这个身份。我多年前立志成为医生时对自己提出的挑战，她做到了：审视灵魂，接受自己作为凡人的责任，让我重新找回自己。我已经抵达了很多神经外科住院医生的制高点，立志不仅要做个神经外科医生，还要做个神经系统科学家。这是每个学生梦寐以求的目标，但能实现的却寥寥无几。
当晚晚饭后，主管开车送我回酒店。他在路边停了车。“我给你看个东西。”他说。我们下了车，站在医院门口，面前是冰封的湖水，对岸是科系办公室星星点点的灯光。“夏天，你可以游泳或者开船去上班。冬天呢，滑雪滑冰都可以。”
真是太梦幻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恍然大悟：这只是梦幻而已。我们不可能搬来威斯康星。万一我这两年癌症严重复发呢？露西得孤孤单单在这里，远离朋友和家人，仅凭一己之力照顾病入膏肓的丈夫和新生的孩子。我近乎暴怒地抵挡着想接受这份工作的欲望，也意识到，癌症已经彻底颠覆了我对人生的规划打算。过去几个月来，我一直全力以赴，想让生活恢复到癌症之前的轨迹，否认癌症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任何影响。然而，现在的我，不管多么希望感觉到胜利的喜悦，还是感到癌症如同螃蟹的大钳子，紧紧夹住我，阻止我前进。癌症的诅咒是奇怪而紧张的存在，也是对我的极大挑战，对于死神的步步逼近，我既不能无视，也不能任其摆布。就算现在死神蛰伏起来，他的阴影也时刻笼罩着我。
一开始丢掉斯坦福那个教授职位的时候，我安慰自己，要管理一个实验室，至少需要有二十年的计划。现在，我觉得这安慰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真理。弗洛伊德一开始就是个成功的神经科学家，后来他认识到，神经科学还需要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满足他在了解心灵和思想方面真正的抱负，于是丢开显微镜，另起炉灶。我的感觉跟他可能有点像。通过研究来创造神经外科的变革就像一个长期的赌局，因为我的病，这个赌局几乎没有了胜算；我所剩的筹码不多，不想押在实验室里了。
我耳边又响起艾玛的话：你必须弄明白，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
如果我已经不想再问鼎神经外科与神经系统科学这两座高峰了，那我想干什么呢？
当个爸爸？
做个神经外科医生？
教书？
我也不知道。不过，就算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还是有收获，这收获并非来自于希波克拉底、迈蒙尼德或者奥斯勒，而是我独有的顿悟：医者的职责，不是延缓死亡或让病人重回过去的生活，而是在病人和家属的生活分崩离析时，给他们庇护与看顾，直到他们可以重新站起来，面对挑战，并想清楚今后何去何从。
现在，我那些属于外科医生的骄傲自负实在毫无用处。我的确是本着对病人尽职尽责的态度，全心全意地救死扶伤，但说穿了这就是暂时的责任，是转瞬即逝的全心全意。解决了严重的健康危机，病人醒来了，身上的管子拔掉了，然后出院了，病人和家属继续生活，但事情永远不会和以前一样了。医生的话能安抚人心，就像神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能减缓大脑的疾病。然而，这其中的不确定性与后续的发病率，还是需要继续去克服，去缠斗。
艾玛没有让我恢复原来的个人特性，而是保护了我创造新特性的能力。终于，我明白，必须要去创造新的自我了。
大斋节的第三个星期日，明澈通透的春日清晨，我们夫妻俩和我的父母一起去了教堂。他们俩从亚利桑那飞来过周末。我们一起坐在长长的木凳子上，妈妈和坐在旁边的一家人攀谈起来，先是对那位母亲说，她小女儿的眼睛真好看，接着迅速聊起格局更大的话题。她充分展示了一个倾听者、好闺密和联结者的高超能力。牧师读《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情不自禁地偷笑起来。这段《圣经》文字中，沮丧的耶稣说了一些隐喻，而使徒们非要去做一些字面的解释：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
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这其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
正是这样的文字，很明显地讽刺了对《圣经》进行拘于字面意义来理解的行为，也让我对基督教长期的疏离之后得以回归。大学以后，我对上帝和耶稣的概念逐渐变得贫乏（这个词算是用得比较委婉了）。当时我一头扎进坚不可摧的无神论。对抗基督教思想的主要武器，就是基督教义在实际运用中的失败。启蒙的理性当然更说得通，更能解释身边的种种；“奥卡姆剃刀理论”当然也将信众们从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来。没有证据能证明上帝的存在，所以，信仰上帝并不合理。
