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廊尽头，响起了隆隆鼓声，所有人的眼睛都朝门看去。布雷南眼里噙着泪水；斯比内尔抿着嘴，细瘦的颈前那只喉结痉挛似的牵动；阿尔芒手插在上衣口袋里，乌黑的络腮胡子遮着一张铁青的脸。窗户紧闭，但还是听得到从广场传来的吼叫声；他们高喊：“不要波旁家族！共和国万岁！拉斐德万岁！”天气十分炎热，阿尔芒额上冒出一颗颗汗珠，但是我知道，沿着他的脊梁骨闪过一阵寒颤。此刻，我在窥探他们的内心；我感觉到他微湿的掌心有一种金属的凉意，我自己掌心有一种阳台铁栏杆的凉意。他们曾经高喊过：“安托纳·福斯卡万岁！卡莫纳万岁！”一座教堂在黑夜里烧了起来，胜利的火焰冲向天空，失败的黑色尘埃雨点似的落在我心头；空气中有一种谎言的味道。我抓住栏杆，想：“一个人就无所作为了吗？”他握紧手枪的枪柄，想：“我会有所作为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准备去死。
鼓声突然歇了，响起了脚步声，那个人出现了；他含着笑，但是脸是苍白的，跟阿尔芒一般苍白。横在他胸前的三色缎带下，他的那颗心怦怦跳着；他的嘴发干。拉斐德走在他旁边。阿尔芒的手慢慢地从口袋里伸出来；我抓住他的手腕。我说：
“没用，我把子弹退膛了。”
大厅里升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海的声音、风的声音、火山的声音；那个人走过我们面前；我紧紧握住阿尔芒的手，这只手在我的手指间变得软弱无力；我把枪夺了过来。他向我看看，脸上泛起红晕。
“这是背叛，”他说。
他朝门口走去，跑下楼梯。我跑在他后面。广场上，他们挥动三色旗，有几个人还在喊：“共和国万岁！”但是大多数群众默不做声；他们两眼盯着市政厅窗户，他们在犹豫。阿尔芒走了几步，紧紧抱住一根路灯杆，像个醉汉；他的腿在哆嗦。他在哭。他哭是因为他被征服了，因为他的生命得救了。他躺在床上，肚子打了个窟窿，他是个征服者，他死了；他在微笑。突然又响起吼声：“拉斐德万岁！奥尔良公爵万岁！”阿尔芒抬起头，看见将军和公爵在市政厅阳台上拥抱，身上都披了一面三色旗。
“赢了！”他说。他的声音不带怒气，然而有一种极大的倦意。“您没有权利那样做，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这是没有意义的自杀，”我冷冷地说，“公爵算什么？什么都不是。他的死不会改变什么。资产阶级下决心要篡改革命，他们会成功的，这个国家要建立共和制还不成熟。”
“您听听他们，”阿尔芒说，“他们像孩子似的受人拨弄。就没有人要他们睁开眼睛看看？”
“您自己就是个孩子，”我碰他的肩膀说，“您以为暴动三天就能把全国人民教育过来啦？”
“他们要自由，”阿尔芒说，“他们为自由流了血。”
“他们流了血，”我说，“但是他们知道为什么吗？他们真正的意愿是什么，连自己也不明白。”
我们走上了塞纳河河滨道，阿尔芒走在我旁边，拖着两条腿，垂头丧气的。
“昨天胜利还在我们手中，”他说。
“没有，”我说，“你们并没有胜利，因为你们成功了也没有能力维持。你们没有准备。”
一件宽大的白色法衣，鼓满了水，在河面上漂。靠岸停着一条船，桅杆上挂一面黑旗；有几个人抬来几副担架，放在斜坡上，人群伏在桥栏杆上一声不出，扑面升起一股气味，这是里维尔的气味，罗马广场的气味，战场的气味，胜利与失败的气味，相形之下，鲜红的血显得那么黯淡。他们把尸体堆到船上，再铺上一层干草。
“他们白死了，”阿尔芒说。
我望着阳光照耀下的茅草，底下是长满蛆虫的人肉在发酵。为人类、自由、进步、幸福而死，为卡莫纳而死，为帝国而死，为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未来而死，为最终不得不死而死，白白而死。话已经到我嘴边，但是我没说出来；我已经学会了怎样跟他们说话。
“他们是为了明天的革命而死的，”我说，“在那三天，人民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还不知道如何使用，但是明天他们会知道的。要是您去从事未来的准备工作，而不是毫无意义地去殉难，他们会知道的。”
“您说得对，”他说，“共和国需要的不是殉道者。”
有一会儿，他身子倚在桥栏杆上，两眼盯着那条载尸船，后来他转过身：
“我要去报馆。”
“我跟您一起去，”我说。
我们离开河滨道。拐角处，一个人正把一张告示往墙上贴。上面写着一些粗大的黑字：“奥尔良公爵不是波旁家族的人，他是瓦卢瓦家族的人。”远处，在一道栅栏上，我们看到撕破的共和派宣言。
“什么事都做不成了！”阿尔芒说，“而昨天，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做！”
“要耐心，”我说，“您前面有整整的一生。”
“是的，这全亏了您。”
他勉强向我笑笑：
“您怎么猜着的？”
“我看见您给手枪上膛。要看透您的心思不难。”
我们穿越马路，阿尔芒眼睛盯着我困惑不解：
“我在想，您为什么那么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我对您说过，我非常爱您的母亲，由于她我把您看做一位亲人。”
