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算是上帝朝我们微笑了，而且他还宽恕了我们。
我那位芝加哥的表姐，说起来比住在纽约的乔·卡伦还要疏远一些，但至少我们找到了她。她嫁给了一个在密歇根湖滨干活儿的男人，虽然他们手头儿拮据，剩不下几个钱，但不管怎么说，她家房间后面有个简陋的木屋，对平常人来说，冬天太冷，夏天太热，不过我们此时的境况非比寻常。汉娜·莱利系着一条看上去很有美国味儿的大围裙，一脸疲惫，当她说，我们可以把那间木屋当成自己的窝时，我们俩顿时感觉上帝和众天神正露出灿烂的微笑，俯视着我们。第二天早晨，塔格和汉娜的丈夫一起出门，竟然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这简直又是一个奇迹，虽然那段时间工作并不是非常难找。我想塔格要干的活儿是清理地面，将来好打上桩子建造楼房，这是个粗重活儿，不过塔格并不在乎。
这里的一切都比纽约显得宽阔。高楼大厦之间的间隔更疏朗，所有的建筑物都盖得敦敦实实，免得被风吹走。
父亲匆忙之间想出的计策让我们陷入了麻烦，因为他在那封官样信件中把我们说成是兄妹俩，但这套编造出来的假话完全没有必要跟汉娜·莱利去说，她知道我的来历。不过，我根本没有机会把这个假名字用在任何别的地方，汉娜记住之后，就开始用葛瑞尼·卡伦来称呼我。塔格至少可以在做工的时候把蒂莫西·卡伦作为自己的名字，父亲仓促之下选择了“卡伦”，让我们感到很懊悔，毕竟这是个姓氏。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我们已经伤透了脑筋，因为按我父亲那封信的说法，我和塔格是兄妹俩，可汉娜非常清楚不是这么回事儿，并且我们俩现在还一起住在那间小木屋里。她心急火燎地想让我们把事情弄个一清二白。
“你知道吗，莉莉，咱们是体面人家，虽然你们碰上了麻烦，你心里明白，就是在家乡那档子事儿，好啦，如果你们要在这儿重新开始生活，就得结婚才行。”
“我们是要结婚，”我说，“只不过我们得决定用什么名字结婚。”
“你父亲为什么把你们说成是兄妹俩？”
“我也不知道。当时匆匆忙忙，感觉好像是个不错的主意。可船上的乘客登记表上写的却是我们的真实姓名，我们在这儿好像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也许我们可以干脆用自己的真实身份去登记结婚。”
“我看没什么不可以的。”汉娜说。
但塔格却觉得这么做不是很明智。
“咱们不能这么办。”他说。那天晚上，我给他煎了美味可口的大香肠，他正狼吞虎咽地吃着，虽然没有配土豆，香肠摆在盘子里显得有点儿孤孤单单。他说：“用新名字对我们也不大好。结果会很糟糕，这样一来，会有人把咱们当成是兄妹俩。用原来的名字可能给咱们带来杀身之祸。咱们需要另外取两个名字，莉莉。”
“在美国咱们可以这么做吗？”
“在这儿一定有办法正式取名，我必须得把这件事儿搞清楚。”
可他根本抽不出时间。早晨六点钟他就出去工作，一直到寒气逼人的傍晚才回来，一连几个星期过去了，他变得又黑又瘦。人也变得陌生起来。
我们的床板又窄又薄，黑暗中，我和塔格并排躺在上面，把所有能御寒的东西全都堆在身上。从加拿大一路吹过来的湖风，穿透木屋的板条，在我们脸上、手上恣意戏耍，我们在脚上套了好几层袜子，可寒气还是能偷偷渗进来，摸到最容易冻伤的脚指头。
恋爱的时候，我们曾经亲吻过。那仿佛是在很久以前，我们坐在圣史蒂芬公园少得可怜的椅子上，爱尔兰的春天，阳光忽隐忽现，让人捉摸不定，散发出淡淡的热力，我们在阳光下手牵着手，或者躲在露天音乐台的阴影里，缠绵在彼此的怀抱中。我喜欢他的亲吻，他的吻像一朵温暖的花儿在我胸中慢慢舒卷绽放。到了夏天，炽烈的亲吻如烈焰烘烤，我的乳房和他的胸脯贴在一起，汗水涔涔，这种时候可不怎么美妙。
我们到这儿来的头几个星期，寒风彻骨，窗外传来湖水的巨大喧响，屋内黑暗中掺杂着脏兮兮的枪灰色，与我们有一墙之隔的汉娜和她丈夫正发出阵阵鼾声，我们本可以拼命进入对方的身体，就像是地球上第一对男女情人，然而，当我们紧挨着躺在床上时，却恍若隔世，仿佛是哪个神父给我们下了咒语。
现在，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那其实也是恐惧的一部分，虽然我们漂泊在美国，正被人四处搜寻——这是再清楚不过的，虽然塔格说他确信我们有可能已经摆脱了追踪，但我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情投意合，反而是这种突然从天而降的亲密关系，让我们莫名其妙地产生了隔膜。
就我而言，我本可以不那么提心吊胆，因为他是个亲切和善的高个子男人，但是，刚到美国的那段时间，他突然变得冷漠、疏离，心思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在某种意义上，那也许是因为他正大难临头，已经感觉到死亡一点点逼近，至少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甚至没有时间联系上远在科克的母亲，我觉得，每当他想到自己的母亲孤身一人待在家乡，对他现在的情况一无所知，对他突然消失的原因也完全蒙在鼓里时，他一定很不好受。
