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把枪给了可怜的农夫。他呆若木鸡，双手动弹不得，支撑不住重量。
“还有你，黑鬼。你不杀他们，我们就杀了你。”
我们悄然无声地溜进林中的空地。卡菲尔人说得对：大约五十来个男人围在那里，中间是被他们称为“南加”的巫师和一名军事首领。炊烟从大锅下袅袅升起，锅里炖着公牛肉。我们躲在林子后头，窥视这不同寻常的仪式。那些军人单膝跪地，一面唱歌，一面用剑与矛敲击地面，打出雄伟的节拍。直到那一刻，军官站起身来，拿出一根人指。一阵寒战让我动弹不得。那根小东西可能正是我缺少的手指。同行的卡菲尔人注意到我惊恐的反应，解释说那是一个古老的纪念品，取自一名乔皮族的军事领袖。这是他们神奇的仪式。
展示完毕后，首领用大刀摩挲干瘪的断指，让粉末掉在肉上。这味佐料名为战争灵药，一种可以化解良心悔恨的药剂。士兵吃下用它烹调的肉，就会失去隔膜。因为良心住在胸腔里。农夫悄悄对我们说。
圣地亚哥可没心思听这些。他在研究地形，设计伏击的方案。他单靠手势，下令让我们散开，制造出人多的假象。我们围成圆圈，藏在植被里。圣地亚哥一声令下，我们发起进攻。瓦图阿人大吃一惊，四散而逃，丢下长矛和少量枪支。其中三人倒在大锅旁，对着本可以让他们刀枪不入的魔药垂死挣扎。
从表面上看，瓦图阿人已经在丛林里消失。但就在这时，我方突然遭到子弹的扫射。我们的一个黑人士兵倒在岩石旁。我眼见他把手指狠狠地扎进土里，仿佛在阻止某种暗黑的力量将其拖走。弥留之际，他看向我，眼里盛着深井般的幽黑。我认识他。一路上他都保持沉默，因为他唯一会说的欧洲语言是英语。这对圣地亚哥而言是不可容忍的过错。
一旁的圣地亚哥痛心疾首：埋伏改变了原有的含义，猎人反而成为猎物。上尉陷入癫狂，把士兵聚集起来，用嘶吼和踢踹鞭策他们冲向敌人。他不停斥骂他们是懦夫，直到看见他们终于闷头向前，冲向不知身处何方的瓦图阿人。我和上尉留在后方。突然，我看见他蜷起身子，好似腹部中弹。我正准备呼救，却意识到他裤子上的水渍不是血，是尿。
两边骤然停火，绝对的寂静掌控了战场。圣地亚哥·达·马塔命令我们回到农舍。之前我们把行李留在那里。等我们到了农舍，上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罐子里的水统统倒在自己身上。士兵们对这种浪费的行为表示不解。
我们害怕卡菲尔人会设下复仇的圈套，于是拿上一切有用的东西，把牛绑在林子里，又砍下一些树枝，把货车藏起来。我们必须轻车简行，尽快回到希科莫。农夫发觉我们的意图，急得快哭了：
“我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跟你们走。”
圣地亚哥让他拴好牛，收拾好东西。这和投桃报李没关系。他作为向导的价值才是我们所看重的。
“我的东西？”他问，带着悲伤的笑意。
我们出发了，让这位不幸的光脚农夫，领着我们在难以辨识的环境里行路。我们听从圣地亚哥的指示，途经一个废弃的据点。我们和为伊玛尼和卡蒂尼在伊尼扬巴内河上指路的安哥拉士兵约定，在那里碰头。但据点空空如也，看不出任何有人到访过的痕迹。圣地亚哥对此并不惊讶：
“狗娘养的黑人！你就信他们的鬼话吧……”
这时，农夫说起那天早上，他从碰到的路人那里听来的故事。来人说，岸边漂来一具被鳄鱼咬去半截身体的黑人尸体。那个黑人穿着葡萄牙的军装。圣地亚哥·达·马塔立刻做出激烈的回应：
“我们往回走。去找他。”
“往回走，上尉？”其中一个白人士兵问，“我们不是刚从那里逃出来吗？”
“小托尼奥说得没错，上尉。”另一个白人也抗议道，“我们干吗要去招惹一群狼？”
“这里没有狼。没有狼，也没有老虎。我们回去，给我们的战友一个体面的葬礼。”
面对上尉的坚决，我也提出反对。改变路线无异于自寻死路。在河上还好，但去那的路上随时可能命丧黄泉。
“我不会抛下我的士兵。”上尉固执地说，“无论是死是活，无论黑人白人，我都不会抛下他们。”
他原地绕了几圈，问我要了支笔，匆匆写下几句潦草的话。之后他把纸对折，交给其中一个黑人士兵：
“把纸条带回军营，说我们晚点到。”
我让圣地亚哥的信使也捎上了我草草写就的书信。谁知道这会不会是我的绝笔。救我的是圣地亚哥。令我走向毁灭的也是圣地亚哥。
另外，我还在路上找了个人带信给伊玛尼。同样是在那里，我仓促地写下我对她的思念和迫切希望与之重逢的心情。我想过把我的爱写得更加富有诗意。但是面对白纸，我只能想出一些愚蠢至极的句子。之后，正当我万分小心地把信交给信使的时候，圣地亚哥来了，命我把纸交给他。正如我预料的那样，上尉召集士兵，高声朗读了我的信，嘲弄我的感情。最可悲的是，连我自己也出于难以置信的怯懦，和他们一起嘲笑自己。信使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摇摇头，两手空空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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