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医生的俗事小记
今天约翰·凯恩的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搞得我心烦意乱。在工作人员全体会议上，我们对该如何处理一份病房报告进行了讨论。一位家属发现病人情形不对，是一位来自利特里姆郡的女患者，才五十出头，在这里老龄化的群体中间，算是相当年轻的。她最近才入院，由于精神病发作，自以为是弥赛亚，救世失败，因而要自行鞭挞。为此，她使用了铁丝网。这一切都发生在利特里姆一家普普通通的农场里，发生在她有着美满婚姻的家庭之中。这已经够不幸的了。而那位家属，应该是她姐姐，有一天早晨发现她在房间里失魂落魄，撩着医院的病号服，腿上有可疑的血迹。也不是很多，就一星半点。当然，我们必须做最坏的设想，所以才召开了工作人员全体会议。大家都怀疑约翰·凯恩，毕竟，他有过类似的嫌疑，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可是，他那么一把年纪了，还能做这种事？想来男人总是乐此不疲。问题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完全没有，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提高警惕而已。
我再次意识到，在这种大会上，在任何需要开诚布公的场合下，人们都表现得紧张兮兮，都担心对外来的无论哪方的专业人士出口不慎，言多必失。即使是厨房需要协助调查某个病房轻度的食物中毒，大家也像今天早上一样提心吊胆。全体人员都扎成一堆，翻着针刺，一致对外。必须承认，我也想跟大伙儿同仇敌忾。在外人眼里，我们对错误的包容程度可谓惊世骇俗，就连滔天大祸也不在话下。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尤其是在一家精神病院，工作不仅艰难烦琐，而且稀奇古怪。在这里，每天可能突发的临头大难都可以用台风和海啸的程度来衡量。医院内部的事情最好在内部解决。也不知病人家属对此会作何感想。
难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人员，这些房间，这些琐事，都将随着医院的沉落烟消云散了。
碰巧，这个星期约翰·凯恩得到确诊，他的喉癌又复发了。他自己还不知道呢。要是没有其他的问题，本来这是件很令人伤感的事。但要是那件事属实，他还真不如清清白白地一命归西。他已经上了年纪，所以喉癌的发展非常缓慢。但是，他具体的岁数却无人知晓。他自己也承认没有出生证明，因为是由养父养母带大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俩经历了共同的命运，希望再没有其他相似之处了。他还在继续工作，主要因为没人想到要让他退休，他的年龄根本没有记录在案。另外，他的工作如此低微，很难找人接班，就算那些从中国、波斯尼亚，或者俄国来的外籍劳工也未必愿意干。再说，约翰·凯恩从来没有自发地表示过任何放下扫帚的愿望。他尤其要坚持照料萝珊，虽然每次爬那截楼梯都累得气喘吁吁，而且院里跟他说过了，完全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别人干。不得了，没门儿，一提到这个话茬，他就以叽里咕噜的方式“大发雷霆”。
不得不承认，由于贝特的缘故，我的心思根本没放在这些事上。我的头脑饱含哀痛，像一个充满红籽的石榴。怎么挤都是千愁万恨，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主治医师和护士们都在谈论那位受到侵犯的可怜女人，如果事实果真如此，但我听在耳里全是噪音。我坐在人群中间，头脑里一片喧嚣。
于是，我上楼到麦科纳提夫人房间里，跟她坐了一会儿。这么做似乎完全合乎逻辑。可能是《星际旅行》里史波克先生的瓦肯逻辑，可怜的是他没有人类的情感。我可是感慨良多。我没有继续调查她入院的前因后果。实在进行不下去了。我也感到很无奈，但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黄昏时分，我坐在她的房间里。她肯定在对我察言观色。但是，她也一言不发。我心里狂野的新仇旧恨翻江倒海，但万千思绪无论如何都不能对她言说。
我只能试图自我排解。昨天夜里，我又经历了一桩咄咄怪事。要是像我这样的一位病人这会儿来找我做心理治疗，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如今，我已经完全不知所措。只有下过地狱的人才知道地狱的深度。悲哀之旅是穿越地心的航程，必须用沉重的器械凿穿地壳。一个弱小的人在控制台前渐趋疯狂。惊恐万状，惊恐万状，但他已难觅归途。
