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情绪介于愤怒和悲伤之间。不管怎么说，哈维太太是从那一摞厚厚的文件中“脱颖而出”，才成为我的病人。第二天，我参加了她的尸检，看着病理医师把她开膛破肚，移走各种器官。我亲自检查那些器官，用双手去抚摸，检查我在她肠道上缝针打的结。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把任何病人简单看作病历上的文字了，而是把所有的文件和病历都当作真正的病人来看待。
那一年，我算是见证了很多死亡。有时候是站在角落窥视，有时候则和死神在病房里狭路相逢，感觉非常尴尬。下面是一些我亲眼看着死去的病人：
1.一个酗酒的人。他的血液再也凝结不起来了，血一直流进他的关节和皮下，直到他慢慢走向死亡。每天，淤血的范围都会扩散。陷入神志昏迷之前，他抬头看着我说：“这不公平——我喝的酒都是加水稀释过的。”
2.一位病理医师，患了肺炎，病入膏肓，临终时哮喘不断，最后被送去尸检——这是她最后一次去病理实验室，而她曾在这里度过了很多岁月。
3.一个男人，做了个神经外科的小手术，治疗常常突如其来的面部惊痛。医生在有“嫌疑”的神经上放了一小滴胶液，免得被血管压迫。一周后，他遭遇了剧烈的头痛。什么检查都做过了，但无法做出任何诊断。
4.头部创伤的很多病例：自杀、枪击、酒吧斗殴、摩托车事故、撞车，还有被麋鹿攻击。
有时候，这种沉重感非常明显。压力与沮丧弥漫在空气中。一般情况下你都注意不到，只是将这愁云惨雾呼吸进去。但在某些时候，比如闷热潮湿的日子里，它本身的力量就能让你窒息。有些日子，我在医院的感觉，就像酷暑之中被困在没有尽头的丛林，大汗淋漓，浑身湿透，死者家属们的眼泪就像大雨，倾盆而下。
到了培训的第二年，突发事件时你必须第一个到场。有的病人你救不了，有的却可以妙手回春：当我第一次将昏迷不醒的病人从急诊室带到手术室，从他头颅中抽出积血，看着他醒过来，跟他的家人谈话，抱怨他头上的切口时，我突然陷入一阵愉悦的眩晕。凌晨两点的时候，我步履轻快地在医院里漫步，直到不知自己身处何方，花了整整四十五分钟才找到出去的路。
高强度的工作安排当然有负面影响。虽然官方规定的最长工作时间不超过每周八十八小时，但我们每周基本上要工作一百个小时。事情总是做不完的。我累得眼眶泛泪，脑袋生疼，凌晨两点还在牛饮能量饮料。工作的时候我倒是精神百倍，但一走出医院，筋疲力尽的感觉立刻就会击中我。我踉踉跄跄地穿过停车场，总要先在车里打一会儿盹，然后再开十五分钟的车回家，瘫倒在床。
不是所有住院医生都能承受住这种压力。有一个就接受不了别人的指责，也承担不起这么重的责任。他是个相当有天赋的外科医生，但一犯了错误就难以面对、无法承认。一天，我和他坐在休息室里，他哀求我挽救他的事业。
“你唯一需要做的，”我说，“就是直视我的眼睛，说：‘我很抱歉。刚刚发生的事情是我的错。我不会再让它发生了。’”
“但是是护士——”
“不。你必须说出来，发自内心地说。再试试。”
“但是——”
“不。说出来。”
我们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我终于知道，他完了。
沉重的压力让另一个住院医生也出局了。她选择离开，找了份不那么繁重的咨询工作。
其他人甚至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随着我的技术日益精进，我的责任也重大起来。我学习如何判断哪些病人的命救得了，哪些难逃一死，哪些不能仅凭我的判断来决定。我也会犯错误。我把一个病人紧急送往手术室，只来得及保住他的心跳，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要通过管道进食，过上了自己决不接受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比病人死亡更可怕的失败。衰退的机能、无意识的新陈代谢，虽然存在，但已经成为不可承受的重担，一般都要被送往某个机构，无法接受也不知如何是好的家人，探望得越来越少，直到褥疮或肺炎无可避免地夺走他的生命。有些人坚守在此生，睁大双眼想活下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很多人没有这样做，或者说做不到。而神经外科医生必须学会去裁决。
我选择医疗事业，部分原因是想追寻死神：抓住他，掀开他神秘的斗篷，与他坚定地四目相对。神经外科对于我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大脑与意识的交缠，更在于生与死的纠葛。我以为，在生与死的空间中，我一定能找到一个舞台，不仅能凭怜悯和同情来采取行动，自身还能得到升华，尽可能地远离所谓的物质追求，远离自我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直达生命的核心，直面生死的抉择与挣扎……在那里，一定能找到某种超然卓越的存在吧？
