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编书，就要汇编一部人类死亡记录，同时附上以下注解：教会别人死亡的人，同时也能教会人生活。
——《探究哲理即是学习死亡》，米歇尔·德·蒙田
医院病床上，露西和我相拥流泪。ct扫描的图像仍然在电脑屏幕上闪烁。我作为医生的身份特性已经不重要了。癌症入侵了多个器官系统，诊断结果已是一目了然。病房里静悄悄的。露西说她爱我。我说：“我不想死。”我叮嘱她要再嫁，一想到她可能孤身一人，我就无法忍受。我告诉她我们应该立刻重新申请抵押贷款。我们陆陆续续打电话告知亲友们这个噩耗。过了一会儿，维多利亚到病房来了，我们讨论了扫描结果，和未来可能采取的治疗方案。她说起重返住院医生岗位的流程，我示意她别说了。
“维多利亚，”我说，“我再也不可能以医生的身份回到这家医院了，你不觉得吗？”
我生命的一个章节似乎已经结束，也许整本生命之书都已临近尾声。我不再是牧师或牧人，可以协助生死的过渡；我发现自己就是那茫然困惑、不知所措、需要度化的绵羊。重大疾病不是要改变人生，而是要将你的人生打得粉碎。感觉仿佛神迹降临，强烈的光突然刺进眼睛，照射出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更像有谁刚刚用燃烧弹炸毁了你一心一意前进的道路。现在我必须绕道而行。
弟弟吉旺来到我床前。“你已经很成功了，”他说，“你知道的，对吗？”
我叹了口气。他当然是好意，但这些话非常空洞，没有意义。我之前的人生一直在积累潜力，现在这些潜力都将是无用的了。我本来有那么多计划，那么接近事业巅峰。现在我体力不支，重病缠身，我想象的未来和个人的身份认同轰然崩塌。我面对着我那些病人曾经面对过的，有关“存在”的窘境。
肺癌确诊了。我精心计划和辛苦创造的未来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工作中那么熟悉的死神，现在亲自来做私人拜访了。我们终于狭路相逢，正面交锋。然而，我似乎一点也认不出面前这位死神。多年来我治疗过无数病人，如今自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我本应该看到和跟随他们密集的脚印，然而眼前却是一片白色沙漠，空空荡荡，艰险残酷，荒无人烟，闪着刺眼的光，仿佛一场暴风雨过境，抹去了所有熟悉的痕迹。
夕阳西下。第二天一早我就要出院了。和肿瘤医生约在那周晚些时候见面。但护士告诉我，我的肿瘤医生晚上下班去接孩子之前，会来看看我。她叫艾玛·海沃德，想在正式治疗开始之前先打个招呼。我和艾玛算是认识，之前接过她的一些病人。但除了偶尔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接洽一下外，没有过其他接触。我的父母兄弟们也在病房里，各自待着，没说什么。而露西一直坐在床边，握着我的手。门开了，艾玛走了进来，她那身白大褂一看就知道穿了一整天，而且是很漫长的一天。但她的笑容很精神很明朗。艾玛只比我年长几岁，深色的长发，不过有点灰白的迹象。反正和死神打交道的人，几乎都有过早白头的状况。她拉了把椅子坐下。
“你好，我叫艾玛，”她说，“今天只能待一会儿，很抱歉。但我还是想过来，做个自我介绍。”
我们握手。我的胳膊和输液管纠缠在一起。
“谢谢你过来，”我说，“我知道你要去接孩子。这些是我的家人。”她向露西点头致意，接着又向我爸妈和兄弟们问好。
“很遗憾，你遇到这种事情，”她说，“很遗憾你们遇到这种事情。过几天我们再长谈。我已经让那边开始检测你的肿瘤切片了，这样治疗也好有个方向。可能用化疗，也可能不用，要看检测结果了。”
十八个月前，我因为阑尾炎住院。那时候大家都不把我当病人看，我还是他们的同事，甚至是我自己的医疗顾问。我觉得现在也应该一样。“我知道现在不是时候，”我开口了，“但过几天想跟你谈谈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
“不行，”她说，“绝对不行。”
短暂的沉默。她怎么敢这么说话？我心想。在我这样的医生眼里，这种预测是很有必要的，我有权利知道啊。
“我们后面再谈治疗方案，”她说，“还可以讨论一下你回来工作的可能性，如果你愿意的话。传统的化疗方法是用顺铂、培美曲塞，可能还要加阿瓦斯丁，但是引起周围神经病变的概率很高。所以我们可能会把顺铂换成卡铂，可以更好地保护你的神经，因为你是个外科医生。”
回来工作？她在扯些什么啊？她是出现幻觉了，还是说我对自己的诊断大错特错了？还有，要是不对我的生存周期做个实际的估计，这些都怎么谈啊？过去几天那种天旋地转的眩晕感又席卷而来。
“细节我们后面再说吧，”她继续道，“我知道，眼前这些就够你消化的了。我现在来主要是想在周四之前先见见你们大家。那么今天，除了生存曲线之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我还晕着呢，“谢谢你过来。真的很感谢。”
“这是我的名片，”她说，“还有诊室的电话。我们下次见面之前这两天，要是遇到什么事，尽管打电话好了。”
我的亲朋好友很快寻遍了各自在医疗行业的人脉，看谁是美国最好的肺癌医生。休斯敦和纽约有比较大的肿瘤中心，我是不是应该去那样的地方接受治疗？至于怎么搬过去，或者暂时转院之类的具体操作问题，就到时候再说了。结果大家很快得到答案：艾玛是全国顶尖、世界知名的肿瘤医生，在一个国家级的癌症咨询委员会做肺癌方面的专家；不仅如此，她还是个很会理解病人的好医生，知道何时进，何时退。我略略想了想冥冥中的一系列事件：我满世界飘游，然后电脑随机地进行一通匹配，我就到这里做了住院医生，最后被诊断出绝症，又分配到一个最好的医生手里。
