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上午10点。
载有北川长官等水俣视察团一行19人以及众多媒体相关人员的日本航空393次航班即将在鹿儿岛机场着陆。
《朝日新闻》环境厅记者俱乐部的t姓记者随行采访，因此他也在机舱内。
10点过后，抵达机场的北川立刻前往水俣湾填海地区，视察专为处理含有水银的淤泥而填埋的地块。午餐后的下午1点50分，北川前往水俣病患者专用设施“明水园”，在森山弘之院长的陪同下与先天性水俣病患者见面。北川抚摸着患者的胳膊，眼中噙着泪花不断重复着“保重！保重！”。患者们用力拉住北川的上衣和领带，用不成调的语句向他倾诉。
之后，北川前往水俣市劳动青少年之家，守候在那里的是“水俣病受害者之会”的1200名成员，大家齐声高喊：“政府坐下来解决问题！”
患者团体的代表们在这里向视察团诉说了受害的实情，请求政府尽快采取救助措施。
“我对水俣病有了新的认识，一定会积极致力于问题的解决。”
面对患者的诉求，北川答道。第二天，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
结束了仅仅五个小时的匆忙视察后，下午3点，北川举行记者见面会。随行半日的t姓记者也在会场上，记录了北川记者见面会的情况。
会见中途，县厅的职员对森官房长低声说了些什么，森官房长立刻对北川耳语了几句。t姓记者当时并未觉得奇怪，现在回想起来那大概是山内局长自杀的消息从东京传来的时候。
记者见面会上，有记者提问北川对水俣问题的具体对策是什么。
“我心情十分沉重，感到心痛不已。我们要将患者的声音变成奋斗的动力，我想我们必须采取具体的措施。只是，现在我还沉浸在物哀的情绪中，具体对策在此难以奉告。”
北川回答。
t姓记者边记着笔记边在心里嘀咕，干吗说什么让人费解的物哀情绪啊，不过这人有时的确会说些奇怪的话，何况直接面对患者，算是他独特的表达方式吧。
记者见面会结束后，视察团一行乘坐面包车前往熊本。按计划，晚上7点北川在熊本与细川知事会谈后，7点30分单独举行记者见面会。
在移动的面包车里，山内局长自杀身亡的消息在记者中传开。正式对外公布局长自杀的消息，是在抵达熊本之后。
12月5日各报的晚刊和6日的早刊，都出现了醒目的大标题“环境厅局长自杀身亡”。
报纸的版面上能看到“文人气质官僚，扮演倒霉角色”“拒绝庭外和解的众矢之的”等字眼。也有的报纸在报道中解释，由于大藏省和通产省的意见难以调和，拒绝接受庭外和解劝告而使得山内深陷痛苦之中。
然而，为什么在山内局长自杀前从未有人指出过这一状况？报道称山内局长成为“众矢之的”，那么，代表舆论批评山内局长的是什么人？几乎没有媒体对环境厅拒绝接受庭外和解劝告的政治背景本身提出过批评。负责人甫一死亡，报纸的社会版首页便大肆披露当事人进退两难、痛苦不堪的事实，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于事无补。假如山内没有自杀，这个问题不也就是环境厅被当作恶人挨几句骂而已吗？
事实上媒体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反省。从守夜那晚起，媒体蜂拥至山内家。电视台巨大的照明灯对着住宅，摄影记者不断打着闪光灯。记者们一次次按响门铃：“请谈谈您现在的心情。”
守夜那天，政界送来了大量花束。紧靠玄关左侧的和室房间中设置了祭坛，挂着山内的照片。照片中的山内，脑袋向右微倾。
守夜中忙于接待来客的知子，总算在忙碌中让自己保持了平静，而媒体记者们却并不善罢甘休。守夜期间，大报社来了两次电话，希望她谈谈心情，发表一下感想。知子对这些采访一概不予理会。
等北川石松等政界官员匆忙的吊唁结束后，家里终于恢复了宁静。媒体的攻势似乎也暂告一个段落。山内的老朋友们在设置祭坛的和室内围着山内的遗体，开始回忆往事。知子也坐下，倾听大家的谈话。在宁静的气氛中，知子也断断续续地谈起丈夫的事情。
丈夫准备上二楼时，我为什么要对他说“加油”……为什么没有说一句“好好休息”呢……我真的后悔莫及。他已经为我们这个家在拼命工作，一声不吭地拼命加油……对这样的丈夫，最后对他说的居然还是加油……