但住院医生的生涯中，别的什么东西渐渐在我眼前展现。脑部损伤如同永不停歇的密集炮火将我包围，我开始怀疑，离探索的前沿如此之近，这些时刻炽热强烈的光也许会让我对它们自然的特性视而不见，如同为了学习天文学直接凝视太阳。在病人们的关键时刻，我还没有达到与他们同在的境界，只能说是这些关键时刻的参与者。我看过了太多的痛苦，更糟糕的是，我开始习以为常。一个溺水，或者说“溺血”的人，会努力去调整自己，学会漂浮，学会游泳，甚至开始享受人生，和医生护士交心，因为他们和你绑在同一条船上，陷在同样的风浪中。
我的住院医同事杰夫和我一起合作治疗创伤。每次创伤室那边有并发的脑损伤，他就叫我过去，我俩的行动一向很默契。他检查腹部，然后问我对病人的认知功能有什么判断。“嗯，他要是想还是可以做参议员的，”有一次我如此回答，“不过只能去个比较小的州了。”杰夫大笑，从那时起，一个州的人口就成为我们描述脑损伤严重程度的指标。“他是怀俄明还是加利福尼亚？”杰夫这么问，决定给病人制订什么程度的治疗方案。或者我可能会说：“杰夫，我知道他的血压还很正常，但我要给他做手术，不然他就要从华盛顿变成爱达荷了，你能把他稳一稳吗？”
一天，我在餐厅吃着常吃的午餐，健怡可乐加冰激凌三明治。突然呼机响了，说马上要来一个重伤病人。我跑到创伤室，刚把冰激凌三明治藏在一台电脑后面，急救车就到了，急救员们推着轮床，连珠炮似的交代情况：“二十二岁，男性，摩托车事故，时速四十英里，鼻孔流出液体，疑似脑浆……”
我立刻开始工作，叫人给我拿了个插管托盘，检查其他的体征。安全插管之后，我检查了他身体多处的创伤：脸部淤青，皮肉擦伤，瞳孔放大。我们给他注射了很多甘露醇，减轻脑肿胀，急急忙忙地推他去照片子：颅骨碎裂，活动性大出血。我心里已经在规划开颅手术了，该怎么钻开颅骨，把血抽出来。他的血压突然下降了。我们又迅速把他推回创伤室。创伤团队的其他人刚刚赶到，他的心跳就停止了。在他周围，各种各样旋风般的行动迅速进行：很多导管插入他的股动脉，深入他的胸腔，静脉上注射着药物；与此同时，医生的拳头捶打着他的心脏部位，保持血液流通。三十分钟后，我们停了手，任他完成死亡的过程。大家都意见一致地低语：脑部受这么重的伤，死了其实更好。
我溜出创伤室，他的家人正好被领进去认尸。我突然想起来，我的健怡可乐，我的冰激凌三明治……创伤室又那么闷热。急诊室一个住院医生帮我打了掩护，我像个幽灵似的溜了回去，从那个我救不了的病人的尸体前，把冰激凌三明治“救”了出去。
在冰箱里冻了三十分钟，三明治算是“满血复活”了。我一边想，挺好吃的，一边把卡在牙缝里的巧克力碎屑给弄出来。而死者的家人正在那边做最后的道别。我在想，短暂的从医生涯以来，我的道德观，是后退了，还是进步了？
几天后，我听说医学院的一个朋友劳里被车撞了，一个神经科医生做了手术，试图救她的命。她昏迷过去，又醒了过来，第二天去世了。我不想再往下听了。以前听这种事情，总是一句简单的“车祸丧生”就不会再去想其他的，现在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听到一句“车祸丧生”，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各种各样的画面一起涌上来：轮床急速向前，创伤室的地上鲜血淋漓，导管插入她的喉咙，拳头不断捶打她的胸腔。我仿佛看见一双手，我的手，剃着劳里的头皮，手术刀割开她的头颅；耳边有钻子的嗡嗡声，骨头的焦煳味，钻开时飞扬的微尘，撬开她一小块头骨时那裂开的声音。她的头发被剃掉了一半，她的头部完全被拆解了。她再也无法变成完整的自己了，她的朋友和家人都认不出她了。也许她身上还插了胸管，一条腿上做了牵引……
我没有询问细节。毕竟已经见过太多了。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现出自己毫无同情心的一幕又一幕：我对病人万分担忧的心情不管不顾，急着劝他们出院；别的事情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忽略病人的痛苦；我观察病人的病状，记下来，做出自以为准确的各种诊断，却并没有看到深层的病因——后来这些病人总是不断出现在我的回忆中，满怀复仇的怒火，不屈不挠。
我怕自己即将成为托尔斯泰笔下那种很典型的医生，沉浸于空洞的形式主义，诊断时只会生搬硬套，完全忽略更大程度上的人性意义。（“医生们来看她，有时各人单独地来，有时大家举行会诊，用法语、德语、拉丁语说很多的话，他们互相批评，按照他们看得出来的病症开出各种各样的药方，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那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他们完全不能够了解娜塔莎病中的痛苦。”）一位刚被诊断出脑瘤的母亲来找我。她很困惑，很恐惧，完全不知所措。当时的我筋疲力尽，全然不把她放在心上。我匆忙地回答了她的问题，向她保证手术一定会很成功，也安慰自己说没时间详细地解答她所有的问题。但我为什么没有抽出时间呢？曾经有个脾气特别暴的兽医病人，拒绝众多医生、护士和理疗师的劝告，结果，他背上的伤口破裂了，正如我们警告的那样。我当时在手术室，被叫了出去，帮他缝好裂开的伤口。他痛得嗷嗷大叫，我心想：他活该。