他一声不答，但是当我们走过一面弹孔累累的橱窗前，他停住脚步。
“咱们俩很像，您从来没有注意到吗？”他说。
我望着两个人的映像：我这张几世纪来没有变化的脸，他这张涉世未久的脸，还有他的黑色长发、络腮胡子、热情的眼睛；我们都有一样的鼻子——福斯卡的鼻子。
“您想到什么啦？”我说。
他迟疑一下：
“我以后跟您说。”
我们走到《进步报》报馆的大楼前；人行道上有一群衣衫褴褛的汉子，他们用肩膀猛撞紧闭的门。他们叫喊：“我们要枪毙这些共和分子！”
“啊！这些蠢人！”阿尔芒说。
“我们从后门进，”我说。
我们绕过这一排房屋，敲门，门上小窗开了，然后大门打开一条缝。
“快进，”瓦隆说。
他衬衫敞开，胸前冒汗，手里握了一支长枪。
“你去试试，叫加尼埃下决心走。他们要杀他。”
阿尔芒几步蹿上了楼梯。加尼埃坐在编辑室一张桌子旁边，围在一群青年中间。他们没有武器。只听到从街心传来沉闷的枪声、喊杀声。
“您还等什么？”阿尔芒说，“从小门溜走。”
“不。我要接待他们，”加尼埃说。
他害怕。从他扭歪的嘴角、痉挛的手指，我可以看出他害怕。
“共和国要的不是殉道者，”阿尔芒说，“别让他们把您杀了。”
“我不愿意他们捣毁我的印刷机，烧掉我的稿件，”加尼埃说，“我要接待他们。”
他声音坚定，目光严峻。但是，我感觉到他内心是害怕的。他若不害怕，无疑会同意走的。他高傲地补充了一句：
“我一个人也不留。”
“这话白说，”我说，“您知道，这些青年不会离开您的。”
他环顾了一下，显得犹豫不决。这时刻，听到一声巨大的开裂声，一群人疯狂冲上楼来。他们喊：“杀死共和分子！”玻璃门打开了，他们拥了进来，刺刀挺在前面，样子醉醺醺的。
“你们要干吗？”加尼埃说话声音干咽。
他们迟疑了，其中一个人喊：
“我们要剥掉你这个共和分子的臭皮囊！”
他往前扑，我纵身跳到加尼埃前面，当胸挨了一刺刀。
“你们是些杀人犯？”加尼埃叫道。
他的声音从很远地方传入我耳中；我觉得血湿透了我的衬衣，眼前是一片迷雾。我想：“这次我可能要死了，我可能完了！”后来，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桌子上，胸前扎了一块白布。加尼埃说个不停，这些汉子朝门口退去。
“不要动，”阿尔芒对我说，“我去找个医生。”
“用不着，”我说，“刀卡在一根骨头上。我没什么。”
在街上，在窗下，他们继续喊叫：“枪毙共和分子。”但是，这些汉子已经旋转脚踵，走下楼梯。我站起身，掖上衬衫，扣上外衣。
“您救了我的命，”加尼埃说。
“别谢我，先看看生命留给您的是什么。”
我想：“这一来，他还要带着害怕的心理活上几年。”
“我回去休息。”
阿尔芒跟我一起下楼，我们不出声走了一会儿，然后他说：
“您是应该死的。”
“刀卡在……”
他打断我的话：
“挨了这么一刀，一般人没有能站得起来的。”
他抓住我的手腕：
“把真相告诉我吧。”
“什么真相？”
“您为什么要照顾我？为什么咱们俩那么像？刺刀并没有卡住，您怎么又会不死的？”
他说话口气异常兴奋，手指痉挛似的抓住我的胳膊：
“很久以前，我就怀疑……”
“我不明白您想说些什么。”
“从小我就知道，我有一个祖先，他永远不会死，从小我就希望碰见他……”
“您母亲跟我说起过这个传奇……”我说，“您能相信吗？”
“我一直深信不疑，”他说，“我总是在想，他若对我有些情意的话，我和他一起可以轰轰烈烈干一番。”
他的眼睛亮了，怀着激情望着我；查理五世把头扭了过去，下嘴唇往下挂着，在垂落的眼皮下，眼睛像死了似的，而我答应说：我们轰轰烈烈干一番。我一言不出，阿尔芒不耐烦地对我说：
“这是一桩秘密？为什么要神秘兮兮的？”
“您相信我不会死以后，看着我不害怕吗？”
“那有什么可害怕的？”
他笑了一笑，神采飞扬，一下子显得非常年轻；我心中有什么东西动了：平淡无奇的、带着一种年代悠久、有点陈腐的香味。喷泉在歌唱。
“是您，对吗？”
“是我。”
“那未来属于咱们的了，”他说，“谢谢您救了我的命！”
“先不要高兴！”我说，“会死的人在我身边生活是危险的。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生命一下子显得那么短促，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像会有结果。”
“我知道，我不多不少只有一个普通人的生命，”他说，“有了您不会有任何变化。”
他望着我，仿佛第一次看到，他已经起了贪心，要利用出现在他面前的大好机会。
“您见过的世面可多啦！您参加过大革命吗？”
“参加了。”
“您以后给我说说，”他说。
“我那时并不很关心，”我说。
“啊！”
他打量我，有点扫兴的样子。
我突然说：
“我到了。”
“我上您屋里坐会儿，打扰您吗？”
“什么都不会打扰我的。”
我推开图书室的门。玛丽亚纳在椭圆形镜框里微笑，她青春的肩膀袒露在蓝色长裙上。我说：
“她是您的外曾祖母。我的妻子。”
“她很美，”阿尔芒有礼貌地说。
他的目光在房里扫了一遍。
“这些书您都看了？”
“差不多都看了。”
“您一定是个大学者。”
“我对科学已不感兴趣。”
我望着玛丽亚纳，我想谈谈她，她死了很久了；但是对阿尔芒，她今天才开始存在；她会在他心中复活，美丽、年轻、热情。我说：
“她对科学充满信心。她跟您一样，相信进步、理性、自由。她热诚地献身于人类的幸福……”
“这些您不相信吗？”他说。