知子将自己的悔恨都在这些断续的话语中表达了出来。
某周刊原封不动地刊登了知子说的话。那篇报道的标题为“本杂志独家报道来自遗孀的告白”。记者好像是穿着丧服冒充友人混入守夜席中的。该周刊无记名的报道，在“独家告白”之后还介绍了告别仪式上友人伊藤正孝引用的山内的诗《遥远的窗户》，最后颇不自然地以“愿山内先生安息”作为结束。
媒体对自杀身亡之后的山内表现得较为宽容。他们摇身一变，对山内用上了同情的言辞。
生活态度严谨、热爱家人、具有文人气质
拥有文学青年气质的官僚自杀因过于善良而陷入困境
过于厚道的男人
非典型官僚的水俣病担当局长之死
他是一位对任何事都十分尽心尽责的人，他想必累坏了。彼此忙于工作，最近难得见上一面。山内局长除了本局的职责，还负责水俣、地球环境等繁重的工作。将水俣问题和局长自杀联系在一起加以各种推测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山内夫人都不了解真相。我们这些政府官员永远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环境厅企划调整局地球环境部长加藤三郎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人难以置信。上个月7日，在同期生聚会的午餐时见到他，他依然那么精神。他是同期生聚会的万年召集人，是一个善解人意、踏踏实实的人。他酷爱学习，著书立说，年轻时写过小说，是个充满浪漫情怀的人。
厚生省保险局长黑木武弘
环境厅事务次官安原正在记者见面会上说了下面一番话：
最近，他作为企划调整局长每天忙于公务，处于连续工作到深夜的状态。局长家住町田，从町田来上班需要坐大巴，深夜没有大巴，工作到很晚时，他住在酒店的事情好像也有过很多次。
不仅是安原，环境厅内部的职员都认为，山内自杀的原因不仅是水俣病问题，各种繁忙的工作压在身上，过度疲劳使他产生了自杀的冲动。至少，那些相关人员的发言，能让人感到他们想让周围的人相信这一点。
他确实疲惫不堪。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长年为福祉、环境事业打拼无疑令他疲惫到极限。全球变暖问题、石垣岛白保的机场建设问题、长良川河口堰问题……堆积如山。然而，他们所说的悼念的言辞，用罗列一大堆问题的方式，似乎在力图掩盖事件的本质。
环境厅只提到了山内留给家人的遗书，而隐瞒了留给安原和森的遗书。
前面提到的t姓记者谈到隐瞒遗书的理由时说：
“我想可以有多种解释，一行潦草的小字不足以称作遗书，可能怕产生误解。有了遗书，就成了有预谋的自杀行为。那样的话，无法获得公务灾害认定，也难以叙位叙勋。如果定为一时精神错乱造成死亡，无论是对本人还是对家属都比较有利，应该是这么考虑的吧。”
t姓记者在说了上述这些话后，又提到了一种可能性：
“水俣的负责局长，留下道歉的遗言后自杀，这会让环境厅受到更加严厉的指责，甚至可能会因被挖出厅内的各种矛盾而受批。也有可能是基于这种考虑而隐瞒了遗书。”
赶到山内家的环境厅官员，见到知子拿出的遗书而落泪，究竟是什么理由让他隐瞒了遗书存在的事实？是出于一个官僚对公开遗书后环境厅处境的担心吗？
还有一个疑问。
留给安原次官的遗言：我无法表达我的万分歉意。这里的“歉意”究竟想要表达什么？
安原说他不明白遗书所表达的意思。
“谈到‘歉意’和留给森先生的‘添麻烦’这两个词的意思，我想说政府机关的工作确实很难做。尤其是山内先生怀揣良心，为福祉行政殚精竭虑。这个有良心的人，在僵化作风盛行的机关工作会四处碰壁，苦不堪言。用做人的良心对待工作，在机关里只会干得头破血流。你必须用国家的逻辑行事，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变得冷酷无情。机关是这种人才能生存下来的世界，环境厅也一样。尽管这是常理，山内却为此痛苦。作为一个纯粹的人而痛苦不堪，他苦苦思索，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困难在哪里。”