这一周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卧床不起。癌症在进一步恶化，我明显更虚弱了。我的身体，与其本身自带的特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上床休息或者下床上厕所已经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皮质下运动程序，需要费大力气，还要事前做好计划准备。理疗师们列了一张单子，要准备些东西，好让我出院回家也住得舒服：一根手杖、特制的马桶座圈、休息的时候垫在腿部的泡沫板；还开了一堆新的止痛药。我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出医院的时候，心里真是想不通，仅仅六天前，我还在手术室一站就是将近三十六个小时，难道一周的时间，就变得这么虚弱了？是啊，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不过，那三十六个小时，我也是用了些小办法，同时在有别的医生合作的情况下才挺过来的，而且，即便如此，手术过程中我也感到身体剧烈疼痛。现在，ct片和检测结果都显示了，不仅是癌症，而且是扩散到全身的癌症，病入膏肓，死之将至。难道因为自己的恐惧被证实了，我就不再坚持一个医疗工作者对工作、对病人、对神经外科、对完美的职责和追求，不再硬撑了吗？我心里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样一来就有个悖论：我就像个正接近终点线，却轰然倒地的长跑运动员。照顾病患的责任再也驱动不了我前进，因为我自己已经成了个病人。
通常遇到情况特殊的病人时，我会去咨询相关专家，也会去读相关资料。眼下的情况似乎也没什么区别。我开始查阅化疗资料，看到了种类繁多的药剂，还有更为现代和先进的疗法，主要针对具体的病变。我脑子里冒出数不清的问题，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直接研究。（亚历山大·蒲柏说过：“一知半解最危险；饮则深透畅饮，否则尝不到知识的甘泉。”）由于没有相关的医疗经验，我在这样一个全新的信息世界里，真是找不着北，也没法在卡普兰-迈耶曲线上给自己定位。我只好有所期待地等着和医生见面。
不过，做得最多的事，还是休息。
我坐在那儿，盯着一张露西和我的合影出神。那是医学院时期照的，我们在跳舞，在开怀大笑。真是太忧伤了，照片里的两个人，正一起计划着新生活，对以后的苦难毫不知情，我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体会出什么问题。我的朋友劳里在遭遇车祸去世时，也是有未婚夫的——这是不是比我眼前的情况更残酷？
我从一个医生，一下子变成了病人，整个过程真是措手不及，慌张忙乱，我的家人也卷入其中。我们在一家药店开了账户，定期把药邮寄到家；订购了一个床栏，还买了一个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的床垫，帮我缓解剧烈的背痛。我们本来有个理财计划，几天前还充满信心地觉得，未来一年我的收入会翻个六倍。而现在，这个计划风雨飘摇。好像必须要运用新的理财工具来给露西的未来提供保障了。我爸说，要是真的改变计划，那就是在向癌症投降。他觉得我能战胜癌症，会奇迹般地痊愈。唉，这话我听病人家属说过多少次了？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现在，我也不知道该跟自己的父亲说什么。
难道还能反着说吗？
两天后，露西和我去诊室见了艾玛。爸妈在候诊室坐立不安地等着。助理医护人员检查了我的生命体征。艾玛和搭档的护理师分秒不差地到了。艾玛拉了把椅子在我身边坐下，和我面对面，我们注视着彼此的眼睛。
“又见面了，”她说，“这位是艾丽克西斯，我的得力助手。”她指了指坐在电脑前做记录的护理师，“我知道我们要谈很多问题，但我要先问问，你怎么样？”
“大体上来说，还行。”我说，“反正嘛，‘度假’挺开心的。你怎么样？”
“哦，我很好。”她有些迟疑。一般来说病人是不会回问医生这个问题的，但艾玛也是我的同事啊。“这周我负责住院部，你也知道是啥样的。”她笑了。露西和我当然完全了解。门诊的医生会定期去住院部轮班，本来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了，这样一来工作时间又会延长好几个小时。
我们又互相插科打诨一番，然后自然而然地谈起肺癌研究的情况。艾玛说，有两条路可选。传统的方法就是化疗，主要是针对快速分裂的细胞：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癌细胞，但也会影响骨髓、毛囊和肠道等多处的细胞。艾玛回顾了各种数据和不同的方案，也是把我当作一个医生在进行解释，但对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还是只字不提。不过嘛，还有更新的治疗方法，专门针对癌症本身的分子缺陷。我听说过有关这些疗法的一些传言，也为取得的进展惊讶不已。据说这一直是攻克癌症领域的一座圣杯，似乎让“某些”病人得以长长久久地活下去。
“你的大部分检查结果都拿到了，”艾玛说，“你的pi3k有突变，不过现在还说不准到底意味着什么。你这样的病人最常见的就是egfr突变，但检查结果还没拿到。我猜你应该是有突变的，要是真的如我所说，那就不用化疗，可以吃一种叫特罗凯的药。明天星期五，结果就应该出来了。但是你病得这么重，我已经帮你安排了下周一开始化疗，免得检查结果出来是阴性的。”
我立刻对她产生了一种亲近感。我做神经外科手术也是如此，随时都有方案a、b、c，以防万一。
“如果化疗，那我们主要是决定用卡铂还是用顺铂。针对个体的研究来看，硬碰硬的话，卡铂的耐受性是比较好的。顺铂的治疗效果可能更好，但毒性要高很多，特别是对神经的损伤很大。不过这方面的各种数据都有点旧了，也没法直接和我们的现代化疗法做对比。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不太在意以后还能不能做手术。”我说，“我一辈子还能做很多事情。如果双手不行了，我可以找其他的工作，或者就不工作，诸如此类。”
她稍稍犹豫了一下：“那我问你：做手术对你来说重要吗？是你想做的事情吗？”
