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利·邓恩和他的战友纵身跳上了战壕背墙，大伙儿开始跌跌撞撞地向后跑去，穿过弹坑累累的地面。猛然跳出了战壕，在正常的平地上奔跑，令他们感到惊诧。成群的士兵穿出那股黄色烟雾，向右边跑去，深一脚浅一脚的，一路哇哇乱叫，有的双膝跪地，有的两只手揪在脖子上，如同那些音乐堂里的小丑，假装要被憋死了，用自己的两只手在脖子上做出乱扯乱拉的样子。这时，命令和后撤都不在话下了；那些没有和黄色烟雾一起舞蹈的士兵们，慌慌张张地向一边躲避，向他们希望安全的地带跑去。跑出几百码时，他们赶上了一个前进的炮兵连，炮兵没有询问就从他们脸上看见了恐怖，立即开始吆喝马，拉拽马，驱赶马，要马拉起大炮快跑，因为一旦让大炮被敌人俘获，那将是灭顶之灾。但是，这只是一厢情愿，成群结队的士兵痛苦不堪地从眼前经过，摇摇晃晃地向他们奔来，都像发疯的敌人，炮兵们也拔腿就跑；别无选择。谁有些犹豫，谁就会尝到黄色烟雾的厉害，立时觉得嗓子无比刺痒，哇哇乱叫，大口喘气，只有等死的份儿了。时不时，一个士兵奇迹般地从浓烟里穿出来，没有吓倒，加快速度，夺路而跑。枪支这时乱扔一气，坑坑洼洼的田野上比比皆是，仿佛一场殊死的战斗刚刚打完。
威利·邓恩和别的士兵一起逃跑。前面是一个瓶颈地段，几个星期以前在这里进行过一次地面作战，士兵们只好拐上一条崎岖不平的路，能躲多远躲多远。当然，这又会因为不能继续逃跑而产生慌乱的惧怕，毕竟那股黄色烟雾还在后边紧追不舍。士兵们跳进了臭水坑，力图游泳过去，却无法到达幸运的对岸。没有可靠的行动，没有救助的希望；人人自顾不暇。
现在，三四个大队似乎混合在了一起：阿尔及利亚殖民兵的残余、部分正规的法国士兵、都柏林明火枪团本身，以及一些来自林肯郡兵团的同伴们，他们一定是从左侧被驱赶过来的。每个人都被同样的无情的紧张情绪牢牢控制着。如果发生了一场正当的战斗，这些士兵谁都不会临阵脱逃。他们会坚守战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与阵地共存亡，诅咒命运不济。然而，这是一种他们全然不知道的力量，驱赶着他们仓皇逃跑，躲避那个穿了黄皮的长长的、长长的怪物。
沿路逃跑的队伍中有军官，自己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却拼命劝阻士兵们返回去。他们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看见的只是士兵们好像在弃盔丢甲地逃跑。这样的溃败前所未闻，只有老兵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经历过从蒙斯到马恩的大后撤。预备线上的队伍不得已得出结论，认为德国鬼子进行强大的突击，可是这样结论又根本说不通，因为没有人得到这方面的一点消息，没有听见大规模的炮轰，也没有挨过炮轰。更有甚者，后撤和仓皇逃遁的士兵身后没有子弹追踪。
这时，臭气的减退现象似乎处处可以感觉出来了。臭气钻进了犄角旮旯，窟窿缝隙，钻进了耳朵和眼睛，钻进了老鼠洞和耗子窝里去了。
危险这时终于渐渐过去。士兵们就地倒了下来，汗淋淋的全身湿透，已经筋疲力尽的士兵，经过这样在弹坑累累的地面拼命地奔跑，耗尽了体力。威利·邓恩已经累得头晕眼黑，就地倒下后很快就进入了无梦的睡眠。