我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祷告和阅读《圣经》是每晚的仪式。尽管如此，我和大多数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一样，相信现实的物质概念，拥有终极的科学世界观，遇事会力求用完整的形而上方法去研究和解决，不去考虑那些陈旧的概念，什么灵魂啊，上帝啊，穿着长袍、留着大胡子的白人男子之类的。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努力去建立这样一种认知框架。然而，最终问题还是显现出来：把科学作为形而上的最终裁决标准，不仅否定了上帝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还同时否定了爱、恨与意义；这种思想中的世界，本来就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天差地别。当然，并不是说如果你相信人生的意义，就必须也要信仰上帝。准确地说，如果你认为上帝在科学中无立足之地，那么你就几乎一定会认为人生的意义在科学中也无法容身。因此，生命本身也毫无意义。换句话说，那些关于存在主义的言论没有任何分量，一切认知都是科学认知。
然而，这其中就存在一个悖论。科学的方法论是人们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因此无法涉及一些永恒的真理。我们建立科学理论，是为了组织和掌控这个世界，将各种现象局限在可控的范围内。科学的基础，就是各种现象的重复出现以及人为制造的客观性。这是很强的后盾，让科学有能力去建立并阐释各种关于物质和能量的主张，但也让科学知识无法解释人类生命中存在主义的本能特性。人类生命本身就是独特的，主观的，无法预测的。也许在组织和研究重复出现的经验主义数据时，科学提供了最有用的方法，但另一方面，科学却无法用来解释人类生命中最为核心的方面：希望、恐惧、爱、恨、美、妒忌、荣誉、软弱、奋斗、痛苦和美德。
这些核心的情感与科学理论之间，总是存在一道鸿沟。没有任何思想体系能够完整地包含人生所有的体验。形而上学仍然停留在提供启示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宽泛（毕竟，奥卡姆的核心观点是这个，而不是无神论）。而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无神论才是合理的。最典型的无神论者，大概是格雷厄姆·格林的著作《权力与荣耀》里的中尉，他的无神论，来自于“上帝不在”的天启。唯一名副其实的无神论，必须建立在创造世界的愿景之上。很多无神论者都喜欢引用诺贝尔奖得主、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其实在掩饰无神论的一个富有天启色彩的特征：
古老的圣言已经灰飞烟灭，人类终于知道，自己是这冷酷无情的广阔宇宙中孤独的存在，而自己在这宇宙的诞生，也是偶然的。
而我最终回归了基督教的核心价值：牺牲、救赎、宽恕。因为吸引力实在太大，令人叹服。《圣经》里，正义和仁慈，在《新约》和《旧约》之间都存在一种拉锯。《新约》说，从善没有尽头：善良就是人生的目标，你永远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我相信，耶稣传递的主要信息，是无论何时，仁慈都重于正义。
不仅如此，也许原罪传递的主要信息也不是“应该时时刻刻抱有愧疚之心”。也许这样解释反而更为恰切：“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善的概念，但不是时时刻刻都做得到。”大概这才是《新约》想要传递的信息。就算你心中对“善”的认识和《圣经·利未记》中一样严苛全面，你也不可能像那样生活。真的不可能，疯子才会那样。
当然，关于上帝，我无法提出任何明确的观点，但人类生命的基本现实，本来就是极度反对盲目决定论的。另外，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认为天启论在认知领域拥有任何权威。我们都是讲求理性的人，天启论不足以解释所有疑惑。就算上帝真的与我们对话，我们也会认为那是幻觉。
那么，我会想，有追求的形而上学者，应该做什么呢？
放弃吗？
几乎就要放弃了。
朝着终极真理挣扎向前，但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说，有可能找到正确答案，但证实这个答案，是绝对不可能的。
