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在安哥拉对赴莫桑比克作战军队的招募于1878年开始，于1879年9月结束。安哥拉人的军容军纪在莫桑比克轰动一时。然而，他们高超的军事技艺很快被人遗忘。一年后，人们再也认不出这支招募自安哥拉的精英部队。也许是因为部队里少了像从前那样打他们手心的人，或是因为过多的假期让他们懈怠了军纪。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外省的环境让他们抛弃了自己的职责。纪律严明的安哥拉人，成了危害首都安定的隐患。/i
（若泽·茹斯蒂诺·特谢拉·博特略上校，《葡萄牙在莫桑比克军事政治史（1883—今）》，1921）
我看着中士在码头上挥手，一条巨大的白巾在旗帜和远方的景致之间飘扬。我也挥挥手，完成虚假的告别。我们顺流而下，寻找弟弟穆瓦纳图的埋骨之地。圣地亚哥·达·马塔派了一个葡萄牙黑人士兵给我们带路。士兵皮肤黝黑，比我们这儿的人还要黑。他是个安哥拉佬，来这儿当兵。一路上他沉默不言，和我父亲保持着安全距离。
等到我们停下休整，父亲退去丛林，士兵才敞开心扉。他像个白人一般说着葡语，只有肤色和名字才提醒我们他是非洲人。他叫若昂·欧迪耶拉，因为生于饥年。我们笑了起来，因为这在乔皮语中也是饥饿的意思。他急切地开口，仿佛世界末日在河流的拐角处窥探。我们不能把亲人的死怪在他头上。因为他也是个可怜人，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他说一个月前，恩昆昆哈内俘虏了他。他们带他去见国王，一位叫“戈迪多”的王子，充当谈话的翻译。戈迪多就读于莫桑比克岛上的工艺美术学校，说着一口流利的葡语。安哥拉人回忆起当时战战兢兢地跪倒在加扎国王面前的场景，笑了出来。
“别伤害我！”当时欧迪耶拉磕巴地说，“我们是兄弟，我是黑人，和你们一样。”
“兄弟？”恩昆昆哈内反问说，“一个想害死我们的兄弟？”
欧迪耶拉提起他们在葡军里受到的不公，描述安哥拉人是怎样被派到前线，用血肉喂食钢炮。
“这么说你也是个安哥拉人了？”恩昆昆哈内问。
安哥拉人指了指恩古尼王宫前的桅杆说：
“我和陛下一样，效忠同一面国旗。”
当时，葡萄牙的蓝白旗帜凋零衰败，没有灵魂。没了杆子，整面旗不过是块悲伤的布料。那时欧迪耶拉心想：成就旗帜的是风，不是布。旗帜和他的灵魂一样，空洞，吹不到风。
“我不明白。”国王反驳说，“我问你是不是安哥拉人，与国旗何干？”
“这里所有人都尊崇同一个政权：葡萄牙国王。”
国王举目望天，纾解这个胆大包天的囚犯激发的怒火。
“那面旗就是一块布，我想升就升，想降就降。”他嘟囔说。
“只要我想，我也能脱了制服。”安哥拉人说。
听到的话让国王感到不悦。他用香木清理着小拇指纤长的指甲，这是他震怒时的习惯。他咬牙切齿地说：
“来人，把他拖下去！”
这是在宣告行刑。国王的话一旦出口，可怜虫就在劫难逃。他再也回不到村口。长矛会刺穿他的身体。他就在那里，没有坟墓，无人悼念。然而，上帝帮了他一把。掌刑的戈迪多放过了他。戈迪多给他松绑，对其他人说：“把他留在这喂野兽吧。”
他就这样逃走了。但安哥拉人知道另一场判决依旧束缚着他。那更漫长、更致命：“战争结束后，葡萄牙人会回到自己的故土。而我们这些安哥拉人，将永远困在这里。”
当欧迪耶拉细数这些痛苦的奇遇时，我的父亲在收集树皮和木片。他把这些临时的音键粘在尼萨拉葫芦上。借助这些废料，他造出了一把马林巴琴。他用基督受难像敲击木键，发出断续的旋律。我们沉默了。
“我喜欢他。”士兵说，“他是位音乐家，并不生活在这个世界。”
卡蒂尼骤然停下演奏，催促我们继续赶路。我们回到船上。我的老父亲神情古怪，一路上一言不发。他逆着水流的方向划动船桨，使船停在河里。他用桨的一头戳了戳军人的肩膀，问：
“谁开的枪？”
“什么？”
“谁杀了我的儿子？”
“我不知道，我们都朝船开枪了。”
“所有人？”
听到这话，父亲突然起身。小船危险地晃动起来。从低处看，他宛若巨人。他高举船桨，重击安哥拉人的脑袋、手臂，还有整个身体。他把军人推下船，按在水里。等到安哥拉人停止挣扎，父亲掏出铁制的基督像，像宰鱼那样把它插进士兵的喉咙。士兵的四肢垂下来，如同水上的翅膀。血迹围住了我们的船。卡蒂尼静静地看着尸体浮在水上，仿佛没有重量。
“父亲，我们快走！”我哭着央求说。
我把手伸向血迹斑斑的船桨。尽管我急着逃离此地，但没有力气划动船只。无论我面朝哪个方向，都能看到若昂·欧迪耶拉浮在水上，像是在河底寻找自己的影子。卡蒂尼·恩桑贝异常坚决地命令道：
“我们回教堂。”
“但是父亲，穆瓦纳图呢？”
“哪有什么墓地。他们把我的儿子扔进水里，这就是他们的做法。河是他唯一的坟墓。”
他立在船头，身体强硬，宛若一尊千年雕塑。他高举基督的十字，光芒在他手中跳跃。
作者“米亚·科托”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