“嗯，是啊。我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为这个做准备。”
“好。那我就建议还是用卡铂。我想不大会改变生存的概率，但是会很大程度上改变你的生活质量。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她似乎很清楚前进的方向，我也乐于追随。我开始说服自己，也许，再次拿起手术刀是有可能的。我感觉自己轻松了些。
“我能抽烟吗？”我开了个玩笑。
露西哈哈大笑。艾玛却翻了个白眼。
“不行。还有什么严肃的问题吗？”
“卡普兰-迈耶——”
“那个我们就不谈了。”她说。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抗拒。毕竟，我是个医生，很熟悉这些数据。我自己也能查到……那我也只好这么干了。
“好吧，”我说，“那一切都很清楚了。就等明天你拿到egfr结果了。如果有突变，我们就开始吃那个药——特罗凯。如果没有，那就周一开始化疗。”
“对。我还希望你清楚一件事：现在我是你的医生。你有任何问题，不管是初级治疗还是其他什么，你都要第一时间来找我们。”
又是一阵强烈的亲切感。
“谢谢，”我说，“住院部值班好运。”
她离开了，但片刻之后又探头进来：“这事儿你想拒绝就拒绝，不过有些肺癌相关的募款组织想见见你。你别急着表态，自己先想想，感兴趣的话就跟艾丽克西斯说一声。别做任何你不愿意做的事。”
我们离开诊室，露西说：“她很棒，很适合你。不过……”她笑了，“我觉得她喜欢你。”
“所以呢？”
“嗯，有个研究说，医生在诊断有自己个人感情的病人时，表现比较糟糕。”
我大笑一声，说：“现在那么多烦心事，这事儿估计是最不用操心的了。”
我开始意识到，如此接近自己的死亡，好像什么都没改变，又好像一切都改变了。查出癌症之前，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死，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查出癌症以后，同样地，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死，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不过，我对死亡的感觉变得更尖锐和强烈了。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科学层面可以解决的了。死亡临近的事实令人坐立不安，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绕道而活。
慢慢地，医学上的迷雾也“拨云见日”——至少现在我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可以尽情翻阅相关资料了。虽然各项数据还是很模糊，但至少可以说，egfr有突变的话，大概平均能多活一年，甚至还有长期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如果没有，那就有80%的概率在两年内死亡。要搞清楚我还能活多久，还需要等待检查结果。
第二天，露西和我去了精子银行，我留下一些生殖细胞，也给自己多留了条路。我们原本计划等我住院医生的生涯结束后就要孩子，但现在……抗癌药物对我的精子的影响还不得而知，所以，如果还想要孩子，我们不得不在开始治疗之前冷冻一些精子。一个年轻姑娘给我们介绍了各种付款方式、储存方式，还有关于所有权的法律表格。她桌上摆着各种五颜六色的小册子，都是年轻癌症患者的社交活动宣传：即兴表演小组、无伴奏合唱小组、开放式表演晚会，等等。我对小册子上那些欢快的脸庞真是“羡慕嫉妒恨”，因为，从数据上说，这些人得的癌症应该都比较容易治疗，剩余的寿命也应该比较长。三十六岁就得肺癌的概率只有0.0012%。诚然，得了癌症都是不幸的，但癌症和癌症也是有区别的。如果得了“那种癌症”，那你是真的真的很不幸。姑娘问我们，要是我们其中一个“不幸去世”，该怎么办，法律上来说谁拥有这些精子。泪水从露西脸上滑落。
英语里的“希望（hope）”这个词出现在大概一千年前，融合了信心与渴望的含义。但我现在渴望的是活下去，有信心的却是死亡，这两者可是截然相反的啊。那么，当我说起“希望”的时候，是不是“为没有根据的渴望留下一些空间”的意思呢？不是的。医学数据不仅仅会显示平均存活率这一类数字，也会测量我们对这些数据的信心水平，测量工具包括置信度、置信区间和置信域等。所以，我口中的“希望”，是不是指“为一个统计学上不大可能但仍然说不准的结果留一点空间，相信自己能超越95%的标准测量置信区间活下来”呢？这就是希望吗？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曲线准确地划分区域，从“崩溃”到“悲观”到“现实”到“希望”再到“幻觉”呢？还是说数字就只是数字？我们难道不都曾怀着希望，觉得每个病人都能奇迹般地超越平均值吗？
我发现，当自己成为这个数据中的一员时，我与数据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
住院医生时期，我曾经和无数病人与家属谈过残酷的预后状况：这是一个医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果这个病人已经九十四岁高龄，痴呆症晚期，严重脑出血，谈起来倒是比较容易。但是像我这样的病人，三十六岁，癌症晚期，那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医生之所以不跟病人谈具体的预后状况，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能。当然，如果一个病人的期望实在太不切实际，比如有些人觉得自己能活到一百三十岁，有的又觉得皮肤上长了几个微不足道的斑点就是将死的征兆，那么，医生应该引导他们，让他们的想法变得合理一些。病人们寻求的，不是医生们没说出口的科学知识，而是那种必须靠自己才能获得的稳妥的真切感。过于深入地谈论数据，就像给干渴的人喂太咸的水，无异于饮鸩止渴。面对死亡产生的那种焦虑，远不是数据上的“概率”可以缓解的。