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最终能看到的，都只不过是生命的局部。医生看到一个方面，病人看到另一个方面，工程师、经济学家、潜水采集珍珠的人、酗酒的人、有线电视修理工、牧羊人、印度乞丐、牧师……看到的都不尽相同。没有什么人能完全包揽人类所有的认知。认知产生于我们所创造的，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之中，永远不可能完整全面。而终极真理凌驾于一切之上，在其存在之处，播种者与收割者可以一同欣喜狂欢，正如礼拜天的《圣经》布道的最后。因为，终极真理之中，有句话说得清楚明白：“那人撒种，这人收割。”我派你去收获你并未付出努力的东西；辛苦劳作都是别人的，你分享了他们的劳动果实。
我跳下ct台。这已经是重返外科的第七个月了。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次ct，这之后我将完成住院生涯，成为一个父亲，我的葬礼也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
“想看看吗，医生？”扫描人员问我。
“现在不看，”我说，“今天我还有很多工作。”
已经下午六点了，我必须去查房、探视病人，做明天的手术室安排，看看各种扫描片子，向别人口述我的临床笔记，查查病人术后的情况……很多事等着做。晚上八点左右，我在神经外科的办公室坐下，旁边就是放射照片观测台。我打开来，看着第二天要做手术的病人的扫描片，是两个比较简单的脊椎病例。最终，我输入了自己的名字。片子出现在屏幕上，我不断缩放着，仿佛孩子在随意翻看画册，把新的片子和上次照的对比。一切看起来都没有变化，原来的那些肿瘤还是一个样。啊，等等。
我滑动滚轮，再看了一下今天的片子。
一个新的肿瘤出现了，有点大，填满了我的右肺中叶。看上去竟有点像一轮几乎照亮了整个地平线的满月。再回去看原来照的片子，我能辨认出这个肿瘤非常微弱的迹象，原来只是幽灵一般的预兆，现在则完全变成了现实。
我既不愤怒，也不恐惧。本来就是如此。这是大千世界中的一个事实，就像太阳与地球的距离。我开车回家，告诉了露西。那是星期四的晚上，我们和艾玛的见面要等到下周一。露西和我坐在客厅，各自打开笔记本电脑，列出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活检、体检、化疗。这次的治疗肯定更艰难、更痛苦，而活得久一些的可能性更为渺茫。我又想起艾略特写过的诗句：“可是在我背后的冷风中，我听见/白骨在碰撞，得意的笑声从耳边传到耳边。”也许未来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永远，我都无法再重返神经外科了。但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可以等到周一再来考虑。今天是星期四，我已经做好了明天手术室的安排；我决定，要去当最后一天的住院医生。
第二天早上五点二十分，我在医院门口下了车，深深吸了口气，闻着桉树的气味。好像还有什么气味……是松树吗？以前都没注意到呢。我把住院医生们集合到一起，准备上午的各项工作。我们先回顾了前一晚发生的事情，入院的病人，新的扫描片子，然后去查房，之后还开了“m&m”会，也就是定期召开的关于发病率与死亡率的会议，神经外科医生们会聚集到一起，检讨一段时间内犯的错误和做得不好的病例。开完会，我又跟病人r先生多待了几分钟。他得了一种罕见病，叫格斯特曼综合征。我切除他脑内的肿瘤后，r先生开始显露出一系列行为缺陷：读写能力缺失，说不出每根手指的具体名字，不会算数，分不清左右。这种事我之前只碰到过一次，还是八年前做医学生，刚刚进入神经外科实习时跟过的一个病例。和那个病人一样，r先生也是精神愉快，情绪高昂，我怀疑这会不会也是症状之一，只是从来没人当作症状描述出来而已。不过r先生正在好转：他的语言能力几乎已经恢复正常，算数能力也只是有一点点偏差。他完全康复的可能性很大。
上午很快过去了。我刷手消毒，准备做最后一次手术。突然间，我感觉到这个时刻意义重大。这真的是我最后一次刷手了？也许真的走到头了。我看着肥皂水顺着手臂流下来，然后流回水槽里。我走进手术室，穿好手术衣，给病人盖上无菌布，专门扯了扯四个角，确保没有褶皱。我希望这台手术完美无缺。我割开他背部下方的皮肤。这个男人已经上了年纪，脊椎退化，压迫神经根，造成严重的疼痛。我拨开脂肪，筋膜出现，感觉到凸起的椎骨。我割开筋膜，又顺利地割开肌肉，直到眼前的伤口中只剩下闪着亮光的宽阔椎骨，干净纯粹，不沾一丝血迹。主治医生进来了，我正在切除椎骨后面的椎板，那里有增生，再加上下面的韧带，一起压迫着神经。
“看着挺好，”主治医生说，“如果你想去今天的会，我找同事进来接手做完。”我的背痛又开始了。我之前怎么不再吃点消炎药呢？不过，这台手术应该很快了，我快做完了。
“不用，”我说，“我想把这台手术做完。”
主治医生也刷手消毒进来了，我们一起切除了增生。他开始拨弄韧带，下面是硬膜，里面有脊髓液和神经根。这一步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在硬膜上弄个洞。我负责处理另一侧。突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他的手术用具旁边有一抹蓝色——硬膜开始破裂了。
