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与鲜血
（振秀的故事）
所以说，人类的本质其实是残忍的，是吗？
我们的经历并不稀奇，是吗？
我们只是活在有尊严的错觉里，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一文不值的东西，变成虫子、野兽、脓疮、尸水、肉块，是吗？
羞辱、迫害、谋杀，那些都是历史早已证明的人类本质，对吧？
那是一支很普通的笔—monami黑色圆珠笔，他们将它交错穿插在我的手指之间。
当然，是穿在我的左手，因为右手还得用来写调查书。
是的，就是那样扭转的，往这个方向，这样子。
刚开始其实多少还能忍受，但是每天同样的部位都遭受同样的酷刑，久而久之伤口也会变深，血液夹带着脓疮流出，之后伤口甚至深得能见到里面的骨头。他们发现我这伤口已经见骨后，用沾了酒精的棉花把洞填满。
徒刑我的牢房里关着九十多名男性，绝大部分都和我一样，在相同位置塞着酒精棉花。由于彼此之间严禁交谈，要是看见对方的手指间也塞着棉花，短暂四目交接后，便会立即别开视线。
我原本也以为伤口都已经见骨了，应该不会再继续对那个部位施予严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明知那是最痛的地方，却还是将棉花取下，继续插上那只圆珠笔，使劲地往更深处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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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栏杆隔成的五间牢房连成一片扇形，持枪的军人站在正中央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刚开始被押进牢房时，没有任何人敢出声，就连年幼的高中生也没开口问过一句这是什么地方。彼此眼神不曾交会，只有沉默。我们需要一些时间让自己接受那天凌晨发生的事情，在牢房里那一个多小时的绝望沉默，是我们生而为人能够坚守的仅剩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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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ami黑色圆珠笔是每次只要走进调查室，就会备好放在桌面的第一阶段严刑拷问。他们似乎是想要借此告知我们，身体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也不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走，那里唯一允许的事情只有令人发疯的疼痛，只有足以吓出一身屎尿的疼痛。
第一阶段严刑拷问完毕后，他们会开始冷静询问，不论我怎么回答，步枪的枪托都会朝我的脸重击。我本能地用两只手臂抱紧头部，往墙壁方向退缩。要是我倒地不起，他们就会用脚踹我的腰间与背部，直到我感觉自己快要断气，赶紧翻身朝上为止。接着，就会有军靴在我的小腿胫骨上狠狠蹂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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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别以为从调查室回到牢房以后就能够放松休息。
牢房里的所有人都得正襟危坐，直视正前方的铁窗。一名下士就曾说过：“要是谁的眼珠敢乱动，我就用点燃的香烟把他眼球戳瞎。”实际上真的有一名中年男子被他们用香烟火苗蹂躏眼皮；另外有一名无意间用手指摸了一下脸颊的高中生，也遭到拳脚一阵毒打，直到他失去意识瘫软在地。
在塞满将近一百名男性的狭小空间内，几乎没有任何空隙，彼此只能紧贴而坐，每个人都汗如雨下。沿着后颈缓缓流下的究竟是汗水还是小虫，我们无从分辨，也无从确认。大汗淋漓之后虽然口渴难耐，但是一天之中能够喝水的时间只限三次，也就是三次用餐时间。我一直深刻记得就算是尿液也想要接来喝的动物本能，深怕自己会突然想打瞌睡的焦虑，以及他们随时都有可能用香烟戳我眼皮的那份恐惧。
