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传闻说曾经留下三名幸存者，我认为应该是一人，不是说有一个人敲了附近三家民宅的门吗？”
有关幸存者的这个传闻从总务口中说出的瞬间，大家都为之沉默。
据说当时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半月升起，是个明亮的夜晚。穿着血迹斑斑衣服的青年乞求给他一套衣服换穿，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是从哪一家拿到衣服的事情。当时由于处于担心后患无穷的年代，所以前两家拒绝了，而另一家却给了他衣服。那个青年一拿到就马上在院子里换上，快速地飞奔而去。
那个人说听到这个事情让他很揪心，为了不漏掉任何一句话，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后来打起精神往旁边一看，妈妈正缩着身体呕吐着，一直到吐出胃液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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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青年是舅舅的可能性并非完全没有。”
仁善低声说道。
“就像现在坑道里三千具遗骸中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是舅舅的一样。”
她点了点头，似乎在寻求同意。
当然可以推测，如果那个人是舅舅的话，无论如何，以后都会回到岛上……但是能确信吗？在那样的地狱里生存下来后，还能期待他成为像我们想象的能够做出选择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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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从那时起，妈妈的内部就开始出现分裂。
从那天晚上哥哥同时以那两个状态存在时开始。
坑道里堆积的数千具遗骸之一。
在开灯的房子前敲门的青年。承诺不会告诉任何人在这里拿到衣服的人。赶快把这衣服烧掉吧。将满是鲜血的囚衣留在院子里，消失在黑暗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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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被说服。
我只是好奇他是如何活下来的。
是在枪决前昏迷，掉进坑道躲过子弹？是军人离开后，在尸体中睁开了眼睛，还是朝着透出月光的第一水平坑道入口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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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仁善他是怎么回来的，因为从坑道爬出来的那人眼睛和仁善的眼睛为之重叠。仁善睁着那双长得像拥有白瓷一样脸蛋儿的男人的眼睛，那双像是饱含水汽一样发出光彩的眼睛反问我：
“你是说谁？”
“……你爸爸。”
她没有受伤。
比我想象中还要坚强。
毫不犹豫，不再压低声音地回答道：
“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妈妈才去找爸爸的，为了问他是怎么活着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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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夏天。
妈妈一年前就听说过被关押在大邱刑务所的人服完十五年刑期之后被释放的消息。虽然远远看到寄居在下村亲戚家中的父亲，但她说下定决心去找他还需要时间。
爸爸在安静的排斥中坚持着。
即便因拷问留下了手颤症，但还没到无法帮助寄居家里种植橘子的程度。在监狱里度过的最后几年，他学会了贴瓷砖技术，不收报酬地帮着做村里的活儿，慢慢地获得了认可。但在军事政权下，没有人愿意与警察一个月来做两次动态调查的前科犯人维持密切关系。
那个夏日傍晚，在路口等候着的妈妈叫他的时候，父亲之所以回头看，是因为觉得不会有人那么轻柔地叫自己。妈妈说直到听到舅舅的名字，爸爸的眼睛才有所晃动。他认出了妈妈是经常来外婆家的韩地内兄妹当中的一人。
但是爸爸不想和妈妈说话。深秋时妈妈再去找他的时候，他也郑重地拒绝。一直到隔年的早春，妈妈再去找他的时候，他才开口：“我害怕别人的眼光，在市内见面吧。”
那个星期天下午在烟雾弥漫的茶馆面对面坐着的时候，妈妈三十岁，爸爸三十六岁。
那天妈妈最先知道的是父亲在一九五〇年春天被移监到釜山。大邱高等法院不仅负责庆尚道，还负责全罗道和济州岛的上诉审理，因此收到上诉判决后，被关押在大邱刑务所的人大量累积，空间变得不足。父亲说，那年春天以长期服刑者为主进行大规模移监，纯粹是出于实务上的原因。在济州人当中，他不幸属于刑量较高的一群，这反而让自己活了下来。
但是父亲说釜山也不安全。釜山保导联盟的加入者从七月份开始蜂拥而至，在刑务所内院建设临时建筑物时，动员了被羁押的囚犯。每到休息的时间，父亲曾经从院子里的帐篷前走过，看到饿得极其瘦削、只穿着裤子的孩子，扎辫子或绾发髻的女人，大热天也不脱帽的老人们挤在一起擦汗。
据说从九月份开始，他们被卡车载走，刑务所里流传着令人心惊的传闻，说是从羁押犯人中挑选出政治犯处死。
父亲说，正如传闻的内容，济州二百五十人中，有九十多人被叫出去，剩下的济州人焦急地等待下一个顺序的时候突然停止。后来才知道联军从仁川登陆之后，战局发生了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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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双不知是否会把杯子打翻的手是不是藏在口袋里？我想着，不，是不是没有藏起来，而是安静地放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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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告诉妈妈她真正想知道的事情是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
从舅舅被关在大邱刑务所的夏天到父亲被移监到釜山的春天，在约八个月的服刑期间，两人是否曾在那里见过面？如果是的话，父亲还记得什么？
父亲说那个夏天新进来了三百名济州岛人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最重要的是有机会听到家人的消息。当时父亲知道了被抓到p邑国民学校的细川人在沙滩上被枪杀的事实，那个传来消息的人说了舅舅的事。说他和外婆家在细川里的青年一起坐船过来，被安排在旁边的刑务所。爸爸说只听到名字就知道是谁了，虽然没有一起上过学，但记得小时候他和妹妹们一起跨过小溪来玩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两家的女儿很多，觉得彼此的个性很吻合。爸爸说他们用石头将院子里的凤仙花碾碎，敷在妹妹们的指甲上，自己的指甲也被染上颜色。
但那就是全部了。
爸爸对坐在他面前的人再也没有可说的话了。
我曾问过妈妈几次，父亲住进这座房子是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五年之后，那期间两人是怎么过的呢？多久见一次面？什么时候变亲近的？妈妈连一次都没有回答清楚，只是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比如说爸爸给妈妈讲的关于在酒精工厂受到的拷打。穿着没有军阶的军服，操着北韩话的男人是如何对待父亲的。每次脱下衣服、倒挂在椅子上时，他都说了些什么。
你们这些该死的赤匪，我要把你们全部弄死，消灭你们这些该死的赤色分子。
那人不停地往被毛巾覆盖的父亲脸上灌水，他用野战电话线把父亲湿漉漉的胸口绑起来，然后连接电源。每当那个人低声要父亲说出和山上勾结的人的名字时，父亲都会回答，我不知道，我没有罪，我是无罪的。
每当说完那个事情，妈妈总会不由自主地自责。
那时候我为什么要说哥哥的头发很奇怪？为什么那时只能说那样的话？
我记得，妈妈那样自责的时候就会放开我的手。因为抓得太过用力，让我发痛的握力像泡沫一样瞬间破灭。就像有人切断保险丝一样，就像忘记了正在听她说话的我是谁一样，就像即便是一瞬间也不愿碰触到人的身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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