他醒来时眼前是一个黄色的世界。他的第一个念头是他已经死了。凌晨四五点钟的样子，火炬和灯光还在亮着。士兵们排成的长队正在沿路返回，个个面目狰狞，他们的右手搭在前面那个士兵的右肩上，四十来个士兵有的拉着一条链子。他想起了圣约翰的《启示录》，不知道他是不是到达了现世尽头的那个无名的日期。
一张张脸上抹了黄色的油泥，士兵的军服也变成了特别的不合要求的黄色，天地间的所有土地都枯萎了，被生生地破坏了。甚至前一天还鲜活的树叶子也全都蔫蔫地挂在自然的树枝上，痛苦地卷曲着，一路上两旁的白杨树不像平常一样发出令人放心的音乐，而是一种发潮的、死沉的、金属似的沙沙声，仿佛每一滴树液都被致命的毒汁取代了。
花费两天时间，佛兰德斯这片受到惊吓的土地才恢复到了常规战争状态。第一天一整天，七英里长的战壕里没有一个士兵。预备兵团尽快开上前线，活下来的士兵回到后方，看看能不能重新组织起他们的连队。威利·邓恩吓坏了，觉得神情恍惚，在所有这些阴郁面孔的士兵中只剩他孤单单一人了。这时候，他才感到他在这个世界上轻如鸿毛，一个微不足道的可怜虫。他想他的军士长，想他的上尉，想他的伙伴们，如同小孩子想念家，不管多么临时的家。他觉得这种情感很愚蠢，但是他就是有这种感情。
他晃晃悠悠地沿着那条恐惧的道路往回走，没有一个人和他说话。很快，遍地尸体出现了，埋葬的清单把尸体分配到了突然出现的小墓地。他走过了那个凶险的瓶颈之地，淹死的士兵脸朝下漂浮在臭水坑上，尽管他害怕他所能找到的场面，可他还是催促他的两腿走到了他的战壕的口上。他不敢指望看见理想的场面，但是希望看见他的伙伴们蹲伏在战壕里，有些散漫，正在喝茶，或急慌慌地排队上茅坑解大便，有人在放哨，有人在唱歌，然而他所看见的却是一个已经变成死人坑的地方。
战壕里填满了尸体，在他看来好像是几十尊公园雕像——那种在他祖父曾经干活的休姆伍德可以看见的雕塑——如同某个消失的帝国倒下的人物，思想家、议员以及无名的诗人，举起双手，独特的姿势，他们的石头身体因为一些原因穿上了这场现代战争的一半军装。他们的脸像一本告诫书里的魔鬼一样狰狞，仿佛真正堕落了，遭罚了，遭谴了。噩梦挂在他们的脸上，好似最恐怖的梦魇紧紧附在他们身上，冻结在亡灵上，清晰可辨。他们的嘴边涂满了斑斑点点的绿色的黏液，仿佛他们就是过去穷苦的爱尔兰乡民，在极度饥饿时到田地里寻找荨麻吃。那股强烈刺鼻的臭味还无处不在，迟迟不散，臭不可闻。
那个人倒在了战壕豁口上的一个射击脚垛上，几乎裸体，军装像撕碎的花瓣一样扔在他的身边，因为最后的挣扎，面孔歪扭得和别人一样，这个体面的男人不希望离开他的岗位，和随处都是的阿尔及利亚人和爱尔兰人堆积在一块儿，一个十分清楚所面对的艰难任务的男子汉，躺在石灰里：帕斯利上尉。
“愿上帝安抚他的灵魂。”威利·邓恩小声说。
然后，威利找到了约翰·威廉斯、乔·克兰西、乔·麦克纳尔蒂。十来个士兵被一种他不清楚内容的契约捆绑在了一起。威利的肚子被痛苦撕裂开，他的眼睛被痛苦灼烧得难受，仿佛痛苦本身就是一种瓦斯。他恶心得简直受不了，他觉得自己会像一只狗一样呕吐。恶心袭来时，一种恐怖的愤怒难以遏制，让他不堪承受。他像一个老人，往回走了几步，傻愣愣地站在了上尉的尸体前。
巴克利神父也来到了死人堆里，从一颗僵直的头颅走向另一颗僵直的头颅，黄色烟雾的残余把他呛得够呛。现在，他们知道黄色烟雾是毒气瓦斯，歹毒的日耳曼人对他们进行的毁灭性打击；据说，这是一种战争条例禁止的手段。任凭什么将军，任凭什么士兵，都不会对这种手段感到骄傲；任凭什么人都不会对这种成功地将人折磨死的手段感到喜悦。巴克利神父对着每双不再聆听的耳朵快速地嘟哝几句；他有点着急让他们的名字进入获得救赎的亡灵簿里，在经历了这样惨绝人寰的劫难后，把他们带往可能存在的天堂。