没人是活该的。
我知道，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和理查德·塞泽尔曾经承认他们干过比我更坏的事情，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安慰。我发誓要做得更好。满目的人间悲剧与痛苦失败，我真怕自己已经看不见人类关系最非凡的重要性了，不是病人和家属之间的关系，而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专业技术出色是不够的。人人终有一死，作为一名住院医生，我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而是引导病人或家属去理解死亡或疾病。要是一个病人脑出血，救不了了，送到医院来，神经外科医生与家人的第一次谈话，可能将永久决定他们对这场死亡的感觉，有可能是平和地接受（“也许他该走了”），也有可能是痛苦的遗憾（“那些医生根本不听我们说！他们都没努力去救他！”）。要是手术刀没有用武之地，外科医生唯一的工具，就是言语。
严重的脑损伤会带来超乎寻常的痛苦，而家人的痛苦往往要胜于病患，看不到完整意义的，不仅仅是医生而已。围绕在床边的家人，看着他们亲爱的人头部面目全非，脑子完全伤成一团糨糊，他们通常也看不到完整的意义。他们看到的是过去，是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回忆，因为当下遭遇而感受到的更深的爱，全都由眼前这具躯体所代表。我看到的是病人可能面对的未来，通过手术在脖子上开个口子，和呼吸机连在一起；肚子上开个洞，黏糊糊的液体一滴滴流进去；可能要经历很长很痛苦的恢复过程，还不一定能完全恢复；有时候，更有可能的是，根本变不回他们记忆中的那个人了。在那样的时刻，我抛弃了平时最常扮演的角色，不再是死神的敌人，而是使者。我必须帮助这些家人明白，他们所熟知的那个人，那个充满活力的完整的人，现在只存在于过去了，我需要他们的帮助，来决定他/她想要的未来：轻松地一死百了，还是一袋袋的液体这边进，那边出，尽管无力挣扎，也要坚持活下去。
要是年少时接触宗教更多一些，我可能会成为一个牧师。因为我所追求的，其实就是一个牧师的角色。
调整过我的思想重心以后，病人签署授权手术的同意书，意义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不再是一场迅速告知手术所有风险的司法程序，就像某种新药品广告里快速念一遍的副作用，而是一次机会，可以和正在承受痛苦的同胞订立盟约：我们在此共聚一堂，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我承诺尽自己所能，引导你走向彼岸。
住院生涯到这个时候，我的工作效率有所提高，经验也更加丰富，我终于可以稍稍松口气，不再为了自保而疲于奔命。现在的我已经完全承担起了为病人创造福祉的责任。
我想到了父亲。医学院时期，露西和我都去过他在金曼的病房，跟着他查过房，看着他安慰病人，同时又告知他们各种不确定性。有个女病人，做了心脏手术还在康复期，父亲问她：“你饿吗？我给你弄点吃的，你想吃什么？”
“什么都行，”她说，“我饿死了。”
“嗯，那龙虾和牛排怎么样？”他拿起电话，给护士站打过去，“我的病人想吃龙虾和牛排，现在，马上！”他转身看着她，面带微笑，“在路上了。不过可能看起来像火鸡三明治。”
他那么亲切和蔼地与病人交流，春风化雨般在病人心中建立信任，真是让我备受启发和鼓舞。
三十五岁的女病人坐在重症监护室的床上，脸上全是恐惧。妹妹快过生日了，她出去买礼物，突发癫痫。扫描之后发现，她的右前额叶被一个良性的脑瘤压迫。要说手术的风险，这种肿瘤是风险最小的，长的位置也很容易处理；做个手术，她的癫痫症状就八九不离十地消除了。另一个选择，就是终身服用有毒性的抗癫痫药物。但我看得出来，光是“开颅手术”这几个字就够让她心惊肉跳的了。她独自一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被迅速从熟悉、热闹的购物中心带到外星球般的重症监护室，到处都是哔哔响的仪器和闪烁的警报，还弥漫着一股消毒剂的味道。要是我用公事公办的口吻，细数所有的风险和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她很有可能就拒绝手术了。我当然也可以把她的拒绝记下来，填在表上，想着我尽到了责任，完成了任务，可以开始新的工作。我没有这样做，而是征得她的同意，把她的家人都召集到病床前，一起平心静气地讨论各种选择。随着谈话的深入，我看得出来，她那种不知所措的巨大恐慌，逐渐变成一个艰难但可以理解的决定。在我与她当下的空间里，她是个人，不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她选择了手术。手术很顺利。两天后她回家了，癫痫再也没有发作过。
