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几天，我们做好动身的准备。我注意到卡利埃对我旅途的事几乎一句也没问。他对我讲他在要塞度过的严冬：为了向印第安人隐瞒自己这方的兵力，他逼迫所有强壮的人不停地玩弄诈术，让他们跑出要塞，装着追他们，好像他们违反了他的命令。他谈起这些事口吻轻快，但是不带一丝笑容。简直可以说他再也不会笑了。
一个五月晴朗的早晨，我们上船了。那个病人开始好转，我们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小艇里。我们平安无事地驶过印第安村子，村里只留了几个老人和妇女，白天又变得缓慢而单调，随着橹桨的节奏悄然逝去。
“河还是从东北流向西南，”我对卡利埃说。
他脸上容光焕发：
“不错。”
“将来有一天，沿着这条河会出现要塞和商行，”我说，“在卡利埃要塞的地方，将有一座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城市。”
“将来有一天，”他说，“我已不在了，看不着了。”
“那又怎么样？”我说，“你完成了你愿意完成的事业。”
他望着黄浊的河水、野花烂漫的大草原，树梢已萌出了新绿。
“从前我也这样想的，”他说。
“现在呢？”
“现在，想到你会看到这些东西，我看不到，我就受不了，”他激动地说。
我的心揪紧了。
“果然来了，”我想，“跟他也逃不出这一条。”
我于是说：
“其他人会看到的。”
“但是他们看不到我看到的东西。将来有一天，他们也会死去：天命如此。我不羡慕他们。”
“你也不应该羡慕我，”我说。
我望着泥浊的河流、平坦的草原。有时，我觉得这块大地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任何哪个过路旅客都无法与我抗衡；但是有时，看到他们凝视这块大地时怀着那么深邃的感情，我又觉得大地只是对我一个人既没有声音，又没有表情。我与大地朝夕相处，却又与它格格不入。
白天逐渐热了，河面宽阔了。一星期后，河面变得像湖那样浩渺，我们看到它与另一条河汇合，清清的河水从我们右侧汹涌地流到我们左侧。
“大河！”我说，“就是这条河。”
“是的，”卡利埃说。
他不安地凝望着河流。
“它从北往南流。”
“再过去一点它会改变方向的。”
“不可能，我们只处于海拔二百米。”
“再等等，”我说，“事情还不清楚。”
我们继续赶路。三天来，黄水清水并行流着，泾渭分明。后来，我们这条河终于消失在大草原中间蜿蜒曲折的清水大泽中了。我们找到了大河，不可能再怀疑了。并没有林立的礁石、挡道的瀑布，但是它是从北往南流的。
整整一个早晨，卡利埃坐在岸上，眼睛盯着天涯，河水挟着树干枝条朝天涯流去。我把手放在他的肩上。
“这不是通往中国的道路。但这是一条大河，还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哥伦布一心要到印度去，无意中撞见了一个新世界。”
“我才不把这条河看在眼里，”卡利埃说话的声音低沉，“我要找的是那条路。我们只有重新北上往蒙特利尔去。”
“真是疯了！”我说，“我们顺流淌到河口。以后你再去找那条路吧。”
“但是它并不存在，”卡利埃满心失望，“湖的北面已经勘探过了，毫无结果。大河是最后的机会。”
“要是不存在，又何必为找不到而失望呢？”
他耸耸肩膀。
“你不理解。我从十五岁起，就发誓要找到那条路。在圣马洛，我买了一件中国长袍，放在蒙特利尔。我原来打算穿上它往中国去。”
我一声不出。我确实也不理解。我最后说：
“假若——我也相信是这样的——你刚才发现的那条大河从北往南贯通大陆，这将使你跟发现通往中国的道路一样名扬天下。”