“小心！”我说。此时他手上的器具已经夹到硬膜了。清澈的脊髓液开始填满伤口。一年多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漏液的情况。修补这个漏洞又需要一个小时。
“把刀头拿出来，”我说，“漏液了。”
等我们修补完这个漏洞，把压迫神经的软组织切除之后，我的双肩火辣辣地痛。主治医生脱掉手术衣，向我道歉又道谢，离开了，留下我收尾。一层层组织整齐地合到一起。我又开始用尼龙线一针一针缝合皮肤。大多数外科医生都会选择缝合器，但我一直觉得尼龙线的感染率比较低。这个病人，这“最后一役”，要按我的想法来做。皮肤完美地缝合，没有拉扯褶皱，仿佛这台手术从未发生过。
很好，这样很好。
我们掀开病人身上的无菌布，一个以前没合作过的手术助理护士问我：“这周末你值班吗，医生？”
“不。”也许永远都不值班了。
“今天还有手术吗？”
“没有了。”也许永远都没有了。
“啊，那好。那就是大团圆结局了！工作做完啦。我喜欢大团圆的结局，你也是吧，医生？”
“是啊，是啊，我也喜欢大团圆。”
我坐在电脑旁边输入一些术后指令，护士们进行着清理工作，麻醉师开始唤醒病人。我一直半开玩笑地威胁说，如果是我主刀的手术，就不许听那种人人都喜欢的“打鸡血”的流行音乐，只能听巴萨诺瓦舞曲。我播放了巴萨诺瓦风格的经典专辑《不老的传说》，萨克斯柔和而又铿锵的演奏响彻整个手术室。
过了一会儿，我出了手术室，收拾好七年来用的所有东西——一些为通宵工作准备的备用衣服、牙刷、几条肥皂、手机充电器、零食、我的头骨模型和一系列神经外科的书，诸如此类。
我转念一想，又把书留下了。它们在这儿，应该更能发挥作用吧。
走向停车场的路上，一个同事走过来想问我什么事，但他的呼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挥挥手，转身往医院里面跑。“晚点再找你！”他回头朝我喊了一声。我坐在车里，热泪盈眶，转动钥匙，慢慢开到路上。回到家，我走进家门，挂好我的白大褂，摘下我的名牌，接着取出呼机的电池，脱下手术衣，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再晚点的时候，我给维多利亚打电话，告诉她周一我没法去上班了，可能永远都不能去了，所以就做不了手术室的安排了。
“嗯，我一直做噩梦，梦见这一天来了。”她说，“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坚持这么久的。”
星期一，露西和我一起去见了艾玛。她肯定了我们列出的计划：支气管镜活检，针对性地寻找突变，实在不行只有化疗。但我去见她的真正原因，是希望得到一些引领和指导。我告诉她，已经在神经外科那边请假了。
“好，”她说，“没事。嗯，要是你想集中精力做更重要的事情，那就别回神经外科了。但别单纯因为你病了就不干了。和一个星期前相比，你的病情并没有加重。这一路上的确有些颠簸，但你还是可以维持现有生活轨道的。对你来说，神经外科的工作很重要。”
我再一次走上了从医生到病人的轨道，从行动者变成被动者，从主语变成了直接宾语。生病之前，我的生活可以说是心想事成，按照既定的轨道一帆风顺地前进着。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命运都是由自身和旁人的人为行动决定的。《李尔王》中的葛罗斯特伯爵埋怨过，说人类的命运之于神明，正如“苍蝇之于顽童”。然而那部作品主要的戏剧冲突，还是来源于李尔王的虚荣与专制。从启蒙运动开始，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的，就是个人。但现在，我所在的世界已然不同，这是个更古老的世界，人类的行动在超人类的力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个世界比起莎士比亚的作品更具有希腊悲剧的色彩。不管付出多少努力，俄狄浦斯和他的父母都逃脱不了命运的股掌；他们只能通过神谕与预言，通过那些既定的占卜，才能接触到掌控他们命运的力量。我来找艾玛，不是想要治疗方案。我读的资料已经够多了，未来会采取什么样的医学手段我已经了然于心。我想要的，是眼前这个“神谕家”充满智慧的安慰。
“这不是结束。”她说。这种说辞她恐怕已经用过成千上万遍了。想想我自己，难道就没有跟病人说过类似的话吗？反正面对那些想寻找不可能的答案的人，她肯定都这么说。“甚至都不能说是结束的开始。这仅仅是开始的结束。”
我居然感觉好些了。
活检后一个星期，护理师艾丽克西斯打电话给我通报情况。没有可以采取针对性治疗的突变，这样化疗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已经安排好周一开始。我问具体用什么化疗药物，她说这个问题必须跟艾玛谈。艾玛正和孩子一起在太浩湖玩，不过周末会抽空给我个电话。