无论什么大病，都能完全改变一个病人以及全家人的生活。但脑部的疾病又有其独特的严重性。如果儿子去世了，父母的世界一定会天翻地覆，那么，如果病人是脑死亡，身体还温热，心脏还跳动，那岂不是更加不可理解？灾难的起源如同星球开始解体，当病人听到神经外科医生的诊断时，他们的眼神，就像解体的碎片——这个比喻最最恰切不过。有时候，消息太惊人了，脑子几乎会“短路”。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心因性”综合征。有些人听到坏消息后会昏过去，这种综合征就是更为严重的情况。我母亲的父亲，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印度农村顶住重重压力，保障了女儿的教育。而我母亲只身一人在外面上大学的时候，听到坏消息，自己的好爸爸在长期住院之后最终去世，她当时就发作了心因性癫痫，一直持续到她回家参加葬礼。我的一个病人，刚被诊断出脑癌时，突然就倒地昏迷了。我做了一系列的化验、扫描、脑电图寻找原因，但没有结果。决定性的测试反而是最简单的：我把病人的手臂举起来，高过他的脸，然后松开。心因性昏迷的病人还有残存的决断力，会避免打到自己。治疗手段包括不断跟他说话，安慰他，直到他感受到你的言语，醒过来。
脑癌分两种：一是与生俱来的原发性肿瘤，另一种是转移性肿瘤，从身体别的地方迁移至此，比较普遍的是从肺部转移。手术无法治愈，但的确可以延长生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旦得上脑癌，就意味着一年内死亡，可能两年。
李太太快满六十了，眼睛是淡绿色的，两天前转到我这里。原来住的医院在她家附近，离这儿有一百六十多公里。她丈夫穿着格子衬衫，衬衫的下摆整齐地塞进洗得干净挺括的牛仔裤里。他站在她床边，不安地摆弄着手上的结婚戒指。自我介绍以后，我坐下来，她给我讲了自己的事：过去几天来，她一直觉得右手在麻麻地刺痛，然后就有点不听使唤了，后来发展到连衬衫扣子都扣不好。她去了当地的急诊，害怕是中风。在那里做了个核磁共振，就被送到这儿来了。
“有人给你解释核磁共振的结果吗？”我问。
“没有。”烫手山芋被扔给我了，这种难以启齿的事情总是这样。一般来说，我们都要和肿瘤医师吵一架，让他负责把这种消息转达给病人。这事儿我都干了多少回了？嗯，我想，到此为止吧。
“好，”我说，“我们要好好谈谈了。要是你不介意的话，能不能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想法？听病人聊聊对我总是很有帮助的，免得我待会儿说不清楚。”
“嗯，我以为是中风了。但我猜……不是？”
“猜得对。你没有中风。”我略有迟疑。我能看到她上周的生活和即将来临的生活之间那巨大的鸿沟。她和她丈夫看上去都没做好迎接脑瘤的准备。到底又有谁准备好过呢？于是我放缓速度，稍微说得含蓄了些：“从核磁共振看，你脑部有包块，所以才有那样的症状。”
沉默。
“你想看看核磁共振图像吗？”
“想。”
我从病床边的电脑上调出那些图像，指出她的鼻子、眼睛、耳朵，教她看。接着我向上滚动到肿瘤的位置，黑色的坏死核周围包裹着边缘起伏的白色圆环。
“那个是什么？”她问。
有很多可能。也许是感染。做了手术才知道。
我仍然想回避这个问题，好让他们暂时不那么忧心忡忡，心理负担稍微轻一些。
“做完手术才知道，”我开口，“但很像脑肿瘤。”
“是癌症吗？”
“刚才说了，要取下来交给病理师，做了活检才知道。但是，如果让我来猜测，我可能会说是。”
从扫描结果来看，我心里早就确诊了是恶性胶质瘤，很有侵略性的脑癌，最糟糕的那种。但我说得很委婉轻柔，随时察言观色，看李太太和丈夫的反应行事。我刚才已经说了有脑癌的可能，估计其他的话他们也记不得多少了。如果是一大碗悲剧，最好一勺一勺慢慢地喂。很少有病人要求一口气吃完，大多数都需要时间去消化。他们没有问手术预后的情况。这和创伤科不一样，在那里你只有十分钟时间解释并做出重大的决定，在这里我可以慢慢把事情讲清楚。我详细地说了接下来几天可能要面对的情况：围绕着手术要干些什么；我们只会剃掉她的一点点头发，这样稍微修饰一下还是美美的；手术之后她的手臂可能会有点虚弱无力，但后面会恢复的；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三天后她就能出院了；这好比马拉松的第一步；一路上要注意休息，这很重要；也不用刻意去记我刚才说的任何东西，反正我们都会再过一遍的。
