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金博士遭到了枪杀。
埃德正赶上回家休假，那段时间，他完全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电视里说，金博士的惨剧尤为耸人听闻，因为他是在美国，在“迦南这一边”死于非命。
我居住过的城市无不如火如荼，我没有居住过的城市亦是如此。
埃德的个子从来都不算很高，远远赶不上他的父亲，但他此时已经长成了一个不苟言笑的男人，一个军人，这给他平添了一种威仪，如此一来，他显得似乎比自己实际要高上一些。我把目光投向他的时候，总感到有点儿眩晕，还有几分恐慌。他是个非常英俊的男孩，这一点也随他的父亲。我把他视若珍宝，我想方设法给他以帮助，这种时候，我血管里的血液都恨不得停止流动，直到我能找出一个办法来。我是他的母亲。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什么也没有。国王所有的战马和所有的手下，也无法重新拼出一个完整的它。
他回家的头一天晚上，我做了他最喜欢的饭菜。他的胃口还算不错，但他似乎没有特别注意到我的良苦用心，什么也没说。
我在纽约和乔不期而遇才刚过去没多久，但我对此只字未提。我本想找个时间告诉他，但就在这时候，我的孩子又遇上了另一个非常时刻。当一个孩子头脑里装满新的念头时，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时刻，即使他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自己的所思所想，我恐怕也不会明白。
埃德回到了战场上。又一颗高尚的灵魂突然从生命的乐章中陨落。
当时我正在自己的住处看电视。那天正赶上我休息。我们居住的房间在沃洛翰夫人宅邸的一侧。从始至终，我一直在关注战争的消息。我用这种方式让埃德安然无恙地经历这场战争，有点儿像是一种巫术吧。电视里突然插播了一条新闻快讯。我禁不住站了起来，一时透不过气来。疑惑、惊恐、痛苦，一齐冲撞着我的心。新闻里提到的不是埃德，而是沃洛翰夫人的哥哥。他在自己的国家，在美国，被人枪杀。在自己的国家，在美国，遭到谋害。他的生命故事被死亡从正中间撕裂开来。
我顺着木制走廊一路走去。她喜欢的那些小摆设，还有别的小玩意儿，像往常一样，静静地排列在桌子上，多半都不值什么钱。照片上，有她敬慕的父亲、母亲，还有家族中的亲人。冬日的风暴在窗外发出阴沉的呼啸，但并没有扰乱宅邸里的静寂。我照例在起居室的门上敲了几下，无人应答，我便走了进去。
沃洛翰夫人站在一扇窗前，右手搭在窗闩上，另一只手臂直直地垂在体侧。她穿着一件蓝色的羊毛开衫，下身是白色裤子。她透过窗玻璃，木木地望着无声的风暴。闪电在她脸上跳荡，那双蓝色的眼睛被电光激起一阵阵颤动。
我从未见过如此凄哀的画面，甚至在我自己的一生里也不曾有过。
1968，在那一年，你会切实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走到了尽头。究竟是什么我无法名状。埃德说，那是希望死了。你走到哪儿，都会听到许多人说同样的话。尤金尼德斯先生说“那是希望死了”。电影院老板佩罗斯基先生也说过此话。
对沃洛翰夫人来说，悲痛是又一座大山等着她去征服，把自己的勇气当作一面旗帜插在峰顶。
至于埃德，他完全变成了一个沉默的人。
毕竟，那些不幸遇害的人中间，有几位他曾经在沃洛翰夫人的餐桌上遇见过。他跟他们说过话，他们也跟他聊过天。在人们眼里，也许他不过是个厨师的孩子，但在美国，一个厨师的孩子有可能成就任何事情，埃德就像六月里初升的太阳一样灿烂夺目。
他在越南战场上经受着痛苦的煎熬，在我看来，他并不觉得自己应该从这极度的苦闷中奋力冲出来。实际上，我清楚地知道他毫无此念。他是个工程兵，最近开始专门探测地雷。他拿着一根棍棒去探雷，就像带着探测水源用的梣木占卜杖去寻找水井。埃德在这方面很有天赋。他的许多战友都在探雷的时候被炸得血肉模糊。但埃德有他的诀窍。他打算运用自己的诀窍，给历史的天平加上一丁点儿分量，虽然微乎其微，但那是他仅有的一点东西。他继续留在越南，关于那个国家，我只能通过模模糊糊的黑白电视机窥见一些奇奇怪怪的画面。我想，他看到的全部都是彩色图像。
埃德再也没有多说过一句话。他年纪轻轻，就把自己当成了一本合上的书。我只能自己去猜测。
我搞不懂他身体里有什么零件出了故障。也许很多很多。里面的电路烧毁了，他这台无线电收音机再也无法接收信号，或者发出信号。我的埃德。
