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一次在死者和生者之间划清界限的事件。”多彦认真地说，“死者在那边，其他人在这边。不管有多了不起，还是多渺小，每个人的死亡都是在他和其余人类之间画上一道无比坚决的界线，在这个问题上所有人都一样。如果说诞生是‘我也要加入’这种并非出于本意的卑屈的汇合，那么死亡就是‘你们都出去’这种强力的排斥。所以我觉得，比起让一切都持续的出生，让一切都无法挽回的死亡才更加大公无私，更加崇高。”多彦就像在读书上的文字那样平静地说道，就像一块被夯实的土地，我想。多彦对于死亡的观念经过长期地、反复地咀嚼，已经无法容人置喙，因此反而比老人的观念更可怕，更接近死亡。

“死亡让我们变成零碎的渣滓，瞬间成为若干残余。”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我突然想起了海彦。想到瞬间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若干残余的海彦的美，空前绝后到让人怀疑是否真正存在的那种美，我的心轻轻颤了一下。“有的人即使活着的时候，也会把我们变成若干残余。比如……”我犹豫了一下，说出那个名字，“我是说，海彦。因为在海彦面前，我们好像微不足道。”

多彦笑了，就像很久以前在图书馆咖啡厅见到时那样，表情阴郁地扭曲着。

“尚熙姐，我跟你说过吗？就是我姐姐改名的事。”

我说没有说过。多彦告诉我，海彦的名字原本是惠恩。“可爸爸……”多彦继续说。我努力想把遨游在天际的注意力集中到她的话上，却怎么也做不到。刚才不小心听到多彦打电话的声音还在耳边萦绕。“惠恩呢？妈妈……惠恩呢？妈妈……”当时多彦说出的名字是哪一个呢？惠恩……海彦……妈妈……突然我发现多彦正盯着我，为了表示自己在认真听，我和她对视了一眼并点了点头。

“妈妈还是那么相信。直到现在还……”

多彦这样说完，就闭口不再言语。虽然不确定她妈妈还相信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对多彦母女来说，还存在着另一个惠恩或海彦。真的有点不寒而栗。

在一楼的休息室里，我们没有谈到骨癌的问题。从休息室出来，我们到储物柜里找到各自的包，一起走出了图书馆。多彦说想抽会儿烟，于是我们朝着吸烟区的长椅走去。我说想请她吃晚饭，问她有没有时间，多彦爽快地回答说好。我又问她喝不喝酒，她笑着说喝。“那喝酒也让我来请吧。”我说。多彦又笑了，似乎在说：“就按姐姐说的办吧，我会一直笑着的。”看到多彦这样，我心里还是感觉很沉重。

多彦抽烟时，我一直在思考着惠恩或海彦的存在。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尹泰琳。也许是因为以前在大学图书馆的咖啡厅里，多彦问过我是否能联系到尹泰琳。当时我说在班级同学会上偶尔会碰到。多彦虽然要走了我的手机号码，但后来没有问过我尹泰琳的联系方式，也没有因为其他事情联系过我。

多彦抽完一根烟，又点燃了一根。现在对吸烟场所的限制很严格，很多人都会这样一次抽好几根。话说多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她现在还想知道尹泰琳的联系方式吗？我也很久没见过泰琳了。泰琳和申政俊结婚前来同学会发过请帖，之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同学会。大家猜测说，可能是因为没有人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她生气了。

多彦仍在专心抽着烟。几年后我在同学会上听说尹泰琳年幼的女儿被拐走了。那不是传闻，而是事实。据说保姆用婴儿车推着孩子出了一趟门，到家后发现婴儿车里的孩子不见了。推着婴儿车会不知道里面没有孩子吗？保姆说她真的不知道。她说，婴儿车的帘子是拉下去的，下面一格里又装着各种婴儿用品，而且车把手上还挂着从有机农产品卖场买来的牛奶、水果和果汁什么的，所以没觉出重量有异常。警方调查了保姆的行动轨迹，认为最值得怀疑的场所是有机农产品卖场。当时保姆把婴儿车推到柜台后方的角落里，与卖场人员发生过短暂的争执。“也就是说，”一位同学一边用手指在桌子上画出一条长线，一边说，“这里是柜台，这边是卖场。”然后指着那条线对面的一个角落说：“婴儿车大概放在这里。”监控对准的是卖场里面的柜台，所以后面那一带是监控死角。同学说，可能那时有人把孩子从婴儿车里弄走了。当时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既视感，海彦死后，同学们在黑板上写写画画各种图形和数字，对凶手是申政俊还是韩万宇展开各种推理，这些画面在我的眼前重叠。现在想起泰琳，也是因为那种既视感和重叠感吗？

多彦把第二根烟在烟灰缸里按灭，问我：

“姐，你信神吗？”

“神？”我说，“好像不信。你呢？”

“我目前也不信。”

我问她是否有可能相信，她说没有。

“我想相信，可是……我无法相信。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发生着我死都无法接受的事情，还怎么去相信神呢？”