从精子银行回到家，我接了个电话，被告知的确有egfr突变，可以治疗。谢天谢地，不用去化疗了，我要开始服用特罗凯这种小小的白色药片了。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强壮了许多，而且突然有了一丝希望，虽然如今的我已经不太明白“希望”的真正含义。笼罩在我生命周围的迷雾又消散了一点点，露出一线蓝天。接下来的几周，我又有胃口了，体重回升了一些；我长了严重的痤疮，不过这通常代表药效良好。露西一直很喜欢我光滑的皮肤，但现在上面痘疮遍布，再加上我摄入了血液稀释剂，所以这些疮疤总在流血。如果说以前我身上还有些地方称得上“帅气”的话，现在这种气质正在慢慢地流失，不过，公平地说，我宁愿丑一点，也要保命啊。露西说她还和以前一样爱我的皮肤，才不管痤疮什么的呢。然而，尽管我很清楚人的特性不仅来自于大脑，但现在也只能完全听大脑的摆布和支配了。那个热爱远足、露营、跑步，会通过热情的拥抱来表达爱意，会把侄女高高抛起逗得她咯咯直笑的男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充其量也只能把他作为“奋斗目标”而已。
我和艾玛每两周见一次，一开始，我俩的讨论就从医学方面的问题（“皮疹感觉好些了吗？”）上升到更具有存在主义意义的话题。通常来说，得了癌症的人都会选择休假，和家人一起，慢慢接受现实。这也是我的选择之一。
“很多人一查出癌症就彻底辞职了，”她说，“但有的人又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无论怎样都行。”
“我早就给自己做了四十年的职业规划，头二十年是外科医生兼研究人员，后面二十年去写东西。但是现在我基本上就在‘后面二十年’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嗯，这个我没法说。”她说，“我只能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重返手术台，但你必须搞清楚，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如果我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那就比较容易决定。如果我还有两年，那我就去写东西。如果还有十年，那我就回去做手术，做研究。”
“你也知道，我没法跟你说到底还有多少年。”
是啊，我知道。她经常“打太极”，说我要自己去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是在逃避：好吧，可以啊，反正我也从来不跟病人说具体的时间，但我可是一直都很清楚病人该做些什么的呀，不然我怎么去做那些生死攸关的决定？接着我想起我犯过的错误：有一次，我建议一家人撤掉儿子的生命维持系统。结果两年后，那对父母又出现在我面前，给我看一段网上的视频，是他们的儿子在弹钢琴。他们还给我带来了杯子蛋糕，感谢我挽救了那孩子的生命。
我又开始和好些相关的医疗人士定期见面，和肿瘤专家的约诊当然是最重要的。但这还不够，露西坚持带我去见一个专门针对癌症病人的夫妻关系专家。专家的诊室没有窗户，露西和我坐在并排的扶手椅中，详细讨论了我的病会对两人现在和将来的生活造成何种影响，还有未来将面对的已知与未知的痛苦，对生活做出计划的困难，以及彼此陪伴的必要。说实在的，癌症，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我们的婚姻。
“嗯，在这件事情上，你俩比我见过的任何夫妻处理得都要好。”第一次约诊结束后，专家说，“我还真没什么建议可以给你们的。”
走出诊室的时候，我大笑起来，至少我又在什么事情上杰出了一把。这么多年帮助那些绝症患者，还是有收获的！我转身看着露西，本以为她也在微笑，但她却不停摇着头。
“你没听明白吗？”她握住我的双手，“如果我们就是做得最好的，那说明没有好转的余地了。”
如果死亡的沉重感不会减轻一分一毫，那么至少，能不能变得更习以为常一些？
被诊断出绝症之后，我开始拥有了两个角度的世界观，分别用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去看待死亡。作为医生，我知道不要去宣称什么“抗癌是一场战斗，我会赢”，也不要问“为什么是我”。（答案是：为什么不是我？）我很了解相关的医疗服务、并发症和治疗方法。我很快从肿瘤专家和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肺癌第四期，在今天的医疗界，算是有变数的绝症，就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艾滋病：死亡率依然很高，但也有很多相关方面的专家纷纷涌现，出现了长期存活下去的病例。
借助医疗和科研方面所受的训练，我得以分析各种数据。而根据数据来分析我的预后，显然是不够的，这种局限我也能接受。然而，这并不能帮我做好一个病人。那些训练无法给露西和我一个确切的答案，到底要不要往前一步，生个孩子；也无法告诉我们，当我的生命正在消逝时，去培养一个新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也不得而知，在不能保证充足时间的情况下，还要不要去为我的事业抗争，重新去实现我多年来一心一意立下的雄心壮志。和我过去的病人一样，我也必须面对自己即将死亡这个事实，努力去弄清楚是什么让我这辈子值得一活。我需要艾玛的帮助。医生和病人的双重身份让我有种撕裂的感觉，我一边钻研医学，一边又转向文学作品寻找答案。面对自己的死亡，我在挣扎，是重建旧生活，还是去寻找新生活？