他是那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我的过错，是不是我无常的人生给他造成了某种影响。我刚产生这个念头，它就跟我一拍即合，搬进来与我共居一室。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即使是在一个虚构的故事里。现实生活中更是如此。在我想来，他的灵魂，他最隐秘的自我，如果说不是因我而死去，至少是因我而受到了损伤。是我把病毒传染给了他，就像伤寒玛丽无意中害死了靠近自己的人。我身体里的毒药，相当于致命龙葵的提取物，那就是我的经历。
我需要有人帮助，需要一个庇护所，一个深厚的庇护所。我在沃洛翰夫人那里找到了。在那十年里，有时候，她经受的痛苦如此深重，当你遇上烦恼，她反倒成了一剂疗伤的良药。她对我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她给了我一个安全的港湾，她给予我的这份安全再也没有拿走，一晃四十年，这期间，她自己经常没有安全感。不合常理的死神，用手指点着，在她的亲人中间选中了一个又一个。那个年代，如果追踪而来的冷血杀手找到了我的下落，在某个街道的拐弯处将我射杀，谁也不会多看一眼。因为那是一个被哀痛灼烧得一片昏黑的年代。黑暗处，总有几个持枪的男人等着扣动扳机。他们正正头上的帽子，为预想中的罪恶爆出一阵哈哈大笑。他们是要杀死美国，如果它没有趴下，就朝它的灵魂再开一枪。近距离平射。爱和谋杀所需要的都只有亲密接触。六十年代，有许多大人物命丧枪口，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根本就不会被记录在死亡册里，这一点毫无疑问。
奇怪的是，我居然能把这一切都写下来，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光阴既没有宽度也没有长度，连一维空间也没有，只是宛如鸟儿的翅膀向下翻转。一瞬间，一刹那。
我试图用这张文字编织而成的网来捕捉往事，捕捉那些对我来说有着重要意义的往事。不管我怎么努力，有时候它们还是逃脱了，就像那些相比之下生命力更顽强的苍蝇。今年，盥洗室的窗户上来了一只大蜘蛛，所以唯独那个地方我不去打扫。蜘蛛尽心尽力为我捕捉夏季里肥硕的苍蝇。我耳边会突然传来一阵响亮而密集的嗡嗡嘤嘤声，那是苍蝇的挽歌。不过，时不时地，一百只苍蝇里总有一只能设法逃过一劫，获得自由。
最后，我还是试着整理自己的所思所想。我知道，某些思绪有足够的力量躲避我。它们想自由自在地流浪，沿着沟渠漫步，数一数路边的野花，然后，也许会飘落到生长于沙丘的花朵之上。随性，无拘无束而又坚强有力。
是我毁掉了我的儿子——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浮现了一遍又一遍。
埃德一定还在外面的某个地方。漂泊在这个无比广大的国家。在离开人世之前，我多么想见到他，但我知道这绝无可能。最后一次见面，我眼中看到的是一个永远不会再归家的人，因为他的罗盘针，大部分人与生俱来的罗盘针，已经从他的记忆中，从他的心里扯掉了。埃德死于在越南扫雷，我的意思是说，他并没有死，他当然没有死，但那是一段漫长的煎熬，他在野外的丛林里拆除一个又一个炸弹，身边有一位战友用手电筒给他照亮，汗水浸湿的双手让他的生命危如朝露，如此日复一日，操作专业上士埃德·布里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或者说，至少他没有回家，要么就是再也没有找到回家的路。这就是我深爱着的孩子，从克利夫兰到华盛顿，我一路上在汽车里给他哺乳的孩子，我用食物，用话语，养育了二十年的孩子。
当然，埃德的躯壳从越南回到了美国。我事先收到了通知信函，知道他乘坐的飞机什么时候到达宾夕法尼亚的基地。我为他收拾好了房间，还做了卡西·布莱克拿手的惠灵顿牛排，准备让他大享口福，那是在整个世界上他最喜欢吃的东西。然而，他却再也没有回来。
我只好扔掉了精心烹制的惠灵顿牛排，一口没动。埃德杳无音信。他跟他的父亲一样，待在美国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我给自己能想到的所有政府部门都写了信，沃洛翰夫人虽然正承受着巨大的悲痛，也还是给我提供了帮助。当然，政府部门试图保密，即使他们把你的孩子监禁起来，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如实相告。但是，埃德似乎游离在政府部门找寻不到的地方。他好像没有银行账户，也没有取过钱，或者说如果他在不断取钱，用的也是化名，这算是又一个家族传统，和他的父亲一脉相承，因为我找不到他的一丝踪迹。此外，我也尽量小心行事，因为我有点儿担心他开了小差，一反先前对军队的忠心耿耿和不同于常人的缜密作风。