t姓记者是这么看待山内的。
山内为水俣病患者苦苦寻找救助途径，最终他想到适用于公害健康损害补助制度，为此奔波于各省厅之间，探寻实施的可能性。据说11月底，山内去安原家拜访也是为了商量这件事。然而，也许对于安原来说，为寻找救助对策的山内的行动是在给自己添麻烦。
“安原觉得，只要按法律和先例、判例，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加以推进即可，没必要优柔寡断，他觉得山内的做法过于固执。面对这样的安原，山内作为部下可能感到自己力不从心，因此在名片背后写下了道歉的话。
“这次的视察，原本也是11月1日北川和川本商量后突然决定下来的。北川即便在自民党内也不属于保守派的主流，他不懂官僚的思维逻辑。他以为坚持‘我就想去，有什么不对吗’就行了。作为政治家，我觉得这种态度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官僚，不带点见面礼去是行不通的，这是干事务工作的人理所当然的想法。山内和他手下的事务官员们好像也因此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包袱，变得坐卧不宁。
“想要救助灰色地带的患者们，可以给他们送些见面礼，可是，既然处于诉讼阶段，那就无法付诸行动，无论是大藏省还是其他省都会这么说。山内为此奔波于各省厅，但他并没有筹集到任何见面礼便迎来了12月3日。应该就是这样。”
t姓记者解释事情的原委。
某周刊推测，12月3日深夜的会议上，北川斥责山内没有筹集到见面礼，并说了不用同行去水俣的话。北川否认了这一说法。该会议上具体商议了什么不得而知，然而，有一点十分明确，即无论怎么商议，除了北川前往水俣这件事之外，本次的水俣视察不会有任何收获，也没有救助对策。
从结果上而言，没有任何具体对策，这是谁都明白的事实。无论是前往水俣视察的北川，还是接受视察的熊本县一方，都十分清楚。
在山内留下的文件中，有一份传真。
发件人是“熊本县公害部公害对策科”，上面印着的日期和时间是“90年12月3日18时38分”。这是北川视察的两天前。这份熊本县公害对策科发给环境厅山内的传真，抬头上写着“知事记者见面会发言用”（平成2年12月5日，北川环境厅长官来熊）（案）。
问：关于保健福祉方面的对策，进行了怎样的对话？
县政府针对对健康有所担心的居民，迄今采取了特别医疗等方面的对策，针对在水俣病认定申请中被驳回后依然因担心健康问题而提起诉讼或再次提出认定申请的居民，为尽快解决水俣病问题，我们考虑需要进一步采取保健福祉对策，迄今我们一有机会便向国家提出了这方面的请求（和县议会一起向国家提交申请和申诉）。
今天，就这方面的问题再次向长官提出请求。
与北川长官进行了坦率的意见交换，结果上达成了需要采取相应对策的一致意见。有可能的话，尽快从明年开始实施新的对策，对此也达成了一致意见。
关于具体内容，今后将有国家和县政府的具体负责人进行探讨。
这是细川护熙与北川恳谈结束后的讲话稿。
事实上，仿佛在实际对话之前便看到了“一致意见”那样，为了进行“坦率的意见交换”，北川在一片吵嚷声中做出了前往水俣的决定。
其结果，诞生了北川作为环境厅长官11年后再次视察水俣的实绩；同时，以细川知事为首的熊本县一方，留下了促成省厅前来视察的成果；对于患者，没有出现任何具体的对应措施；而在此期间，环境厅的一个官僚走上了自杀身亡之路。
山内高中时代的友人伊藤正孝指出，拿不出具体的救助对策，让长官前去水俣视察是一件危险的事。环境厅事务官员的人是这么考虑的。当着患者的面，如果善卖人情的北川一不小心说出“救助”二字，那也就意味着偏离了由环境厅自己提供的“国家见解”。如何才能阻止北川前往水俣？环境厅的本意和山内的“歉意”一词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伊藤正孝是《朝日新闻》编辑委员，他作为新闻记者参与了对本事件的调查采访。
“怎么解释‘歉意’一词？直接理解的话，应该是山内接到了安原次官的命令，但根本无法完成，只能以死谢罪。
