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善将装有信的小包放在膝盖前，并将手掌放在上面，就像里面有什么东西会自己打开绸缎跑出来一样，动作非常慎重。
“隔一个月战争爆发，就再也没有收到信了。”
仁善低声说。
“但是妈妈并不担心。说是大邱刑务所位于洛东江战线下方，所以外婆家的大人们都要她别担心。”
仁善的手放下小包，抱住膝盖。
“像大部分的济州男人一样，姨父也加入海军参战。”仁善继续说道。
“直到三年后才平安归来，在三年当中，妈妈和姨妈都不曾安过心。汉拿山禁足令的解除也是在那个时候，结束漫长的寄居生活，从堂叔家搬出来的外婆家长辈们重新盖房子的时候，妈妈也一起堆石头、搬木头。但是如此努力盖好的房子，他们也还是住不满一年。停战后没有回到济州岛，而是在首尔安顿下来，分批出售美军补给品的亲戚向外舅公提议合伙。想要离开岛上的姨父也决定和姨妈一起去，妈妈则选择留在这个家里奉养外曾祖母。”
***
“在分手之前，姐妹俩一起去了大邱刑务所，那是在一九五四年的五月。”
仁善静谧的声音在寂静中回荡。
“在妈妈十九岁、姨妈二十三岁那年。”
***
“舅舅不在那里。”
“刑务所只留下四年前的七月舅舅被送往晋州的记录。因为没有直达车，所以两个人去了釜山，在火车站前的旅馆住了一夜，天一亮就去了晋州，然后坐上去刑务所的公交车。”
“舅舅不在那里，移监记录也已不存在。在晋州多住了一夜之后，两人去了丽水港。大姨固执地说送走妈妈之后，自己要去首尔。在候船室等待去济州岛的船到来的时候，大姨对妈妈说，放弃吧，哥哥死了，把被移监到晋州的日期定为他的忌日。”
***
仁善把手伸进放着一堆破烂纸张的箱子里，好像不需要看，只要摸索就能分辨出里面的东西一样，她很快拿出用订书机钉住的纸捆递给我。
那是一迭经过漫长岁月，像加入荧光涂层剂一样的光滑a4纸张。附有编号的手写名册复本，只写着数百人的名字上方盖有一九四九年七月的日期印章。下面备注栏上的日期则分别为一九五〇年七月九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第三页上端写着一个人的名字，在那旁边用铅笔画着直线。
姜
正
勋
我看到名字下面的备注栏上并排盖着数字“1950.7.9”和“移送到晋州”的印章。奇怪的是，那一页的所有备注栏上印着的移送到晋州的印章下面都有手写的字。虽然乍看之下看不懂，但反复阅读三十多行之后，综合从印章之间出现的笔画，可以解读为“移交给军警”。
“这个是从哪里找到的？”我抬起头询问。
仁善回答：“不是我找到的。”
原本想问那是谁，我却只能闭上嘴巴。拿到这种文件复本的过程很不容易，瘦削、布满皱纹的双手从被窝里伸出来，抓住我双手的那一瞬间从我脑中掠过，“跟仁善一起好好玩吧”，仁善的母亲用夹杂着怀疑、慎重和无微不至的温暖眼神看着我。
***
“当年在庆北地区死亡的保导联盟加入者大概有一万人。”
仁善说道。
“你也知道吧？全国至少有十万人丧生。”
点头的同时，我问道：“被杀死的人是不是比这个数字更多？”
对于一九四八年政府成立后，被归类为左翼人士成为教育对象加入该组织的那段历史，我也是非常了解的。家人中有一人作为听众参加政治性演讲也是加入的理由。为了补足政府下达的分配人员，里长和统长随意写上名字的人、得知提供稻米和化肥而自发地写上名字的人也不少。以家庭为单位加入，包括女性、孩子和老人的家庭也很多。一九五〇年夏天战争爆发后，按照名单进行羁押、枪杀。据估计，全韩国被秘密埋藏的人数有二十万到三十万人。