都是被那种敲击之声搞的。一件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却令我心惊肉跳。神经质！我听上去可能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然而，我的表现确实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神经质，相信扶乩，活人能跟死人通灵，让人联想到耶柔米山墓地里那些半死不活的坟墓，谁都不敢碰，因为已经被永久性地购买了，任凭它们腐朽，也没有生者来访，无人擦拭墓碑上的铜牌。
昨晚，我的精神状态又进一步恶化了。躺在床上比狗还要清醒。夜阑人静时分，一团漆黑之中，突然，贝特的电话响了。就在我头顶响起。是我给她接了第二条电话线，因为她抱怨我总是上网，她都没法用电话了。那时她说，朋友们给她打电话总是占线，所以只能留言，而我从来也不把留言转达给她。于是，我就给她接了第二条线，虽然要多花几个钱。电话就在她床边。现在，它忽然铃声大作，把我吓得一跃而起，像个卡通人物。从内分泌角度来看，可以说我被打了一剂肾上腺素，应该是吧。铃声突如其来，不可思议，令人紧张得作呕。然后，响个不停，当然了，因为没人接听。我可不愿意深更半夜起身上楼去。但是，我忽然想起，以前贝特不在的时候，电话响几下就会进入留言状态，可这次没有。可能是电话公司把留言停了。然后，我又想起，几个星期前，我不是已经给电话公司打过电话，取消了那条电话线吗？我无法确定，但是，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其中一定有什么差错。一直躺在这里任凭电话响个不停也不是办法。
还好，铃声停了。我尽量自我宽慰，让自己悬着的心放下来。可惜，好景不长。哦，耶稣啊。我又听到了电话铃声，就在我头顶，稍微有点模糊，因为毕竟要穿过地板和陈旧的石膏棚顶，但是这次，我听到了一声回答，就是一个字，“喂”。是贝特的声音。
我吓得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膀胱。我的头脑里出现一幅画面，一头怪物，像一条大蟒蛇，用身体缠绕着我，并且开始挤压。大蟒蛇是通过挤压猎物内脏，造成它们心脏碎裂以导致死亡。那“喂”的一声几乎让我的心跳出了嗓子眼。我日夜思念贝特，但说句实在话，我可不想听到她的声音，至少不想通过这种方式听到。活生生的人是一回事，这么一个字从天而降，刺向我的胸膛，却是另外一回事了。恍惚之间，我想到，会不会阴差阳错，她的死只是我的想象，或者，她被活埋了，但是，我还没有足够时间胡思乱想，就又听到一声呼唤，清晰地叫着我的名字：“威廉！”
哦，耶稣啊，我想，电话原来是打给我的。但这个想法完全不切实际。我是说，明摆着，电话根本不可能被接听，所以，当然不可能是打给我的。
我的名字被叫到了。声音一如既往，同样的口气，同样的不耐烦，反感我把她的号码给了别人，占用了她的电话线。
我不知如何是好。“什么事？”我想都没想，就随口应了一句。
我无法充耳不闻——这里显示了我新的疯狂——更无法置之不理。我从床上爬起来，感觉跟死人差不多，好像我已经来到了阴间，或者进入了贝特喜欢的m.r.詹姆斯写的某个鬼故事里。我很不情愿地走出屋门，光着脚穿过走廊。如果她看到我这个样子，肯定会责怪我为什么不穿拖鞋。我来到楼梯狭窄的入口，一步步走向顶楼。
我走过楼梯转弯处，我就是在这里找到贝特的，她做着临死前最后的挣扎。我拨了一下开关，但没有任何反应，肯定是灯泡坏了，我之前没有注意到。楼梯台上洒着晦暗的月光，像一碗清汤。我给她的房门留了一条缝，以便空气流通，防止发霉。我迈着沉重缓慢的步伐走到她门前，在那里站住了。
我说：“贝特？”
我不禁感到毛骨悚然。无论是哪种跟恐惧有关的化学物质——肾上腺素，还是它的姐妹激素——它们令我丧失了理智。我双膝发软，肠子里都是水，想呕吐。多年前，我还小的时候，有一次在帕德斯托屠宰场，看到母牛排着队等待被屠宰，它们惊恐万状，屎滚尿流。跟我现在差不多。一方面，我希望她就在屋内，另一方面，我更强烈地希望她不在，因为生命惧怕死亡。这是人类求生的本能。我们埋葬或火化尸体，因为需要将失去生命的肉体与我们的爱和回忆划清界限。我们不愿人死后还躺在卧室里，我们希望牢记亲人生前的形象，让他们在我们的回忆里永生。