不过我每周的主要时间并非在进行认知疗法，而是接受物理治疗。每个我经手的病人，几乎都被送去接受过物理治疗。结果现在我才震惊地发现，原来过程是这么艰难。作为医生，你当然了解生病是怎么回事，但如果不亲身经历，你就不算真正了解。跟坠入爱河或者生孩子是一样的。堆积如山的病历表格需要填写，还有其他烦琐的小事，都会让你心烦意乱。比如，输液的时候，液体进入血管时，嘴里真的会涌起一股咸味。他们告诉我，人人都是这样，但从医十一年的我却是头一回切身体会。
在物理疗法上，我还没进展到举重物的那一步，只是抬抬腿什么的。这就已经累得我筋疲力尽了，真是丢脸。我的脑子还在，但根本找不回以前的自己了。我身体很虚弱，不堪一击，那个经常去跑半程马拉松的人，似乎已成为遥远的过去。这也成为你的特性之一。难以忍受的背痛可以塑造你的特性，疲乏与恶心的感觉也可以。负责我物理治疗的教练凯伦问我有什么目标，我说了两个：可以骑自行车，可以出去跑个步。身体虚弱了，决心就变得很重要。我每天都坚持锻炼，力量每增加一点，我的世界就更宽广一点，我自身的可能性也就更多一点。我开始增加锻炼的次数、抬举的重量和练习的时间，逼着自己一直练到想吐为止。两个星期后，我可以连坐三十分钟不觉得累，也能跟朋友出去吃个晚饭了。
一天下午，露西和我开车到了幽谷路——骑单车的好地方，也是我们的最爱。（出于个人的骄傲，我得说一句，一般来说，我们都是骑车去那里的，但我这弱不禁风的身子骨，骑车怕是爬不上那些小山坡了。）我左摇右晃地骑了十公里左右。去年夏天，我可是轻轻松松就骑了将近五十公里啊，现在和那时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但至少我还是在两个轮子上坐稳了。
这到底是胜利，还是落败？
我开始期盼和艾玛见面。在她的诊室里，能有种找回自我的感觉，至少是某一个自我。走出她的诊室，我就又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没有工作，过去的那一个自己，那个神经外科医生，那个科学家，那个相对来说眼前有一片光明坦途的年轻人，仿佛迷失在了某个地方。在家里，我虚弱疲惫，也不是露西的好丈夫。如果我的人生是由很多句子组成的，那我已经从每个句子的主语，变成了直接的宾语。十四世纪的哲学专著中，“病人（patient）”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个动作的对象”，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作为医生的时候，我是动作的发出者，动作的原因，但作为病人，我仅仅是某个事件发生的对象。然而，一进艾玛的诊室，露西和我就能轻松自在地开玩笑，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医学术语，敞开聊我们的希望与梦想，试着制订下一步的计划。已经两个月了，对于我生命还剩多久的预言，艾玛仍然语焉不详。而且我无论说起什么相关的数据，她都断然制止，提醒我好好注重自己的价值。尽管我对此略有不满，但至少在她这儿，我感觉自己是个人，活生生的人，不仅仅是一个“热力学第二定律”（一切的热量都是要衰落，减退……之类的）的例子。
面对死亡，很多决定都显得迫在眉睫，没有退路，容不得一点优柔寡断。对于露西和我来说，所有决定中最紧迫的是：我们该不该要个孩子？就算我的住院生涯快结束时我俩的婚姻关系有点紧张，但我们彼此一直是非常相爱的。我们的关系仍然非常深厚，我们分享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携手成长。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是人生意义的基石，那么生儿育女就为这个意义增添了新的维度。要孩子是我们一直渴望的事情，而现在我们仍然被这种本能驱使着，想为家中的餐桌再添一把椅子。
我们俩都渴望为人父母，同时又极力为对方着想。露西当然希望我还能多活几年，但也很理解我预后的情况，觉得应该由我来选择余生是否想当爸爸。
“你最害怕，或者最伤心的是什么？”一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她问我。
“离开你。”我告诉她。
我知道，一个孩子能给整个家带来欢声笑语。我根本不忍心去想，等我撒手人寰后，露西既无丈夫又无孩子陪伴的样子。但我坚持，最终的决定必须由她来做：毕竟，她很有可能需要独自抚养这个孩子；随着我病情的恶化，她可能还要同时照顾我们俩。
“生了孩子，会不会影响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她问，“你不觉得，向自己的孩子告别，会死得更痛苦？”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不是很好吗？”我说。露西和我都觉得，生活绝不是要一味地躲避痛苦。
多年前我就发现，达尔文和尼采有一个观点是一致的：生物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奋斗求生。没有奋斗的人生，就像一幅画里身上没有条纹的老虎。多年来与死亡并肩而行的经历，让我更深刻地懂得，最轻易的死亡有时候并非最好的结局。我们就此事进行了长谈。家人也表示支持，并给予祝福。我们决定要孩子。我们要继续活着，而不是等死。
由于我在吃药，借助外力来怀孕看来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去找了帕洛阿尔托一家生殖内分泌诊所的专家。她雷厉风行，非常专业，但显然，她之前接触的大都是不孕不育的病人，对于我这种时日无多的绝症患者，还很缺乏经验。她给我们说了一连串相关的东西，眼睛一直盯着笔记本：
“你俩试了多久了？”
“这个嘛，我们还没试呢。”
“哦，对。当然。”
最后她问道：“根据你的……呃……情况，我猜你们应该想快点怀孕吧？”
“是的，”露西说，“我们想马上开始。”
