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扎木西王后提议不去回想如此悲伤的事。我现在一定要说，恩昆昆哈内道。他回忆起父亲穆齐拉国王的葬礼。逝者的尸身被裹上牛皮，悬吊在大房子的屋顶上，在那里接受应得的尊荣。为队伍开道的不是王室的臣僚，不是军队的将领，而是i因科莫·伊亚·伊德罗齐/i，“众灵之牛”。此刻响彻里斯本上空的，正是这头巨牛的吼声。
这条河里一定有个太阳，才能够解释里斯本的光芒。我们眺望里斯本的山丘时，我这样向船长说。安东尼奥·德·索萨微笑着赞同，说这座城市应该叫“丽斯光”。
那是1896年3月13日。船傲然前行，缓缓驶过特茹河河口。四周，船比海鸥还多，大小、形状各异：汽艇、小划子、护卫舰，轮船、帆船、人力船，都载着围观的人群，喧嚷无休无止。这是葡萄牙人的庆典，对俘虏来说则是世界末日的预告。
码头渐近，我们看到人群延展起伏，像又一片海。叫喊声传来：
“到了！贡古尼亚内到了！”
发动机熄了火。远处，形状奇异的大地醉得摇摇晃晃。我往下走回房间，想摆脱晕船的不适。我当心着台阶和我的肚子。我已怀胎六月了。
我们还没靠岸，一船又一船前来的记者就展开了攻势。他们兴冲冲地爬上甲板，畅通无阻地走进那间两月以来囚禁我那些同乡的舱室。中士催促我跟上记者。在那当口，阿劳若提醒说，我最好表现得像是个囚犯的妻子。翻译时我得用更非洲的口音。报社的那些人，中士说，是编故事、造丑闻的好手。不一会儿，他走向来访者，任由虚荣统摄心神。到了房间门口，他用杂耍艺人般的腔调宣布：“就是这些黑人，亲爱的各位先生！”
记者们用毛巾捂住口鼻，打量那方寸之地。齐沙沙的声音传来，用他的语言议论道：“幸亏我们不好闻。这样他们就不会过来。”
“那个是贡古尼亚内吗？”记者们指着齐沙沙问。他的话他们一个词都不懂，但敢于开口就说明他与旁人不同。
阿劳若中士掀开恩昆昆哈内蒙住身子的布。他不必躲藏。国王已不再有面目，只剩下新生儿般圆睁的眼。他不明白记者的贪婪。他们想要的只能是他的灵魂，而国王的灵魂留在了大洋彼岸。
恩昆昆哈内哭起来，记者们不知所措。他们在等他更体面的样子。摄影师迟迟拍不出梦寐以求的照片。房间变得拥挤，黑女人在咳出尘烟，还有个国王痛哭流涕。此地不宜久留。阿劳若快活地引导那群写手：“跟我来，把这帮流浪汉带到船尾甲板那里去。”
恩昆昆哈内踉踉跄跄地走在俘虏最前面。他采纳了船长的建议：酒喝得太快，他的头脑都被酒精变成了不受约束的云。醉汉不会满足于悲伤。他们想要悲剧。他笃定自己的结局：像他在沙伊米特的那些臣僚一样被枪毙。他哭泣，哀求，以手掩面，为重获自由拿出不复拥有的一切：英镑、畜群、金子、象牙、奴隶、土地。他乞求堂卡洛斯接见。他想要证明他们在骗他，想向他的卢西塔尼亚同侪宣誓效忠。
他等着我翻译他的哀求。我请戈迪多代为行事。王子全不推脱，他高傲的派头和熟练的葡萄牙语引人瞩目。头领们的儿子通常让人无法忍受：他们有多不成熟，就有多傲慢。日后，等人们知道这个戈迪多会写自己的名字，尊贵的夫人们定会追着他索要签名。
众王妃分到了红白条纹的披风。这是她们穿来祈雨的花色。我是预料之外的来客，没有分到外衣。那天以前，冬天对我来说只是书上的字词。眼下，冬天是支白色的箭，贯穿我的身体。我怕这支箭刺穿我的孩子。索萨船长在我肩上披了件黑色披风，说：“挺适合你的，归你了，带上吧。”
出乎意料地，随记者们一道来了个大人物：皇家特派员安东尼奥·埃内斯。他乘专用的汽艇前来，所有人都在甲板上夹道致礼。他要求看看俘虏。见到哭泣的国王，他摇了摇头。
“把他公开展出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安东尼奥·埃内斯叹道，“会激起同情和怜悯的。某些报纸会乐于袒护一个可怜的黑人。”
“不能用齐沙沙替他吗？”安东尼奥·塞尔吉奥·德·索萨问。
埃内斯的回答是无可奈何的苦笑。这是个诱人的选项，埃内斯承认，但也是需要避免的冒险。如果这场宣传活动失败，葡萄牙会面临最糟糕的局面。
“贡古尼亚内太消沉，”皇家特派员道，“得让他精神起来。告诉他，葡萄牙国王要接见他。”
“那这是真的吗，大人？”阿劳若中士问。
“我们要让他以为是真的。撒个谎。他这些年就是这么对我们的。”
阿劳若中士在特派员座椅旁踱步。他紧张地踏在地上。鼓起勇气时，他的嗓音变得尖锐：
“恕我冒昧，尊敬的大人，这儿是不是少了什么人？”
“我不明白。”
“是不是少了莫西尼奥·德·阿尔布开克上尉？”