我也记得饥肠辘辘的感觉，像白色吸盘一样怎么甩也甩不开，吸附在我阖着的眼皮、额头、头顶与后颈上。那些吸盘会慢慢吸走我的灵魂，直到灵魂像白色泡泡般膨胀，濒临破碎。那些黑暗又惊险的瞬间，至今还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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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里提供的三餐，每次只有一撮饭、半碗汤和泡菜，而且还得两人一组，一起分食那盘食物。当我被安排和金振秀同一组时，说实话觉得松了一口气。当时的我有如灵魂已逐渐抽离的野兽，而他看起来不像是食量大的男人。他一脸苍白，眼周像病患一样暗沉，面无表情地眨着那双空洞无神的眼睛。
一个月前接获他的讣闻时，我最先想起的就是他那双眼睛。在混浊的豆芽汤里挑着豆芽菜往嘴里放，吃到一半突然停下来偷看我的那双眼。他和我一样早已变成一只野兽，用那双冰冷空洞的眼睛，默默看着正在恶狠狠盯着他咀嚼蠕动的双唇、深怕他会把豆芽菜全吃光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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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不晓得原因。
为什么金振秀最后会死掉，和他同组一起吃饭的我却还活着。
是因为他遭受的痛苦比较多吗？
不，我也和他一样饱受折磨。
是因为他睡得比较少吗？
不，我也一样睡不着觉，没有一天能安稳入眠，我想只要还留有一口气在，日子应该会继续这样下去。
在您第一次打电话给我询问关于金振秀的事情时，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就连和您约好要在这里碰面时，我也思考着这个问题。日复一日，没有一天停止思考这个问题：到底为什么他死了，我却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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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您曾在电话里说过，金振秀不是第一个自杀的案例，我们之中有更多人有可能选择这条路。
那么您是想要来帮我的吗？但是您要写的那篇论文，终究是为您自己写的不是吗？
您说要用心理层面来剖析金振秀的死亡动机，我无法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借由汇整我现在告诉您的这些信息，就可以把金振秀的死亡过程复原？或许我们俩的遭遇雷同，但绝对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他所经历的那些事如果不是透过他本人亲口得知，又能如何追查他的死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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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金振秀是我们之中遭受更多酷刑的人，或许是因为他的外型较为阴柔的关系。
不，当时并没有人说，是事隔十年之后才听说的。
传闻他们曾要他把性器官摊放在桌上，威胁说要用树枝鞭打。他们也曾将他裤子脱光、双手绑在身后，拖到禁闭室前的草地，让他趴在地上。在那三小时里，黑蚁爬满了他的身体，咬他的胯下。他获释出狱之后，听说几乎每天都会做关于昆虫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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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们并不认识，只在作战室看过彼此。
当年金振秀只是一名大一新生，脸上还看得见一些小汗毛。他的脸很白，睫毛又长又浓，十分引人注目。每次看他走路都感觉非常匆忙，如今回想起来，应该是因为他的四肢特别细长，所以才显得不够沉稳。
据我所知，他主要负责的工作包括掌握受害人数、管理遗体、采购棺材，以及用国旗举行葬礼等。
其实我没想到他会待到那天晚上。我认为他会是那些主张回收枪枝，在戒严军进来前清空道厅、不让任何人牺牲的学生之一。就算他留下来待到晚上，我也仍心存怀疑，感觉他就是会在凌晨十二点钟以前自己逃跑的那种人。
我和金振秀等十二人成一小组，聚集在二楼的小会议室里。我们抱持着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心态，彼此先进行了一轮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写下简短的遗书，附上姓名和地址，放进衬衫前的口袋里，方便日后家属找寻。当时我们确实还没体悟到即将要面临的事情，但是自从无线电里传来戒严军已经进入市中心的讯息后，我们终于开始感到紧张。