“是你吗，威利？”巴克利神父问道，这时也赶到了帕斯利上尉的身边。
“你见过的最可悲的事情莫过于此吧？”
“是啊，神父。”他说。
“这个人是谁？”神父问。
“帕斯利上尉，从蒂纳赫利来的。”
“没错，威利。”神父说，跪倒在那具裸身的尸首旁。他不是要想办法把裸体盖上；也许他就尊重这个死人的赤身裸体的形式。“我不知道他的小本子上写着什么宗教。”
“我想他是天主教徒，神父。威克洛地区强壮的农夫多数都是天主教徒，那里属于爱尔兰教会。”
“你也许是对的，威利。”
巴克利神父就近跪下来。当然，你无法从一个没有声音的人那里听到最后的忏悔。然而，可以提供的小小仪式是必须的，因为神父要用他那小声吟唱的声音说点什么。
“你知道他的家在威克洛什么地方吗？”神父念叨完，费劲地站了起来。
“我想我认识他家。那里叫蒙特山，我想是的。他过去经常谈论那里的农活儿。我想他对他们家的土地很热爱。我祖父和他们很熟，这我知道。”
“他是那里的农夫吗，你祖父？”
“他是休姆伍德庄园的管家。他现在一百零二岁了。那一带他什么都知道。”
“哦，如果你有机会到那里，威利，你要去告诉他们他是怎样死的，好吗？不是说这种可怕的死法。就说大家都知道他选择了留下来，别让人说他没有命令就离开了阵地。”
“我要是去了，会告诉他们的，因为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情况啊，神父。”
“没错。”
“你自己怎么样？”巴克利神父问。
他们漫不经心地站在那里，并不真正在乎他们的安全。他们知道日耳曼人今天不会向他们开枪射击。克里斯蒂·摩兰认为，瓦斯也把他们自己吓坏了。对方感到羞耻，他说，会让他们掩埋死者的。瓦斯造成的战线上那个可怕缺口，据说，不会再次被他们无端蹂躏了。他们不会乘机进攻了。看样子，在这次战争悲剧的沉重的篮子里，这次行动具有巨石般的重量，人的力量无法承受。人人感到惊愕，人人感到害怕。
“你自己怎么样，威利？”神父没有听见回答，又问道。威利想说，他威利为他的第一个上尉的死感到钻心的疼痛，这疼痛过去之后，别的都容易对付了，但是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威利找不到可用的词表达自己。他想说点什么，至少让神父看见他懂得礼貌，并不粗鲁。
他们两个站在那里，两脚叉开，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淌，一个男人问另一个男人怎么样，另一个男人问对方怎么样，一个男人不知道这世界究竟怎么回事，另一个男人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一个男人向另一个男人点了点头，没有理解却表示理解了，张口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另一个男人冲对方点了点头，什么也不知道。不了解这个置人于死地、令人胆寒的新世界是怎么回事，不了解战争的苦难是如此极端的破坏和夸张。巴克利神父什么都不理解，只有悲苦，而威利·邓恩同样面对黑色的日子。
威利所在团的五百多士兵死去了。