第二天是星期六，艾玛的电话来了。我问她对化疗用药有什么想法。
“嗯，”她说，“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我觉得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加阿瓦斯丁吧，”我说，“我知道最近有研究说这个药没有好处，副作用还比较严重，有的抗癌中心逐渐弃用了。我觉得那只是一个研究而已，之前那么多数据都证明是有用的，我比较倾向于还是要用。如果我反应不好，再弃用也不迟。你觉得这样行吗？”
“嗯，没什么问题。后期加的话还要过保险公司那一关，比较难。所以前期就使用比较好。”
“谢谢你打电话来。我就不耽误你享受湖边的美景了。”
“好的，但我还要再多说一句，”她略有迟疑，“很高兴咱们可以一起制订你的医疗计划，因为你是个医生，你什么都懂，而且这也是你自己的命。但是，如果你什么时候想让我单独来做你的医生了，我也是很乐意的。”
我还从来没想过，可以不负责自己的医疗计划。我还理所当然地以为所有的病人都是久病成医。我还记得医学生时期的我，刚刚开始进入医学实践，对什么都懵懂无知，经常会让病人解释他们自己的病症和治疗手段，问他们为什么出现蓝色脚趾的症状，这个粉色的药片是干什么的。但正式成为医生之后，我从未要求病人自己做决定，我对他们有责任。我意识到，自己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心中那个作为医生的自我在对那个作为病人的自我负责。也许我真的被哪个希腊的天神诅咒了，但放弃对自己病情的控制仿佛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就算可能，那也太不负责任了。
化疗开始的周一，露西、我母亲和我一起去了输液中心。我安好一个静脉注射的针头，找了把舒服的椅子坐好，开始漫长的等待。化疗的混合药物需要四个半小时才能全部输完。整个过程中，我要么打盹，要么读书，有时候又百无聊赖地看着身边的露西和妈妈，偶尔聊两句，打破沉默。病房里的其他病人健康和精神状况各不相同：有的头发已经秃了，有的发型还很不错，有的形容憔悴，有的活泼爽朗，有的不修边幅，有的衣冠楚楚。不过所有人都静静地躺着，任凭注射管里那些毒副作用剧烈的药物慢慢输入伸展的手臂。我每三周来接受一次治疗。
第二天我就有反应了。非常强烈的疲乏感，深入骨髓，全身无力。本来特别能唤起愉悦感的进食，对我来说就像喝海水一样折磨。突然间，所有我喜欢的东西都变咸了。露西给我做了贝果面包加奶油奶酪做早餐，吃起来就像盐碱地里那种经常被动物舔舐的盐块。我只吃了两口就放到一边。看书也让我筋疲力尽。本来答应了要为两本重要的神经外科教科书写个几章，阐述我和v的研究是否有临床治疗的潜力，现在也被搁置了。一整天，我都只能靠看电视和强制进食来打发时光。几周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不舒服的感觉会慢慢减轻，等恢复常态的时候，恰好又到下次治疗的时间了。
就这么循环往复着。我因为一些轻微的并发症在医院进进出出，也就排除了任何重返工作岗位的可能。神经外科认为我无论从国家标准还是地方标准来说，都已经符合毕业的条件。毕业典礼安排在一个周六，露西预产期的前两周左右。
那一天来了。我站在卧室里，为毕业典礼穿衣打扮，这毕竟是七年住院生涯的高潮。但突然之间，强烈的恶心感气势汹汹地袭来。感觉不像化疗引起的通常的恶心。那种恶心一般像潮水一样涌来，也像潮水一样迅速退却。我开始不断呕吐出绿色的胆汁，那种粉笔一样的味道和胃酸大不相同。这是内脏深处涌上来的。
说到底，我还是去不成毕业典礼了。
我需要马上静脉注射，防止脱水。于是露西开车带我去了急救中心，开始复水过程。呕吐变成了腹泻。急救处的住院医生布兰德和我友好地交流了一会儿，我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医疗史，历数了所有的用药。最后我们讨论了分子疗法取得的进步，特别是我在用的特罗凯这种药。眼前的医疗计划很简单：一直用静脉注射的方式保持我不脱水，直到我状态恢复，可以正常用嘴喝水。那天晚上，我住进了医院病房。但护士在看我的用药单时，我注意到上面没有特罗凯。我请她打电话给住院医生，改正这个疏忽。这种事也是常有的。毕竟我同时在吃十几种药呢。随时随地滴水不漏是很难的。
午夜过去很久，布兰德出现了。
“听说你对自己用的药有疑问？”他问道。
“是啊，”我说，“没有开特罗凯。你补开一下，不介意吧？”
“我决定不让你再服特罗凯了。”
“为什么啊？”
“你的肝酶太高，不能再吃了。”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我的肝酶已经高了好几个月了。如果这是个问题，之前为什么没讨论过呢？不管怎么说，这肯定是搞错了。
“艾玛，就是我的肿瘤医生，你的上司，也看过这些指标了。她想让我继续吃。”
如果例行公事，住院医生做出治疗决策都是不用主治医生从旁指导的。不过现在我向他转述了艾玛的意见，他肯定会让步吧。