作战室室长把金振秀叫到走廊上的时候已经是午夜，室长请他帮忙护送所有女子离开道厅，宏亮的嗓音就连在会议室里的我们也都能清楚听见。我当时在心里默默猜测，室长指定他来负责这件事情，想必是因为只有他特别纤瘦，就算最后临阵脱逃没再回来也毫无影响。我想起当时我看着他神情凝重带着枪走出去，心里是这么想的：“是啊，你还是别回来了。”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不到三十分钟他就回来了。有别于出去时紧张戒备的神色，他回来时表情已经全然放松。他似乎再也难敌连日累积的疲惫，眯着双眼将枪枝靠在一旁墙上，跑去躺在窗边的人造皮革沙发上睡着了。我摇晃他的身体叫他醒醒，他咕哝着对我说：“不好意思，我眯一下就好。”
奇怪的是，看着他入睡的其他人也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放松地靠墙坐下，一个接一个开始打起瞌睡，我也只好无奈地缩起身子，坐在金振秀躺着的那张沙发旁。该如何说明眼前这番情形呢？明明是最需要打起精神不可以睡着的时候，是最需要倚赖理性冷静的时候，我们反而陷入了眼睛、鼻子、嘴巴都毫无知觉的朦胧昏睡中。
我感觉到有人小心翼翼的开门，又再默默关上，于是赶紧睁开了眼睛。那是一名瘦弱的稚龄国中生，一头短发像栗蓬似的，不知何时已经倚在沙发边上坐着。
“谁啊？”我用沙哑的嗓音问道：“你谁啊？哪里来的？”
少年闭着眼睛回答：
“我好困，让我在这里跟哥哥睡一下吧。”
原本睡死的金振秀，在听见少年的说话声后瞬间惊醒，迅速睁开眼睛坐起身子。
“这是怎么回事？”他紧抓着少年的手臂逼问：“我刚不是叫你快回去吗？你不是也答应我会离开吗？”
金振秀的嗓门变得越来越大声：
“你在这里到底能干嘛，根本连枪都不会用啊！”
少年欲言又止地说道：
“……哥，别生气了。”
其他人纷纷被他们俩的说话声吵醒。金振秀继续抓着少年的手臂不放，一再重复说道：
“你给我听好了，要是情况不对就投降，知道吗？要记得投降，举起双手走出去，他们应该不会杀害举手投降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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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才二十三岁，是教育大学的复学生，原本人生志愿是当一名国小老师，结果分配到的任务却是指挥小会议室组员，可见那天晚上留在道厅里的人根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我们那组人一半以上都是未成年，一名夜间部的学生甚至不敢相信只要装上子弹扣下扳机，就真的能发射子弹，还独自走到道厅前的院子里，朝一片漆黑的天空试射。也正是这些人，拒绝了指挥部说未满二十岁的人得统统回家躲着的命令。由于他们的意志实在太坚定，我们还费了好大一番工夫才说服十七岁以下的学生回家。
我从作战室室长那里接获的作战指示，其实根本称不上是作战。我们估计戒严军抵达道厅的时间是凌晨两点钟，所以凌晨一点三十分就站到了二楼走廊上待命。
每一名成人负责一扇窗，未成年者则躲在窗户与窗户之间伺机行动，万一旁边的人被枪射中倒下，就赶紧替补上阵。我不晓得其他组是接获什么样的任务，也不知道他们的作战策略是否更实际。因为打从一开始，作战室室长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目标是要撑下去，撑到天亮为止，撑到数十万市民站在喷水池前为止。
虽然现在听起来会觉得当时的我们太过天真，但是我还真的倾向相信那番话。或许我们会死，但也有可能存活下来；虽然我们可能会输，但也许真的可以撑到最后。不只是我，大部分组员，尤其是比较年轻的组员，更怀抱着强烈希望。我们当时不知道原来指挥部的发言人前一天曾和国外记者会面，甚至说出我们一定会惨败的消息，说我们一定会牺牲性命，但在所不惜，也毫不畏惧。如今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您，当时我真的没有那种必死的决心，置生死于度外。
金振秀的想法如何我不得而知。他是明知自己会死也要重回道厅，还是像我一样心存侥幸？我认为自己可能会死，但也说不定能存活下来，甚至守住道厅，这样的话就可以一辈子昂首阔步，活得光彩。当时我心中充满着这种不切实际又天真浪漫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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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也知道军人有着压倒性的力量。只不过奇怪的是，我发现有另一股力量足以与他们的力量抗衡，并且强烈地主导着我。