夜晚，我躺在床上试图入睡，反反复复做着最不该做的事情——在脑子里一遍遍播放我们共度的时光，如同一部部老电影。剧情简单的电影，旁人不会有任何兴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人电影院。他第一次走路，我差一点儿就错过了，多亏正在照看他的玛利亚·斯科佩洛顺着街道冲我大喊大叫。他说出的第一个词偏偏是“爸爸”。他上高中的第一天，身穿蓝色的短裤。这些杂乱无章的往事，是我生命中最深沉、最重要的诗篇。
我几乎就要动笔写信给麦克·斯科佩洛，我们已经多年未曾见面，不过，每逢圣诞节，他总会给我寄张卡片，我也会寄给他。然而，我知道，麦克跟我一样，正在一天天变得衰老。再加上他还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这是他的姐姐写信告诉我的，我想，他不会愿意在美国走南闯北，一路上，关节炎带来的疼痛会害得他禁不住大声嘶吼。
诺兰先生早已开始暗中打探，而我完全被蒙在鼓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但他确实打听到了埃德的下落。星期六和星期天，他请了两天假，就神秘地离开了——说真的，在他生病之前，他从来都没有休息过。他说他要去田纳西州，通常情况下，这是他一连两天狂饮作乐的代名词。他特别热衷于在住处附近和一帮园丁聚在一起，喝得酩酊大醉。用他的话来说，他喜欢“拉上帷幕”。我想，在那时候，我就知道，诺兰先生，他也有恶魔缠身。
但那次他肯定不是去喝酒。
“告诉你吧，莉莉，”他说，“他在大烟山，在很远很远的蛮荒地，跟另外一些退伍兵和嬉皮士混在一起。我猜大概是一群跟黑公羊一类的人物。”
“那是在什么地方？”我问。
“北卡罗来纳。”他说，“有人告诉我，他就待在那一带，切罗基人居住地的后面。要往里走很远很远，一直走到原始森林里。”
“你是怎么打听到的？”
“你得不断地到处问。在美国，如果你知道怎么不停地追问，连一只蚊子的行踪都能查得到。”
“有人能在那儿找到他们吗？”
“我觉得我能行。怎么也得需要一个轻车熟路的山里人。你想让我去试试吗，莉莉？他也许不想见我。他也许不想让人打扰。不想让人找到。”
这件事我琢磨了一两天之后，还是不得不请他跑一趟。我眼前不断晃动着那个男孩，身上穿着褪色的蓝短裤。我知道，他在那场战争中目睹了残酷和混乱，我知道他已经长大成人，但我眼前总是闪动着一个男孩子的身影。
“我想让你去试试。”我说。
诺兰先生有一辆很有些年头的黑色林肯轿车，是沃洛翰先生在一个年老的百万富翁故去的时候买来的，当时他只花几美元就换来了好几样东西。他把车给了诺兰先生，因为他知道诺兰先生需要一辆车运来花草树木。诺兰先生让人取下后座，放进一块木板，这样完全可以当一辆小卡车派上用场。那辆刮痕累累的大汽车比起一辆卡车来更让他感到骄傲。
总而言之，他向沃洛翰夫人请了几天假，至于请假的原因，沃洛翰夫人没有费心去问，他也无须解释。他住得再近不过，休息时间也经常来干点儿什么，所以沃洛翰夫人大大方方地准许他走了。说句实在话，与其说她对诺兰先生时不时狂饮烂醉很看不惯，倒不如说是颇感兴趣。她喜欢听他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还有收费公路沿途的非法小酒馆里发生的故事。我想，他作为一个来自田纳西州的爱尔兰人，嗜酒贪杯在人们眼里不足为奇。所以，也许沃洛翰夫人以为他打算去来个一醉方休。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开始往车上装路上几天要用的东西。我像只鸟儿，盘旋来，盘旋去，等着跟他道别。装车的活儿他做起来得心应手。他把一个旧背包扔到后备厢里。背包落下时发出一声沉闷的重响。
“里面是我那把老枪。我可能不该把这种玩意儿到处乱扔。有时候我把气垫放到座位上，开着车就睡着了，”他说，“要是我发现自己到了蒙托克，你知道那种情况，深更半夜，黑灯瞎火的，那我大概是累坏了。这是世界上最棒的汽车。”
他爬上前座，砰的一声关上车门，摇下窗玻璃，一连串动作干净利落。
“等我上了81号州际公路，几乎能一路开到我要去的地方，新泽西，田纳西，北卡罗来纳，然后，我只要在某个路口向左一拐就能前往切罗基人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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