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现在在读这封信——如果这封信没有退还给我——你和你的家人应该还住在那个医院的二层吧。
十八世纪时作为印刷所而建的那座石雕建筑，现在应该已经被爬山虎叶子遮盖起来了吧。一直延续到中庭的石阶缝隙中，小小的三色堇盛开又凋谢了吧。蒲公英应该也都被吹散，只剩下像灵魂一样稀疏的花骨朵儿了吧。像重重写了一笔的符号般的野生大蚂蚁，现在也应该在院子台阶边缘打转吧。
每次见到你的孟加拉母亲时，她都披着不同颜色的纱丽，她还像之前一样美丽吗？你那用深邃静谧的灰色眼睛检查我的眼球的德国父亲，他现在还是眼科医生吗？你说你生下的那个女儿，现在长大了吗？正在读这封信的时候，你是为了让祖父母见外孙女才带她回到家里吗？你会去看看自己住过的北边那间房子，然后推着婴儿车到江边散步吗？你会在喜欢的那座桥前面的长椅上坐下休息，拿出总是放在口袋中的胶片底片，遮起眼睛去看太阳吗？
第一次和你并肩坐在那座桥前面的长椅上时，你突然从牛仔裤的口袋中掏出两块胶片底片。你用黑瘦的手臂拿着胶片，遮在眼睛上抬头看太阳。
我的内心无法抑制地激动起来，因为之前我也见过你的这个动作。
第一次在你父亲的医院接受治疗，是那年六月初的一个午后。在丁香花盛开的医院院子里的铁质长椅上，把一头乌黑长发紧紧扎起来的你，正拿着一块胶片仰头看太阳。面无表情地坐在你旁边的男护士也向你伸手要了一块胶片。虽然都已经是大人了，你们却并排坐着，一人闭一只眼睛，拿着一块胶片抬头看太阳。这样子让人不禁想笑。
你们并没有发现我在玻璃门后面偷看，男护士放下胶片向你说了什么。你很认真地看着他的嘴唇，突然那个男人笨拙而飞快地亲了你的嘴唇一下。因为你们两人看上去明显不是情侣，所以我吃了一惊。你好像也受到了惊吓，身体猛地向后挪动。但马上，像原谅了他一样，你飞快地在他脸颊上也亲了一下，仿佛是种一起看过太阳之后产生的友情的宽泛礼节。你轻轻站起来，夺走男人手中的胶片。男人脸红着不好意思地笑笑，你也笑了。男人一直不好意思地看着你没说什么而转身离去的背影。
那几分钟里的情绪给当时十七岁的我留下多深的印象，你应该不会知道。不久后，我知道了你是那家医院院长的女儿，刚出生不久时因为发热失去听力。两年前从特殊学校毕业后，就在医院大楼后面的仓库里制作木家具为生。但是这些消息，却不能完全解释我在那天看到的那个场景的凄凉之感。
在那之后，每次为看病而走进医院大门时，每次从你工作的仓库里传来电锯声音时，每次远远地看到你穿着工作服漫无目的地在江边散步时，我总是会像突然闻到丁香花香气一样发呆很久。从未与谁接过吻的我的嘴唇，常常像触碰到微弱的电流一样，秘密地抖动。
你长得更像你母亲。
虽然扎起的黑色头发和褐色皮肤也很美，但最美的还是你的眼睛。因长期独自工作而坚毅至极的眼睛；同时蕴含着真诚与调皮、温暖与悲伤的眼睛；从不轻率判断，总是先听对方讲述的眼睛；大大地睁着又漫不经心闪动的黑色眼睛。
现在也许是个轻拍你的肩膀、向你讨要口袋里的胶片的好时候，但我却没有那样做。在你把胶片从眼睛上拿下来之前，我只会呆呆地看你圆圆的额头，额头上飘动又黏上去的细卷碎发，像拥有纯正血统的印度女人一样，只要用宝石稍加装饰就会完美的鼻梁，还有附着在那上面的汗珠。
“……能看到什么？”
在我问的时候你一直仔细地看我的嘴唇。瞬间，我理解了那个面无表情的男护士。即使知道你的视线是为了读懂我在说的话，也会突然想要和你接吻。你从破旧的工作衬衫前的口袋里拿出一个本子，用笔写道：
用你的眼睛自己看。
那个时候我的视力已经很不稳定了。轻率的眼部手术也许反而会让失明提前，你的父亲耐心地向我解释临床诊断的结果，为了不流露出不值钱的同情心而故意摆出冷静的表情。
“虽然没有完全证明强光对视力有害，但还是小心为好。”他这样建议道。在太阳光线强烈的白天要戴好遮阳镜，多在晚上昏暗的灯光下活动。我觉得戴黑色太阳镜像明星一样很扎眼，于是选择戴一种淡绿色的眼镜生活。即使用胶片遮挡住，直视太阳这件事还是无法想象。
察觉到我的犹豫，你又在本子上写。
以后。
经过数不清的笔谈来交流的你的手快速而准确。
在完全看不见之前。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你清楚地了解我的病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仅仅是想象你的家人在餐桌上说起我的病情的场景，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很深的伤害了。
我沉默着。你把本子收起来放回口袋里，等待着我的答复。
我们望向江面。
像只有这件事被允许一样。
那时我突然感受到了一种陌生的伤感，但马上就明白那并不是来自刚刚的伤痛或侮辱感，更不是因为对未来的恐惧或挫败感，而是因为我离完全看不到的日子还很远、很久。苦涩而甜蜜的这份伤感从近得无法相信的你的侧脸，从仿佛流动着细微电流的你的嘴唇上，从你那明亮的黑色眼睛中流淌出来。
