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还没有真实的感觉。你，三十七岁，约阿希姆·格伦德尔死了。用手指触摸到无法阅读的盲文信的最后一个字，就像无论如何也必须说理解了的那个陌生的梦一样。
“我知道你无法从那么远的地方赶来。”你的母亲这样对我说。葬礼将会在六个小时后举行，觉得我也许会感觉抱歉，所以故意晚一些才告诉我。我用尽全力冷静地说了声抱歉。她回答没关系，然后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说马马虎虎，回到德国的话我去看望她。你的母亲没有马上回答，在短暂的沉默后，她用哽咽的声音说：
“当然了，什么时候都欢迎你来。”
从接到那通电话的星期六早晨开始，我就躺在这张床上看天花板。每当因为饥饿打开冰箱门，在明亮的电灯下我可以比较清楚地看清里面的东西，这让我十分惊讶。那冰冷而鲜明的空间好似冻住的乐园，我开着冰箱门就那样任时间流逝。拿出简单的食物放在餐桌上，短暂地应付饿意，然后如需要静养的患者一样躺回床上。
*
你房间的窗户尤其大而明亮。
到了阳光慷慨的下午，窗边架子上展示的数十架飞机模型都各自闪耀着光芒。在我背对你站立，感慨那些飞机的精巧细节时，你盘腿坐在铺着青色和绿色相间条纹的床单上，滔滔不绝。我回过头来和你四目相对，你总是开玩笑地皱鼻子，你的黑框眼镜随之微微上抬。
你谈论的话题总是天马行空，读了很多书的你，话题像坐过山车一般通过暗示、引用和论证的隧道，持续很久。有时，当我感觉你的话题太长了，就会吃一口你母亲亲自烘烤的美味派。装作无意，其实很认真地看你桌子旁的灰墙上贴的古地图复印件、行星的照片和黑白画——犰狳、猛犸象和尼安德特人的侧脸。
有时，你的话题也会不那么小心地涉及我的眼睛的状态，并延续到无法分割考虑的未来的问题。你不是不知道那会隐秘地让我感到受伤。你天真地说，如果我是你的话，为了以后我会提前学习盲文，也会练习用白色的拐杖独自一个人在街上走路。买一条训练好的导盲犬，到这个家伙变老、死去为止一直生活在一起。
你肯定觉得自己有那样说的资格吧。因为你经历了几乎这世界上所有的痛苦。从刚出生的婴儿时期，你就接受了十几次大大小小的手术，听说在十四岁的时候还被宣布只剩下六个月的生命。执着地自学，最后考上大学，医生和护士们全都非常震惊。你说在医院外第一个交的朋友就是我。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初次见面时你骨瘦如柴的身体。只不过比我大七个月，但你的额头却像中年男人一样布满皱纹。
你在那额头上更用力地挤了挤，对我说：
“说心里话……以后我能出版书的话，不管以任何方式我一定要制作盲文版本。有人用手触摸，一行一行直到最后都摸着读完那本书就好了。那真的……该怎么形容呢，真的是和那个人有接触啊。不是吗？”
为了证明你的话不是随意说出的笑话，你真挚地看着我的脸。我记得那种敏感的人特有的感觉到自我意识的表情，还有在阳光下能清楚地看到虹膜的淡蓝色眼睛。那个瞬间我感觉你好像想摸我的脸，也感觉你似乎希望我摸你的脸，但我马上就否认了这种感觉。
*
有时我会想起和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近郊石山的那个星期日。我们穿着短裤走在像露在外面的白色关节一样的岩石上，为避免小腿被叶子锋利的干枯灌木割伤，双手撑着两个膝盖小心地向上爬去。擦着汗，休息一会儿，喝几口前一天晚上晾好的水，吃点带来的黑面包，相互交换现在已经想不起来的笑话，咯咯笑着，最后还没有爬到山顶太阳就开始落山，所以我们就下山了。
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也有这样的石山，那时我告诉过你。我是看着叫作仁寿峰和白云台的两个白色石山峰长大的。现在想起祖国的时候，比起千万人口拥挤的城市，我会想起那两个像一双面庞一样的山峰。
我准确地记得这件事的原因，是你没有像一直以来那样嬉闹活泼地回应我的话，而是晕倒了。你从斜坡上滚下两三米，腰撞在长长的岩石上才停下来。
我难以相信眼前的情况。你曾告诉我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说你不想记得已经腻烦的二十多年与疾病抗争的记忆，甚至仿佛为了让别人看一样，经常抽烟或一口干掉一杯啤酒。我没有一丝怀疑过你自信满满的那些话。
我记得仿佛像陌生人一样的你那僵硬的脸，记得担忧着也许是第一次见证别人死亡而颤抖的我的手，记得你的眼睑慢慢闭紧不再睁开。在背你下山的那条倾斜的岩石路上，我浑身被汗浸透，眼皮里如下雨般流淌着火辣的汗。
*
就那样下山后过了十天，在病房的铁床上你斜斜地直起上半身坐着，你问我：
“你，曾问过我为什么想学哲学吧。你真的想知道我的想法？”
