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你考虑考虑。”
“好吧。想好给他取什么名字了吗？”
“嗯。西蒙·文森特·普尔。”
“文森特？”
“纪念你在写的戏，也致敬凡·高。”
“真怪。”亚历山大说。
斯蒂芬妮果真在情人节那天开始分娩。预产期很准。斯蒂芬妮既有条理，又很勇敢，她在脑海中提前演绎了即将到来的痛苦和不适。所以，在开始几个阶段，她比上次更能忍了，比如刮阴毛和灌肠的羞耻感她都忍下了。她还拿了一本书在手里，以防到时自己单独忍受阵痛，也为了应付护士习惯性的暴躁和不耐烦。那本书叫《我们共同的朋友》17，她只读了一点点。她对疼痛过分地注意，使得所有画面混杂在一起，她俨然遭遇了难产、脐带缠绕、无规律的阵痛、窒息、疲惫和最后被迫使用产钳的情况，而这些情形与莉齐·赫克塞姆的煤火、缓缓流动的泰晤士河、河上漂着的死尸，连同抓钩、绳索、灯笼和叽叽喳喳的旁观者一道，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她像在做一场噩梦。她没有感觉到任何可以使用的力量，她无法配合，每一次宫缩都像一波交叉潮，而她的脊骨在冒烟，她似乎又看见伦敦桥下那汹涌的水流。二十三小时之后，就在凌晨时分，她终于听到婴儿的啼哭，她觉得哭声里含着痛苦。她经历了肌肉打结、撕裂接着又塌陷的过程，如今浑身无力，像一只软塌塌的麻袋。
“是女孩。”他们的态度亲切极了，“她挺好的。”
“我可不可以看看她？”
“等会儿吧。她累坏了，你也累坏了。等等再看吧。”
他们推她去缝合伤口。她觉得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把她肥胖的双腿像扛猪肉一样地抬起来，是件多残忍的事。他们叫她“妈妈”。“吸气吧，妈妈。”“这位妈妈，有哪里不舒服吗？”他们又把她推了回去。丹尼尔在那儿，黑眼圈十分明显。他就在屠宰场和公共休息区中间的过道里候着。
“是女孩。你看到了吗？”
“还没有。他们说她挺好的。真的。”
“那就好。”
“你脸色很差，亲爱的。”
“我会好起来的，丹尼尔。”
“一定会的。”
“威廉怎么样？”
“他哭了。你妈妈来了。我妈妈一点忙也帮不上。你妈妈问要不要把他带回去。”
“我脑子转不动了。他可能被吓坏了。你决定吧。”
幸福的滋味，不是威廉出生时的那道光，而是打了一剂杜冷丁后随之而来的放松、暖意和真实感。她的意识渐渐模糊，脑海里却冒出来半行诗：“苦痛过后的轻松……这是最大的快乐。”随着她努力回忆剩下的诗句，先前的轻松和睡意渐渐退去。她开始痛得呻吟起来，想找一个舒服的姿势躺着，可怎么也找不到。
他们把孩子抱来时，她几乎能嗅到他们的忧虑。
“你的小女孩抱来了，奥顿太太。她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好得很，就是有点困，不过，那是因为她刚经历了艰难险阻……”
“什么？”斯蒂芬妮说。
“她的脸上有个斑点。医生说是一个血疱，她长大后就会消失，极有可能完全消失。就是看起来……你懂的……”
“我要看看她。”病房里住着两个狱警太太，她们的眼睛总盯着这边，有一个急急忙忙结了婚的姑娘，还有一个特别喜欢打听的威尔克斯太太。
“马上就抱来了。”