然后，多彦就像在图书馆休息室谈论老人时那样，用极快的语速说了一些让人捉摸不透的话。比如，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女孩出生了。她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经常挨饿、挨打、翻垃圾堆，结果患上疾病，眼睛失明。十二岁时，她遭到轮奸后被乱刀捅死，最后被扔弃在垃圾场，那个她生前一直在那里寻找食物的垃圾场。即使这样也能相信神吗？

一开始我不理解多彦为什么要说这些，但这些话越来越吸引我。吸引我的不是她说的内容，而是形式，也就是多彦的态度。从多彦的话中，我感到极度的凄凉，这种感觉不是因为多彦看起来孤独那么简单，而是因为多彦被孤立了，无论她有意无意，都处于一种与人隔离的状态。

多彦似乎想冷静一下，深呼吸后继续说。比如，在这片土地上的某个地方有一个男孩出生了。他是只有侏儒妈妈和妹妹的穷苦人家的长子，因为没钱买新鞋，所以走路时总趿拉着鞋走。十二岁开始，他靠自己打工赚到的微薄收入上学，十九岁被扣上杀人的罪名，被警察拷打，被邻居指指点点，还被赶出了学校。去当兵后他被查出骨癌，不得已腿被截肢——这是我第一次从多彦那里听到骨癌这个词——然后因病退伍，再后来拖着残疾的身体到洗衣厂工作，忍受着高温熨烫衣服。最后骨癌转移到肺部，三十岁他便死去了。即使这样我们还可以说，这也是神的旨意吗？

我感觉到，多彦长久以来都想向他人倾诉一些什么，只是有一些东西无法说出口，只能一直徘徊在遥远的边际。

“姐，这都是神的旨意，即使瞭望塔着火、船只沉没，这都是神的旨意，能这样自信地说出来才能说自己相信神，不是吗？可我无论如何都说不出来。这不是天理，而是无知！这都是神的无知，应该这么说才对！应该说不懂万物的是神，这么讲才对……”

这时多彦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来电号码，从长椅上站了起来。很明显她在顾忌我。她走到一边，和我保持一段足够避免我听清的距离，然后背对着我接起电话。我知道多彦刚才说的那些话不仅仅是一些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它们指向一个模糊闪烁着的、某种意义上的靶子。十九岁被扣上杀人的罪名……难道……在想起他的名字之前，我先想到了那首以“恨满——呜——世上”开头的歌。对，韩万宇，是韩万宇吗？患了骨癌而死的男人是韩万宇？难道和我同岁的他在三十岁就死了吗？

“怎么办呢，姐？”接完电话回来的多彦对我说。

“我很想和姐一起吃晚餐，但我得走了。我有点事情。”

大概不是什么坏事，多彦的表情看起来并不沉重。“那么，姐，”多彦带着调皮的微笑说，“就算不信神，那诗呢？你相信诗吧？”

“我相信诗。”

我也笑了。突然想起了妈妈的话，我很想把它告诉多彦。爸爸去世后，妈妈总是习惯性地说：“如果油不漂上来，你爸就会死得更早。”一边从排骨汤或酱牛肉锅中把浮在表面的白色油脂撇出来。

“‘如果油不漂上来’是指……”

多彦问。

“如果大海是陆地，类似这个意思吧。”

听到我的话，多彦像自行车的铃声一样丁零零地笑了。

“妈妈们真的很了不起，这应该是迄今为止我听过的最朴素的哀悼了。”

“对自己一辈子撇出浮油、精心照料之人的哀悼？”

“没错。天啊，撇出浮油、精心照料？尚熙姐简直是诗人啊。”

我们这样说笑着，然后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从长椅上站起来，挥手告别，像明天还会见面的人们那样。我什么都没问多彦，包括住址、联系方式，就算问了可能她也不会说的。

后来我经常去国立图书馆，甚至决定在那里写硕士论文。每次去我都会寻找多彦，但从未在那里见到过她，她明明说过经常去的。有一天我终于明白，多彦自见到我那天起便再也没去过图书馆，以后应该也不会去了。她再也不会到图书馆吸烟区的长椅上吸烟了。

多彦说：“我很想和姐一起吃晚餐。”那时我因为在想尹泰琳和韩万宇的事，精神开了小差，现在回想起来，她是在表明不再见我的意思。就一次，永远不会再有，是这样的意思。她避开了我。不仅是我，只要是知道很久以前那件事的人她都会避开。她需要这样做，她一定希望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被孤立和遗忘，所以她才增肥后又戴了眼镜，躲在像一个硕大的茧一样的紫色派克服里，是这样吗？为了避开可能遇到的目击者？

从地铁站出来时，我在想这一切可能都是荒唐的误会和妄想。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的猜测全部属实，韩日世界杯当年发生的事件至今还没有结束，以后也不会结束，直到多彦的人生画上句号为止，甚至在多彦的人生结束后，它还会持续下去。某种残酷的东西始终在持续，我们却无能为力，这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代表着怎样的重量，我无法想象。

韩国饮食传统崇尚清淡，认为过多摄入油脂不利于健康。为了家人的健康，妈妈总是将汤锅里的油脂撇出来。待油脂漂上来，才可以撇去浮油。

一句歌词。出自同名歌曲，描写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如果大海是陆地”和“如果油不漂上来”一样，是对不可能发生之事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