“那我建议你们先尝试一下试管婴儿。”她说。
我说，我们想尽量减少培养和破坏的胚胎数量。专家看上去满脸疑惑。大多数来这儿的人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但我下定决心，一定不能在我死后让露西面对好多胚胎，不知如何是好。那是我俩共享的基因组，也是我留存在世界上最后的遗物，封存在某个地方的冰柜里，要毁灭掉太痛苦，又不能把它们变成真正的人——毕竟现在的技术有限。然而，几轮人工授精之后，很显然我们需要借助更高深的技术：我们至少需要培养几个试管胚胎，然后移植最健康的那个。其他胚胎只能自生自灭。就连一个新生命诞生的过程，死亡也占有一席之地。
治疗开始后六个星期，我去做了一次ct，看看特罗凯的疗效。等我从ct机上下来，工作人员看着我说：“医生，这本来是不合规矩的，但你如果想看看就去看吧，电脑在那边。”我把指示器上的图像上传到电脑，把自己的名字打了进去。
长痤疮是令人安心的好现象。我的肢体力量也有所恢复，尽管背痛依然剧烈，疲乏感还是不断袭来。我坐在那儿，回想艾玛说的话，不管肿瘤生长情况如何，只要是比较小规模的生长，都算是治疗有效果。（当然，我父亲之前预言说，一切癌细胞都会消失。“你的片子上肯定什么也没有，保比！”他喊着家人对我的昵称，郑重其事地宣布。）我不断对自己重复，就算是小规模的生长，也是有疗效的，然后深呼吸一下，在屏幕上点开图像。我的肺部，之前散布着数不清的肿瘤，现在却非常清晰，只有右肺上叶有一个一厘米左右的小瘤子。看得出来，我的脊椎也开始康复。很显然，肿瘤大大减少了，实在令人始料未及。
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的癌症病情稳定下来了。
第二天，我们去见艾玛，她仍然不愿意预测生命周期，但有点松口了：“你现在好转了很多，我们可以改到每六个星期见一次面了。下次见的时候，我们可以谈谈你未来的生活了。”我感觉到，过去几个月来的那种混乱恐慌在逐渐退却，新的秩序开始慢慢建立。我对未来那种心急火燎的紧张感也放松下来了。
那个周末，有个当地斯坦福神经外科毕业生的聚会，我很期待，因为又有机会寻找一下过去的那个自己了。然而，去了现场才发现，两相比较之下，自己现在的生活显得更不可思议了。我周围这些人，身上洋溢着自信与抱负的气息，他们的生命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有的和我同届，有的是前辈。我已经远离他们的生活轨迹了，他们的身体还能够支撑八个小时的残酷手术。他们的生活如同美妙的圣诞颂歌，而我却陷入了“倒带”的苦恼。维多利亚兴高采烈地拆着“礼物”：各种津贴补助、工作机会、发表文章。我本来也应该和她一样的。我的那些前辈则展现着我再也不敢去想的未来：年轻有为，拿各种大奖，升职加薪，乔迁新居。
没人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这倒是让我松了口气，因为我什么打算也没有。我现在走路倒是不用拐杖了，但人生的前路仍然像瘫痪病人一样，充满不确定：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继续走在人生之路上呢，能走多久？继续做一个病人，搞科研，当老师？做生物伦理学家？像艾玛说的那样，再次回到神经外科？在家当奶爸？写东西？我能够，或者说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做医生的时候，我也略略体会到那些因为一场病改变一生的病人面对着什么，也正是在那样的时刻，我非常希望和他们携手去探索。那么，这样的绝症，对于一个想要理解死亡的年轻人，难道不是一份很好的礼物吗？还有什么，是比亲身体验更好的理解方法呢？但我之前根本无从知晓，这有多么艰难；我需要去跋涉、探寻与摸索多少艰难险阻。我一直觉得，医生的工作就像把两节铁轨连接到一起，让病人的生命旅程畅通无阻。根本没想到，我自己的死亡之旅，是如此混乱，如此没有方向。我回想更年轻的自己，胸怀大志，要将“人类尚未产生的道德良知锻造进自己的灵魂”；现在，我审视自己的灵魂，才发现锻造的工具太脆弱，锻造的火焰太微弱，就连锻造自己那点小小的良知都有限。
自己的死亡，是一片毫无特点可言的荒原，我迷失其中，科学研究、细胞分子与无穷无尽的生存数据曲线，都无法指引前进的方向。于是我又转而求助于文学：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b.s.约翰逊的《不幸的人》，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内格尔的《心灵与宇宙》，还有伍尔夫、卡夫卡、蒙田、弗罗斯特、格雷维尔等人的作品以及癌症病人的回忆录。无论是谁，只要写的东西与死亡有关，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我寻找那些能够把死亡及其意义解释清楚的字字句句。我要从中开辟一条路，好为自己下个定义；我要在其中探索方向，好继续缓步向前。我“有幸”能亲身体验死亡，所以之前觉得不必再求助文学与学术著作，然而，现在我发现，要理解自己这种直接的体验，还需要将其放回到语言文字之中。海明威也描述过类似的经历：获得丰富的体验，然后退避三舍进行深思，接着将体验付诸文字。我也需要借助这些字字句句，才能前进。
所以，在这段难熬的时光，是文学让我重获新生。关于未来的那种巨大的不确定感令人死气沉沉；不管我走到哪里，死亡的阴影都会模糊任何行动的意义。我还记得那豁然开朗的一刻，压倒一切的不安终于消散，似乎不可逾越的惶恐之海里终于显现出前进之路。当时的我在疼痛中醒来，又要面对毫无意义的一天，除了吃早餐，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无法前行，我心想，然而心中立刻有声音附和，完成了这句来自塞缪尔·贝克特的话。这句话我早在多年以前的大学本科时期就读到了：我仍将前行。我下了床，向前一步，一遍遍重复着完整的句子：“我无法前行。我仍将前行。”