他们两个站立的时候，一阵奇怪的直流雨从天而降。雨唰唰地下着，打在他们人性的肩膀上，唰唰之声响得真真切切。
那天晚上，巴克利神父到处走动，询问大伙儿想不想领受圣餐。他带了一点旅行的圣餐礼的用物。神父问威利是否想领受圣餐，威利说他不想，随后神父握住了他的右手，摇了摇，握过手后巴克利神父径自走开了。
这次战斗结束后，敌人没有再向他们开火，也没有再向他们发射炮弹，活下来的人在他们的脑子里有了各种念头。
威利不断想到一个奇怪的念头。那就是他只有十八岁，这个生日到来才十九岁。
“他应该像我们大家一样跑掉，”克里斯蒂·摩兰发表看法说，“不是跑掉——我是说，撤退。”
“你这话什么意思，长官？”威利·邓恩说，表示怀疑。
“他那样守在那里是一个傻子，威利；他就是一个癔症sup/sup，一点没错。”
威利对这种说法感到很生气。他受不了他的军士长说出这样的话。帕斯利上尉做出了他自己的决定，他们做出了他们自己的决定。那是真正神圣的决定。
威利想恶狠狠地说出这番话。实际上，他想亲自把军士长暴打一顿。不过转念一想，军士长不只是一个有点毬毛蛋的毬毛蛋样儿，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毬毛蛋子。他从来没有想到，军士长那样说不过是表达他自己痛苦的一种方式而已。
他们无可奈何，在另一个新墓地，埋葬了五百名士兵，五百颗消失的心脏。
他们把所有的阵亡士兵掩埋起来，费了不少工夫，因为德国鬼子很快振作起来了，他们只得想办法对付。皇家军医团的小伙子们无所畏惧，掩埋尸体可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随军牧师来到墓坑前念叨他要说的话。巴克利神父说了同样的话，新教牧师也说了相同的话。犹太教教士也来了，为都柏林来的犹太教士兵和一个来自科克的名叫列文的士兵说了些希伯来语。威利·邓恩和他的朋友们唱了赞美诗：“啊，我穿过了死亡之谷。”克里斯蒂·摩兰的声音听起来真像一只挨了踢的狗的吠叫。挥动铁铲的人们非常感激夏季就要来了，土很干但是并不硬。他们都是矮小的中国人，留了小胡子和小辫子；他们被叫作苦力，是天生善于挖掘的人，他们自己三五个人一组，也许是被迫分成小组的吧。这些中国人把墓坑挖开，五百多个死人的墓坑。墓坑里填上了天主教徒、新教教徒和犹太教的爱尔兰人。
很快，各个连队都会由来自家乡的新士兵填补。威利想，来了一拨又一拨又一拨。乔治王的羔羊。这是一种有点模糊的想法。
夏季到来，军队趁机整编，建设他们的队伍——不管怎样，这是官方的计划。他们的防区平稳下来。他们把他们旗帜的蓝色烟云向天空吹去。他们像狗一样吃，像国王一样拉。他们袒胸露怀，晒得黝黑，如同沙漠里的阿拉伯人。白白的肤色在消失。梅奥来的，威克洛来的，都无关紧要。他们现在也许就是阿尔及利亚人，幸运帝国的一点外围而已。
他们知道，激烈的战斗在战线的其他防区进行，他们全都听到了爱尔兰士兵在达达尼尔海峡浴血奋战的故事。四月份，小伙子们一直试图从克莱德河的轮船上抢占沙滩，一次又一次强行登岸的恐怖不断上演，只要他们从船艏凿出的毛糙的窟窿里钻出来，成百士兵就会倒在枪口下。都柏林的小伙子们从来没有见过战斗，见到的那一刻就死掉了。故事的结尾总是有这样的细节：大量的伤亡把河水变成了淡淡的红色。
“死了，你就能在这世界的任何角落安身了。”克里斯蒂·摩兰说。
“这话对吗，军士长？”威利·邓恩说。
“啊，是啊，不只是在这里，威利，伙计。现在你肯定有选择了。”