你的眼镜放在床旁边的桌子上，但你还是皱了皱鼻梁，想把滑下来的眼镜推上去。
对于古代希腊人来说，所谓“德”，并不是指善良或高贵，而是指能把某件事做到最好的能力。你想想，最擅长对人生思考的人是什么人呢？是无论何时，在任何地方都与死亡相遇的人……因此也是任何时候都不得不必死般思考人生的人……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人，才是拥有关于思考的最好的德行(arete)的人，不是吗？
*
几年后，那时我已与你分开，独自去瑞士旅行。
那天我在卢塞恩码头乘船，一整天在冰封的峡谷中穿梭。最初的计划是驶向船的终点——湖的最深处，但中途我突然在一个叫作布伦嫩的小城市下了船，是因为环绕港口的两座白茫茫的巨石山峰。左边的山峰像白云台，右边的山峰像仁寿峰。
从我长大的水逾里看北汉山，左边是白云台，右边是仁寿峰。实际上白云台更高一些，但因为仁寿峰稍靠前，所以反而看上去更高。布伦嫩的两座山峰的位置和相互间微小的高度差异，白色岩石的模样和森林茂盛的程度都非常相似。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就直面相遇的熟悉风景，我也许有些震惊。
从码头下来，我的视线被坐在自助餐厅的铝制椅子上吃午餐的青年吸引。浅金色的头发，脸形稍长，穿着宽松的背带牛仔裤。是个和你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的家伙，我却想起了你。
我问看着我微笑的他：“在吃什么，好吃吗？”“嗯，是瑞士芝士蛋糕，今天是星期五嘛。”他竖起大拇指回答。我从自助餐厅里买了一模一样的芝士蛋糕，坐在他旁边的桌子上。
我问：“不过星期五和芝士蛋糕有什么关系？”
他回答：“大家在星期五都不吃肉而吃芝士蛋糕。我呢，虽然不是那么信奉宗教的人……耶稣不是在星期五去世的嘛。”
那之后我们两人之间来往的对话并不特别。在哪里出生，做什么工作，这座城市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还要去哪些地方旅游等，相互问了类似的问题。我知道他的名字叫伊曼纽尔，是一名电器修理工，这个职业相当无趣；他想以后去德国和奥地利旅行；三岁时父母离婚后，前十年和母亲一起生活，此后一直到现在和父亲一起生活。他也知道了我已经第二年在和瑞士比邻的康斯坦茨学习“令人头疼”的功课；博登湖的景色也如卢塞恩湖一样美丽，但到了冬天城市里布满大雾，看起来有些忧郁；到了大雾直到傍晚都不会消散的日子，视野变短，必须沿着建筑物的外壁走才行。他似乎对我没有去过柏林这个事实有些失望。
我并没有想在布伦嫩小而普通的市区转转的想法。和伊曼纽尔并排坐在一起看湖水，吃着不甜的瑞士芝士蛋糕，一边闲聊着没有目的的话题，这就足够了。阳光非常耀眼，但湖边的风却颇为寒冷。
大约三十分钟后，回卢塞恩的船回来。我和伊曼纽尔轻轻握手，就此作别。虽然互通了姓名，但我们没有交换邮箱地址等东西。在船离布伦嫩码头越来越远的时间里，我向他挥手，他也向我挥手。我曾坐过的铝制椅子和还剩下大约四分之一的芝士蛋糕盘子越来越远，直到再也看不见。和你一点也不像的伊曼纽尔越来越远，终于变得模糊。像白云台和仁寿峰的白色岩石山峰渐渐远去，当船进入峡谷，终于也看不见了。
那时我的心里为何那么凄凉呢？好像在缓慢告别的那光景，无法看清、好像被语言填满的那沉默，一直这样生动地展现在我面前吗？仿佛那段经历回答了我什么一样，仿佛在说，已经给了我疼痛入骨的祝福般的回答，我要自己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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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的。
依稀明亮的。
阴暗的。
我没有戴眼镜，感受着无法用这几种表达改变的微弱亮度差异，已经就这样第三天看着天花板了。
我无法理解。
你死了，我感觉所有的一切都离开了我。
只是因为你死了，我感觉所有的记忆都在流血、急速斑驳、生锈、破碎。
*
“你学哲学的话太文学了。”有时你会这样忠告我。你说：“你想通过思考到达的，是不是只是一种文学性的激昂状态呢？”
我记得和你持续到深夜的辩论。还记得在辩论完全结束后，我的注意力突然转移到光秃秃的墙上或深色的窗帘上时，干净的沉默仿佛一直在等待我们。那个时候的你是我无法打败的敌人。你可以清楚地解答我提出的所有问题，而我总是在你的提问中迷路。“错了，”你总是这样说，“虽然很抱歉，但现在你说的是错的。”在漫长的辩论要结束时，你会加一句：“我还是觉得你更适合学文学。”你就是这样刻薄的朋友，极度严苛的同龄老师。
我大概知道老师忠告我的那句话也许是正确的，但我无法那样做。我无法承受阅读文学内容的时间。感觉与意象、感情和思维粗糙地十指交扣晃动的那个世界，我实在不想信赖。