映照在七月阳光下的江水像巨大鱼类的鳞一般翻腾闪烁，你突然将黑瘦的手搭在我的胳膊上，我颤抖地抚摸着那上面凸起的深蓝色静脉血管，恐惧着的我的嘴唇终于触碰到你的嘴唇的那个瞬间，现在这些记忆都在你心中消失了吗？在那座破旧的桥前面，你的女儿从婴儿车中探出头来喊着妈妈，你会把胶片放进口袋里，慢慢起身吗？
虽然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但那瞬间的一切都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消散。不仅是那个瞬间，就连和你在一起时最恐怖的瞬间，都原原本本、鲜活地存在。比起我的自责、我的后悔，更令我痛苦的是你的脸庞。完全被泪水打湿的脸庞，还有打在我脸上的，操练了十几年木工活儿的坚硬拳头。
你会原谅我吗？
如果无法原谅我的话，可以记住我一直在请求你的原谅吗？
*
离你父亲预告的四十岁越来越近，但我现在还可以看见。也许未来还能再看到一两年。因为是这么多年一直慢慢进行的事情，早已不需任何心理上的准备。就像犯人会将讨来的香烟抽很久一样，我也只是在光线很美的日子里，坐在家门口的巷子中，度过长长的一天而已。
首尔外围的这条商业街里来往着形形色色的人。粗糙地把校服裙缩短、戴着耳机的女学生；穿着松垮的运动服、露出啤酒肚的中年男子；像刚从时尚杂志里走出来一般，穿着得体连衣裙在和谁打电话的女人；一头短短的白发、穿着装饰满亮片的毛衣的老太太，慢悠悠地正点着烟。总感觉哪里传来骂街声，路上飘散着从食堂里传出的汤饭味儿，骑自行车的少年故意大声打车铃，晃晃悠悠地从我前面骑过去。
虽然已经戴上最高度数的眼镜，但这些事物的细节我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可以朦胧地看到形象和动作，细节只能通过想象来让它变得清晰。女学生的嘴唇随着音乐微微张合，下嘴唇左边像你一样应该有一颗小小的痣；中年男子的运动服袖子沾上灰尘，变得油腻，原本白色的鞋带几个月都没洗，应该已经变成深灰色的了；骑自行车的少年的额角应该流满汗珠；露出不一般派头的老太太抽的烟应该是细长而柔和的种类，毛衣上缀满的小小螺钿亮片应该是玫瑰或绣球的花纹。
就这样对一边想象一边观察别人的事情快感到无聊的时候，我也会慢慢向山上走去。绿色的树木一起随风晃动，花开出令人惊艳的色彩。我坐在山脚下一个小庙的院子台阶上休息，摘下厚重的眼镜，风景立刻变得完全模糊。人们普遍认为如果眼睛看得不太清楚的话，听力会变得很好，但这并不是事实。最先感觉到的东西是时间。像巨大的物质缓慢而残酷地流动般的时间，每一刻都通过我的身体，我慢慢被这种感觉压倒了。
因为天黑后我的视力就会急速下降，所以不到太晚我就回程了。回到家换上衣服，把脸洗干净。因为在你喜欢抬头看太阳的正午时分，我这里是晚上七点，要去给学生们上课了。在天色还未晚的时候到达个人开办的补习班，等待上课的时间。虽然在明亮的室内活动没什么问题，但晚上一个人走夜路还是不太方便，即使是戴了眼镜。晚上十点左右，课程全都结束，我会站在学院的大门前打一辆出租车回家。
你问我在学院里讲什么课？
星期一和星期四是希腊语初级班，星期五是精读柏拉图原著的中级班。一个班的学生最多也不过八个人，是由对西方哲学感兴趣的大学生和各个年龄段、各种职业的上班族组成的。
不管每个人的动机是什么，学习希腊语的人们之间或多或少有些相同点。走路的步伐和说话的速度大体上都比较慢，不轻易外露情绪（也许我也是这样的人吧）。是因为希腊语是很久之前的死语，是无法用口语进行交流的语言吗？沉默与害羞的犹豫，冷静地表达出的微笑，让教室里的空气渐渐被吞噬，渐渐凉下来。
我这里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平安无事地过去。
即使偶尔有什么值得记住的事情，也会被巨大而不透明的时间的体量而埋没，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第一次离开这里去德国的时候，是十五岁。离开德国回来时是三十一岁。那时我的人生可以说正好被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分隔开来。你父亲预告的四十岁之后的生活要在哪里度过，应该也是从这两个地方中选一个吧。当我说想回到使用母语的地方时，包括家人和老师在内的所有人都劝阻我。妈妈和妹妹问我，你回到老家要做什么工作呢？那么辛苦才考来的希腊哲学学位会像废纸一样没有用，最重要的是，我这种特殊的情况没有家人的帮助根本无法生活。但最终，我还是坚持先试两年再做决定，艰难地说服了她们。
在这里已经比最初决定的时间多生活了将近三倍，但我还是没能做出任何决定。感慨着疯狂思念的母语像山体滑坡一样从四方涌来的触觉，度过第一个季节后，冬天来临。首尔也像德国的城市那般变得陌生起来。在黑白的毛呢大衣和夹克中缩着肩膀的人们，顶着已经忍耐了很久的，并且不论多久仍然会忍耐的脸与我擦肩而过，在结冰的路面上匆匆走过。和在德国时一样，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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