“当然，”我说，“但是她，这是另一回事。她充满活力，凡经她碰过的东西，无不有了生命：花、思想……”
“女性经常比我们慷慨，”阿尔芒说。
我拉上窗帘，对他这句话没有回答。我点了一盏灯。对他来说，玛丽亚纳是什么呢？千千万万死人中的一个死人。她在椭圆形镜框内含着一成不变的微笑，她永远不会重生。
“您为什么对科学不感兴趣了？”阿尔芒说。
他累得有点摇摇晃晃，眼皮眨个不停；但是，没有从我这里获得好处以前，他打定主意不离开。我说：
“科学不会使人超越人的本性。”
“有必要超越吗？”
“对您肯定没有必要。”
我突然加上一句：
“您该休息会儿。您看来精疲力竭了。”
“我这三天睡眠不足，”他说时，含歉地笑了一笑。
“在同一天内死后又复生，”我说，“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您躺在沙发床上睡吧。”
他往长沙发上倒了下来，说：
“我睡会儿。”
我依然站在沙发旁。夜正在来临。那边，暮色苍茫中，响彻着节日的欢呼声，但是在这间拉上窗帘的工作室内，除了阿尔芒轻微的鼾声，听不到别的。他已经睡了。四天来，他第一天摆脱了恐惧，摆脱了希望；他睡了，守夜的是我，在我内心深深感到这一天的重量，这一天在窗子后面进入了沉重的弥留阶段。佩尔戈拉城内阒无一人的广场，佛罗伦萨的远不可及的金色圆顶，卡莫纳阳台上淡而无味的葡萄酒……但是他也有过胜利的陶醉，听过马拉泰斯塔的狂笑，见过安托纳临死时的微笑；卡利埃望着黄浊的河水嘿嘿冷笑：我到了；而我，两手撕破自己的衬衫，生命使我窒息。他胸中有过希望，乌云密布的空中也有过红彤彤的太阳，平原远处也有过蓝色的山影，天涯也有过悠悠远飘的帆影，倏忽失落在望不见的地坳里。我俯身看阿尔芒，望着这张年轻、抑郁不欢的脸；他梦见了什么？他睡着，唐克雷德、安托纳、查理五世、卡利埃也曾这样睡过；他们都很像；可是对每个人，生命都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只有本人才能体会。这么一个生命是永远不会重现的；在每个人身上，生命没有一点一滴不是崭新的。他不会梦见佩尔戈拉的广场，也不会梦见黄浊的大河，他有他的形形色色的梦，是我无法剥夺其一丝一毫的。我永远无法脱胎换骨，做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我可以试图为他效劳，但我不会用他的眼睛观看事物，不会用他的心体验感情。尾随我身后的永远是红彤彤的太阳、黄水的咆哮、佩尔戈拉的可憎的孤独：这是我的过去！我从阿尔芒身边走开；对他，也像对其他人一样，我不应该抱任何希望。
黄色的天空中浮现一团青烟，接着，这团青烟拉长了，飘动了，断了。某处，银色沙滩上，一片棕榈树影朝着一块白色卵石爬去。我多么愿意躺在这块沙滩上；每次我强迫自己讲他们的语言时，总感到空虚和疲劳。
“在印刷和出版问题上，把一张起义号召书张贴在当局人士事先知道的场所，才构成现行罪。最近一个月来，凭押票而加以逮捕的作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在犯现行罪时被抓住的。”
隔壁房间里，阿尔芒在高声念我的文章，其他人听着；有时，他们高兴得鼓起掌来。他们鼓掌，要是我推开门，他们的脸马上板了起来。我徒然每夜和他们一起工作，徒然写他们要我写的每篇文章，我在他们眼中还是一个陌生人。
“你们把一个无辜的人从他家里劫走，进行非法控告，几星期关在暗牢里，还妄加罪名，理由是他在失望和愤怒中对你们的官吏说了一句挖苦话，我要说你们这是在践踏法国人民用鲜血争取来的神圣权利。”
这几句话是我写的，而我在想：“玛丽亚纳会对我满意的。”但是这几句话，我已认不出来了；在我心中有的只是一片沉默。
“这一篇文章会引起轰动，”加尼埃说。
他已走到我跟前，望着我，神经质地扭动嘴。他愿意对我说几句恭维话，唯有他一个人看见我不怕，但是我们没有谈过心。
“等着打官司吧，”他终于说，“我们会赢的。”
门砰的一声开了，斯比内尔进来。他脸色红扑扑的，鬈发上还沾有凉意和夜气。他把围脖扔在椅子上，说：
“伊夫里暴动了。工人捣毁了纺织机，殴打了拿刺刀冲锋的军队。”
他说话太急，结结巴巴。他并不关心工人，也不关心捣毁的机器和流血；他很高兴，因为给报馆带来了重要消息。
“死人了吗？”加尼埃说。
“三个。伤了好几个。”
“死了三个……”
加尼埃脸上表情紧张。他的心也不在伊夫里、叫声、枪声上；他在设想大字标题。军队手提刺刀冲向工人。他已经在斟酌文章的开头。
“他们捣毁了机器！”阿尔芒说，“应该跟他们解释这是愚蠢的……”
“那又怎么样？”加尼埃说，“重要的是那边发生了暴动。”
他转身对斯比内尔说：
“我上排字房去，你跟我来。”
他们出去了，阿尔芒坐在一张靠椅里，脸对着我；他在思考。
“加尼埃错了，”他终于说，“这些暴动对事情毫无好处。您对我说过，应该首先教育人民，您是对的。”
他耸耸肩膀。
“您想想，他们竟把机器也捣毁了！”
我没有回答。他也不等待回答。他迷惑不解地观察我，我没法猜知他在我脸上看到了什么。
“麻烦的是他们不信任我们，”他说，“夜校、公共集会、小册子，靠这些我们没法接近他们。我们说的话他们听不进去。”
他的声音中有一种呼吁。我笑了：
“您要我做什么？”