然而，倏忽之间，仿佛山雨欲来时的第一阵微风悠然而起，我觉得自己其实渴望她就在里面，渴望她还在人世。我推开门，走进去，满心期待与贝特相会，我要温柔地拥她入怀，已经太久没这么做了，我要笑着向她解释，我的头脑有多么荒唐，居然以为她离我而去了，我要恳求她，恳求她可不可以终于原谅我在小水脚做出的蠢事，让我们重新开始，我们可以出去度假，比如说，就去帕德斯托，看看那座我生活过的老宅，听说那里新建了很多家豪华的餐馆，我们可以出去吃饭，好好玩玩。
空荡荡。屋里空无一人。
当时，如果有人看到我的话，肯定会以为见了鬼——我就是那个鬼魂。一个目光狂野，相貌蠢笨的六十五岁男人，在他死去妻子的房间里，悲哀得发了疯，恳请谅解，寻求救赎。这是我对她思念的基调。贝特——救救我，原谅我。而可悲的事实是，她就早该把我赶出家门。
我坐在萝珊的房间里心潮起伏。
但对她，我必须守口如瓶。这是病人的房间，我的责任是对她做出评估，考虑是否应当让她出院，“重返社会”。这是撒切尔夫人那个年代英国的口头禅，可以说，直到如今铁娘子的风格还阴魂不散。萝珊静坐在床头，披着那种斗篷式的白色外套，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看起来好像生着一对皱巴巴的翅膀，气血贯通之前蝴蝶的双翼，有朝一日，令蝴蝶也大吃一惊的是它忽闪着这对翅膀翩翩飞舞了。
对她进行评估。多么荒谬，我不禁笑出声来。这屋里如果有哪个人的心智值得怀疑，那人无疑是我。
*
萝珊的自述
我们在都柏林结了婚，婚礼在萨屯区的一座教堂里举办，一切都很顺利。那里的神父是汤姆的好友，他们当年在都柏林同时入了大学，但是进了不同的学院。汤姆在三一学院学法律，虽然他只坚持了几个月，但已足够让他在城里广结人缘。汤姆是那种在马场泡一个下午就能结下一个莫逆之交的人。该准备的他都准备好了，特许证明，结婚启事，所有跟长老会女孩结婚必需的事宜都安排就绪。萨屯的居民可能对这场婚礼颇不以为意，毕竟没有通常的欢声雷动。他在都柏林的哥们儿都来了，仪式结束后我们在巴里饭店住了两晚，第二个晚上我们去大都会跳舞，汤姆认识那里的乐队领班，我们几乎是第一次共舞。奇怪的是，我们在他家的舞厅里倒是很少跳舞。我也不知为什么。汤姆似乎对一切都心满意足，只字不提他家没人出席婚礼的事。如果杰克不是刚好去了非洲，他肯定会到场，婚礼那天的中饭是他出的钱，算是送给弟弟的一份礼物。结果汤姆在席间喝了太多的威士忌，晚上已经烂醉如泥，但是跳舞的那天晚上他将功补过了。他可是个甜蜜的情人。千真万确。
我们黑着灯躺在饭店的房间里。白天，汤姆在他当年就读的教学楼后面的学院绿地买了一包俄式椭圆口香烟，这会儿正在吞云吐雾。当时我二十五岁，他比我稍大一点。
他说：“你觉不觉得，这里真的很不错。我在想，有朝一日，能不能来都柏林闯一闯？”
“你不会想念西部的家乡吗？”
他说：“当然想。”他在昏暗之中吐着烟圈。
我说：“汤姆？”
“嗯？”
“你爱我吗？”
“当然了。肯定的。”
我说：“那就好。我可是爱你的。”
他说：“是吗？这说明你很有眼力。你可是个聪明人呢。这点我得承认。真的。”
然后他笑起来。
他说：“你知道吗？我是真心的。”
我说：“真心什么呀？”
“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我是真心的。真心爱你。”
对他的话，我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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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非常正派的人。这一点很重要，我必须强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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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瓦莱拉和英国之间著名的经济战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你从车窗里看出去就可以略知一二。我们是春天结的婚，新出生的羔羊没有买家，农夫们不得不铁石心肠地在田野里把它们宰杀。火车穿越乡村，我们不时看到散落的羔羊的尸骸。汤姆对这一切感到愤愤不平。在他看来，德·瓦莱拉的人在《英爱条约》签署后曾一度试图颠覆这个国家，现在他们上台组阁，相当于枪手和杀人犯掌了权。这让汤姆一派恨得咬牙切齿。汤姆年轻气盛，奋发向上，他想继承这个国家，完成建国的大业。令他忧心忡忡的是，德·瓦莱拉过去想把这个崭新的国度扼杀在襁褓之中，如今又想把它的童年时代搞成一团乱麻，不把这个地方毁了他不会善罢甘休。总之，屠杀初生羔羊令最粗壮的农夫也心碎不已，但他们确实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他们全部的梦想都破灭了。