我想，他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正是在这时候，我开始暗自琢磨——他会不会认为，我们俩之所以陷入眼下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是我造成了这一切，更确切地说，我开始思量，这到底是不是我的过错。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维克罗郡人，他在维克罗的所作所为人们便格外留意。一般来说，警察通常在远离自己居住区域的地方执行公务，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而塔格却因我而暴露了身份。全是由于我的缘故，他的名字才为人所知，一辆卡车经过维克罗，车上的人荷枪实弹，也许一路上还嘻嘻哈哈，毫无疑问，那是一群肆无忌惮、没心没肺的家伙，然后发生了伏击，当地的几个小伙子当场丧命，看来“黑棕团”早有防备——这山野风景里可怕的一幕，因我而加上了一个名字，一切全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关于这些，我一句话也没有对塔格说过，但我还是摆脱不了干系。正是这种事情夹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生分起来，就像是一团乱七八糟缠绞在一起的毛线，剪不断，理还乱，虽然我们表面上亲密无间，躺在窄窄的床上，迫不得已只能臂膀紧挨着臂膀，他的身体散发出的热力，在冰冷刺骨的房间里，对我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他的红胡子从面部微微隆起，看上去就像是都柏林基督教大教堂里的墓碑上雕刻的人物。
甚至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一直充满了热望，期盼回到那个时间，那个地点，我会转向他，紧紧地抱住他，让他明白，只要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切隔阂都会冰消雪融，作为有血有肉的人，这大概是我们最起码能够做的。房间里一团漆黑，只需要点起一根蜡烛就能驱散黑暗。我多么希望，我多么希望我们没有浪费掉那么多厮守在一起的宝贵时光。
不过，我们的情绪慢慢松弛了下来。其中的缘由大概是，虽然塔格靠干苦力挣来的为数不多的几美元外加几美分，比起“黑棕团”的薪水确实少得很，但在我看来非常了不起，因为这证明了我们能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的能力，并且开始带给我们一种安全感。父亲通过邮箱编号给我寄来一封信，把莫德和她的未婚夫马修举行婚礼期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告诉了我，这对我来说如获至宝，虽然他的讲述只有寥寥几句，就像例行公事——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但我的想象力填补了所有的空白。在想象中，我仿佛看见莫德脸上浮现出很少一见的微笑。我希望她时常把笑容挂在脸上，因为她的微笑很美丽——如果说难得一见的话，我希望她和她的丈夫相亲相爱，虽然我不知道这有多大可能，我对一切都茫然无知。
那封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心里都自然会泛起一阵忧伤，一阵思乡的痛楚，当然，还有一丝妒忌。
不过，当芝加哥从冬季和春季的寒冷中摆脱出来时，塔格和我总算开始变得融洽。
“我要说，我喜欢这个地方。”他说，“我喜欢这里。”
生活在美国当然要来得轻松自如一些，因为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历史。慢慢地，我意识到，作为父亲的女儿，不知不觉中我从小女孩长成一个年轻姑娘，这是一段充满痛苦的历程，一件事情总是和另一件事情相抵触——我父亲对国王深怀敬意，而塔格的父亲则是爱尔兰志愿军的成员，二者水火不容；威利投入那场战争和他的死是多么强烈的反差，甚至连维克罗郡的生活和都柏林的生活也格格不入，还有大巴从乡下运到城里来的白色石楠花，最终也会变成黑色，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枯萎黯淡的小小花朵诉说着时间的脚步，时间的飞逝。就连我自己来到世间也是一个矛盾，母亲在给予我生命的同时自己却离开了人世。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这里，在美国，有哪些东西是相互抵触的。
塔格不单单开始喜欢芝加哥，甚至在他提到“家”这个字眼儿的时候，他开始用来指我们住的那间破破烂烂的木屋，而不是指科克或者爱尔兰，现在我们已经有能力给表姐一点儿钱，勉强充作房租。慢慢地，我们接触到的周围事物开始延伸开去，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王国——躁动不安的密歇根湖仿佛自以为是大海，城市里层层叠叠的建筑也开始成为我们谈话中和梦境里的地标。