他们把她抱来了。一块棉布把她从头裹到脚，外边用一个别针固定着。她的脸遮着阴影……左眼紧闭着，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出。嘴形弯曲，像是洛可可风格的丘比特之弓。右眼自外眼角开始有点斑痕。斯蒂芬妮接过孩子，把棉布小心翼翼地翻起来。那小红包像果冻一样，鼓起来，紫红色，像一条水蛭吸附在上面，盖住了一半眉毛和头顶，尾部落在右眼的上方。她头颅的另一边还有些印子，那是产钳留下的。孩子一动不动。斯蒂芬妮心生怜悯，但不是上次看到威廉时的那种感觉，也不是惊讶，而是一种出于保护本能的怜悯。她紧紧抱着孩子。小巧可爱的耳朵旁有两缕长长的头发，像是被猫舔过似的，很平顺，质感如蜡，但有颜色。
“她的头发是红色的。”
“目前还看不出来。”
“她的发色是红的。”她紧接着又问：
“她好极了，对不对？除了这个……她是不是好极了？”
“她是个可爱健康的小女孩。”
斯蒂芬妮把她紧紧地抱在胸前，让那个血疱贴着自己，感受着那双纤细的腿，那双柔弱的肩膀。
“我会照顾你的，”她说，“你放心。”
孩子继续沉睡。
到了探视时间，丹尼尔来了，温妮弗雷德和威廉也来了。
斯蒂芬妮把孩子递给她妈妈，她妈妈说医生向他们保证这个血疱会消失的。威廉咕哝着，果断爬上了斯蒂芬妮的床，用力抱住她。绿色的床单上留下了一排泥巴的印迹。丹尼尔从温妮弗雷德手里接过自己的女儿，像斯蒂芬妮刚才那样，把她有瑕疵的半边脸贴在自己的身体上。
“真可爱。”他是认真的。孩子睁开了一只眼，似乎在盯着丹尼尔的黑眼圈。“很像你。”
“我觉得她像弗雷德丽卡。她的头发是红色的，你发现了吗？”
“没人会说弗雷德丽卡可爱。她像你，”他关切地看着她，“就叫她玛丽吧。”
他们先前没有提到过这个名字。斯蒂芬妮说：“为什么？再商量吧。我还是喜欢瓦伦丁。”
“她这个长相，就应该叫玛丽。”
大家都接受了他的说法。从这孩子的样子来看，似乎就该叫她玛丽。没人提出反对意见。
威廉放开他妈妈，去看他的妹妹。他胖乎乎的手指几乎要碰上那个血疱。他尖声问：
“她的头上为什么有条鼻涕虫？为什么？”
“那不是鼻涕虫，是血疱。”
“我不喜欢她!不喜欢她!我不要……”
他咆哮起来，声音刺耳，久久不停。温妮弗雷德把他弄走了。
基因的图谱具有生物学和化学意义，也有人类历史意义。取名则是另一种图谱，具有文化内涵，同时也应该归于历史范畴。西蒙·文森特·普尔和玛丽·瓦伦丁·奥顿都接受了时代传承的洗礼，也就是说被所处的文化环境接纳了。丹尼尔质疑这种由他人代说的誓言的有效性，托马斯、埃莉诺和亚历山大也对于宣布与世界、肉体和邪恶决裂持有不可知论的态度，但仪式是必需的。玛丽在圣巴塞罗缪教堂由吉迪恩·法勒施洗，祖父没有到场，祖母和外祖母倒是都出席了，她们深受感动。她没有哭，她是个非常“乖”的婴儿，经常一睡就好几个小时，吃东西效率高、速度快，不过，她吃东西的时候，威廉总是在周围转来转去，她安安静静吸奶的时候，威廉非要去上厕所，那就会打断她。斯蒂芬妮有时会想，可能是临产前大脑遭到挤压造成嗜睡，因此她才会这么“乖”。可是，每当她绽开甜美的笑容，眉毛以下阳光灿烂，这个猜测似乎就站不住脚。受洗时，她戴着一顶英格兰刺绣软帽，那是斯蒂芬妮钩织的，戴着可以遮挡那块血疱。祖母、外祖母和克莱门茜·法勒异口同声夸她“可爱”。她没有哭，但威廉哭了。他两只拳头打着他妈妈的锁骨。斯蒂芬妮的脖子上戴着比尔父亲留传下来的金表链作为项链，算是代表波特家的传承，威廉把表链抓在手里，绞了又绞，缠了又缠，差点就把她勒死了。埃勒比先生是教父，索恩夫人和克莱门茜是教母。对于丹尼尔而言，要当教父教母，信仰圣礼是先决条件。洗礼现场提供了糖霜蛋糕，那是克莱门茜做的，此外还有干型雪利酒。威廉不耐烦了。比尔来拿蛋糕和雪利酒，一边对威廉和玛丽这两个名字发表高见：“像是《1066年及一切》里的奥林奇夫妇。”
“胡说，”斯蒂芬妮说，“为什么不说是威廉和玛丽·华兹华斯？”