“我才不在乎名扬天下，”他气冲冲地说。
“你将为人类做出同样大的贡献。至于中国，他们从老路去那里，照样过得不错。”
“没有这条河，他们也过得不错。”
他整天坐在岸边，茶饭不思。我耐心开导他，第二天早晨，他同意继续勘探。
日子过去了。我们遇到一个塞满淤泥的河口，河水推动巨大的树干顺流而下；我们的船夫费了大劲才没被树干缠住，因为水在汇合时形成一个旋涡，把我们的船卷了进去；我们还是把船拉了出来。几古里地外，我们瞥见一个村子；我们已经把枪抓在手里，这时头一艘船上的掌舵对我们叫道：
“都烧光了！”
我们沿着岸航行。大多数小屋都成了一堆灰烬；广场上，缺腿断臂、身首异处的尸体还绑在木柱上，另有一些尸体堆在一间窝棚内。在河边，我们发现几颗去骨涂香料的头颅，像拳头那么大。接着几天，我们遇到的村子都遭到类似的破坏。
河身宽了；温度增高了，草木都是南方的品种，船上的人用枪射杀鳄鱼。再往远去，河边的沼泽地盖上一层芦苇，中间零零落落地立着一簇簇山杨；有一天，我们看到一只螃蟹陷在泥土里。我俯下身，迅速捧了水凑到嘴边尝，水是咸的。
离那儿几寻路远，河流分为三道，经过一番犹豫后，我们驶入中间那条；有两个小时，我们在低矮的小岛、沙洲和芦苇的迷宫中航行；突然船上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高声欢叫：我们出海了。
“你不感到幸福吗？”我对卡利埃说。
水手准备扎营过夜。他们把白天宰好的火鸡放在火上烤，他们欢笑歌唱。
“我的等高仪坏了，”卡利埃说，“我没法测出经度。”
“那有什么关系？”我说，“我们会再来的。我们会乘着一艘真正的大船从海路回来。”
他脸上仍然郁郁不乐。
“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我说。
“你的发现，”他说。
“什么？”
“是你在大草原救了我。是你到蒙特利尔去找援助，是你说服我继续往下走。没有你，我到不了这里。”
“没有你，我也到不了这里，”我轻轻说。
我点上烟斗，在他身旁坐下。我望着海：总是同样的海，同样的海涛声，同样的气味。他在航海日记上写了几个数字，我从他肩上瞟了一眼。
“为什么你好多天什么也没写？”我问。
他耸耸肩膀。
“为什么？”
“你那时嘲笑我！”
“我那时嘲笑你？”
“啊！你一句话没说，但是我看了你的目光就明白了。”
他往后一仰，躺在地上，眼望着天空。
“在你的目光下过日子真是可怕。你从那么远看着我；你从我死亡的那一头看过来的；对你说来，我是一个死人；那个死人，一六五一年是三十岁，找寻通往中国的道路，没有找到，却发现了一条没有他别人不久也会发现的大河。”
他怨恨地加上一句：
“如果你那时愿意，没有我你也会发现的。”
“但是我不可能愿意的，”我说。
“而我，为什么我就愿意了呢？你不感兴趣的东西，为什么我要感兴趣呢？为什么我会高兴呢？我不是个孩子。”
我心中充满了浓雾。
“你要我们分手吗？”我说。
他没有回答，我忧伤地想：“我若离开他，又到哪儿去呢？”他最后说：
“太晚了。”
我们重上蒙特利尔。第二年春天，我们租了一艘船，沿大陆顺流而下，绕过佛罗里达，开始靠着一条海岸航行，海岸的纬度是卡利埃在大河入口测得的纬度；可惜，我们无从知道海湾的经度，而沿海地带又浓雾茫茫，不见一物，我们驾着船，又慢又谨慎，尽量靠岸行驶，生怕撞上了礁石。
“你们看！”一个水手喊。
这个人也参加过前一次探险旅行。他指着隐在乳白色浓雾中看不真切的海岸。
“你们看不见吗？”
卡利埃两手撑在甲板栏杆上，紧盯前方。
“我看到一块沙滩，”他说。
我窥见芦苇、布满砾石的地岬。
“水！”卡利埃说，“我看到水啦！”
他叫道：
“放条小船下去！”