手术以后，我们又谈了话，这次我们聊了化疗、放疗和预后。这时的我已经懂点基本规则了。首先，具体的数据是研究室里用的，病房里没必要说。标准数据，也就是卡普兰-迈耶曲线，对部分存活了一段时间的病人进行了跟踪检测。我们就是用这个曲线来衡量治疗的进展，来判断病情的严重程度。恶性胶质瘤的曲线下降得特别快，手术两年之后只有5%的病人还活着。其次，话要说得准确，这非常重要，但还是必须留下希望的空间。我不会说“存活期是十一个月”或者“你有95%的机会在两年内死亡”，而是说：“大多数病人都活了好几个月到好几年。”在我看来，这可能是更诚实的说法。问题在于，你不能跟任何一个病人准确地说她到底位于曲线的什么位置：是六个月以后死亡呢，还是六十个月以后？我觉得，当不能准确判断的时候，说出具体时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那些把具体时间说出来的庸医（“医生说我还能活六个月”），我一直想知道，他们都是谁啊？统计学是谁教的？
听到消息后，大多数病人都是一言不发（毕竟，英语里的“病人”，“patient”这个词，最初的含义之一，就是“毫无怨言地承受苦难的人”）。不管是出于自尊还是震惊，一般都是一片沉默，所以，交流的方式就变成握住病人的手。少数的一些马上就坚强起来（一般是病人的伴侣，不是本人）：“我们会抗争，打败这鬼东西的，大夫。”抗争的武器各有不同，有的祈祷，有的砸钱，有的求助草药，有的输入造血干细胞。在我看来，这种坚强往往不堪一击，不切实际的乐观往往下一秒就是排山倒海的绝望。不管怎么说，面对这种手术，有战士一样的斗志总是好的。手术室里，正在腐烂的深灰色肿瘤如同毫不留情的侵略者，入侵如同丰满桃子一般而又沟回错综的人脑。我感到真切的愤怒（弄死你，你这混蛋。我往往小声咒骂）。割除肿瘤给人很大的满足感，就算我清楚那些微小的癌细胞已经在整个看起来还很健康的脑部扩散开来。不过这种几乎无法避免的复发，就等到时候再去考虑吧。一勺一勺地慢慢喂。开诚布公地与别人联结，并不意味着要一下子打开天窗把亮话全说了，而是要注意病人的接受程度，站在他们的立场，尽量引导他们走得远一些。
然而，开诚布公的联结，也是有代价的。
住院生涯第三年的一天傍晚，我遇到杰夫，血管外科的那个朋友，也和我一样，工作起来充满热情，要求很高，很专业。我们都注意到对方意志消沉并坦诚地指了出来。“你先说吧。”他说。我讲起一个孩子的死亡。因为鞋子颜色不对，被人当头一枪，但他就差一点点就能活下来了……最近遇到太多手术都无能为力的致命脑瘤，我简直把这个孩子活下去的希望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结果他没活下来。杰夫欲言又止，我等着他的倾诉。结果他大笑起来，朝我胳膊打了一拳，说：“嗯，我反正是学会了：要是对我自己的工作感到沮丧，就找个神经外科的聊聊，心里一下子就舒坦了。”
那天晚上我开车回家，此前我还语气轻柔地向一个妈妈解释说，她刚出生的孩子天生没有脑部，不久就会死亡。我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npr正在报道加州的持续干旱。突然间，泪水就顺着脸颊滑落下来。和病人一起共度这些时刻，当然是要付出感情代价的，但也有回报啊。我没有哪一天哪一秒质疑过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或者问自己到底值不值得。那是一种召唤，保卫生命的召唤，不仅仅是保卫生命，也是保卫别人的个性，甚至说保卫灵魂也不为过。这种召唤的神圣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我意识到，在给病人的脑部做手术之前，我必须首先了解他的思想：他的个性，他的价值观，他为了什么活着，要遭遇什么样的灾难，才能合理地终止这条生命。我是如此渴望成功，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些无法避免的失败让我感到几乎无法承受的负疚感。正是这些包袱，让行医变得神圣而完全无法想象：背负起别人的十字架，你总有时候会被重负压垮。
住院生涯进行到一半，会抽点时间来接受额外的训练。神经外科是个很特别的医学分支，光在神经外科上出色是不够的，还要成为对一切都精通的多面手。要做个好的神经外科医生，必须迎接挑战，在其他领域也出类拔萃。有时候跨界跨得很广，比如桑杰·古普塔，既是神经外科医生，又是记者。不过大多数时候，医生还是会选择和医学有关的领域。最严苛而又最能取得盛名的道路，是成为神经外科医生兼神经科学家。
住院生涯第四年，我开始在斯坦福一个实验室工作。这个实验室主要致力于基础运动神经学和神经假体技术的研发，后者能够让瘫痪的人用思维控制电脑光标或机器手臂。实验室的领导，电气工程和神经生物学的教授，也是第二代印度移民，我的同胞，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v”。v比我年长七岁，但我俩就像手足兄弟。他的实验室在读取大脑信号方面早已经取得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领先地位，但在v的悉心指导下，我另辟蹊径。我开始了一个相反的项目：将信号写入大脑。毕竟，要是你的机器臂无法感知握住酒杯的力度，那你会打碎很多很多的酒杯。不过，把信号写入大脑（也称“神经调控”），当然远远不止拿酒杯那么简单。如果能够控制神经放电，那么可以想见，目前很多神经学和精神科上的不治之症或棘手顽疾都能找到治愈的办法，从重度抑郁，到亨廷顿舞蹈症，到精神分裂，到妥瑞氏综合征，到强迫症……实在是有无限的可能。我先把手术放到一边，开始学习应用基因疗法的新科技，做了一系列“首开先河”的试验。