“将道歉和水俣病诉讼案联系起来考虑的话，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来自环境厅长官北川打算和患者对话一事。虽然做不到直接干涉，山内始终在想方设法阻止这场对话，我想大概就是如此。”
实际上，北川原定11月6、7日两天出席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由于受到国会审议《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的影响未能成行。厅内事务方面的官员千方百计想把北川送出国门，他们以视察水俣的日程冲突为由试图说服北川。
在直至12月10日例行的国会之前，如果将日程填满的话，之前批评拒绝庭外和解劝告的舆情大概也会缓解。
事务人员方面，打算安排北川访问英、美两国，制订协商今后全球变暖防止对策的计划，并进入日程。然而，11月28日，英国首相突然辞职，北川的访英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所有计划都失败了，北川先生擅自决定前往水俣，因此展开了各种尝试性的行动。而这些行动落到了事务方面的人员身上，山内君就是其中的一员吧。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所以由他承担责任。我是这么理解的。”
伊藤说。
山内没能阻止北川视察水俣。为此，在12月3日的深夜会议上，在北川离席后，安原批评了山内，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事务方面的一把手局长同行的话，善卖人情的北川一旦在患者面前放言“救助”，那么，这有可能被理解为环境厅的正式宣言。所以，也有可能安原对山内说了“你不要去”的话。不过，这毕竟只是推测。
12月8日，在中野区宝仙寺举行的告别仪式上，伊藤作为友人代表发表悼词，他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山内君，现在我十分愤怒。比起悲伤，我更多的是愤怒。是谁将如此光彩夺目的你推下了无底深渊？职场上难道再没有给予你更多支持的人了吗？同时，我也对你感到愤怒。难道就没有在官僚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其他途径吗？”
职场上没有支持山内的人，环境厅这一政府机关复杂的构成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t姓记者如是说：
“他无疑是个优秀人才，在官僚中很稀有。其他人只热衷于仕途，只考虑自己出身省厅的利益。”
环境厅在成立之初，是由来自各省厅的人马组成的。换言之，科长以上称作干部的职位，在那一刻已经全都被其他省厅出身的官员所占据（之后，于1991年7月9日，在环境厅成立的第20个年头终于诞生了两位环境厅土生土长的科长）。
从其他省厅调任的干部，想的更多的是返回自己出身厅后的仕途，而非真心想在环境行政方面有所作为。
“总而言之，在环境厅工作，没有人替你操心以后的事。从大藏省调来环境厅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掉队了，都是次官竞争通道上的失败者。真的都是些不干活的人。山内也没有朋友，什么工作都是亲力亲为，他还亲自找资料，自己倒咖啡呢。”
t姓记者进而说道，
“一般官僚受好评的要素可以分为三个点。第一点是面对自民党。是否被自民党干部看好。第二点是面对其他省厅。也就是说会不会搞关系，能不能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第三点是面对媒体。将来从次官进入政界，需要仰仗媒体用笔杆为你抬轿，所以必须和记者们建立亲密的关系。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山内在这几方面都不擅长。在厅内，从上到下没人觉得他是个有能力的局长。就在山内上任企划调整局长时，自民党环境部会上，有个议员当着山内本人的面无情地数落‘这种无能的家伙，不堪重任’。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对他的评价真的很低。”
