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都不再是原来的身份。父亲匆匆忙忙用他的公用信笺写了几封信，以备我们将来万一用得着，他在信里把我们说成兄妹俩，名字分别是蒂莫西·卡伦和葛瑞尼·卡伦，可是，他却在轮船的旅客名单里填上了我们的真实姓名，以免使用别名会给我们最终加入美国国籍带来更多的麻烦，这样一来，把一切都搞得糊里糊涂。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至少可以用假身份在美国旅行一段时间，直到事情似乎风平浪静，终于有一天我们可以以真实身份结婚，可以向移民规划局的局长先生报出真实姓名。跟普通人一样。头上没有打上死刑犯的烙印。
然而，不管是蒂莫西·卡伦还是塔格·布里，我几乎对这个人一无所知，不管他叫什么名字。
在爱尔兰，直到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那一刻，他始终是塔格。也许是恐惧改变了他，就像农场地底下发生的一场轻微地震改变了河道，造成一口水井干涸，但地面上的风景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变化。此时，我的内心在和一个完全陌生的塔格扭打、搏斗，一想到自己对这个人从来没有真正了解，竟然就稀里糊涂地和他订了婚，只因为他曾经认识我亲爱的哥哥，曾经给我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只因为他是一个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小伙子，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一阵恐慌。我感觉，自己似乎是把对威利的爱莫名其妙地转移到了塔格身上，也许就是真正的爱情也是个瞎子，听不见，也看不到。
恐惧就像是晕船一样，也许你能把它称作生命眩晕症，那是一种由恐惧——悄无声息蔓延开来的恐惧引起的极度恶心，在你入睡的时候似乎在梦中稍稍有所减退，但在你醒来片刻工夫之后，又潮涌一般回到你身上，开始咬噬你的心，而你只不过想得到人最起码的平静罢了。啃啊，咬啊，用老鼠一般的长牙。如果不改变自己，没人能熬过这种痛苦。相比之下，我和自己身边这个陌生人行走在美国，这点儿恐惧是微不足道的。
当我们坐上开往纽约的火车后，我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仿佛美国正在我们眼前匆匆建成，是特意为我们去往那里而设计修建的。这大概是因为，在此之前，我只在报纸和女爵士街那家音乐厅的小电影胶片上看见过美国的样子——去音乐厅也是姐姐莫德偷偷带我去的。此时，我眼中的美国是无穷无尽展现在面前的一连串图片——一座座水塔，海滩上那些说不上名字的巨大机器装置，接二连三跃入眼帘、数也数不清的后院和屋舍，火车经过一个个城镇和小城市的边缘地区，看上去残破不堪，这对我来说是另一种惊诧，惊诧于这贫穷破败的景象，虽然我也想到，铁路公司把铁路线铺设在穷人居住区要来得更容易。我大口大口吃着塔格在火车上给我买来的火腿三明治，大口大口喝下让人疑心重重的有些浑浊的水，大口大口吸进微微带有金属气息的空气，大口，大口，大口，就像一条快要干涸而死的鱼。
这个陌生人对我体贴入微。
“你那个在纽约的表哥，咱们知道他的名字，可以先试着去找他。咱们搞清楚在哪儿最有可能找到工作。莉莉，过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就能站稳脚跟。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好了。那场战争我都挺过来了，可不能在这儿趴下。”
宏大无比的“这儿”从车窗外飞快地掠过，坚实有力的姿态和越来越黯淡的色调被撕裂开来，变得模糊一片。
“有咱们俩相依为命，”他说，“这里会成为我们的王国。不管怎么说，咱们不是第一个到美国来的。老天，咱们不是。”
他停顿了一会儿，也许是为我默不作声而感到不安，他又说：
“终于下船了，我真是大大地松了口气，老天，我还以为自己永远缓不过来了。老天。”
“谢天谢地。”我说。
“是啊，是啊，”他一听到从我嘴里吐出四个简短的字，立刻变得兴高采烈，“我们一定能征服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在话下。靠辛勤工作，莉莉，还有你的叔叔鲍勃。”
晦暗朦胧的夜色和火一般燃烧的灯光，交织成一幅幅巨毯，从车窗外飞掠而过。
“你会看到这一天的。”他说。接着他又加重了语气：“你会看到这一天的——亲爱的。”
说话间，他那张长长的面孔，在车厢里熠熠生辉，突然显出几分俊美，犹如画中人一般，我不禁怦然心动。就在那一刻，我感觉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深信一定会的。我并不认为自己了解他，但我认定他是个正直、善良的人。跟我一样提心吊胆。
来到纽约城，又是一次全新的惊恐体验。我站在车站外已经足够熟悉的人行道上，抬头打量这个城市，高大的楼群犹如一股强劲的风扑面而来，让我一阵头晕目眩，我不得不垂下头盯着自己的双脚，否则就会昏倒在地。看来我有水平面眩晕症。
我紧紧抓住塔格的手，十足像个孩子，深信他比自己更有力量。