在实验室待了一年，v和我坐下来进行每周的例会。我逐渐喜欢上这样的交谈。v和我认识的其他科学家不一样，说起话来柔声细语，对人们有着深深的关爱，对临床医学也有着很深的使命感。他常常向我坦白，说希望自己也能做个外科医生。我逐渐了解到，科学，实在是最充满政治性、竞争最激烈、最你死我活的行业，处处布满了走捷径的诱惑。
而v是非常值得信任的，他总会选择脚踏实地地向前（而且常常很自谦）。大多数科学家都争先恐后地在最负盛名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以求扬名科学界。而v则坚持说，我们唯一的职责，就是要坚定地维护科学的真实性，决不妥协。我从来没遇到过这么成功却又这么坚持善良美好人性的人。v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完美楷模。
我面对他坐下，看见他脸上没有笑容，只有痛苦。他叹了口气，说：“我需要你马上变回一个外科医生。”
“好吧。”
“他们说我得了胰腺癌。”
“v……好吧，给我详细说说。”
他诉说了体重逐渐下降，消化不良，和最近的“预防性”ct检查。在这个阶段照ct实在太不符合标准流程了。结果发现胰脏有包块。我们讨论了接下来要怎么办，不久的将来要面对可怕的“惠普尔”手术（我告诉他“你会感觉像被卡车撞了”）；哪些外科医生是这方面最顶尖的；这个病会对他的妻儿造成什么影响；还有长期缺席的话，怎么来管理这个实验室。胰腺癌的预后非常糟糕，但当然无从得知这对v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略显踟蹰。“保罗，”他说，“你觉得我的生命有意义吗？我做了正确的选择吗？”
真是令人震惊。我眼中的道德模范在面对死亡时，竟然也会问这些问题。v的手术，化疗和放疗过程很艰难，但很成功。一年后他重返工作岗位，而我也即将回到医院继续临床工作。他的头发变得花白稀疏，眼中原本飞扬的神采也变得黯淡无光。我们最后一次每周例会时，他看着我，说：“你知道吗？从今天开始，我才感觉一切都值得。是啊，为了我的孩子我什么都愿意承受，但从今天开始，我才觉得一切痛苦都是值得的。”我们这些医生让病人经历了人间地狱般的痛苦，而我们对此的了解是多么贫乏啊。
住院生涯第六年，我又变成全职医生，只在休息日和闲暇时候才去v的实验室做研究，而这样的日子屈指可数。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你最亲密的同事，都不太能理解神经外科住院医生是个怎么样的“黑洞”。我最喜欢的一名护士，有天一直加班到晚上十点，协助我们完成了一个难度很大、时间很长的手术。她对我说：“谢天谢地，我明天休息，你也是吗？”
“不是啊。”
“但是至少你可以晚点来上班什么的，对吧？你一般什么时候到？”
“早上六点。”
“不可能，真的吗？”
“真的啊。”
“每天都是？”
“每天都是。”
“周末也是？”
“你别问了。”
住院医中流传着一句话：日子很长，但年岁很短。神经外科住院医生的一天，一般从早上六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手术结束。具体何时结束，则部分取决于你在手术室的手脚麻利程度。
住院医生的手术技能高低，要从技巧和速度两个方面来判断。你不能粗枝大叶，也不能慢吞吞。从你第一次缝合伤口开始，要是花太多时间去死磕精确，助理们就会在一边讽刺：“哎哟喂，我们遇到个整形外科的！”或者：“你的策略我明白：等你把伤口的前一半缝完，后一半自己就愈合了！事半功倍——实在是高！”住院总医生会对新手建议：“现在就要锻炼速度，技巧可以后面再培养。”手术室里，大家的眼睛总是盯着钟表。这是为了病人：他被麻醉多久了？长时间的手术中，神经可能被破坏，肌肉可能会崩溃，肾脏可能会衰竭。也是为了所有人：我们今晚到底什么时候能出手术室？
我发现有两种节省时间的策略，可能最好的类比就是“龟兔赛跑”。兔子要多快有多快，手如疾风，器械哐啷作响，掉到地上；划开皮肤的时候，就像“唰”一下打开窗帘，骨粉还未尘埃落定，颅骨瓣就已经放在托盘上了。结果就是，切口可能这儿那儿的多个一厘米，因为位置找得不是特别准确。而乌龟呢，正相反，小心谨慎，步步为营，没有多余的动作，反复测量后来个“一刀准”。不需要反思或重复任何手术动作，一切都细致精准，井井有条。要是兔子的小错误太多，一直要调整补救，那么乌龟获胜。如果乌龟花太多时间去计划每一个步骤，那么兔子获胜。手术室里的时间很有趣，不管你是发疯般向前冲，还是稳扎稳打不紧不慢，都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海德格尔曾说过：无聊，就是感受到时间的流逝。那么，手术的感觉是完全相反的：全神贯注的工作让时钟的指针失去了意义，随便怎么走都行。两个小时也可能就像短短的一分钟。等最后一针缝完，给伤口上了药，正常的时间突然又开始了。你耳边几乎会听到飞快的“嗖嗖”声。然后你就开始想：病人什么时候醒过来？下个病人什么时候推进来？我今晚什么时候能回家？