良心。
对，就是良心。
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它。
那天我把遭军人射杀身亡的死者搬上手推车推向前方，和数十万人一起站上街头面对枪口时，突然发觉原来自己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洁净无瑕的东西。这令我感到十分惊讶。我清楚记得再也无所畏惧的感觉，就算死也无憾的感觉，数十万人的热血汇集成一条巨大血管般的那种感觉。我感受到血液流淌在那条血管之中，流向全世界最大也最崇高的心脏；我感受得到脉搏心跳，甚至不讳言自己就是那一份子。
下午一点钟左右，随着道厅前的音响喇叭播放起国歌，军人开枪了。站在示威队伍中段的我奋力奔逃，世界上最大最崇高的心脏顿时被击碎。枪声不只从广场传来，高层建筑的顶楼也都设有狙击手。我丢下那些在我身旁纷纷不支倒地、停止呼吸的市民继续奔逃，直到认为距离广场已经够远时才停下脚步。
我气喘如牛，感觉肺泡快要炸开，脸上也早已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我走到一间拉下铁门的商店，一屁股坐在门前的阶梯上，听见几名比我勇敢坚强的人再度聚集在路中央，讨论着要去预备军训练所那里偷取枪枝。“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他们就会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家那一区甚至有空军进到家里，我吓得每天都在枕头下藏一把刀睡觉，这像话吗？他们有枪欸！大白天的就可以射好几百发子弹！”
我坐在那间商店前的阶梯上不断思考，直到他们其中一人开着自己的卡车回来。我真的会用枪吗？真的能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扣下扳机吗？军人持有的数千支枪可以杀死数十万人，子弹贯穿身体后人就会应声倒下，原本满腔热血的身体也会瞬间冰冷僵硬。
后来我也一起搭上那部卡车，回到市中心时已经是深夜。我们开错两次路，好不容易抵达预备军训练所，却发现所有枪枝早已被其他人拿光，一支也不剩。那段期间，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在市区街道上牺牲了性命，只记得隔天早上医院门前民众大排长龙抢着要捐血，医生和护士穿着沾有血迹的白袍焦急地穿梭在医院内，以及妇女不断朝我坐的卡车送上紫菜饭团、水瓶和草莓。大家一起齐声合唱的歌曲只有国歌与〈阿里郎〉这两首，那瞬间我感觉仿佛所有人都奇迹似的走出了自己的躯壳，用赤裸的肌肤靠拢彼此。世界上最大最崇高的心脏，被粉碎后鲜血直流的那颗心脏，再次重生，奋力地跳动着。
我深深着迷的正是那份感觉。先生您能体会吗？那是种自己已经成为完全洁净善良之存在的强烈感觉，仿佛有一颗名为良心的耀眼无瑕宝石，镶进了我的额头，瞬间散发出一股光辉一样。
那天选择留在道厅的孩子，应该也曾经历相似的感觉，就算那颗良心宝石会换来死亡也在所不惜。然而，如今我已经不再有把握了，那些当初背着枪蹲坐在窗下喊着肚子好饿的孩子，问我们可不可以去小会议室把剩下的蜂蜜蛋糕和芬达汽水拿来吃的孩子，是真的对死亡有所了解，才做出了那样的选择吗？
当无线电那头传来戒严军十分钟内即将抵达道厅的消息时，金振秀背对着自己负责站守的那扇窗说道：
“我们会撑到撑不下去为止，然后结束性命，但是你们这些学生千万不可以。”
他用仿佛自己不是二十岁，而是三十或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口吻说着：
“一定要乖乖束手就擒，要是觉得他们打算枪毙你们，务必要丢下枪枝，立刻投降，为自己找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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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事情我不想说。
没有人有权利叫我再多想出点东西，包括先生您也是。
不，没有开枪。
没有杀害任何人。