“哦，那倒是方便得多了。”彼得·奥哈拉开心地说。
“你瞧啊，”克里斯蒂·摩兰说——他正好在努力从军上衣抹掉一个很大的旧茶渍，却反而把茶渍弄得更大了——“你很难对爱尔兰人保守消息。过去，一支新歌能够一天一夜就从伦敦传唱到戈尔韦sup/sup。”
“这是真的吗，军士长？”彼得·奥哈拉过了一会儿追问道。
“不管怎么说，”克里斯蒂·摩兰说，疑疑惑惑地看着奥哈拉，“一支好歌总会从伦敦传唱到戈尔韦的，因为旅馆里的侍者都在唱，唱来唱去就记住了。传到戈尔韦也就是黄昏时分吧。不过现在不是歌儿，而是坏消息了，满世界都在传播坏消息，从爱尔兰人传到爱尔兰人。他们的英国军队里都是我们爱尔兰人。应该叫他妈的爱尔兰—英国军队才对。”
出现了很长时间的静默，因为听众都在领会他话中的意思。
“哦，你说得有道理，军士长。”彼得·奥哈拉说。
冬季说来也就来了，如同一只在田野里盯上老鼠的鹰，又如同一只检验脚力的狼。像一个旅行推销员，冬季带了白外衣和白蕾丝，把它们铺展在广阔天地，铺展在污秽的战壕两侧，铺展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铺展在远处多茬的田地上；冬季还在倒霉的矿穴、土地的边角里藏匿了冰霜；冬季试图比春天表现得更像一个季节，给窈窕淑女般的树木穿上了银光闪闪的素装，精心地蓄意地给万物裹上了百合花，秋天的野花勇敢地竖起了几支红红的黄黄的发狂的旗帜。连声轻轻的招呼也没有，冬天迅雷不及掩耳地把每样绿色东西的汁液吸干了，比如战争武夫长期破坏后的残余物。
这下，威利的命运差不多回到了正常世界的边缘，这里有和平景象的农场，森林覆盖，月光下美不胜收，如同在分秒必争的日光下爱尔兰中部延伸的土地那么新鲜和熟悉。就是树木也令人难忘地站立着。道路铺满了你在威克洛院子里可以看见的田间沙砾，都是些带铁钉的靴子走上去咔咔响的粗糙路面。不过，他们分三个阶段在这些道路上行军，尽管从战壕的延伸区走来很疲劳，但是他们在行军路上获得了一些自豪。精疲力竭的男孩们被他们的伙伴搀扶着，没有影响行军的速度。让血液循环起来是好事儿，要比坐在冷得冻手冻脚的战壕里好得多，脚指头和鼻子尖儿不再挨冻了。一切都按时间表行动，这让士兵们很开心，不知不觉地走完了行程。
莫德为了他的十九岁生日，早给他寄来一件羊皮袄，威利在寒冷的天气里穿上御寒，心下感激。他的两条腿在路上走得发木。他时不时就会想到那些往路面铺这些石头子儿的一拨又一拨的人们。他不大清楚，他们是不是捶打起一层混合灰土，如同他们自己在家乡所做的那样，然后再把砂浆铺上一层，高出要求的水平两英寸，接着跪在地上，把石头压进去，再用合适的地面横杆把石头缝隙里填塞上黏土？他认为干这种活儿用不着一百种办法。于是，他开始真的想到，修房盖屋的方法，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蚂蚁掏窝的方法蚂蚁清楚，蜜蜂筑巢的方法蜜蜂明白，不管它们在什么地方都万变不离其宗。他看见，道路都修筑得中间略略凸起，雨下在路面上会很快流走，不会造成水坑之类的麻烦。道路延绵无数英里，往往一路两旁高高耸立了无数英里的白杨树。
农场上的人们似乎对他们漠然以对。
奥哈拉在他身边行走，奥哈拉从哪方面衡量都不是一个坏人。他的红头发在他的钢盔下热烈地燃烧。
