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结束后的晚餐选在附近的一家烤肉店。几张餐桌拼成长长的座席，参加者们一个个走进来坐下。我在中间的位置背靠墙坐了下来。服务员端来小菜和碗碟，大家开始帮忙分发起勺筷、碗和杯子。我边用湿巾擦着手，边看着男研究生把五花肉夹到烧热的石板上。

对面的壁挂式电视里正播放着晚间新闻。我正在搅拌用来蘸肉吃的调味汁，播音员的一句话穿越周围嘈杂的声音，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抬起头，电视屏幕上，一位运动员正在椭圆形的滑冰场上滑行，播音员用些许悲壮的声音报道了该国家队短道速滑运动员因肩部恶性肉瘤而死亡的消息。据说是在治疗肘部伤病的时候偶然发现的，这一癌症名叫肉瘤，也叫作骨癌……

骨癌。虽然陌生，但我以前听说过这种病。我是怎么知道的？我陷入了沉思。周围好像突然安静下来，环顾四周，发现大家都在看我，坐在对角线方向的指导教授好像问了我一句什么。我看了一眼旁边的讲师，他告诉我：“酒，教授问你喝什么。”原来该喝下一杯了。我端起烧酒杯向指导教授伸出胳膊，待杯子斟满后和教授干杯。看着指导教授，我又记起了硕士论文中期发表即将到来的事实，在那一瞬间，秽恶的记忆像蛇一样悄悄地爬上腹部钻了进来。国立图书馆，还有多彦。

大概是去年十一月中旬，我在国立图书馆一楼的储物柜前遇到过多彦。多彦先认出了我，叫了一声“尚熙姐”。如果不是多彦先跟我打招呼，我可能不会认出她。距离上次在大学图书馆的台阶上偶然相遇已经过去十年的时间了。确实是很久没见面了，可多彦的变化还是让我十分惊讶。短短的烫发，戴着眼镜，比以前胖了很多。她身上穿着紫色派克服和黑色棉布裤，臃肿的上衣就像装了很多茄子一样鼓鼓囊囊的。因为穿着运动鞋，显得个子好像更矮了。乍一看，她似乎比我还要大三四岁，可仔细一看，她连妆都没有化，皮肤看起来白里透红。也许，如果不是那次在大学图书馆前偶然遇到过，我现在反而会更容易认出她。像山区少女一样的女高中生多彦，如今已经变成了山区妇女，如果没有此前像楔子一样植入我脑海的黄色连衣裙的奇特印象，也许我会很自然地接受这种变化。

话又说回来，当时多彦为什么要对我说骨癌这种病呢？我努力想捋出个头绪，却徒劳无获。我不记得跟她谈论过疾病的问题，但脑海里明明清楚地记得多彦说起骨癌时那种严肃的表情和声音。谁得骨癌了？酒酣之际，饭店里越来越喧闹，已经调得很大的电视音量，也都被嘈杂声淹没了。有人嫌吵，用手机应用程序关掉了电视，但四周还是很嘈杂。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直到会餐结束后坐在回家的地铁里，我才记起那次见到多彦的大部分事情。

那天我去国立图书馆找一些论文所需要的资料复印。把包放进储物柜，正想从入口进去，发现自己没带钱包。回到储物柜翻了几遍包，还是没有找到钱包，看来是落在家里了。我着急地翻着大衣口袋，这时有人叫了声“尚熙姐”。

“找什么呢？”

多彦的语气非常自然，仿佛我们经常见面。我说自己好像忘带钱包了，她说只要不是丢了就好。她以为我要用钱，掏出了自己的钱包。我说不是，因为钱包里有图书馆借阅证。

“那办个一次性借阅证就行了，当场就可以办好的。”

我又说不是，办理一次性借阅证需要身份证，可身份证也在钱包里。

“啊，这样啊。”多彦笑了，笑声清亮爽朗，我又吃了一惊。

“进去有什么事吗？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其实我需要复印一些资料。”

