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这儿？”他问。
“不是来和我们一起生活的话，你可以走了。”
我那侄孙女和作家悄声了交谈几句，然后向我总结他们的对话。“这人想要您讲讲自己的故事。”她在我耳边低语：那作家以为我曾是恩昆昆哈内国王的妻子。我是三百多个妻子中唯一还活着的人。
“你想让我讲我的故事？”我问。
“我可以录下来吗，伊玛尼夫人？”
我那孙子兴奋地摆弄起电线和按钮，早在我打算开口之前就开始录音。录音机的磁带一直在转动，引人入眠。我的眼皮已经变得沉重时，莫西晃晃我，为我打气：“讲呀，奶奶，我也想听！”
以下就是我的遭遇，我的孙儿。十五岁时，我有了儿子。没过几天，有人抢走孩子，把我送到了大西洋中的圣多美岛。我在岛上待了十五年。1911年，葡萄牙共和国宣布成立以后，有人去接我和同行的王妃，说会把我们送回莫桑比克。先前去岛上的十个女人里，那时回来了七个。达邦狄王妃，我亲爱的达邦狄，就葬在了岛上。丧生海岛的人无法复生，他们的灵魂在海雾中流浪，不知道自己属于大地还是海洋。
接我们的船停在了里斯本。十五年里我一直梦到那个目的地。更确切地说，那是我的梦里唯一的目的地。我数过，五千四百个夜晚，五千四百个梦，都一模一样：我救回我的孩子，他依偎在我怀里，仿佛完整地回到我的身体。
在短短几小时停靠期间，我获准拜访婆婆劳拉·德·梅洛的家。我在一位海军中士陪同下前去，打算救回我的孩子，我的桑贾，然后带他回莫桑比克。男孩为我打开梅洛家大门时，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克制着情绪，握拳用力到手指弄伤自己。热尔马诺的母亲劳拉夫人卧病在床，是我的儿子带我去了她的房间。我沉默地跟着，逆着光望向那曾栖身我体内的身影。热尔马诺的母亲阖眼躺在床上，挑衅道：
“给那女人看看，谁是你唯一的、真正的母亲。”
我的儿子没说话，走向了祖母的床。我垂头落下眼泪。我已经死了，我想。除了离开，我别无选择。可是，我怎么能走呢，既然没在活着？劳拉夫人咳起来，示意我过去。她仍躺着，伸手抚摸我肩膀，然后轻声说：“你在外面待了十五年。为这孩子想想，姑娘。想想再回答我：除了我，他还有另一位母亲在这间屋子里吗？”
她睁眼望了我一会儿，大概知道我们不会再见。“这件事上谁都没错，”她说。“这是生活的选择。”她又道。我摇头，表示不想听，但默许她的手一直搭在我肩上。
“那你给他起了什么名字，劳拉夫人？”
“你之前起的名字。”劳拉回答。“桑贾，他是我们的桑贾。”
“热尔马诺呢？”我想问，但发不出声音。劳拉仿佛猜出了我心里的疑问。因为她低声说：“我的热尔马诺下周会到，他病得很重，连写信的力气都没有。”劳拉说。“即便这样，他还坚持每月按时寄钱给他儿子……”她改口道：“给你们的儿子。”
回船上的路上，不止我哭了。那中士羞赧地与我共用一条手帕。我们走在橘树大街上，他在一处停了脚步，说：“就是这里，他就死在这里！”没等我问，他解释说：“莫西尼奥·德·阿尔布开克，他就在这里死去。”
他的手指抚过铺路的石头，仿佛摸到了血。“有人害他，”中士说。“他们散布流言，说莫西尼奥在非洲的战斗极不人道。是我的上司安德烈亚船长设了计，他也去过那里……”
到了码头，中士突然与我握手作别。那海员也许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情感：对一个黑女人的悲伤的尊重。他无法宽慰，就尝试换个话题。
“那贡古尼亚内呢，你知道他怎样吗？”他问。“贡古尼亚内，那个黑人的国王……”
经历了那些年，我已经放弃了纠正恩昆昆哈内的名字。这一回，出于对提问者的尊重，我纠正了他的发音。“他们全死了，”我冷静道，“加扎国王死了，他儿子死了，他叔父也死了。只有那个幸福的活下来了，就是齐沙沙。我得到的最后一条消息是，齐沙沙要有孩子了。一个混血儿，和我的桑贾一样。”
录音机的磁带令我昏昏欲睡。我预备起身，抵抗那阵缠绵的睡意。但身体不遂我意，我重新陷进座椅。我闭了眼抚摸沙发扶手，仿佛回应一份眷恋。
“您在这房子里住多久了？”
“我不住。我就是这房子。”
我就是这房子，我重复说，而家具是我的姊妹。我的木头家人未有一刻不与我相伴。“你该明白，我的孙儿。”我接着说。“与人相比，你要更爱家具。直至我们最后的时日，”我断言，“唯有床和椅子最忠诚地从属于我们。为这些物件的灵魂祷告吧，我的孙儿。”