安东尼奥·埃内斯扶了扶眼镜，没有听到。那天是13日，星期五。那种日子里，有些话不该被听到。他离开了。他解释说，里斯本有要紧事等他。
甲板上只剩下难耐的静默。阿劳若中士执着地问安东尼奥·德·索萨：“长官，请回答我：莫西尼奥不该在这儿吗？”
索萨回答时没把目光从海上收回。中士，他说，你该知道政客和军人的区别。政客知道或自以为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军人学会了不说话。而不说话永远是对的。
我们终于被送到码头。先下船的是头顶包裹的女人。然后是男人，在阻拦人群的士兵的包围中走出。我们起先被安置在被称作军械库的大仓库。宽敞的屋子里，官员、记者、绅士和贵妇等着我们。屋外，喧闹声震耳欲聋。“我们这是在哪儿，船长？”我问安东尼奥·德·索萨。“我们在一家军工厂里。”他回答。“这是进入这个国家的好办法，”他说。“我们这些工厂，”他又道，“既不是工厂，也不属于我们。要做的东西从国外送来时就做好了。”
恩昆昆哈内坐在长木凳上。凳子有些高，国王的双脚在半空摇晃。他叫我过去，让我待在旁边。他得知道白人在说什么。达邦狄坐在长凳另一头。木头嘎吱作响，王妃瘦削的手抚过椅面。“我们在葡萄牙了，i恩科西/i。”我说。“我哪儿都不在，”恩昆昆哈内说，“我陪着我儿若昂，在地面以下。”
看那些树，达邦狄叫道。都死了，死得连乌鸦都怕停在上面。树木被一条受人操纵的虫子蛀蚀。马路上、人行道上，枯叶卷曲，像受冻的寡妇，巫师王妃说。她又问：“你们别怕，回答我：你们见过这样残破的景象吗？”“我见过。”恩昆昆哈内答道。感到大限将至时，他父亲穆齐拉国王朝天射了支箭。刹那间，层云失去羽毛，碎落一地。
五辆马车停在我们面前。游行要开始了。士兵把我们推到马车边上。“看到了吗？”恩昆昆哈内问，“我不是俘虏，而是客人。他们用马车载我，我听说这是用来招待国王的。”
达邦狄没和其他俘虏一起。太冷了，影子都不离开身体。她跪在拉车的马前面，手指去刨铺路石间的缝隙。“那女人在干什么？”阿劳若问。“我们正踩在墓地上。”王妃说，“白人在逝者身上盖上石头，阻止他们回来。”在人们说有路的地方，她总看到坟墓。
马蹄叩击铺路的石头，像是i廷哥拉/i，我家乡的鼓手。达邦狄说，马害怕自己的影子。所以人们才不让马休息。院子里驻扎了一队士兵。这时，鼓与马蹄以同样的节奏响起。马甩甩蹄子，像栖息在水中和祖鲁人梦里的i伊坎扬巴/i。那巨蟒鼻孔喷火，眼里盛满河流与昏暗的原野。“马的眼睛适合哭泣。”达邦狄说。死去的叶子飞起，国王以为那是燕子，目光追随而去。他下令赶走。但燕子去而复回，从葬下他儿子的地表现身。葡萄牙的土也属于他。自从接收了他的血，那土地就是他的了。
俘虏开始被分配到各辆车上。前面三辆车坐着那十位妻子。第四辆车归厨子恩戈，他安置在包裹和草席上，那是我们仅有的行李。最后一辆车上是恩昆昆哈内、戈迪多、齐沙沙和穆伦戈。
葡萄牙人犹豫了一会儿，不知道把我安置在哪里。报纸早已说过有十个女人，我的出现会引起争议。他们决定让我坐厨子恩戈的马车，悄悄上路。
游行开始了。车队由三十名士兵护卫，在拥挤的人群中间强行辟出道路。成千上万人在人行道、马路上聚集，在树木或杆子顶上安席，从窗边、阳台上探身。所有人成为一体，汹涌如咆哮的海，洒下威胁与谩骂。他们朝地上吐口水，扔东西，要求斩下胆敢背叛之人的首级。
颠簸中，我从杂物之间向外探看。除了达邦狄，众王妃都显得好奇而放松。她们相信恩昆昆哈内的说辞：那些喊叫都表示欢迎。白女人的嘘声被当作木库伦加纳，那是她们自己在家乡用来欢迎客人的呼声。人群中偶尔能看到黑人。她们朝他们挥手，仿若重逢。然而，现实渐渐彰显，女人们变得像穿山甲：像共有一副身体般相互依偎，而这具躯壳蜷起，只露出坚硬的包甲。
男人们起初就陷于沮丧，因寒冷与恐惧而僵硬。但恩昆昆哈内慢慢显出平静又镇定的架势。他身上散发出的不是威仪，而是满不在乎。如果说目的是察觉不出受辱，国王喝了太多的酒。他在马车的颠簸中入睡。葡萄牙人没觉察他的困倦，想在恩昆昆哈内脸上看到整个民族屈服的模样。非洲人心不在焉，像国王该做的那样沉浸于自身。他们破口大骂，他毫无反应。他们扔来东西，他不为所动。达邦狄微微笑了，举起右拳，让手镯发出声响。枯叶从地面升起，打着旋回到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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