“要影响他们，必须生活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工作，与他们并肩作战，应该做他们的一分子。”
“您要我做一个工人？”
“是的，”他说，“您可以做大量工作。”
他贪婪地望着我，我在这样的目光下感到安全，因为我仅是一种供人利用的力量。我既不使他害怕，也不引起他的好感，他利用我，如此而已。
“要一个会死的人这样做，是一个很大的牺牲。但是对您，十年、十五年的生命算不了什么。”
“这确实算不了什么，”我说。
他顿时容光焕发：
“那么您同意了？”
“我可以试试，”我说。
“喔！这不难，”他说，“您肯试，您就会成功。”
我重复一句：
“我试试。”
我躺在蚂蚁窝旁，她来了，我站起身，她跟我说：“做一个普通人。”我还听到她的声音，我望着他们说：“这是些普通人。”但是，在夜色沉沉的印刷间，我在湿腻腻的卷纸上涂红的、黄的、蓝的颜色时，我不能堵住另一个声音对我说：“人是什么？他们能对我做什么？”机器的嗡嗡声震得我们脚下的地板发颤，这也是这个停滞而又动荡的时代的颤声。
“还要很久吗？”那个孩子说。
他站在一张矮梯子上，在一只研钵内调颜料。我感觉到他的背弯了，两腿发麻了，还有那颗又空又重的头，直拉了他往地上冲。
“你累了？”
他连话也没回答。
“你休息会儿，”我说。
他在矮梯的最高一级坐下，闭上眼睛。早晨以来，蘸了颜料的画笔在卷纸上来回涂个不停，从早晨起，都是同样混浊的光线、颜料的气味、节奏均匀的机器声：永远、永远。从早晨起，自开天辟地以来，永远是厌倦、疲劳和时代的颤声。纺织机永远、永远响彻卡莫纳的大街小巷，响彻根特的大街小巷，梭子穿过来——穿过去——穿过来——穿过去；房屋燃烧了，烈焰中升起了歌声，鲜红的血和玫瑰色的沟水流在一起，机器顽固地响着：永远、永远。手把笔浸入红色的浆液，手拿笔在纸上用力涂画。孩子的头耷拉在胸前，他睡着了。对他们来说，活只是不死而已。在四五十年的时间内不死；最后，还是死了。挣扎有什么用呢？不管怎么样，他们不久都会解脱的，每个人都要先后死去。在那里，棕榈树影朝着卵石爬去，海水拍着沙滩。我想跨过这道门槛，试图去变成一块普通的石头。
孩子睁开眼睛。
“钟没有敲吗？”
“五分钟内要敲了。”
他笑了。我贪婪地把这声笑珍藏在心中。由于他脸上这道神采，机器的嗡嗡声、颜料的气味，这一切都变了；时间不再是一条不涨不落的河川；在人间还有希望，还有惋惜，还有恨与爱。最后，是死了；但是首先，他们是活着。不是蚂蚁，不是石头，而是人。通过这声笑，玛丽亚纳又在向我招手：信任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做一个人。我把手放在小孩头上。这个声音我还能听上多久？当他们的笑、他们的泪在我心中引不起一点回声的时候，我会变成什么呢？
“完了，”我说。
那个人还是坐在椅子边上，带着迟钝的表情凝视靠在枕上的这张青色面具。一个女人死了，七层楼的那个得救了：事情也可以恰好相反；至于我，这没有一点区别。但是对这个人来说，死的偏偏是这个女人：他的女人。
我离开房间。流行病一开始，我便申请做护理人员，整夜给他们敷发疱药，放水蛭。他们愿意治好病，我也竭力把他们的病治好；我竭力侍候他们，不对自己提出问题。
路是空的，但是可以听到右边传来一阵响亮的铁器声，这是一辆炮车颠簸着滚过来，炮车是用来运送棺木的。有人说，一路的颠簸常常会把木板震碎，尸体滚落街头，五脏六腑流得满地都是。有几个人用床垫、木板抬了白皮肤黑斑纹的尸体，走在玫瑰色街面上，横七竖八地往沟里扔。能外逃的都外逃了，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骑驴，他们越过暗道，乘驿车，乘大车，乘轿式马车，他们飞奔着越过了巴黎的城门。法国议院贵族、大资产者、官吏、议员、有钱的人，个个逃跑了，那些逃不了一死的人夜里在荒弃的宫廷里跳舞，早晨听高大的黑衣僧侣在广场上讲道。穷人没法逃，他们留在瘟疫横行的城内，他们躺在床上，不是发冷，便是发烧，脸上铁青，脸上黑灰，遍体长满深色的斑点。早晨，尸体沿门摆成一排，死亡的气味直冲云霄；在阴霾的天空下，垂死者送往医院，关在门后奄奄一息；他们的家属、他们的朋友徒然簇拥在铁门外面，只是听到他们临终的咽息。
我推开门。阿尔芒坐在床前，加尼埃站在桌子旁边，桌上点了一支蜡烛。
“你们怎么来了？”我说，“太大意了！你们不信任我？”
“我们不能由他一个人孤零零死去。”阿尔芒说。
加尼埃没有说话，他双手插在口袋里，两眼注视床上躺的人形。我俯身看斯比内尔。皱缩的皮肤紧贴着骨头，在这张发青的羊皮纸下已经勾勒出一个骷髅的头形；他的嘴唇苍白，额上冒出一颗冷汗。我摸摸他的手腕，冷的，湿腻腻的，脉息几乎不跳了。
“没治了吗？”阿尔芒说。
“一切办法都试过了。”
“他已经满脸死气……”
“二十岁，”加尼埃说，“他那么热爱生活……”
两个人绝望地瞧着这张干瘪的脸。这个行将消灭的生命，对他们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斯比内尔的生命，他才二十岁，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松柏道上跳跃的每一块金色斑点一样独一无二；我望着贝娅特丽丝，问自己：“她像不像那些朝生暮死的昆虫？”我爱她，她显得无动于衷；我不再爱她了，她的死不比一个蜉蝣生物的死更有分量。