“我们接着录吗，伊玛尼夫人？”我那孙子问。
我摇头，用力地反对。我累了。我见他从包里掏出相机，便抬手遮住脸。我坚定地表达了反对。我说得艰难，但我孙子听着，没有打断。听完，他惊呼：“您刚才说的这些真好！想听听吗？”他问。“我全录下来了。”他解释道。我羞耻地听到自己的声音用最大音量放出：
“你可以录音，但别拍我。好好看我，我的孙儿。组成你眼前这个人的不止一副身体，而是合在一起的很多身体，各自产生于一段时间，来自不同的土地。心脏来自这个村子，手臂来自穆提玛提，双腿已不记得来自哪里。别拍我，孙儿。我这副躯体是碎片构成的，在我身上活得最久的是故去的人，那些还在令我出生的母亲。首先是希卡齐·恩桑贝，还有比布莉安娜、比安卡、达邦狄。别拍我，孙儿。因为我不只是这副躯体，现在，我的身体是整个世界。”
回放结束，空白磁带仍在转动。“那贡古尼亚内呢？”我的孙子问道。“我不知道，”我答，“我只知道我的故事。”
房间里磁带转动的声音愈发响亮。我问桑贾，认不认得热尔马诺。“谁？”他问。“你祖父，热尔马诺，”我说。他笑着摇头。“那比安卡呢，你听说过吗？”我又问。但我没等他回答，突然被怪异的怒气击中，抬脚去踹面前的桌子。录音机和照相机摔在地上。我孙子在惊惧之下退了一步。
“别再带这些机器来了！永远！”我大吼。
我想起身，但怒火也不助我。我仍旧陷在旧皮革沙发里。我困在了我身体的栅栏里。
莫西看着沙发里的我，急得摇头，让客人留我们独处。她叫他在院子里等。作家收起他那些机器离开，腰比来时更弯。门刚关上，莫西就来质问我。她生了气。我没搞明白，她说，刚才有个难得的机会。而我就那样让一切都白费了。
“装装样子，奶奶。这很难吗？承认你做过恩昆昆哈内的妻子吧……”
她执着地尝试说服我。小小地演一场戏，我们恩桑贝家就会有无数的好处。我们会是英雄的家族，会得到一大笔钱，会到首都去，也许还会有人带我们去亚速尔。
“听着，奶奶。”莫西的语气变得温柔，坚持道，“我来告诉你怎么给那个作家讲……”
“他不是作家，是我孙子。”
“孙子，孙子的孙子，孙子的孙子的孙子……对他们所有人，你都要说你过去是国王的妻子。你要给他们讲个故事……”
“我不会在九十五岁开始说谎。”
“不想撒谎的话，”莫西怒道，“那就别再叫他孙子。”
她走到门口，下了最后通牒：“别忘了，奶奶，是我们在照顾你！”然后愤怒地摔上了门。我一下子孤独起来。我从未那样孤独。我从来没有那样深切地理解孤独。
我打开后门，悄悄地走到路上。多年来我第一次走出家门。我沿着我们的母亲去拾柴火的土路走，漫无目的，就像刚开始走路的孩童。我只想离家远点，离开我自己。拐角处，我险些撞上一群坐在地上玩耍的孩子。那是群穷孩子，身上脏兮兮的，衣服残破不堪。我回忆起童年，心想：哪怕在最酷烈的战争中，哪怕在废墟与尘灰中间，孩子们也从未停止玩耍。
突然，一团疾驰的黑影把我带倒在地。我太瘦了，不停地摔跤。我看见载着游击队员的军车如金属巨兽般驶过，儿时那段苦难岁月在眼前重现。不同的是，现在多了些地面，一片唤我之名的地面。
我由那年轻作家搀扶回家，刚才是他让我免于踩踏碾压。“来吧，奶奶！”他鼓励我。那孩子叫我“奶奶”。他叫我“奶奶”，于是那些道路又属于我。我们从住宅空地上的一座陈年的白蚁山旁走过。地上抹了水泥，但留出了那片神圣之地，出于恐惧而非敬意。白蚁山留在那里，上面是一棵枝繁叶茂的纳塔尔桃花心木。树上不再系着白布。没人与祖先对话了。和他们交谈的只有我，行将就木的人。
我让作家等等我，很快抱了个箱子回来。“重不重？”他问着，跑来帮我。在我的年纪，从自己的胳膊开始，什么都太重。我把箱子里的东西倒出来，满地纸页。“都是你的了，这些本子。”我对他说。“这是我写的东西，这是我留着的信，这是我的一生。把这些本子拿去，觉得值得让人知道就去发表。作者署你的名字，我不在乎。既然你说你是我孙子，伊玛尼·恩桑贝的孙子。”
作家走了两步坐下，从第一本读起。他读的时候，我靠着他，仿佛在他身上寻找自己最后的投影：
“每天早晨，伊尼亚里梅平原上升起七个太阳。我们的母亲像睡觉时一样赤着身子，手拿簸箕，走出家门。她要去挑出最好的那个太阳，用簸箕装上余下六颗星星，带回村子，埋在屋后的蚁穴边上。那是我们给天上的生灵的墓地。日后，需要的时候，我们会从那里掘出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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