“要不我来帮你复印？”

“但是，找资料有点麻烦呢。”

“那姐用我的借阅证进去复印吧。”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出入图书馆时，只要在条形码识别器上刷一下借阅证，不需要确认是本人。对我来说这自然是个诱人的提议，只是对多彦有些不好意思。多彦说不用不好意思，然后把自己的图书馆借阅证递给了我。

“那我马上复印好就出来，你找个舒服的地方待着等我吧。”

“我去一楼休息室。姐不用急。”

于是我拿着多彦的借阅证进了图书馆。

抱着复印好的资料出来时，多彦正站在休息室的窗边打电话。这时我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如果当时我没听到该有多好。我听到多彦用充满喜悦的声音问：“惠恩呢？妈妈。”听起来就像是在问：“海彦呢？”惠恩，海彦，两个名字太像了。“啊，真的吗？”多彦大声笑起来。我赶紧向后退。虽然我没打算偷听，但也不能让她发现我听到了那个名字。一种模糊但又鲜明的恐惧油然而生。多彦打完电话回过头时，我从适当的距离向她走了过去。

“打印好了吗，姐？”

她微笑着。我说幸亏遇见你，已经都弄好了，然后把借阅证还给了她。

“在这里坐久了，感觉有点奇怪呢。”

听到多彦这样说，我环顾了一下周围。散落的沙发上坐着的大部分都是男性老年人，休息室里充满着用急促的声音进行的对话，以及类似石灰味的干涩味道、淡淡的男性护肤品味和条装速溶咖啡的香味。老人们身上都有一种文雅而衰弱的气质。多彦跟我讲了几件和他们相关的事，比如穿戴文雅的老人在餐厅为了抢自己喜欢的菜比较多的餐盘，故意装作没站稳，猛推一下前排的年轻人，趁机加塞的精明；比如老人们之间经常发生的争论中，各自提出的荒唐的诡辩；比如漫长无谓的争论在某一秒被突如其来的爱国主义论调快速缝合，让人哑然……不知为什么，这些话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看来你经常来这里啊。”我转移了话题。

“算是经常来吧。”

这样一想，多彦和我好像每次见面都是在文艺部教室或图书馆，这种以语言为媒介的空间里。

“是来学习吗？”

“不是学习……只是写点东西。”

“写什么？诗吗？”

多彦摇摇头。

“不是的，姐。不是写诗。我都不会写诗了。”

那写什么？我用目光追问。多彦犹豫了一下，回答说是和忏悔录差不多的东西。没等我再问什么，她又回到了老人的话题上。她说他们矍铄的精神和腺病体质、对琐事的执着，说他们的行为就像机器里面的装置一样自动流出的词汇和鸟类的集体舞蹈一样整齐划一。多彦轻咬住嘴唇，说这里不像图书馆，而是像一个博物馆。博物馆这个词让我想到了“标本”，然后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父亲入殓的遗体。不知不觉中我竟自言自语道：

“如果我爸还活着，也会成为那些老人中的一员吧。”

“姐姐的爸爸去世了吗？”

多彦吃惊地问。

“前年春天，因为肝癌。”我简短地回答。过了一会儿，我说起了贯穿父亲一生的军人精神，也说起了那种狭隘和单纯让我多么窒息。因为父亲，我去了师范大学，当了教师，父亲去世后，我辞去了教师的工作，读了研究生。我还说，自己好像没有因为这个恨过父亲，但好像也没有爱过他。

“我至今对此感到困惑。”

说完这句话，我更加困惑了。我似乎正是以多彦看待图书馆里老人的那种方式看待爸爸的，尽管如此，多彦评论老人的那些话，不知为什么还是让我觉得不舒服。爸爸也是那样的吗？只是那样的吗？

多彦用一种成熟的口吻对我说：“在无法挽回的事情面前，觉得困惑也正常。”

“是吗？”我含糊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