接着，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们俩并排躺在床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完全出于人类纯粹的本能，我们不约而同地转向对方，开始温柔地亲吻，继而变得狂热，就像两只猛醒的野兽，不知不觉中，我们死命抓住对方，扯掉身上的衣服，紧紧地搂抱在一起，然后他进入了我的身体，这一切就像深冬季节从湖面上突然一路席卷而来的暴风雨，我们是那么幸福，那么快乐，那么年轻，在湖边那间小木屋里，任何人都能领略的诗歌最终让我们恣意领受了一遍，两个人完全融化为一体。在那一刻，我们俩都深深地明白，不管怎样，我们都会结婚，这根本不需要说一个字。
就在那个星期日，我和塔格漫步走到城里，我记得，我们俩就像两个刚刚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人，浸润在清冽的黄色阳光里。也许是初夏的热烈气息对自己不太有把握，便又缩回了脚步。我们俩挽着彼此的手臂，喜滋滋，兴冲冲，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反正我们也毫不在意。
他脑子里突然间装满了各种想法，仿佛他猛然意识到我们身处美国，这里显而易见是个安全的地方，兴许还是个无忧无虑的所在，又仿佛他突然记起自己还很年轻，虽然迫不得已背井离乡，但作为一个爱尔兰人，自己原本也有可能来到美国，现在，未来的一切都呈现在他眼前，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像是一个灿烂夺目的天国。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芝加哥那个稀松平常的下午，他整个人充满了快乐。为此，我要感谢上帝。
我要感谢他，感谢他。
我们沿着芝加哥艺术学院宽大的台阶拾级而上。塔格有个跟他一起打桩做工的伙伴，是个亚美尼亚人，先前在亚美尼亚的某个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后来他的同胞遭到土耳其人的屠戮，就像糖溶化在一杯茶里。“他老是提起‘寂寞的美术学院’，”塔格说，“你觉得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的英语是我听到的最优美、最有趣的。我觉得他说的有可能是美国英语。”塔格还说，那个亚美尼亚工友的母亲就在他眼前被人杀害，最终死在他的怀里。现在，他到了美国，在芝加哥湖畔挥动铁锹和镐头赖以谋生，没有钱买画刷和颜料。但他曾经告诉塔格，在这座城市里有一座美妙的建筑，分文不取就能让你从一个房间到一个房间尽情观赏那些画作，塔格说，他把那些画叫作“美的窗口”。平日里，塔格对艺术之类的玩意儿本来没什么兴趣，那个星期日，他决定带我去艺术学院，在一定程度上大概是出于对那位个子矮小、充满激情的亚美尼亚朋友的喜爱，此外也许多多少少还有纵情做爱在我们身上点燃的巨大热情。
我们走进一个宏伟的大厅，这大厅在我们看来本身就令人叹为观止。屋顶高耸，身穿深色西装的男人和衣裙亮丽的女子川流不息。他们成群结队，从一道道门进进出出，汇成一条条明与暗交织在一起的小河徐徐流淌，你可能会恍惚觉得那是地面的坡度造成的。接着，会有一小群一小群的人聚拢在岸边，在某些画作前面驻足凝望，就像成群的蝌蚪在咬啮池塘里的水草一般。孩子们永远都在不安分地四处游荡，我还时不时在这里瞥见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在那里留意到一个面容憔悴的男子，不过，总的来说，我们一迈步进来，就立刻被一种异乎寻常的欢快而满足的调子所俘获，仿佛这座恢宏的建筑是一所包治百病的医院，能治愈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灵疾症。
我们被深深感染了。一切其他思虑全都烟消云散，那一刻头脑无比清晰，这种时候你一生中大概只会碰上三四次。弥漫的雾气从海面上退去，呈现出一望无际的蔚蓝，就像是一个明确的阐释。我深爱着我的父亲和姐妹，深深地怀念我的哥哥，但我很有可能永远也不能再回到爱尔兰。不过，我和塔格刚刚开始两情相悦，此时正怡然自得地东游西逛，而且毫无疑问我们很快就会结婚，我们俩都为此感到高兴。就在那一瞬间，我洞悉了一切，或者说我自以为如此，我突然领悟到自己是谁，塔格是谁，也许我的心再也没有如此透彻，塔格是我的丈夫，上帝原谅我，在我看来，他是个让人引以为豪的丈夫，一个非常阳光的男人。在我自称洞悉一切的那个时刻，我认为自己非常幸运，我感觉自己非常幸运。我当时一定像个傻妞一样咯咯地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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