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开始你要把头发拉直。我不想让卷发伤到我的手指，这些该死的卷发透过绷带钻进身体，感染我的伤口。”
他又发烧了，我想。但不是病情复发。他脸上出现从未有过的抽搐。我羞涩地用手指抚过他的头发，他却粗暴地撇开我的手。他疑神疑鬼地环顾四周，好似在确认是否有人偷听。随后他提出了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问题：神父鲁道夫是否值得我们信任。面对我的惊愕，他说：
“他没和那些黑人勾结吗？”
“黑人？”我惊诧地问。
中士没有意识到他言语中的异常。他已经怀疑鲁道夫不是一位神父。
“你知道这个混蛋的故事吗？”
这事在萨那贝尼尼人尽皆知：每天早上神父都会照镜子。他相信日复一日，他褐色的眼眸会变成蓝色。他会褪去种族，就像蛇褪去旧皮。他会越来越像那个他只听别人说起过的葡萄牙母亲。
“我才不信这种人的母亲是葡萄牙人。甚至我都不信他有个妈。”热尔马诺断言道。
“你想知道鲁道夫·费尔南德斯是谁？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告诉你那位神父的故事。”
鲁道夫·费尔南德斯的母亲是所谓“国王的孤儿”。她在里斯本的孤儿院长大，葡萄牙王朝把她送到果阿。在印度，她本该被许配给少数在那里服役的葡萄牙人，旨在维系所谓“纯净的血统”。但鲁道夫的母亲没能让人如愿：孤女没挑中白人，而是选了一个皮肤黝黑的印度人。人们把这对意外结成的夫妇的孩子送进果阿的修道院，接受宗教教育。他从修道院毕业后，葡萄牙政府将其从印度派往莫桑比克，因为整片领土上会用文明开化的葡语传教的神父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其他基督徒，像是加尔文派的瑞士人，用错误的方式散播圣言。他们鼓励黑人用自己的语言书写，教我们成为非洲人。
肩负消除这些影响的使命，鲁道夫神父在一个名叫马科马尼的海滨村庄登陆。他就这样迈入了我的童年。起初，果阿人很振奋：每周日教堂都挤满了参加弥撒的人。所谓的“原住民”兴奋地收下用于识字的基督手册。传教士相信，这些非洲人会努力学习认字。他太天真了。那些老人都是来拿手册的，他们撕下里面的纸，用来生火烤鱼。
我父亲，卡蒂尼·恩桑贝，可不光在基督问答中看到信仰的皈依：那还是通往白人世界的大门。这就是他的目的：让我，伊玛尼，脱离自己的出身；离开自己，走向另一种命运，没有归途，没有种族，没有过去。
“他们偷走的金属里也有一部分的我。”我打断了漫长的讲述。
为了消除新教徒的影响，鲁道夫决定翻译《圣经》。数月以来，我都在帮他把葡语翻译成乔皮语。有一次，我斗胆质疑《圣经》的神圣性。写它的人，印它的人，不都只是凡人吗？对鲁道夫而言，答案简单明了：
“《圣经》从来不是写出来的。读经即写经。”
《圣经》可以不神圣，但它能让人神圣。神父在宗教问答中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然而对他来说，《圣经》和信仰都没能帮他保持清醒、正直。远离果阿，离开家人，年轻的教士逐渐丧失对现实的感知。他在教堂里睡了很多女人。他狡辩说这是主持第一次圣餐最好的方式。但他的放纵并不限于肉体的欢愉。岸边还堆着几十个空红酒瓶。海洋托起瓶身，使其变成孤独的舞者，在浪尖起舞。据传教士说，它们会漂回果阿的沙滩。酒瓶空空，跟喝酒的男人一样空。
后来他下令，叫停了翻译的工作，让我把《圣经》还给他。
“我们再也不需要翻译，也不需要《圣经》了。”
他指着河流、沙丘和远方的海，说：
“这就是我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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