“但这个可能就是你胃肠道问题的原因。”
我更摸不着头脑了。一般来说，转述了主治医生的命令，就不会再讨论下去了。“我已经吃了一年了，没有任何问题，”我说，“你觉得现在的问题是特罗凯突然引起的，不是化疗？”
“有可能。”
我的困惑升级成了愤怒。这孩子，才从医学院毕业两年，和我的助理住院医生一般年纪，居然跟我叫板？嗯，如果他是对的，那就另当别论，但他现在说的这些毫无道理啊。“呃，今天下午我是不是提过，不吃那个药的话，我的骨转移癌就会很活跃，引起剧痛？我不是想小题大做，以前练拳击的时候我也骨折过，但现在痛得比那时候厉害多了。从一到十打分的话，现在是十分痛。我很有可能很快就会痛得忍不住尖叫起来。”
“嗯，考虑到这个药的半衰期，估计还要等个一天左右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看得出来，在布兰德眼里，我不是个病人，是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在任务栏前面的方框里画个勾。
“听我说，”他继续道，“如果你不是你，这场对话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我会直接给你停药，然后让你自己来证明，病症都是这个药造成的。”
怎么回事？下午我们不是相谈甚欢的吗？我回想起医学院时期遇到的一个病人，她说自己去医生那儿看病，都会穿最贵的袜子。这样等她换上病号服，不穿鞋的时候，医生也能看到她的袜子，知道她是个体面人，会以很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她。（啊，原来问题在这里——我穿的是医院发的袜子，这么多年了一直占着这个小便宜！）
“不管怎么说，特罗凯是特殊的药，需要专科训练医生或者主治医生的意见。你真的想让我大半夜的为这事叫醒别人吗？不能等到早上再说？”
原来如此。
如果他要完成对我的义务，就需要在“待办事项”上加上一条：给上司打电话，难为情地暴露自己的错误。他又在值夜班。住院医生培训的规定迫使很多培训项目都设置了轮班工作制。轮来轮去地，有些人也就变成了“滑轮”，巧妙地利用制度去推卸责任。如果他再拖延个几小时，我就是别人的问题了。
“这药我一般是凌晨五点吃的，”我说，“我们俩应该都明白，‘等到早上再说’的意思是等到早上查房完再说，也就是说基本上要到下午了，对吧？”
“好吧，好吧。”他说着走出了病房。
到了早上，我发现他还是没开药。
艾玛打了个电话来问好，说她会解决特罗凯的问题。她祝我早日康复，很抱歉整个星期都不在。仅仅一天的时间，我的病情就开始恶化，腹泻迅速加重。我一直在输液防止脱水，但补水速度跟不上脱水速度。我的肾功能开始衰竭。接下来做检查时，我的血清钠浓度已经快达到致命的地步。我被转移到重症监护室，因为脱水，我的软腭和咽头都有部分坏死，从我嘴里脱落出来。我身体剧痛，意识飘忽不定，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来了一大堆专家抢救我：重症护理人员、肾病专科医生、肠胃病专科医生、内分泌医生、传染病专家、神经外科医生、一般肿瘤科医生、胸腔肿瘤科医生、耳鼻喉科专家。怀孕三十八周的露西每天都守在我身边，还偷偷搬进了我原来的值班室，离重症监护室就几步路的距离，这样她晚上好随时来看看我。她和我爸爸也对病情发表了一些看法。
清醒的时候，我能很清楚地听到大家嘈杂的声音，众说纷纭的意见。这在医学上被称之为“wicos”（whoisthecaptainoftheship，谁是船长）问题：到底谁掌舵，谁说了算？肾病专家不同意重症医生的意见；重症医生和内分泌专家起争执；内分泌专家和肿瘤医生意见相左；肿瘤医生和肠胃病学家争论不休。我感觉到自己也应该负起责任，所以在偶尔清醒的时间，会把目前病情的一些细节打出来，并且在露西的帮助下，努力引导所有的医生，不要偏离事实，进行准确的解读。后来，半睡半醒之间，我依稀听到父亲和露西跟每个医生团队讨论我的病情。我们觉得目前还是应该以静脉点滴为主，一直到化疗的影响消失。但每个团队的专家必须去挖掘属于他们专业的可能性，多做一些检查，主张自己赞成的疗法。不过有的看上去真的没有必要，而且很欠考虑。各种采样检查都做了，约了很多扫描照片，开了很多药。我开始搞不清治疗的进展，时间概念也模糊起来。我要求他们向我解释这些治疗计划，但听着听着对方的声音就渐渐变得沉闷飘散，常常是医生说着说着，我就眼前一黑，几乎都听不全。我万分盼望艾玛在场掌控着一切。
突然间，她就出现了。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说。
“你都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个多星期了，”她说，“但你别担心，你的病情在好转。很多指标都正常了。你很快就能出去了。”我听说她一直通过电子邮件和医生们保持着联系。
“你之前不是说，你可以单纯地做个医生，我可以单纯地做个病人？”我说，“我觉得说不定这样更好。我一直在读科学和文学读物，想为自己找个比较正确的观点，可是没找到。”