当时尽管在黑暗中看见军人走上阶梯步步逼近，我们组里没有任何人扣下扳机，因为我们知道，一旦扣下扳机就会使人断送性命，所以我们办不到。等于是一群人拿着不可能使用的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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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得知，原来那天军人拿到的子弹总共有八十万颗，当时那座城市的人口只有四十万人，也就是说他们拿到的子弹数量，足以在每一位市民身上射出两个致命的洞。我相信他们的上头一定下了指示，万一场面失控就可以那么做，所以就像学生代表所说的，要是我们将枪枝堆放在道厅里，清空道厅并撤退的话，他们很可能就会用枪口瞄准市民。因此，每当我想起那天凌晨，鲜血沿着道厅前的阶梯潺潺流下的画面，就会觉得他们是代替了许多人断送性命，那是数千倍的死亡，数千倍的鲜血。
我瞥见那些上一秒明明还在交谈，下一秒已躺卧在血泊之中的人，在我还未看清楚谁已经断气、谁还幸存的情况下，就被要求把头顶在走廊上，双手伏地趴下。我感觉到他们在我背上用签字笔写字。“激烈份子，持有枪枝”。我是在事后被关进尚武台拘留所时，才透过别人得知背上所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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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年六月，被捕时没有持枪的单纯参与者才获得释放，只剩下激烈份子、持有枪枝者仍拘留在尚武台里。从那时起，拷问的花招开始改变，他们改用更精巧的手法施虐，也就是选择最省力的方式进行拷问。诸如水刑、电刑、把我们像烤鸡一样吊起来等等。他们想知道的不再是当时的实际情形，而是要我们将自己的名字填入他们所编出来的剧本，也就是假自白。
金振秀和我依旧在同一组，分食着那一小撮白饭。我们暂时忘掉几个钟头前在调查室里经历的那些事，为了不像野兽一样为一粒米、一片泡菜争吵，我们不断压抑忍耐，吃着自己该吃的一半分量。
实际上的确有人因为吃饭这件事争吵过。那个人将餐盘啪一声放下，大声对同组的另一名囚犯怒吼：“我已经忍你很久了，你吃那么多是想叫我饿死啊！”一名男孩挤到他们之间说道：“别、别这样……”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那名男孩总是十分安静，也显得特别畏缩。
“我、我们不是……本、本来就……做好必死的准备了吗？”
就在那时，金振秀那双空洞的眼睛与我四目相望。
霎时间，我明白了。我明白那些人想要的是什么。不惜饿死我们、严刑拷打逼供，原来他们想要说的是：让我们来告诉你们，当初在那里挥舞着国旗、齐唱着国歌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让我们来帮你们证明，现在这肮脏发臭、伤口溃烂、像野兽一样饥肠辘辘的身体，才是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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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名男孩的名字叫英载。从那天以后，金振秀时不时会呼唤男孩的名字。他每次都趁吃完饭后典狱长稍微宽容的那十几分钟，不停向男孩搭话。英载，你只吃那些不饿吗？金英载，你老家在哪啊？我也是金海金氏家族欸，你是哪一派系的后代啊？别跟我说敬语喔，你不是十六岁吗？我只多你四岁好吗？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好吧，随你，就叫我叔叔吧。反正论辈分你也是我侄子辈。
我在一旁听着他们俩话家常，才知道原来这名男孩只有国小毕业，之后便在舅舅的木材工厂里当了三年学徒，他跟随比他大两岁的表哥加入了市民军，没想到表哥在最后那天凌晨于ymca前身亡，剩下他被抓来这里关。在描述表哥遇害的过程中，他从没流下一滴泪，反而在被问到想吃什么时，才右手握拳搓揉着眼角，哽咽地说道：“我、我最想吃蜂……蜂蜜蛋糕，配雪……雪碧。”我看见那名男孩空着的左手也紧握着拳头，手指间同样夹着一块酒精棉花。我默默地看着，视线久久无法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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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停的思考。
因为想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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