“他能挨到天亮就还有救，”我说。
我把手伸进被窝，开始慢慢地、猛力地揉捏这个冰冷的身子。我抱他躺在我的披风上，两手揉捏他年轻的肌肉，我已是第二次使他降生在这个世界，他却腹部带了个窟窿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给他带来了玉米、干肉，他却对着自己的脑袋打了一枪，因为他饿得要命。我把他揉捏了好一会儿，在我的手指下，微微的暖气朝他的心房里钻。
“可能他顶得住，”我说。
外面，有人在我窗下奔过，他们无疑是奔向救济站去求救的，救济站的红灯在路角发亮。然后又是一片静默。
“你们应该离开这里了，”我说，“你们留在这里对他没用。”
“我们应该留在这里，”阿尔芒说，“我死的时候也喜欢好朋友待在身边。”
他温情地望着斯比内尔，我知道他不怕死。我转身向加尼埃；这个人令我纳闷，他眼里没有情意，只有恐惧。
“想想，感染的危险性是很大的。”
他的嘴微微撅了一下，我又一次觉得他有话要和我说，但是他不动声色；几乎从来没有看到他笑过，也没有人知道他想些什么。突然，他走到窗前，打开窗户：
“发生什么事啦？”
街上人声鼎沸。每天到了晚上，都有人在十字路口点上一堆火，希望能够净化空气。我们通过火光，看到一群破衣烂衫的男女，拖一辆板车通过广场。他们叫道：“打死那些不给饭吃的人！”
“这是些叫花子，”加尼埃说。
一项法令规定，夜间把垃圾污秽运走后，才许他们去捡破烂；他们走投无路，恨恨地喊：“打死那些不给饭吃的人！”他们喊过：“魔鬼的儿子！”把口水啐在地上。
加尼埃关上窗户。
“我们要有几位领袖人物！”阿尔芒说，“人民已经成熟了，可以进行一场革命了。”“最多是一场暴动，”加尼埃说。
“我们应该有能力把一场暴动转化为一场革命。”
“我们太四分五裂了。”
他们前额贴着玻璃，梦想暴动，梦想骚乱；我望着他们，对他们毫不理解。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对待最终难免一死的生命认真得好笑：为什么他们这样绝望地瞧着斯比内尔？有时候，他们又轻率地去接受覆灭的命运：为什么毫无意义地留在这间有毒菌的房间里？为什么策划流血的骚动？
有一个声音喃喃地说：“阿尔芒！”
斯比内尔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珠就好像已经溶化了，眍在眼眶深处；但是，这是两只活的眼睛，看得见东西。
“我要死了吗？”
“不会，”阿尔芒说，“安静睡吧。你得救了。”
他的眼皮闭拢了。阿尔芒转身问我：
“这是真的吗？他得救了？”
我摸摸斯比内尔的手。手不是冰冷的，脉息在跳动。我说：
“他要挨过今夜。可能他挨得过今夜。”
黎明已经来临了。一辆黑色大篷车在窗下经过，挨家挨户收了棺材，都堆在车幔下面。沿着玫瑰色街面，大板车挨家挨户往上城走去，苫布底下尸体愈堆愈高。阿尔芒闭上了眼睛，坐在一张椅子上睡着了；加尼埃靠墙站着，脸部毫无表情。十字路口，火熄灭了，叫花子驱散了。很长一段时间，广场是空的，后来一个看门的出现在门槛上，疑虑重重地察看石子路；有人说，有时早晨会在门廊下，找到由一些神秘的手扔出来的肉块和奇怪的糖果；据说，有人在井里、在屠宰场的肉里放毒，有一个大阴谋威胁着人民；谣传我和魔鬼订了密约，他们经过我面前时轻蔑地啐口水。
加尼埃喃喃说：
“这一夜他挨过来了。”
“挨过来了。”
斯比内尔脸上泛起一丝血色，他的手是温暖的，脉息在跳动。
“他得救了，”我说。
阿尔芒睁开眼睛：
“得救了？”
“几乎可以肯定。”
阿尔芒和加尼埃对望了一眼，我转过眼睛。通过这一眼，他们彼此交换了内心迸发的喜悦感情；通过这些捷报的交流，他们找到了面对死亡的力量、生活的理由。我为什么要转过眼睛呢？斯比内尔他二十岁，热爱生活，我向他呼吁来救救我，我记起他炯炯有神的目光，青年人的口吃；我救了他，我在冰湖里游过去，把他驮到岸上，抱在怀里；我到印第安村子找寻玉米和肉，他一边笑，一边狼吞虎咽；腹部一个窟窿，太阳穴上一个窟窿；这个人会怎么样死呢？我内心迸不出一点喜悦的火星。
“怎么啦？”加尼埃说。
在《进步报》编辑室内，编辑委员会和人权社的各部主任集合在年老的布鲁索周围。他们都带着焦急的神情望着我。
“我要参加高卢社和组织委员会，都没有成功，”我说，“我只是跟人民之友社有了接触，他们倾向于起义。但是他们还没做出任何决定。”
“不知道我们的决定，他们怎么能做出他们的决定呢？”阿尔芒说，“不和他们商量，我们又能决定什么呢？”
一阵静默后，加尼埃说：
“应该做出决定。”
“既然没能协调我们的工作，”老布鲁索慢条斯理地说，“还不如放弃不干；这种条件下，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是不可能的。”
“谁知道呢？”阿尔芒说。
“即使起义不成只是一场暴动，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加尼埃说，“每次反抗后，人民更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鸿沟也更深了。”
全室骚动了。
“我们会冒大流血的风险，”有一个声音说。
“大量的血，还白流，”另一个说。
他们乱哄哄地讨论了一会。阿尔芒低声问我：“您怎么想？”
“我没有想法。”