“我觉得你光靠看书是找不到的。”她回答。
终于有了艾玛这个掌舵人，为一派混乱的会诊注入了一丝平静。我脑中忽然涌现出艾略特的诗句：
哒密阿塔：小船欢欣地响应
那熟于使帆和摇桨的手
海是平静的，你的心灵受到邀请
会欢快地响应，听命于
那节制的手
我靠在病床上，闭上双眼。黑暗再次袭来，意识渐渐模糊，我终于放松了。
露西的预产期到了，却没有阵痛反应。我也终于被安排出院了。自从诊断出癌症之后，我体重下降了四十多磅，仅过去一个星期就下降了十五磅。我现在的体重大概就是八年级时的体重，但头发相比那时稀疏了不少，基本上都是在过去一个月掉的。我从间歇性的昏迷中苏醒过来，头脑清醒地面对这个世界，但身体却油尽灯枯。我能看到自己皮囊之下瘦骨嶙峋，像行走的x光片。回到家，光是抬头挺胸就让我劳累至极。要使出双手的力量才能拿起一杯水。看书？根本不可能。
露西和我，我们的双亲都来家里帮忙了。我出院后两天，露西经历了第一次宫缩。她待在家里。我妈妈开车送我去见艾玛，进行出院后的追踪看诊。
“心情不好吗？”艾玛问。
“好啊。”
“你心情应该不好的。康复是个漫长的过程。”
“嗯，好吧，是不太好。整体来说我心情是挺不好的。但日子要一天一天过，我已经做好准备，继续做物理治疗，开始康复过程。我之前也做过，所以肯定驾轻就熟的，对吧？”
“你看了上次照的片子吗？”她问道。
“没有。我已经不看了。”
“片子看着还不错，”她说，“病情比较稳定，肿瘤甚至有轻微缩小。”
我们聊了未来的一些流程。继续化疗，直到我身体稍微强壮一些。以我目前的状态，那些试验性治疗不会接收我，也不可能进行其他治疗，至少得等我身体恢复一点力量。我用头靠着墙，因为脖子上的肌肉松松垮垮，已经难以支撑。我脑子里一团糟，如坠云里雾里。我又需要她变成那个“神谕家”了，需要她再次占卜预言，获知生命的秘密：不管是听取鸟语，还是观察星图；不管是探测突变基因，还是研究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
“艾玛，”我说，“接下来怎么办？”
“强壮起来。就这么简单。”
“但是癌症复发的话……我是说，这个可能性……”我犹豫了。一期治疗（特罗凯）失败了。二期治疗（化疗）差点要了我的命。如果我还能活着接受三期治疗的话，还有点希望。除此之外，还有试验性治疗，这是个广阔的未知领域。我情不自禁地将各种疑问和盘托出：“呃，重返外科的可能性，甚至是重新走路的可能性，还有——”
“你至少还有五年好活。”她说。
她终于说出来了，但语气根本没有“神谕家”的权威，一点也不自信笃定。相反，这句话像一句恳求，令我想起那个只会说数字的病人。与其说她在告知我，不如说是在恳求我。此时此刻她不是医生，只是个普通人，对抗不了冥冥中真正掌控这些的力量和命运。我们面对面，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病人，我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前者对后者绝对的权威和把控，有时候呢，就像现在，只是两个凑在一起互相安慰的人，而其中一个正面对着死亡的深渊。
原来，医生们也是需要希望的。
见完艾玛回家的路上，露西的妈妈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往医院去了。露西要生了。（“一定要早点要上腰麻。”我对她说。露西受的痛苦已经够多了。）爸爸用轮椅推我去了医院，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产房里支了一张简易床，我在上面躺下，盖了保暖袋和毯子，这样我骨瘦如柴的身体才不至于冷得发抖。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目睹了露西和护士一起经历生产的过程。随着宫缩渐渐加剧，护士一直在报数让露西使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露西转身，微笑着看我。“还以为我在打比赛呢！”她说。
我躺在小床上，用微笑回应她，看着她起伏的孕肚。露西和女儿的生活中，将会有很多缺失。如果我只能陪伴到现在这个份儿上，那就尽量陪伴吧。
午夜之后，护士把我叫醒。“快了。”她低语道。她抱起毯子，扶着我坐在露西身边的一张椅子上。产科医生已经来了，和我年纪差不多。宝宝的头露出来了。她看着我：“有件事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女儿的头发和你一模一样，”她说，“而且很浓密呢。”我点点头，握住露西的手，和她一起经历这生产的最后时刻。接着，她最后使了把劲，七月四日凌晨两点十一分，她呱呱坠地，伊丽莎白·阿卡迪亚，昵称卡迪，我们几个月前就把名字想好了。
“能让她贴贴你的皮肤吗，爸爸？”护士问我。
“不，我太——太凉了，”我上牙和下牙直打架，“但我很想抱抱她。”