***
“那年夏天在大邱被羁押的保导联盟加入者被收容在大邱刑务所。”
仁善拿着一捆用习作纸包着的照片说道。
“因为没有空间容纳每天数百名用卡车送来的人，所以先从羁押人犯开始枪决。当时死去的左翼囚犯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中包括一百四十多名济州人。”
仁善解开棉线，把习作纸拿掉，照片呈现出来。
全景是骨骸散落在地上，黑白照片的品质相当低劣。
那是在庆山的钴矿山，一九四二年废矿，当时是空着的。
虽然失去焦距，但仍能认出眼睛和鼻子穿透的骸骨，其身后有三名身穿高亮度短袖衬衫的中年男子打开手电筒蹲在地上。以勉强从地面上仰拍的角度来看，头顶上方的高度似乎非常低。
大约有三千五百人在这里被枪杀，包括大邱刑务所被羁押的人、大邱保导联盟加入者、庆山警察署附近仓库收容的庆北地区加入者等。
仁善向我伸出手，接过名册复本。
“军用卡车连续几天开进矿山，有居民证实说从凌晨到晚上都听到枪声。坑道里塞满了尸体以后，将枪杀、埋葬的场所转移到附近的山谷中。”
仁善的食指放在“姜正勋”这个名字旁边画的铅笔线上继续说道：
“这里盖的印章日期是七月九日，所以舅舅应该不是在山谷，而是在矿山被枪杀的。二十八日被盖上印章的人死于山谷的概率很高，二十七日被抬走的遗骸是在两处中的哪一个地方被枪杀的则不得而知。”
***
我看到仁善手指移开的铅笔线，虽然不像蓝色原子笔的笔压那么大，但也是用力画出的线条。一接触到指尖，就能感受到纸上的细线。画这条线的人也知道吗？我想。移送日期和枪杀地点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如同刚才仁善所做的推测？
***
那是一九六〇年的夏天，死者的家属第一次聚在这里，是在战争时期的领导阶层因四一九事件下野之后。
仁善小心翼翼地翻过角落破碎的报纸，然后拿出折成一半的剪报。当她用双手展开时，刊登广告的下端剪下的整个社会版面进入眼帘。这与刊登慰灵祭报道的地方相同，日期比慰灵祭早一个月左右。
那是关于十年来遗属们首次进入坑道的报道。当时拍的照片就是这张，因为任何一家报社都不愿意刊登，所以大家约好留待来日，然后分给遗属。
正如仁善所说，报道中没有刊登坑道的照片。矿山入口的全景被刊登在头条新闻旁边，照片左侧刊登了采访遗属会代表的内容。
十年期间，水在坑道里流过，骨头都烂了，处于分散的状态，可以视为没有一具完整形体的遗骸。我们没有可以收拾遗骸的装备和人力，只是盲目地走下去看，拍了一张照片后就上来了。遗属会自行推测的数字超过三千人，我看到的第一水平坑道有五六百具遗骸。垂直坑道的入口用水泥堵住，要穿透坑道入口，调查下面的水平坑道才能知道当时的情况。
我实际上感觉到，在操着庆北方言口音的沉稳话语下面，正在漏出什么东西。经由烛光黏稠地流出来，像红豆粥一样凝结的、血腥的东西。
“这些报纸是怎么弄到的？”
我抬起头问道。
“庆北发行的报纸不可能送到济州岛吧。”
当仁善淡然地回答是亲自去买的时候，我才豁然明白，应该想起的人不是那位从被窝里伸出充满皱纹的手臂的老人，而是在黑白照片中看着镜头，矮小的身体充满盎然生气的女人。
她好像去参加了在大邱火车站举行的慰灵祭，拿到了那天的印刷品。
我正翻开关于火车站前慰灵祭的报道，我把蜡烛移过去再次观看照片。群众中有三分之二左右是女人，数百名女性穿着束着腰部的长孝服或长度到膝盖的白色连衣裙，站在横幅前面。