“您经验丰富，”他说，“您应该有个想法……”
我摇摇头。我怎么能当他们的顾问呢？在他们眼里，生与死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吗？这是要由他们来决定的。如果生仅仅是为了不死，为什么要生呢？但是死是为了生，这不是荒唐的骗局吗？这不应该由我给他们选择。
“当然会发生一些事的，”阿尔芒说，“要是你们不愿起义，至少要采取措施，万一起义爆发了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对的，”加尼埃说，“不要提口号，但是做好准备，人民要是行动，我们跟着他们行动。”
“我怕他们不估计一下局势就行动，”布鲁索说。
“不管怎么样，共和派应该支持他们。”
“恰恰相反……”
大家又七嘴八舌议论开了；他们说话响亮，眼睛闪光，声音发颤；在这些墙壁的另一面，在这个时刻，也有几百万人在议论，带着闪光的眼睛、发颤的声音；议论时，什么起义、共和国、法国、世界的前途都在那里，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至少他们是这样想的；他们把人类命运紧紧贴在自己心上。全城围绕一座灵台吵吵嚷嚷，灵台上放着谁都不关心的拉马克将军的遗体。
这天夜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睡觉；大家沿着巴黎的环城道与各派进行联络。如果起义成功，应该努力说服拉斐德接受权力，唯有他的名字才具有号召群众的威望。加尼埃委托阿尔芒在事成后跟共和派领袖谈判；至于他自己，在奥斯特里茨桥旁布置了一些人后，自告奋勇去鼓动圣马尔索郊区暴动。
“谈判该由你去，”阿尔芒说，“你说话比我有分量。福斯卡比我们更接近工人，他去守奥斯特里茨桥。”
“不，”加尼埃说，“我一生中谈得够多了。这次我要战斗。”
“要是你被人杀死，那就糟了，”斯比内尔说，“报纸怎么办？”
“没有我，你们照样办得很好。”
“阿尔芒说得对，”我说，“我认识圣马尔索区的工人，让我来组织这次暴动。”
加尼埃嘿地一笑：
“您救了我一次生命，已经够了。”
我望着这张神经质的嘴、两道皱纹、痛苦的脸、严峻但有点不可捉摸的眼睛。他盯着天涯，天涯后面隐藏着汹涌咆哮的河流，高高的芦苇尖上摇摆着绿色花穂，鳄鱼睡在温暖的泥地里；他说：“应该让我感到我活着，即使为此死也甘心。”
上午十时，人权社和人民之友社的全体成员、医科学生、法科学生集合在路易十五广场。综合工科大学学生没有赴会；谣传他们接到了禁令。群众头上飘扬着幡旗、三色旗、绿叶树枝；每人手拿一个标志，有的挥动手中武器。天空阴暗，细雨濛濛；但是，希望的猩红色火焰燃烧着每个人的心。有一些事就要通过他们发生，这点他们深信不疑。他们还深信不疑自己能做出一些事来，手痉挛地抓着手枪的枪柄，为了证实这条信念不惜去死，为了证明自己的生命在世界上是有分量的，不惜去献出生命。
灵车由六个青年牵引，由拉斐德执绋；一万名保安警察排成两队跟在后面。政府在沿途布置了岗哨；这种炫耀力量的做法不但没有安定民心，反使暴动更有一触即发之势。街道、窗台、树杈、屋顶上挤满了人；阳台上悬着意大利旗、德国旗、波兰旗，提醒人们世界上还有法国政府没能打倒的暴君。人民一边走，一边高唱革命歌曲。阿尔芒在唱，还有我从霍乱中救出来的斯比内尔也在唱。一看到龙骑兵，个个怒火中烧，随手扳下树枝、捡起石头作为武器使用。我们经过旺多姆广场，拉车的青年离开了预定的路线，绕圆柱一圈。有一个人在我背后叫：“要把我们引向哪儿？”有一个声音回答：“引向共和国。”我想：这是把他们引向暴动，引向死亡。共和国对他们到底意味什么？他们准备战斗，但是获得的果实是什么呢？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但是他们相信，获得果实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因为他们准备好了要以血来换取。我说过：“里维尔算得什么？”但是安托纳觊觎的不是里维尔，而是自己的胜利；他为胜利而死，死得心满意足。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为了使自己的生命成为人的生命——不是蚂蚁，不是小飞虫，不是石堆。我们永远不让自己变成石头——火刑架在燃烧，他们在唱歌。玛丽亚纳说：“做一个普通人。”但是怎么做呢？我可以随着他们共同前进，我可不能随着他们共同冒生命的危险。
走到巴士底广场，我们看到综合工科大学学生朝我们飞奔而来，披头散发，衣衫凌乱；他们不顾禁令私自跑了出来。群众开始大叫：“大学万岁！共和国万岁！”在灵柩前开道的乐队奏起《马赛曲》，传说第十二团的一位军官刚才对学生说：“我是共和派。”辗转相传，整个队伍都听说了这条消息。“军队跟我们在一起。”
在奥斯特里茨桥前，队伍停了下来。讲台已经布置好了，拉斐德登台发表一篇演说。他谈到我们正要安葬入土的拉马克将军。有些人在他之后也讲了话；但是没有人关心这些演说、关心这个死了的军人。
“加尼埃在那里，在桥头上，”阿尔芒说。
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但是一张脸也分不清楚。
“现在快出事了，”斯比内尔说。