她们用毯子把她裹好，递给我。我一只手臂感受着这新生命的重量，另一只手与露西十指紧扣，生命的无限可能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我体内的癌细胞在慢慢消亡，但也有可能重新生长。展望无限广阔的未来，我看到的不是寂静无人的空荡荒原，而是更简单纯粹的东西：一页我将继续书写的白纸。
然而，家中却充满了色彩与活力。
日子一天天过去，卡迪像朵小花般慢慢绽放：第一次抓握，第一个微笑，第一声大笑。她的儿科医生定期用图表记录她的成长，在那些表明她逐渐长大的指标前画勾。她周身散发着一种崭新的光明。她坐在我膝上微笑，沉浸在我不成调的哼唱中，整个家似乎都被炽热的光照亮了。
时间对于如今的我，就像一把“双刃剑”：每天，我都从上次复发中恢复一些，但又距离下次复发更近一些，当然，也离死亡更近一些。也许那一天比我估计的要晚，但肯定比我希望的早。我想，意识到这一点，大概会做出两种反应。最明显直接的反应应该是立即行动的冲动，“最充分地享受生活”，去旅行，去大快朵颐，去把握那些曾经忽略的梦想。然而，癌症的一个残酷之处，就是这种病不仅限制了你的时间，还限制了你的精力，极大地减少了你一天里能做的事情，就像一只疲惫的兔子在赛跑。不过，即便我有这个精力，我也更希望像一只乌龟，深思熟虑，稳步踏实地向前。有些时候，我只是单纯地在坚持而已。
如果一个人高速行动时，时间会膨胀，那要是几乎一动不动，时间会收缩吗？一定会的吧：现在，每一天似乎都缩短了很多。
一天天过得千篇一律，时间似乎也静止了。英语中，“time”这个词的意思多种多样：“现在的时间是两点四十五”，“我这段时间过得不太好”。对于现在的我，与其说时间是时钟的嘀嗒作响，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的状态。
疲惫成为稳定的常态，反而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做医生的时候，在手术室全神贯注地治疗病人，对指针的走动也许的确没有感觉和概念，但从没觉得时间是毫无意义的。而现在，每天的一分一秒都变得毫无意义，每一天整体来看也好不到哪儿去。医学院的培训非常残酷无情，完全是着眼于未来的，一直都给人未知的满足。你会一直思考，五年后的自己在做什么。然而，现在的我，完全看不到五年后的自己在做什么。也许已经去世，也许没有。也许恢复了健康。也许在从事文学创作。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花时间去思考未来似乎没什么用处，只要想想午饭吃什么就好了。
说话时的措辞也变得混乱起来。怎么说才对呢？“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我曾经是一个外科医生”？格雷厄姆·格林曾经说过，人真正的生命是在头二十年，剩下的不过是对过去日子的反射。那我现在究竟生活在什么时态之中？我是不是已经过完了现在时态，进入了过去完成时？将来时态似乎一片空白，用别人的话来说，就是“说不准”。几个月前，我在斯坦福参加了第十五次大学同学会，站在场地边，喝着一杯威士忌，看着一轮粉红的夕阳一点一点沉到地平线后面。老朋友们依依惜别，向我承诺：“第二十五次同学会还是会见到你的！”——如果我回一个“呃……可能见不到了”，那就显得太不礼貌了。
面对生命的界限，人人都会屈服。我想，进入这种过去完成时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大多数的梦想和抱负，要么被实现，要么被抛弃，无论如何，都属于过去。而我的未来已经不是一架天梯，通往逐步升高的人生目标，而是一路平坦，铺陈为永恒的现在。金钱、地位，这一切的虚荣浮华，都像《传道书》里对其毫无兴趣的传道者所说的：不过是捕风而已。
然而，有个小东西是有笃定未来的：我们的女儿，卡迪。但愿我能活到她记事，能给她留下点回忆。语言文字的寿命是我无法企及的，所以我想过给她写一些信。但是信里又能说些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孩子十五岁时是什么样子的；我都不知道她会不会接受我们给她的昵称。这个小婴儿完全代表着未来，而我的生命呢，除了特别微小的可能，很快将成为过去。她与我，只有短暂的交集。也许，我只有一件事想告诉她。
我要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
在往后的生命中，你会有很多时刻，要去回顾自己的过去，罗列出你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对这个世界的意义。我衷心希冀，遇到这样的时刻，你一定不要忘了，你曾经让一个将死之人的余生充满了欢乐。在你到来之前的岁月，我对这种欢乐一无所知。我不奢求这样的欢乐永无止境，只觉得平和喜乐，心满意足。此时此刻的当下，这是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