那天早上，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逼迫自己，回归手术室。为什么？因为我做得到。因为那就是我。因为我必须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活着。我会把死神看作一个威风凛凛、不时造访的贵客，但心里要清楚，即使我是个将死之人，我仍然还活着，直到真正死去的那一刻。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我改了一下物理治疗的重点，主要集中练习恢复手术时需要的力量：长时间的站立，对小物件的精密操纵，手掌向内翻转放置椎弓根钉。
接着我又去做了一次ct，肿瘤略微缩小了一点。艾玛和我一起看片子，她说：“我不知道你还能活多久，但我想说，今天我在你之前见的那个病人，吃特罗凯已经七年了，还没出什么问题。当然距离你的癌症稳定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看你现在的样子，说能活十年也不算疯话。你可能活不到那么长，但也不是天方夜谭。”
终于做了预测了，不，不是预测，是理由，是我决定重回神经外科的理由，重回过去生活的理由。我一方面为自己可能再活十年而欢欣鼓舞，一方面又希望她说：“重新做回外科医生太疯狂了，做点更容易的事情吧。”我很震惊地意识到，不管怎么说，过去几个月至少有一个方面是轻松明快的：不用去承受身为神经外科医生那种重若千钧的责任。我竟然隐隐地希望有人能给我个台阶，让我顺着走下去，不再重拾这沉重的负担。神经外科真的很辛苦，就算我不回去，也没人会指责我。（总有人问这是不是一种使命召唤，我总是给出肯定的回答。你不能把神经外科看作一份工作，因为，如果是工作的话，那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有几个教授非常不赞成我回去的想法：“你难道不该花点时间陪陪家人？”（“难道不该吗？”我也扪心自问。我做出重返工作的决定，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份工作是非常神圣的。）露西和我才去爬过山，整个硅谷尽收眼底，我们看到很多著名的地标，很多建筑上的名字都标示着上一代的生物医学和技术革新，我要是想去，随便哪一家都可以。然而，最终，想重握外科钻的渴望变得过于强烈，不容忽视。道德义务是有重量的，有重量的东西就有引力，所以道德责任的引力又将我拉回手术室。露西也表示全力支持。
我给课程主管打了电话，说我准备好了，要回去了。他非常激动。维多利亚也和我促膝长谈，讨论如何让我重新融入团队，迅速适应工作。我要求随时给我配一个后备的住院医生，以防万一。另外，我一天只能处理一个病例。等病人出了手术室，我就不管了，也不会值班。我们需要保守前进，一步一步来。手术安排出来了，我被派去做一个颞叶切除术，这是我最喜欢的手术之一。一般来说，癫痫是海马异常放电引起的，而海马就在颞叶的深处。切除海马，癫痫就治愈了。但这项手术还是很复杂的，需要手法轻柔地将海马体从脑膜上切除。覆盖着大脑的透明脑膜非常脆弱，就在脑干附近。
手术前一晚，我熟读各种手术教科书，复习解剖图和手术步骤。我睡得很不安稳，脑子里一直浮现着头颅的角度，锯子锯开颅骨的情景，切除颞叶之后反射在骨膜上的灯光。我起了床，穿上衬衫，打好领带。（几个月前我把所有的刷手衣都还了，以为这辈子都用不上了。）我来到医院，十八个星期以来头一次换上那身熟悉的蓝色衣服。我和病人聊了聊，确定没什么最后的问题了，就开始手术的准备。病人插了管，主治医生和我也消好毒，准备开始了。我拿起手术刀，划开病人耳朵上方的皮肤，慢慢地进行每一步，努力确保毫无遗漏，不犯任何错误。我一边进行电凝止血，一边继续切到骨头的部位，然后钩起皮瓣。一切都感觉很熟悉，肌肉记忆并未消退。我拿起钻子，在颅骨上钻了三个洞。主治医生在旁边喷水，给钻子降温。我又换了开颅器，也就是从侧面切割的钻头，把几个洞连了起来，钻开一大片头骨。“咔嗒”一声，我把头骨撬开，银闪闪的硬脑膜就出现在眼前。值得高兴的是，我没有犯很多初学者常犯的错误，钻子没有伤到这片区域。我拿了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割开硬脑膜，也没有伤到大脑。接连的成功让我放松下来，我略微在硬脑膜上缝了几针，把它勒起来，免得进行主要步骤的时候碍事。大脑在轻轻地跳动，发着微光。巨大的脑静脉纵贯颞叶顶部，这情景原始而质朴。我熟悉的大脑啊，一个沟壑纵横的桃子，正在召唤着我。
突然，我视力的余光有些模糊，只好放下工具，从手术台旁后退。眼前的黑暗逐渐扩大，蚕食着我的视力，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占据了全身。
“抱歉，先生，”我对主治医生说，“我有点晕，可能需要躺下。我的助理住院医生杰克会完成这台手术。”
杰克很快就赶来了，我离开了手术室，到休息室喝了点橙汁，躺在沙发上。二十分钟后，感觉好些了。“神经心源性晕厥。”我低声自言自语。自主神经系统突然引发短暂的心律不齐。说得通俗点，就是神经出了毛病。这是菜鸟才会出的问题。和我想象中重返手术室的情景可不一样。我走到更衣室，把脏了的刷手衣扔进脏衣篮，穿上便服。离开的时候，我抓了一摞干净的刷手衣，告诉自己，明天会更好。
的确是这样。所有病例感觉都很熟悉，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似乎越来越平稳顺畅了。第三天，我给一个病人的脊椎做退变椎间盘移除手术。盯着那凸出的椎间盘，我记不起之前到底是怎么做的了。负责监督我的同事建议用咬骨钳一点一点地来处理。
“嗯，我知道一般的方法，”我含糊地说，“但还有别的办法……”
我用咬骨钳一点点弄了二十分钟，一边在脑子里寻找之前学过的更为优雅从容的方法。进行到下一节脊椎时，我在电光石火间想起来了。
“剥离器！”我大声说，“骨锤。超薄咬骨钳。”
三十秒内，整个退变椎间盘就被移除了。
