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好的事情，终于离开了那里，一路坐卡车，坐火车，在这地球上换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都依然脚踏实地。他注视着外面的世界，始终想起他身后坚守在那块荒凉之地的伙伴们。他管不住自己，总在想他们会瞎聊些什么，很吃惊他们被安置在那样邪恶的地方，他还很想念他们。
他惊讶地发现，英格兰，他一路穿过时，看上去、闻起来都是一个样子。一个爱尔兰人穿过英格兰，却没有思想英国人的思想。什么东西横亘在他的家乡和比利时之间呢？英格兰。
他一走进警察署署长住所的低矮的门口，就看见多莉待在一个角落里，和一排布娃娃玩耍。他知道是他母亲的母亲缝制了这些布娃娃；他凭借童年的记忆，辨认出了那些布娃娃，绿色的、白色的、蓝色的呢绒布娃娃，彩布脸。他早已把这样的物件忘干净了。
“喂，”他说，“喂！”
小姑娘扭过头来。“你是谁呀？”她问道。
“威利呀，”他说，“威利，你不认识我了吗？”
小姑娘一下子跳起来，跑过那些冰冷的石板路。她像一个迷人的打开的包裹，扑进了他的怀里，一下子她和他相拥在一起，她的心在跳动，他的心也在跳动。他很高兴在回家的路上在亚眠下车，把虱子消灭了一下，把军装好好地用军队的方法清洗了一遍。他站在长长的一排民用喷头下，水蒸气弥漫在更衣间里，而那些饱经战火折磨的士兵们在那没有火焰的地狱里唱歌，叫喊。多么清白的简单的欢乐。这个小天使在他清洁的怀抱里展开小胳膊，是多么令人开心。
“哦，威利，你现在看上去像爸爸一样老了！”她乖巧地说。
“你也长大了，多莉，”他说，“你现在几岁了？”
“我快九岁了。你收到我的信了吗，威利？我写了好几个好几个小时呢。”
“一封了不起的长信，多莉，你不知道我收到你的信有多么高兴。”
“我相信你吃了不知多少饼干吧，威利。”她说。
“我就想收到你的信，饼干算不了什么，多莉，”他说，“莫德和安妮在家吗？”
“她们在家，她们在家，威利。一点没有想到能看见你，威利！”
“威利，威利。”安妮和莫德一起叫喊道，她们真的还像小姑娘家一样和他见面。也许她们忍不住吧。过去的时光返回来了。她们挨个亲吻他，安妮毛毛躁躁地抓住他好一会儿，愣愣地打量他的脸。但是，她没有说话。她在哭，那双漂亮的棕色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一下流出来流到了脸颊。但是，她并不急于把眼泪擦掉。她只是一个劲儿地打量他，轻轻地摇晃他，紧紧地抓着他袖子上的旧法兰绒。
他环视一下这间旧起居室，一个耗子洞也没有。如果在前线躺在一些可怜的日光下睡觉，做梦，对他来说这间屋子似乎更真实，更缱绻，气息一模一样。他极力想象她们在过去的几年中在这儿生活，似乎在他的心眼儿里看见她们在房间里出出进进，仿佛他的三个姐妹就是一大群女人。这是一个令人迷惑的思想，他用手挠了挠头。
“你很好吧，威利？”莫德问道，“快坐下吧，伙计亲爱的，我们给你冲杯茶喝。”
“那可太馋人了，莫德。”他说，自己开始哭了。不过那些不是痛苦的眼泪。那些是别的眼泪，他无法归类的眼泪。
“你那里过得怎么样？”莫德问道，这时安妮仍在一旁打量他。莫德现在怎么也有十七岁了。她有一个男孩子一起逛马路了吗？他觉得她还没有交男朋友呢。而且，他不知为什么觉得他不应该冒昧地问她。
“啊，就是打仗嘛，”他说，“你们知道的。”
“唉，我们不知道，威利，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多莉说。
“那边还好，还行。”威利·邓恩说。
“你上次探亲走后，我们这里也打了几仗，”安妮说，“一些恶棍在街上捣乱，爸爸每到一个关口都很烦，不知所措。人家说，是一些当兵的现在从战场回家来，威利，把他们的枪送给了那些可恶的坏蛋，却说他们把枪丢了。”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安妮，”威利说，“你看看，我自己很安全，很健康。”
“我很高兴你一切都好，威利。”安妮说。
“哦，安妮，别几句话来回说个没完，”莫德说，“去把肉馅土豆泥饼放进烤炉里，威利，爸爸很快就回家，他会大吃一惊的。”