大家等待着，没有人知道到底会出什么事。突然看到一个人骑马奔来，全身穿黑，举一面红旗，旗上一顶弗里吉亚帽；引起一阵喧嚣，群众面面相觑，迟疑不决，有几个声音喊：“不要红旗！”
“这是阴谋，这是背叛，”斯比内尔气得说话也结巴了，“他们要吓唬老百姓。”
“您认为这样吗？”
“是的，”阿尔芒说，“军队和保安警察害怕红旗。群众感到风向要转。”
我们又等了一会儿，他突然说：
“这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您去找加尼埃，告诉他自己发信号。再到《国民报》馆来找我。我尽量去把共和派领袖召集来。”
我钻入人群。我在前一夜计划时确定的那个地点找到加尼埃；他挎了一支长枪；他身后几条路上挤满了脸色阴沉的人，其中许多人带着枪。
“一切准备就绪，”我说，“老百姓成熟了，可以暴动了。但是，阿尔芒要您自个儿发信号。”
“行。”
我默不作声打量他。像在每个黑夜，像在每个白天，他害怕，这个我知道，他害怕死神毫不留情扑到他身上，把他变成一堆尘土。
“龙骑兵！”
在黑压压的人群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头盔、他们的刺刀闪闪发光。他们冲上莫尔朗码头，朝桥头扑来。加尼埃喊：“他们要冲我们！”抓起枪就放。立刻其他枪声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乱枪声中有一声高喊：“筑街垒！拿起武器！”
街垒开始增高了。从邻近每条街上拥过来带武器的人，加尼埃后面跟了一大群人，向波潘库街的兵营走去。我们攻上去，士兵没做多大抵抗便退却了。我们夺到一千二百支枪，分发给起义者。加尼埃率领他们到圣梅里修道院去，留在那里筑阵地。
“告诉阿尔芒，说我们占领了市郊，”加尼埃对我说，“要坚持多久，我们就坚持多久。”
市民到处筑街垒；男人把树锯倒，横在马路中间；有的从屋里拖出铁床、桌椅；小孩和妇女挖起路面的石块，进行搬运；所有人都在唱歌。因戈尔施塔泰的农民也围着篝火唱歌。
我在《国民报》的那幢楼里找到阿尔芒。他眼里闪烁喜悦的光芒。起义者占领了半座城市；他们攻占了兵营和弹药库。政府决心动用军队，但是军队是否依然忠诚，却没有把握。共和派领袖即将组成一个临时政府，由拉斐德领导，国民自卫军会集合在他们的老上司麾下的。
“明天宣布成立共和国，”阿尔芒说。
分配我的任务是把粮食弹药送至圣梅里修道院，供给加尼埃。子弹在街上呼啸。有人企图在十字路口把我截住，他们对着我喊：“不要从那里走！那里路堵了！”我还是往前走。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帽子，另一颗打穿了我的肩膀，我还是继续奔跑。天空在我头顶掠过，大地在我马蹄下跳动。我奔跑，我摆脱了过去与未来，摆脱了自己和嘴里这股厌倦的味道。某个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存在了：这座疯狂的城市，洒满热血，充满希望，是它的心在我胸中跳动。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我是活的。”可是立刻又想道：“可能是最后一次活着了。”
加尼埃坐在他的同伴中间，前面是一大堆石头、树木、家具、铺路石、沙袋；他们在这堵墙上还插了带绿叶的树枝。他们手里忙着制造子弹，用衬衣破布和墙上撕下的告示纸做弹塞。每个人都赤裸着上身。
“我把弹药带来了，”我说。
他们高声欢呼，扑到箱子上。加尼埃看着我不胜诧异：
“您怎么过来的？”
“我过来了。”
他嘴一抿，他羡慕我。我想跟他说：“不，这是不公正的，勇敢或是胆怯都没有我的份儿。”但是，这不是谈论他、谈论我的时候。我说：
“今天夜里将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他们要您坚持到天亮。若要整个巴黎都造反，起义就不能后退一步。”
“我们会坚持的。”
“艰苦吗？”
“军队进攻了两次。都给我们挡回去了。”
“死了许多人吧？”
“我没有算过。”
我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他用牙齿撕碎了几块白布，全神贯注地把碎布往弹壳内填；他的这双手不灵巧；他并不想制造弹药，他愿意演讲，这个我知道。但是，直到我站起身，我们没有交换过一句话。
“告诉他们，我们会坚持到天亮的。”
“我会告诉他们的。”
我又贴着墙头溜过去，闪进门廊躲藏，在枪林弹雨中穿越，到达《国民报》的大楼时满身是汗，衬衣上血渍斑斑。我想到了阿尔芒的微笑，当我跟他说加尼埃牢固地占领着市郊时，他眼里必然会闪烁喜悦的光芒。
“我见到了加尼埃。他们会坚持的。”
阿尔芒没有笑。他站在办公室门前；卡利埃站在寨门前，凝望着远方茫茫；他坐在小船上，凝望着黄浊的河水自北往南流，我见过这种目光。
“发生什么事啦？”我说。
“他们不要共和国。”
“谁？”
“共和派领袖不要共和国。”
他的神情是这样失望，我试图在我内心唤起一个回声，一个回忆，但我嘴是干的，心是空的。
“为什么？”
“他们害怕。”
“卡雷尔不敢，”斯比内尔说，“他说老百姓无法对付效忠王室的一团士兵。”
他的声音哽咽了。
“只要卡雷尔发出号召，军队会投向我们的。”