当我们一步步走入这个城市时，一切都开始由他来做主，他手里攥着那张写有我表哥名字的字条，那是我父亲用黑墨水写下的一个警察的笔体，这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依赖他。这个城市让我们俩一时瞠目结舌，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呈现在面前。我们仿佛是两条大马哈鱼，漫游在一个无比庞大的地下河水系最底层那黑魆魆的深水里，因为那河流深深地嵌入地下，我们已经记不清天空的样子。想起都柏林，想起那些低矮的房屋，还有倾斜的屋顶，就像在对着劈头盖脸泼下来的大雨恭恭敬敬地行礼，想到这些我简直要笑出声来。一开始，我真是无法相信任何人类机构能够建造出这样的高楼大厦。怎么会有足够长的梯子把砖头运送到那么高的地方？上下班高峰期，每条街道都排列着成群结队的出租车，一个个怒气冲冲，人们又是喊又是叫，拼命向前冲，汽车喇叭一路响着，盖过了喧闹的人声，这已经算是一种人身侵犯，你不得不领教的惊恐。
父亲在小字条上写的名字是米克·卡伦，我印象中他是住在下东城，要么就是字条上写的第八街？我记不得了。父亲给了我们两个地址，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是在芝加哥，我们只知道从纽约到芝加哥或远或近可能有那么一段距离。第一个地址事实上是十年前的，上面提到的人是休姆伍德庄园那位知名度很高的看林人的弟弟——不管怎么说，在我们看来，他是个远近闻名的人物，据说他的弟弟住在纽约，经营某种木材生意，但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书信之类的往来了，虽然他和米克·卡伦是同一个祖母。这些都是父亲告诉我们的。
“你们没必要在他那儿住很长时间，”父亲在码头边上这样嘱咐我们，“一直待到你们摸清环境就够了。卡伦一家都是大好人。”
老卡努特·卡伦一天就能采集一英亩土地上的榛木树枝，中间只有他的几个儿子给他送来一大罐一大罐的脱脂牛奶，好让他保持体力。这也算是一种声望。真正的大名鼎鼎。
新近移民到美国的卡伦家族，有可能是大大的好人，但我们按那个地址根本没有找到他们，连个影儿也没见着。我们俩像傻瓜一样站在人行道上，手里攥着那张字条，抬头望着眼前的老房子——波纹铁屋顶，从一边走上去是一个长长的铁栏杆阳台，整个儿给人一种完全被抛弃的感觉，就连门闩和栅栏也是一样，也许在过去某个遥不可及的日子，米克·卡伦本人曾经给那一扇扇门上了门闩，关上栅栏，这些东西如今全都残破不堪，年代久远的金属裂缝在越来越暗的天色中显得阴沉而凄凉。
漫长的海上航行把我们折腾得精疲力竭，但我觉得，直到那一刻为止，我们还算是满怀希望。塔格慢慢把那张字条放回口袋，拿出另一张，写有芝加哥地址的那张，就像一个玩纸牌的人手气很差，正打算拿出一张更差的牌来碰碰运气。因为我们到芝加哥要找的不过是一个可以勉强搭上关系的堂兄的朋友的朋友。塔格站在鹅卵石街道上大笑了一声。天色很快就要暗下来了，我刚闪过这个念头，路灯开始一盏盏亮起来，简直是个奇迹。那一盏盏路灯，它们是在唱歌吗，它们是不是在发出细微的声响让自己倾听？未来，明天，像高远的天空一样黑洞洞的，突然，那些消失的影像又浮现在我眼前：父亲铁板的面孔显得有些古怪，他平日里总是这副模样，还有我的两个姐姐，一个是嫁不出去的驼背姑娘，另一个有点儿神经质，动不动就生气，很快就跟我一样要成为新娘——奇怪的是，我怎么会突然这样看待她们，从前她们在我眼里永远是姐姐——甚至在我们失去可怜的威利之后。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因为威利的死，我才会来到纽约这条让人倍感孤寂的愤怒的大街上，这一切从我胸中汹涌而过，犹如洪水暴涨的山溪穿过原先正在无忧无虑生长着的金雀花丛，撕扯它们庞大的根系，狂暴地夺取了它们安然的生活。此时的我，缩头缩脑地站在街道上，浑身瑟瑟发抖，出门穿的外套也抵御不了寒冷，双腿也几乎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有一刻，塔格本可以趁机用双臂抱住我，可他到底是谁呢？不过是一个从战争中归来的小伙子，在家乡做过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儿，由于受到死亡威胁不得不撇开自己所有平凡的梦想，和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女孩来到纽约，而那女孩对他也一无所知。
由于惶恐不安，我们俩觉得，在没有认识的人或者和我们扯得上关系的人提供保护的情况下，在纽约逗留心里会非常忐忑——这也许跟迪林杰先生向我提到过的dna有点儿关系。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关于手相术、解梦之类的玩意儿。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读，那本书是卡西·布莱克的，她非常喜欢看这类书，关于头的形状以及你可以从中看出什么啦，关于梦啦。我翻过的那本书里提到，人们喜欢乘火车旅行，因为火车上从来没有死过人，如果你梦到火车，那就是梦到了永生。也许其中确实有点儿道理，因为当我们回到气势恢宏的火车站，走进足有爱尔兰一个郡那么大的正厅，从所剩不多的最后几美元里拿出钱来买了票，踏上前往芝加哥的旅程，这时候，我们俩心里莫名其妙地感到些许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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