安妮很不情愿地去洗涤室时，威利向莫德身边凑了凑。
“我收到你的信了，莫德。”威利说。
“哦，都过去很久了。”莫德说，但是从她的话里听得出，她言不由衷。
“我很高兴啊。”他依然说。
警察署署长回来了，家人听见了他的靴子踩在木头梯子上的声音。他把门推开，多莉向他冲了过去，像一只飞向窝里的燕子。
“啊，多莉，多莉，”他说，“要是见不到你我可怎么办呢？”
他把帽子拿下，如同过去成千上万次一样，放在了那张小桌子上。一个生命的往复循环的圈和环。他好像深陷在他自己的思想里。他的脸看上去老了许多，胡子灰白得更厉害，脸颊更见线条，更显憔悴。还只是一个九月的黄昏，没有人会在这时候就把灯点上，但是屋子只有一些昏暗的光，是灰色的都柏林的几缕光亮映照进来了。
然后，他望过来，看见了威利站在那里，一脸灿烂的笑容迎住了他。威利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如同他在战壕里收到莫德的信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一样。他有一个很不错的念头，但是他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不过，简单的感情掩盖了这些思想活动，他忍不住面露微笑，看着父亲的脸。
他父亲没有说话。他把帽子放在原来的地方，手拉着多莉，走过昏暗的屋子。他走到了威利跟前，不消说，足足高出了儿子一英尺。儿子那身土黄色军装和署长的黑色银饰的警服比起来，显得很刻板，不利落。尤其警服的袖口装点得别致。他感觉水从他头顶上一根下水管灌下来。他被这股水冲得直往下坠，不管是因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他对死去的朋友的祈祷，对那些不是朋友却已死去的一张张脸的祈祷。他想起了被摧毁的十六师的所有那些士兵，成千上万，成千上万啊。他知道他爱他们，尊重他们，别人指责也没有用，更何况对他们失去生命给予应有的荣誉是很难的。这可不是生命往复循环的圈和环，不是应得的赞美和告别，不是送葬马匹的黑色羽毛，不是在杰罗姆山和格拉斯内文的寒冷的聚会，仿佛不应是这样的时刻。他是一个眼见过上千名死者的五英尺六英寸的男人。现在，他站在一英寸远的地方，寻求童年的安慰，对面就是在他上次休假时还像给孩子洗澡一样温情地给他洗澡的男人。他记忆犹新，那双大手把战争的尘埃洗掉了。他知道，这种温情再也体味不到了。
他父亲放开了多莉的手。他站了一会儿，也许不知道怎么办好。然后，他伸出了右手，握住了威利的右手，向前倾了倾，从威利身边把手抬起来一点，摇了摇。
“你回来了，威利。”他说。但是他的声音刺耳，冰冷。
“你好，爸爸。”威利说。
接下来，警察署长所做的动作，在威利看来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大笑起来，仿佛发生了什么他难以置信的事情，尽管威利什么话也没说。莫德用一个威克洛旧盘子端着肉馅土豆泥饼正好走进来，也听到了这阵笑声，不由得看了父亲一眼，脑子里一团模糊的恐惧在打旋儿。
“我干了什么冒犯你的事情了吗，爸——？”威利还没有把话说完，署长就讲话了。
“他们打死了我的一个警员，”他父亲说，一种令人震撼的模糊的口气，“天哪，给这个城市带来了灾难和骚乱——谁呢，威利？他们说，德意志。在所有那些宝贵的重要的大街上，他们都造成了死亡和混乱。他们给都柏林城泼上了永远洗不掉的污点，一块漫溢的大血斑，威利。我从我儿子的信中看到，他只是觉得他们有些愚蠢，搞破坏，他还看见一个满手是血的年轻人在一个门道里被打死了，还说那个年轻人比他本人大不了多少。你站在这里，威利，穿着你们国王陛下的军装。庄严地发誓保卫国王和英伦三岛。你站在这个你自己童年的家，面对你父亲这个男人，他要尽力维持这个大城市的秩序，不让这个大城市遭受叛徒和造反者的暴行和捣乱，只是因为爱你，怀念你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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