一直要到最后一台手术做完，我才会感觉到一天的漫长和自己沉重疲乏的脚步。离开医院之前还有几项行政任务，真像铁砧在敲打我疲惫的神经。
不能等到明天吗？
不能。
一声长叹。地球自转不停，太阳又要升起了。
我做了住院总医生，几乎所有责任都落在肩上，成功的机会比过去更多，失败的可能也大得空前。失败的痛苦让我明白，专业技术上的出类拔萃，其实是道德要求。光有一颗好心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靠技术。有时候一两毫米的差距，可能就是悲剧与胜利的分水岭。
有一天，马修再次入院了。这个得了脑瘤的小男孩，几年前住院的时候真是人见人爱。当时，他的下丘脑在肿瘤切割手术的过程中受到了微微的损伤。当时那个俏皮可爱的八岁男孩，现在变成了一个十二岁的怪兽。他一刻不停地暴饮暴食，常常充满暴力地拳打脚踢。他母亲的手臂上全是青紫的抓痕。最后马修被送进了专门的机构，就因为那一毫米的损伤，他变成了一个魔鬼。每次手术都是家人和医生共同做的决定，认为利大于弊，才会进行。但这样的事情仍然令人心碎。没人愿意去想，当马修二十岁的时候，体重高达三百磅，会是什么样子。
有一天，我把一条九厘米长的电极放进病人脑中，治疗帕金森综合征引起的震颤。目标是丘脑底核，躺在脑中的一个杏仁形状的小东西，不同的部分支持着不同的功能：动作、认知和情感。手术室里，我们打开电流对震颤进行评估。我们全都盯着病人的左手，一致认为震颤的情况要好一些了。
接着，病人困惑地开了口，盖过我们纷纷表示肯定的低语：“我感觉……特别悲伤。”
“关电流！”我说。
“哦，现在没感觉了，”病人说。
“那我们再试一下电流和阻抗，好吗？好，打开电流……”
“不，一切都……就是觉得……好悲伤。又黑暗，又……悲伤。”
“把电极拿出来！”
我们抽出电极，重新插进去，这次往右边移动了两毫米。震颤消失了。谢天谢地，病人感觉也不错。
一天深夜，我和神经外科一个主治医生一起动手术，纠正脑干畸形的枕骨下颅骨切除术。这是最要求优雅精确的手术，这个部位大概是全身最难动的部位。要到达那里就很需要技巧了，不管你经验多么丰富。但那天晚上，我觉得无比流畅，那些器械就像我手指的延伸：皮肤、肌肉和骨头似乎都是自己打开的，然后眼前就出现了那黄黄的、闪着亮光的、凸起的小东西，藏在脑干深处的包块。
突然，主治医生叫我停下。
“保罗，要是你再往深处多切两毫米，会有什么后果？”他指了指相应的部位。
我脑中掠过一幅幅神经解剖学的幻灯片。
“复视？”
“不是，”他说，“闭锁综合征。”如果我多切了这两毫米，病人就会全身瘫痪，只剩下眼睛可以眨一眨。主治医生的眼睛没离开显微镜。“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第三次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情况。”
在神经外科，你必须对自己的技术精益求精，也需要努力确保病人的个性不受影响，仍然鲜活。决定手术，不仅是对自己的能力做出评估，也要深刻了解病人的特性，以及他/她所珍视的东西。脑中有些区域被看作是几乎不可侵犯的，比如大脑皮质运动中枢，如果遭到破坏，就会引起身体某些部位瘫痪。但最最神圣而不可触碰的皮质，是控制语言的。一般来说都在左脑，被称为韦尼克区和布罗卡氏区，一个理解语言，一个产生语言。布罗卡氏区的损伤会导致写和说的能力缺失，尽管病人对语言的理解能力依旧正常。韦尼克区的损伤会让人失去对语言的理解能力，说起话来语无伦次，句不成句，毫无意义。如果两个区都遭到损伤，病人就变成了一座孤岛，人性最核心的部分永远消失。如果有人脑部受伤或中风，导致这两个区域的损坏，外科医生都会犹豫踟蹰，犹豫该不该救这条命：要是没了语言，活着有什么意思？
做医学生的时候，我第一次遇到有这个问题的病人。六十二岁的男性，长了脑瘤。一天早上查房，我们走进他的病房，住院医生问他：“麦克斯先生，今天感觉如何？”
“四六一八十九！”他回答，语气还挺亲切友好的。
肿瘤扰乱了他说话的回路，所以他只能说出一串串数字。但他照样可以说得抑扬顿挫，也能充分表现自己的情感：微笑、皱眉、叹气。他又说了一串数字，这次很着急。他想跟我们说什么，但这串数字没有任何实际的交流作用，只能从语气中听出他的恐惧和愤怒。查房的队伍准备离开病房了。出于某种原因，我徘徊在他的床前。
“十四一二八，”他抓住我的手，就像在哀求我，“十四一二八。”
“我很抱歉。”
“十四一二八。”他悲伤地说，直视着我的眼睛。
接着我就离开了，跟上大部队。几个月后，他死了。他想对世界传达的信息，也随之一起被埋葬了。