***
是这样的衣服吗？我看着五官模糊不清的女人侧面想道。她也曾经穿过类似这样的圆领短袖连衣裙吗？当我想站起来拿出箱子里的相框进行确认时，仁善的手从虚空中伸过来。我读着她递过来的文件袋上用深蓝色的笔写下的收件人名字：
姜正心贵下。
我将蜡烛照在寄信人位置与大邱地址一起盖章的青紫色四角形印章上，默默读着。庆尚北道地区被屠杀者遗属会。
我把手伸进冰冷的信封里，拿出一本把十几张八开的粗纸折成两半装订的小册子。翻开没有另外写字的厚纸封面，第一页就刊登了信文。
秉持着遗属们的彻骨怨恨，让思念了十年岁月的先人安眠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来。
这封信文极长而且激昂，被猜测与写下“被害遗属们克服陈旧的恐惧心理……”句子的人应该是同一人。我没有读完就翻到下一页，看到品质低劣的黑白团体照。
“这是一九六〇年冬天在钴矿山前拍的照片，那时妈妈好像没去，但因为是遗属会员，缴纳了会费，所以收到了这封邮件。”
仁善用食指指着照片中戴着眼镜的男人说道。
“这个人就是遗属会会长，第二年五月军事政变后被逮捕，后来被判处死刑，旁边的总务被判十五年徒刑。”
翻过下一页，遗属们分持的坑道照片被复制成更加低劣的画质，下方并附有说明文字。如果我没有提前看的话，几乎看不出其形状。照片只留下黑色与白色，其余色调和细部内容都已消失。该页的夹页中有一张中央晚报社会版的简信剪报。
***
这张报纸整体都沾有手垢，横直折叠、展开而形成的十字线被磨得花白。在“判处死刑”一词中，我读到在最复杂的文字下面写上读音的蓝色原子笔字迹，旁边的空白处写着大邱代号的电话号码。
“这个号码……和这个一样。”
伸手翻开小册子的仁善指着最后一页的下端，上面印有支付会费和捐款的农协账号、户名和大邱代号的电话号码。
***
我用左手包住的纸杯里透出一股虽弱但明显的热气。围绕着蜡烛的白色涂层纸像曲面的镜子一样反射光线，如果从上面看，像是亮着灯的圆形房间。我看着那明亮的房间想到。
一九六一年夏天，当时这个家里应该没有电话。为了打电话，可能得到市内去。
仁善母亲行走的路径与我昨晚推开积雪进入的路径方向相反，在纸杯内侧发光的曲面上重叠。她在我昨晚滑倒的旱川岔路口转弯，走到出现车站的大路，走在茂密的夏日树林之间。
经过两次折叠的报纸是否放在口袋里？我想着。或者是放在包里或握在黏湿的手掌中？为什么会想给实际业务负责人已经被羁押的遗属会办公室打电话呢？真的打过电话吗？如果打了，谁会接她的电话呢？
***
“外曾祖母去世是在一九六〇年二月。”仁善说道。
“那时妈妈二十五岁，在当时已经过了适婚年龄，大家都很担心，但是妈妈不想结婚。外婆家的亲戚跟妈妈说在出嫁之前都不用担心，可以一直住在那里，但是她用过去存下的钱买下这座房子，一直独自种田，然后从夏天开始寻找遗骸。”
仁善的话暂时中断。
“一直到读到这篇报道为止，大约一年时间。”
***
在寂静中我们互相看着对方。
下沉得更深。
它通过像轰鸣巨响般的水压压抑住的区域，那是一片任何生物都没有发光的黑暗。
“从那以后，妈妈就再也没有收集的资料了，三十四年期间。”
我在嘴里重复仁善的话。
“三十四年期间……直到军方下台，文人成为总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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