“他们怕的不是失败，”阿尔芒说，“他们怕的是胜利，怕的是人民。他们自称共和派，但是他们要建立的共和国，跟这个腐败的君主政体没有区别。他们宁可选择路易·菲力浦，而不要我们将建立的制度。”
“真的没希望了吗？”我问。
“我们讨论了两个多小时，一切都完了。有了拉斐德，有了军队，我们会赢得胜利。但是此刻军队正在向巴黎开来，我们没法跟军队决一雌雄。”
“那你们怎么办呢？”
大家默不做声，斯比内尔说：
“我们占领着半个巴黎。”
“我们什么也没有占领，”阿尔芒说，“我们的事业没有领袖，这就是对事业的否定。现在谁给人杀了，也是白死。只有停止这场屠杀。”
“那么我去告诉加尼埃，马上放下武器，”斯比内尔说。
“福斯卡去吧。他遇事比你会应付。”
这是晚上六点，天正黑下来。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保安警察和士兵守着。增援的兵团刚到不久，他们猛攻街垒。路角横卧几具尸体，有些人扛了担架运送伤员过去；几小时以来，人民没有听到一句有希望的话，也不再知道为什么作战。起义者原来掌控的许多街道现在站满了穿红制服的人。我远远看到加尼埃保卫的那个街垒仍然屹立在那里；我朝街垒跑去，子弹从四面飞来，在我耳边呼啸。加尼埃背靠在沙袋上，赤裸的肩上绕了一条血污斑斑的绷带，脸被硝烟熏得发黑。
“有什么新闻？”
“他们没谈成，”我说。
“我早料到了，”他说时毫不动情。
我对他的镇静感到吃惊，他差不多还带点儿笑容。
“军队不会投向我们。已经没有一点成功的希望。阿尔芒要求您停止战斗。”
“停止战斗？”
这次他完全笑出来了。
“瞧瞧我们。”
我瞧了一下。加尼埃身边还留下三五个人；他们脸上红一块黑一块的，每个人都挂了彩。墙边有一排上身赤裸的尸体；有人给他们合上了眼睛，两臂交叉放在胸前。
“您没有一条干净的手绢吗？”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加尼埃拿了擦他的黑脸、他的手：
“谢谢。”
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看到我显得很惊奇：
“您受伤了。”
“几处擦伤而已。”
静默了一会，我说：
“您会叫人白杀的。”
他耸耸肩膀。
“还有叫人不白杀的吗？什么东西比得上人的生命？”
“啊！您这样想？”我说。
“您不这样想？”
我犹豫一下，但是我已经习惯不暴露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得到有益的结果。”
“是吗？”加尼埃说。
他停顿片刻，有样东西突然在他心中解开了。
“假定谈判成功，您相信我们的胜利是有益的吗？您有没有想过共和国要完成的任务？改造社会，限制政党活动，满足人民要求，镇压富裕阶级，还要征服整个欧洲，因为欧洲立即会起来反对我们。要做那么多的事，我们只处于少数地位，缺乏政治经验。今天没有获得胜利，对共和国可能还是一件好事。”
我惊讶地望着他。这些事是我经常在心里想的，但是我没有料到他们中间也有人持同样的想法。
“那又何必举行这次起义呢？”
“我们行动的意义不用等待未来来评价，若是这样，人什么都做不成了。我们决定了怎样斗争，就怎样斗争，这才是一切。”
我把卡莫纳城门关得严严的，什么也不等待。
“我在这件事上想得很多，”他干笑了一声。
“那么您由于失望才选择死？”
“我没有失望，既然我从来没有希望过什么。”
“人活着可以没有希望吗？”
“可以，如果他有某种信念的话。”
我说：
“我没有任何信念。”
“对我来说，做一个人便是一件大事。”
“一个普通人，”我说。
“是的，这就够了。这就值得人去活，也值得人去死。”
“您肯定您的同志也是这个想法吗？”
“您不妨叫他们投降试试！”他说，“血流得太多了。现在我们应该战斗到底。”
“但是他们不知道谈判没有取得结果。”
“您愿意，可以跟他们去说，”他语气中带着怒意，“他们才瞧不起呢；我就瞧不起他们的争论，他们的决议，他们的反决议。我们发誓要保卫市郊，我们要继续保卫，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们的战斗并不限于在街垒上进行。为了使战斗进行到底，您应该活下去。”
他站起身，肘臂撑在一堵摇摇欲坠的围墙上，向空荡荡的路扫视一眼。
“可能我缺乏耐心，”他说。
我急忙说：
“您缺乏耐心，是因为您害怕死。”
“这倒是真的，”他说。
他突然离我远远的。眼睛盯住道路的尽头，等会儿死亡将从那里出现，这是他选择的一种死亡。火刑架熊熊燃烧，两个奥古斯丁教士的骨灰风吹四散：“唯一可做的好事，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行动。”安托纳躺在床上微笑。他们不是傲慢的人，也不是疯子，我现在懂了。这些人愿意选择生与死来完成他们作为人的命运，这是些自由的人。
第一阵枪响，加尼埃应声倒下。黎明时，起义遭到了扼杀。
阿尔芒坐在我床边，我感到他的手压在我的肩上，他向我低垂着那张清瘦的脸。
“说吧。”
他的上唇肿着，太阳穴上有一条紫痕。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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