“这就是我的办法。”我说。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的力量继续回升，操作手术的流畅性与技巧也渐渐重回巅峰。我的双手重新熟练起来，能够操纵和调整那些只有几微米细的血管，又不造成任何伤害。我的手指又找回曾经的灵活。一个月后，我几乎是全负荷地在做手术了。
不过我还是有意识地限制自己。只做手术。相关的行政文件、病人看护，以及晚上和周末的病例，都交给维多利亚和其他资深高级住院医生。反正，那些技巧我已经烂熟于心了，只需要做一些更复杂精确的手术就算圆满了。每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我都感到极度疲乏，身体肌肉火辣辣的，就像要燃烧起来，它们在慢慢恢复力量。但事实上，我却丝毫不觉得快乐。曾经在手术中获得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感不知所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冰冰的专注，要去克服不断袭来的恶心、疼痛与疲乏。每天晚上回到家，我会赶紧吞下一把止痛片，然后上床，在露西身边躺下。她也恢复了全职工作，而且已经怀孕了，还没满三个月，宝宝的预产期是六月，刚好我也将在那时结束住院生涯。移植之前，我们给孩子的囊胚照了张相片。（“她的细胞膜长得像你。”我对露西说。）此时此刻的我，仍然想让自己的生活重回原来的轨道。
诊断出癌症后的六个月，再次照片子，病情稳定。我又开始找工作了。既然癌症没有再扩散，我也许还能活好几年。那么，我为之辛勤奋斗多年的事业，经历了病痛的阻碍之后，似乎又重回到咫尺之遥的地方。我几乎都能听到嘹亮的胜利号角了。
接着，我去见艾玛，谈论宏观意义上的生命，以及我自己的生命走向。我说起亨利·亚当斯，他曾比较过内燃机带来的科学力量，以及圣母玛利亚的存在带来的力量。现在，关于我的科学问题算是暂时尘埃落定，关于我存在的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不过，这两种问题都是医生所关心的。最近我听说斯坦福那个外科兼科研的职位，就是那个我几乎已经被内定为“法定继承人”的职位，在我病假期间已经找到人了。我很崩溃，也跟艾玛倾诉了。
“嗯，”她说，“这件事情还真是挺折磨人的。你肯定已经深切体会到个中滋味了。我很遗憾。”
“嗯，我觉得科研给我的兴奋点是，能花个十几二十年去做项目。现在那么长的时间我是不敢想了，所以也就不那么迫切想当科学家了。”我想安慰自己，“短短几年，也做不成什么。”
“说得对。只要记住，你做得很好。你又开始工作了。你就要有孩子了。你在寻找自己的价值。这可不容易。”
那天晚些时候，一个比较年轻的教授——过去也是住院医生，我的好朋友——在走廊里叫住我。
“嘿，”她说，“系里开会，都在讨论拿你怎么办。”
“拿我怎么办，为什么？”
“我觉得有些教授很担心你毕业的问题。”
住院医生毕业有两个条件：一是达到一系列国家级和地方级的要求，这我已经做到了；二就是系里的批准。
“怎么了？”我说，“不是我骄傲，我也算很好的外科医生了，比得上——”
“我知道。我觉得他们只是想看到你完全承担起住院总医生的责任。那是因为他们很喜欢你。说句真心话。”
我意识到她这话的确真心：过去几个月里，我的表现仅仅称得上是一个“外科技师”。我拿癌症当借口，没有履行对病人的全部职责。话说回来，癌症也真是个好借口啊，妈的。但现在我已经渐渐早出晚归，又开始看顾病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之外，还加班四个小时。我再次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了。头两天我以为自己快不行了，无时无刻不在忍着波涛汹涌的恶心、疼痛与疲乏，撑不住的时候找张没人的病床就睡了。但是，到了第三天，尽管身体还是不行，我却又开始享受工作了。与病人重新亲密接触，让我又找回这份工作的意义。手术与看顾的间隙和查房之前，我会记得吃止吐药和非类固醇的抗炎药。的确很痛苦，但我又完全回归了。我不再去找没人的病床，而是在初级住院医生的沙发上休息，指导他们看顾我的病人；一边忍受背部痉挛，一边给他们讲课。身体上的折磨越多，完成工作的乐趣就越大。第一周结束后，我整整睡了四十个小时。
但我已经是那个威风凛凛发号施令的人了。
“嘿，老大，”我说，“我刚刚在看明天的病例。第一个病例预备从大脑两半球之间动手术。但我觉得经过颅顶骨从皮质入刀会安全很多，也容易很多。”
“是吗？”主治医生说，“我看看片子啊……嗯，你说得对。你能改一下方案吗？”
第二天：“嗨，先生，我是保罗。刚刚在重症监护室见了f先生和他的家属，我觉得明天应该给他做个融合手术。我现在预约可以吗？您什么时候有空？”
手术室里，我也重新变得雷厉风行：
“护士，呼一下s医生好吗？他进来之前我这儿就可以结束了。”
“我打电话了。他说你肯定不可能做完。”
主治医生是跑着来的，上气不接下气。刷手消毒后，他透过显微镜看着手术的地方。
“我稍微切了个锐角，避开静脉窦，”我说，“但是整个肿瘤都切除了。”
“你避开了静脉窦？”
“是的，先生。”
“你整个一次切除的？”
“是的，先生，就在台子上摆着呢，您可以看看。”
“看上去不错，真的很不错。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快的。不好意思，我没能早点到。”
“没关系。”
人一旦遭遇顽疾，最需要小心的，是价值观的不断变化。你努力思考自己到底看重些什么，答案也会接踵而至。感觉就像信用卡被人拿走了，我不得不学会讨价还价。你可能本来已经下定决心，自己宝贵的时间要投入到神经外科的工作中，但两个月以后，你的想法又会有所改变。再过两个月，你可能就想去吹吹萨克斯，然后每天去教堂，全心全意去敬拜上帝。死亡也许只是一生一次的短暂事件，但与绝症共存则是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