谢里登上尉是帕斯利上尉阵亡后新上任的，身上有股快活的劲头。要不是他长就了两块看上去奇怪的火红脸颊，他会被认为是一个英俊的男子，只是他的红脸颊上纹理断断续续的，这让他一眼看上去像是马戏团里的小丑。但是，他喜欢听士兵们唱歌。
只要威利·邓恩张开嘴，敞开心扉，唱一曲《蒂珀雷里》sup/sup，长长的队伍跟着吼叫起来，那就比吃饭还来劲。
士兵中个个都晓得《蒂珀雷里》，唱起来仿佛他们多数都不是城市男孩，而是来自乡下绿油油的田地的农人。也许，军队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支歌，不管他来自阿伯丁sup/sup还是拉哈尔sup/sup。甚至苦力们也在一边挖掘一边唱《蒂珀雷里》。
威利周围的人都喜欢听他唱歌，因为他的嗓子使他们想起了音乐堂。那音色如同他们在音乐堂聆听过的任何男高音。人们发现，彼得·奥哈拉也有一条好嗓子。
然后，他们一起唱《你这老行军袋》。他们又唱《夏洛特这只野鸡》，这是一支好歌儿；他们还唱《把我带回亲爱的英国老家》，尽管他们都不是从亲爱的英国老家来的，可就是喜欢唱这支歌。
《让家里的火烧起来》是最受欢迎的歌儿，但是在行军路上不能唱；这支歌是在预备战壕里静静的夜晚唱的。
接下来，在上尉的要求下，他们唱起了《你的子弹挂低了》。一个意外而且特别开心的是，谢里登上尉不像一贯在唱唱跳跳这种事情上很拘谨的帕斯利上尉，他对这支行军路上的歌儿特别喜欢：
你能把子弹挎在肩上，
像一个该死的当兵样
你的子弹低垂乱晃荡？
如同丹·莱诺sup/sup跳起了那该死的木屐舞，威利唱起了这支歌便会激情四溢，特别来劲儿。谢里登上尉骑在马上，只见他把头向后仰起，朝着低垂的冬天的天空，把那些歌词儿吼叫出来，看上去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在谢里登的军帽下，他看上去像一个男孩子，真的还是一个男孩儿。唱着这支歌儿，一两英里路不知不觉就走完了。
现在只有一件事情不一样，那就是威利敞开喉咙唱歌时，会觉得着急咳嗽。他认为，这都是瓦斯残留在胸腔里的缘故，一些冷酷的该死的瓦斯在窜来窜去，与他唱歌的器官捣乱。不过，当兵的人们不在乎吐几口痰，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他能够不受干扰地把一支歌儿唱下来。
在唱歌的时候，他感到很快活。然而，他还是无法摆脱那种任人宰割的感觉，这种感觉深深地埋藏在他自己身心的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在最最中心的位置出了问题。在他的目光的角落里，现在总是有一个黑影子，某种东西，某个人，某个痛苦的身影在那里若隐若现，像一个天使或者一个瘦泠泠的幽灵。他怎么也无法把这个幽灵的面貌弄清楚，但是他相信就是帕斯利上尉。这让他浑身发冷。一般情况下，他总觉得无法获得真正的温暖，他知道，这是死去的士兵对他的影响。
他的上尉死了，威廉斯和克兰西死了，他感到很痛苦，那种痛苦在深化。他觉得，这种痛苦在他的身上腐烂了；这种痛苦还原成了某种他不理解的东西。这种痛苦的根源和死亡这粒小种子结合在了一起。
有时，他想和他的军官、伙伴甚至他自己的心灵大哭一场，他不知道什么东西能阻止他，他真的不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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