这些语言中枢遭遇肿瘤或畸形时，外科医生会采取很多预警措施：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扫描，事无巨细的神经心理学检查。不过，手术却很惊险，因为病人是醒着的，还要不停说话。等脑部暴露之后，肿瘤切除之前，外科医生会用一个手持的球尖电极传送电流，麻痹一小片皮层，同时让病人做一系列口头活动：说出各种物体的名字，背诵字母表，等等。电极将电流传送到关键皮层区域时，就会干扰病人的表达：“abcde呃呃呃呃啊……fghi……”这样一来，就比较清楚脑部和肿瘤的分布，也可以判定哪些部分可以安全地割除。整个过程中病人一直是醒着的，忙着做一系列的口头活动，还跟在场的人聊天。
一天晚上，我正为这样一台手术做准备，看了病人的核磁共振结果，发现肿瘤完全覆盖了语言中枢。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我看了下资料，发现医院的肿瘤组（包括外科医生、肿瘤学家、放射治疗师和病理学家的专家团队）下了判决，说这个病例太危险了，不能动手术。那这个主刀医生怎么这么一意孤行呢？我心中有些愤然：有时候，说“不”是我们的职责。病人被轮椅推着进了病房。他双眼看定我，指着自己的头：“这鬼东西要从我脑子里滚出去，听到了吗？”主治医生走进来，看到我脸上的表情。“我懂，”他说，“我花了整整两个小时劝他别做。没用的。准备好了吗？”
整个手术过程中，病人没有像通常那样背字母表或者数数，而是一直不停说着脏话，还颐指气使，指手画脚。
“那鬼东西滚出我脑子没？你们怎么慢下来了？快一点！我要它赶快滚。我可以在这地方待他妈的一整天，我不管，快点把它取出来！”
我慢慢地切掉那巨大的肿瘤，密切注意着他言语困难的蛛丝马迹。病人还在连珠炮似的唠叨咒骂，而肿瘤已经被放在培养皿上。他“无瑕”的大脑闪闪发光。
“怎么停了？你是混蛋吗？我跟你说了，我要这鬼东西滚蛋！”
“做完了，”我说，“它滚蛋了。”
他怎么还能说话？这么大的肿瘤，在这么危险的区域，这简直不可能。根据推测，脏话和其他语言的回路可能略有不同。也许肿瘤让他的大脑进行了某种重组……
但眼前要先缝合头盖骨呀。明天再慢慢想吧。
我的住院生涯到达了一个高峰。关键的手术我都做得很熟练了。我的研究获得了业内各种最高奖项。工作邀请从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斯坦福有个职位在招人，完全就是我的方向，他们需要一个神经外科医生兼神经系统科学家，专攻神经调控的专业技术。我手下一个年资不高的住院医生跑到我身边说：“刚听大老板们说啦，要是他们雇了你，你就是我的专业导师哦。”
“嘘，”我说，“说了就不灵了。”
我的感觉是，生理、道德、生命与死亡这些原本各自为阵的绳索，终于开始彼此交织了，慢慢成形，就算不是一个完美的道德系统，至少也是连贯一致的世界观，我在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要求很高的领域工作的医生们，见到病人的时候，都是他们最艰难的时候，也是最真实的时候，因为他们的生命与个性受到威胁。医生们的职责，包括去了解病人的生命因为什么而宝贵，而值得一活，并好好计划，可能的话，要尽可能保留这些东西——如果不行的话，就让病人去得安详体面。掌握这样的权力，就需要有很深的责任感，有时也掺杂着愧疚和自我责备。
我在圣地亚哥参加一个会议，电话响了，是和我同期的住院医生维多利亚。
“保罗？”
出事了。我胃里一阵抽搐。
“怎么了？”我说。
沉默。
“小维？”
“杰夫，他自杀了。”
“什么？”
杰夫在中西部医院的外科训练快要告一段落了，我们俩都忙得跟苦力似的……一直没联系。我努力回想我俩上一次聊天，但想不起来了。
“他，嗯——应该是遇到很棘手的并发症，他的病人死了。昨晚他爬到医院楼顶，跳楼了。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
我想再问点什么，憋了半天没想出来。我只能想象那种排山倒海般的负罪感，如同汹涌的大浪，在楼顶把他抛起又甩了下去。
我绝望地想，要是那天晚上我能陪着他走出医院的门就好了。我多么希望我俩能像以前一样，彼此同情，互相安慰。我多么希望，我曾跟杰夫谈过我一路走来对生命的理解，和对我们选择的这种生活的理解，只要能再听听他睿智而机巧的忠告。死神不会放过我们任何人。我们和病人，活着，呼吸着，作为正在新陈代谢的生命体，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大多数人从生到死，都是被动的——这是你和你身边的人需要接受的现实。但杰夫和我，多年勤学苦练，积极地与死神纠缠扭打，像雅各布和天使搏斗；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直面和拷问生命的意义。我们背负着无形的枷锁，肩负着生死攸关的责任。也许病人鲜活的生命就握在我们手中，但死神总是最后的胜者。就算你是完美的，这个世界却不是。秘诀在于，支撑我们继续下去的秘诀在于，明白打从发牌的那刻起，你已必输无疑，你会手滑，你会判断失误，但即便如此也要拼尽全力为病人奋战到底。你永远无法到达完美的境地，但通过不懈的努力奋斗和追求，你能看见那无限接近完美的渐进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