他为什么没能当上厚生省事务次官？他以第二名的成绩通过高级公务员考试，理应在竞争次官的起点上将其他人远远甩在了身后。这样的山内，为什么会被委派到环境厅工作？
在昭和34年入省的人中间，据说对于厚生省次官的职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竞争：山内丰德和黑木武弘。黑木也出身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入省当年分配至儿童家庭局企划科。1973年，山内在厚生省担任大臣秘书官事务员时，黑木调任环境厅，干的也是秘书官事务员的工作。当时的环境厅长官是三木武夫。据说记者们对黑木的评价是“为人低调，精明能干”。从当时的职位上也能判断，厚生省干部对两人的评价，山内显然高于黑木。
但是，1977年起对两人的评价发生了逆转。是年8月，山内出任社会局设施科长，同一时期，黑木出任保险局国民健康保险科长。
昭和20年代b/b，日本整体处在摆脱战后贫困的年代，厚生省的主要工作是制定贫民对策。因此，当时省内围绕这一对策展开工作的主要部门——社会局受到极大关注。社会局长被认为是最右翼的职位，自该时期至昭和30年代，担任事务次官这一职位的人物大多担任过社会局长。
随着时代的变迁，进入昭和40年代后，整个国家已经脱离了贫困，厚生省事业的中心也从贫民对策进而转移到完善医疗、健康保险、年金等方面。因此，昭和40年代以后，担任次官的人物几乎都担任过保险局长。如此一来便出现了这种状况：没有担任过保险局、年金局、药物局等科长职务的人，之后也无法坐上统领整个省的职位。在这一倾向彻底成为定局的昭和50年代，山内被分配到了地基开始下沉的社会局，黑木则被分配到了前途无量的保险局。
然而，这一分配正是山内自己所希望的。他主动选择了厚生省中并不重要的部门——负责残疾人以及贫困家庭救助工作的社会局，而没有首选被视为晋升通道的保险局和年金局。也许说这就是他当初坚持入省救助弱者的初心，哪怕放弃成为厚生省事务次官也不为过吧。在这一阶段，黑木无疑已经确信自己将来必成事务次官。之后，黑木历经大臣官房审议官（负责医疗保险），保险医疗局以及其他重要局的科长、部长等职，1990年6月，就任第一局长——保险局长。
厚生省记者俱乐部出身的某记者说，山内确实聪明过人，“能吏”一词用在他身上可谓名副其实。他在秘书官等辅佐上司的职位上干得十分出色。但是，他太善解人意了，偶尔和关系不错的记者一起去酒馆热闹一下，他也总是时刻关注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是否喝得开心，是否有人觉得无趣，并想方设法让大家尽兴。山内这种性格的人，当他处于领导别人的地位时，由于待人过于真诚，反而会影响决断力，发言也会变得优柔寡断。
记者说，在1977年的时点上，山内的真诚成了他逆转的原因。保险局需要和医师厮杀，年金局需要与以国会为舞台的政治家短兵相接，这种胆量和决断力，要干脆利落。当时，那些省干部判断山内不适合保险局和年金局的工作。山内自己的志向和省干部的判断在不同的意图下不谋而合。1986年，山内调入环境厅，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十年前就已决定下来了。
也许，换位思考的真诚品格以及对福祉事业的理想追求并不是厚生省所需要的。山内自己所说的从事福祉事业的人不可或缺的“对人的热情”这一资质，或许是他作为官僚获得好评的最大障碍。这在他调入的环境厅也如出一辙。
山内在公害科工作时的上司桥本道夫如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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