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贡古尼亚内是我认识的最世界化的男人：他会说多国语言，和不同的国家谈判。他身穿亚洲的服饰，佩戴中东的珠宝，身边簇拥的大臣有白人也有黑人。他左手抱着非洲的妻子，右手抱着欧洲的情妇；白天喝着当地的白酒，晚上啜饮波尔图的红酒。/i
i他的记忆将长存于那些不懂书写之人的梦，或是那些失去梦想之人的书。/i
（神父鲁道夫·费尔南德斯）
i前往希科莫的路上，1895年10月29日/i
尊敬的艾雷斯·德·奥尔内斯中尉先生：
阁下，我能向您倾诉我对伊玛尼的思念吗？中尉有耐心承载我无尽的悲伤吗？阁下可能会问我有没有给那个女人写信。我的答案是没有。当我试图将真情流泻笔尖，有东西在我心中破碎，像是完成了已知的结局。
但您不用担心：我不会再劳烦我们的差役送信。这些信使只会服务于军事活动。信使带走两封信才过去一天。一封是圣地亚哥的简报，另一封是我过于冗长的私信，必定让阁下连读到第二段的耐心都没有。但是，若您读到最后，就会知道我们往回走是为了安葬我们的一位士兵。我们在伊尼扬巴内河畔埋葬了那个不幸的安哥拉人，或者说，他所剩不多的残骸。鳄鱼给他剩了一副躯干和一颗头颅。我没有勇气直视那副惨况，圣地亚哥也离得远远的。但在下葬前，他下令让一个黑人士兵去查验尸体。士兵仔细地检查了尸体，突然在倒霉蛋的左侧脖子上发现两个小孔。
“杀死他的不是野兽。”
葬礼过后，我们冲洗一番，还洗了身上湿漉漉的衣服。所有人都几近半裸，等着太阳晒干衣物。一个白人士兵在高处的岩石上放哨。其他士兵在更靠近河流的地方燃起一小簇篝火，烹煮咖啡。我和上尉留在慷慨的树荫下休息。圣地亚哥拿了根树枝扒拉沙地，打发时间。
“您在写什么，上尉？”
“我不是在写字，我在画画。我在画一个国家。我来教你：首先从国旗开始，看到了吗？这个满是条纹的方块，就是他妈的国旗。”
“国旗很漂亮，我的上尉……”
“我不是你的上尉。等我们明天到了希科莫，我就把你扔在军营门口。你再也不会见到我。”
“您不和我一起进去？”
“不知道。再说吧。”
他解释说：和他一起来的军人不属于常规军。我记起神父鲁道夫用的词是雇佣兵。他摇摇头，表示反对。
“我们是，怎么说好呢，一支独立部队，执行别人完成不了的任务。”
阁下，我想这些您应该都知情，才在此如实相告。但对我而言，这绝对是个惊人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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