“按现代理论，当太太比当妹妹好。总是比叫她多萝西好一些。”
“玛丽是丹尼尔取的名。”
“我相信。那么，是取自圣母玛利亚呢，还是那个倒了珍贵香膏的女人？”
“我没问。”
丹尼尔听到了，他说：“跟谁都没关系。对于女孩子，这个名字很好听吧。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小的淑女。我很惊讶。她和威廉很像。”
“玛丽是个好名字。”比尔的语气和缓了许多。
布卢姆茨伯里大学教堂建于维多利亚时代宗教狂热的顶峰期，是一座黄色的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式建筑，由欧文派建造；所谓欧文派，即所有成员都是传教士亨利·欧文的追随者。欧文建立了天主教使徒会，按手礼是入会礼仪。不幸的是，由于成员人数不多，欧文派现在还只是一个小团体，成员都是老人，没有严格的组织。这座教堂位于塔维斯托克广场，供大学使用。牧师是一个务实而干练的人，也是个世故圆滑的人，如《圣经》中圣保罗所说，“面对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弗雷德丽卡一直以为那句话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克娄巴特拉说的。牧师从一只加热过的手工铜碗里蘸了一点温水，洒在西蒙·文森特身上。文森特尖叫起来。没人叫亚历山大宣誓。这是一次愉快的聚会，出席者有教师和大学教师，还有许多普尔和莫顿家的亲戚，亚历山大终于如愿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他和牧师就传承问题进行了客气的对话，也与一位克拉布·罗宾逊学院教戏剧的女老师展开了一场愉快的交谈，她几乎能背下来《阿斯翠亚》的台词。埃莉诺面带微笑，行为优雅。她得体的举止又回来了。
凡·高对于他的侄子，也就是提奥的儿子与他同名一事耿耿于怀。在写给母亲的信里，他说：“我宁愿提奥用父亲的名字给他儿子命名，而不是用我的。这段日子，我经常想起父亲。但是，事已至此，我要为他画一幅画，让他们挂在卧室里，那将是湛蓝的天空衬着挂满枝头的白色杏花。”爱的表达对画家没一点好处，“绘画的过程很顺利，这最后一幅花满枝头的画，您会看到。这可能是我画得最耐心、最好的画，画的时候，我很平静，手也稳得多。第二天，我简直像牲口一样累坏了……画杏花的时候，我病倒了。”
亚历山大很想知道世上是否真有不祥的名字。谁敢说文森特不幸呢？毕竟，那幅昂贵的杏花依旧光泽不减。亚历山大送给西蒙·文森特·普尔一个朴素的银盘，上面刻着孩子的教名。然后，他又去和马丁娜·萨瑟兰共进晚餐了。
西蒙·文森特受洗两周后，亚历山大的剧本终于大功告成。写作期间，能听到文森特穿墙透壁的哭声。
他已经彻底想通了。他一边抚平纸张、数着页数，一边想：戏剧和分娩没有可比之处，戏剧不像受精卵，而是更像拼图，可以按某个模板拼凑起来。鳞片是粘上去的，好像珠母纽王华服上的珍珠纽扣，不是像鱼鳞或鸟羽一样自然生长出来的。戏剧的组成要素是语言，可以持续调整、修改或重构。戏是创造出来的，重点就在这里，它的“成长”是个隐喻，不对吗？
不管怎样，总算是完成了。
《约翰福音》21章1节中提到，玛利亚把香膏倒在耶稣脚下，对主表达尊敬，更显明自己的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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