汤姆坐在我身旁，看着窗外萧条的乡村。他说：“真他妈的成了疯人院。”他这么说不无道理，毕竟，他的父母都在疯人院工作，“整个爱尔兰现在就是个疯人院。”
于是，汤姆让他爸爸给他剪裁缝制了一件蓝衬衫，然后，他开始参加小型集会，在斯莱戈组织游行，试图扭转时局。蓝衫党领头的是个叫欧达非的人，他曾经负责管理警察，后来不知怎么丢了那个职位，现在他有点像墨索里尼或者佛朗哥那类人。汤姆很佩服他，因为他做部长的时候曾经试图在爱尔兰实施儿童保护法。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他还是相当了不起的。他讲演的时候激情澎湃，汤姆还以为所有英雄人物都在动乱岁月里牺牲了呢，尤其像内战中被枪击身亡的迈克尔·柯林斯。欧达非是柯林斯的重要盟友。所以，对汤姆来说，追随欧达非是自然而然的事。我还没见过比汤姆更爱出汗的人呢，每次游行之后他的蓝衬衫都拧得出水来。腋下的部位很快就发白了，不好看，我不得不多次给它重新染色。我从来没去参观过游行，但还是希望他看上去精神抖擞，做妻子的这么想也是天经地义的。
与此同时，我们在浅滩岭一座波纹铁屋顶的小房子里安顿下来了。其实就是个窝棚，虽然距离舞场不远，却能保证把我隔绝在斯莱戈镇之外。他要回镇上也就是几步路的工夫。我们的卧室正对着月亮山，能看到山上梅芙堆的顶部，躺在那里感觉十分异乎寻常，我们是一对三十年代的摩登小夫妻，而她，躺在那座高高在上的床上，一晃已经四千年了。通过房前东倒西歪的门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兔儿岛，即使隆起的岛身挡住视线，我还是知道那位铁人就在岛的另一侧，永生永世，坚定不移，我在想象之中可以看到他，始终如一，带着斯多葛式的沉静，指向安全的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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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你到巴西》《礼帽》。得到人们衷心爱戴的不是德·瓦莱拉形销骨立的面孔，而是弗雷德·阿斯泰尔勾魂摄魄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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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门显贵也光顾电影院。如果是教堂，恐怕还得给他们预备板凳。在影院，各式皮草云集包厢。斯莱戈的老百姓就得在楼下挤一挤了。幸好克兰西先生和他的兄弟们都服过兵役，指挥观众仿佛管教刚入伍的新兵一样驾轻就熟，否则情况可能会一片大乱。如果哪个小子胆敢寻衅滋事，马上会被揪着耳朵拎出去，遗弃在斯莱戈暗夜的凄风冷雨之中。哦，但是在亲嘴的问题上，克兰西先生只能听之任之，他又不是教区牧师，而且一旦灯光暗下来，他可怎么管呢。这里虽不是教堂，但胜似教堂，比教堂强百倍。放眼四周，你会看到人们聚精会神的表情，那表情就是神父们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在教众脸上看到的。整个斯莱戈抱成湿漉漉的一团，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历，王子或贫儿，都被银幕的魔力凝聚在一起。几乎可以说，至少在电影院里，爱尔兰已成为一个自由团结的国度。虽然汤姆把我隔离在浅滩岭，等着他那位妈妈缓和敌意，给我大赦，但他还不至于狠心到星期六晚上也继续让我流配。于是我们驾着他那辆漂亮的小车，风驰电掣般开到镇上，占据我们通常的位置，好像在心灵深处生怕被别人取而代之。
电影院里总不乏说笑调侃，小伙子们随口出言不逊。有时政治路线也被牵扯进来，多数时候没人在意，但偶尔，大事没有化小，尤其在三十年代，矛盾渐趋尖锐。从星期六晚上人们在电影院里的争长论短，你可以一窥当时这个国家的民情。当然，克兰西先生不加入任何党派之争，甚至对政治本身持反感态度。一句污言秽语，你就可能被撵出去，所以据汤姆说，这里跟众议院比起来，堪称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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