但我不可抵抗地被那个世界深深吸引。比如，教授亚里士多德的博尔谢特老师对潜在态的解释：以后我的头发会变白，但现在在现实中还不存在；现在虽然没有在下雪，但到了冬天，至少会下一场雪。在他这样讲时，我仅仅因那重叠的意象之美而感动。我瞬间幻想着坐在教室里年轻的我们的头发，和高个子的博尔谢特老师的头发突然像霜一样变白，如雪花飞扬，让我无法忘记。
读柏拉图后期的著作时，当被问到泥巴、头发、地气、水中的倒影、瞬间出现又消失的动作是否有“理念(idea)”时，我如此着迷的原因也是一样的。只是因为那个问题的感触很美，因为它触动了我内心感受美的电极。
*
我记得那时我深深沉迷的主题。记得你和我探讨至凌晨的，那些关于黑暗的理念，死亡的理念，消亡的理念，漫长但毫无意义、孤独的对话。
你说，所有的理念都是美，是善，是崇高。你像说服比自己小的学生一样，冷静而悲伤。“这是必然的不是吗？但正是因为这样，所有的理念就不得不与好的理念相关联不是吗？就像首尔和威尼斯、法兰克福、马因茨的广场在同一天全部存在一样。”
我摇了摇头问你：“但是，假如消亡的理念真的存在……那它应该是干净的、善良的、崇高的消亡吧？因此，消亡的雨夹雪的理念是干净的、美的、完整的，是没有任何痕迹消失的雨夹雪不是吗？”
你摇了摇头：“你看，死亡与消亡从最开始就与理念的方向是不同的。融化后成为泥水的雨夹雪从最开始就不可能拥有理念。”
听到你的话的瞬间，虚无的全世界失去了光芒。但永远不会融化、飘扬的雨夹雪，永远不会落在地面的雨夹雪的世界仍像昏暗的幻影一般，展现在我眼前。
看这里，你像安慰我一样，再次说道：
“黑暗中没有理念，就只有黑暗，负数的黑暗。简单来说，0以下的世界没有理念。无论多么微弱都可以，还是需要光。如果连微弱的光都没有，那就没有理念。你真的不懂吗？最微弱的美、最微弱的崇高，需要至少是正数的光。怎么会有死亡与消亡的理念！你现在就像是在说圆圆的三角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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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凌晨，你突然问我，像一直以来的那样，没有畏惧，不考虑我可能会受到的伤害。你问我，总有一天眼睛会盲的事实，对平时我的思考和感情有多大的影响。
我没有回答，只是看着你的脸。看着你眼睛下面黑色的阴影，看着你凹陷的脸颊和黑漆漆的嘴唇。
那个瞬间，我该如何回答我那么讨厌的那句话、你残忍的提问呢？
直到那时我也从来没有以那种方式思考过我自己。我在十多岁的时候才搬到德国，想要完全掌握德语构词已经年龄太大了。所以无论我多么努力，和同年级的同学相比，我学得好的科目只有数学和希腊语。从东方来的孩子数学好不算什么特别的事，但希腊语却不同。因为即使是流畅说拉丁语的朋友也对希腊语的语法投降。正是那复杂的语法——连同它是数千年前已死的语言这个事实一起——让我感觉它像一个寂静且安全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我开始被大家熟知为希腊语说得好的神奇东方孩子。如被磁力吸引，我被柏拉图的著作吸引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但真的是那样吗？我真的是因为你说的那个理由才被柏拉图传道的世界所吸引吗？就像在那之前，我被一刀斩断感官实物的佛教所吸引一样，是因为我必然会失去这个“看”的世界吗？
那个凌晨，我为什么不能向你提出一样的问题呢？为什么我不能像你一样鼓起勇气，承受受伤的可能反问你呢？如果我的条件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的条件呢？你的条件对你的思考和行动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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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一起度过的漫长时间里，比起任何提问与回答，任何引用、暗示、论证，也许我最想问你的问题反而是这个。
我们把所拥有的最脆弱、最柔软、最孤独的东西——我们把生命——返还给物质世界的时候，不会有任何代价返还给我们。
当有一天这个瞬间来临，我绝对不会说我经历的所有记忆全都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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