一会儿以后，我们猛力朝海岸划去。在迷宫似的小岛与沙洲之间，一条黄浊的大河通过一个几古里宽的海口投入大海。我们往回向三桅船划，深信已经找到我们一直找寻的那个海湾。
我们的目的是沿着河流及其支流上溯，直到我当初遇见卡利埃的分水道；我们将在那里建一个要塞，备上一个冬天的水果与蔬菜，再留下几个人看船，然后我们乘小船回蒙特利尔，向公众宣布我们的发现。我们毫不怀疑，到了那时自会有人援助我们设商行，考察大河源头，找寻一条水道，甚至挖几条运河，通过湖泊把这条河与圣劳伦斯河接通。不久，城市就会一个接一个兴起：新大陆从此开放了。
三桅船掉转头，慢慢朝着最宽的航道驶去，一条小船在前导航，大船在咆哮的湍流激荡下起伏摇摆。正要驶入航道时，一声闷响，船在岸边搁浅了。
“砍桅杆！”卡利埃大喊。
没有人应声而动。破船前簸后颠，险象环生；桅杆大摇大晃，吱吱嘎嘎，又重又吓人。我抓起一把斧子就砍。卡利埃也操起一把斧子砍了起来。两根桅杆折断了，发出轰隆的响声。但是三桅船还是一个劲儿往水里沉。我们解下小船，拽到岸上。我们还抢出一包货物和若干粮食。但是，两小时后，船整个沉没了。
“我们可以乘小船逆水而上，”我高兴地向卡利埃说，“一艘船算什么？你的发现值一大笔财富。今后愿意，你要二十艘也有。”
“我知道，”他说。
他对海望了一眼，有一条蓝线把海水与含泥沙的湍流分开。
“我们不能往后退了，”他说。
“我们为什么要往后退呢？”我说。
“你说得对，”他说。
他携了我的胳臂，一起去找寻一块干地扎帐篷。
第二天上午，我们猎野牛、钓鳟鱼。然后，我们叫水手分坐四条小船，开始逆水而上。河流两岸伸展着单调的平原。卡利埃若有所思的样子。
“这里景色你认出来了吗？”他问我说。
“好像眼熟。”
岸上是同样高高的芦苇，秆上挂了淡绿的穗儿，远处是相同的草、爬行的葡萄藤、一丛丛山杨；鳄鱼睡在温暖的泥土里。
我们不停地划了四天，第五天下午，瞥见一个村子，房屋用黏土盖的，矮矮的没有窗子，正面开了一扇方形大门。我认不出来。河岸上，有几个印第安人挥动双手，做出友好的姿态。他们腰际缠一块白布，系一根有两个大搭扣的腰带。
“以前，从这个港湾不走上两个星期是看不见村子的，”卡利埃说。
我们上岸。部落领袖在皮盾牌装饰的茅屋里友好地接待了我们；虽然户外阳光灿烂，但这间无窗的茅屋要用芦苇盘成的火把照明。卡利埃问领袖这条河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他们叫它红河；他还问这个区域内是不是还有一条大河，领袖说再往东去，还有一条河，比任何有名的河更宽更长。我们向他赠送礼物：一包针、一把锥子、一把剪刀和一块布；作为交换，他赠我们大量玉米、干果、盐、火鸡和母鸡。
我们抽完和平烟斗、辞别领袖出来后，卡利埃对我说：
“现在，我们干什么？”
“应该找到那条河，”我说。
他低下头。我略一思索，说：
“那条河我去找。找到后我回来再领你们去。这里土地富饶，这些印第安人对我们也表示了好意，你们可以在这里等我，要多久就多久。”
“我和你一起去，”卡利埃说。
“不行，”我说，“这条河远着呢。我们既不知道地理，也不了解当地居民。我一个人能做的事，带了你就不一定能做了。”
“我和你一起去，否则我一个人去，”他语气坚决，“我要去。”
我望了他一眼。我几世纪前说过的一句话又到了我的嘴边：
“那么傲气！”
他笑了；我不喜欢这种笑。
“你为什么笑？”
“一个人在你身边生活，又要保持一点傲气，你以为办得到吗？”他说。
“让我一个人去吧，”我说。
“你不理解！”他说，“你一点不理解！我不能留在这里。要是我能守在一个地方不动，我就留在蒙特利尔了，我就留在圣马洛了；我就跟一个妻子、几个孩子住在一幢房子里，太太平平过日子。”
他抿了抿嘴。
“应该让我感到我活着，”他说，“即使为此死也甘心。”
接着几天，我说什么也说服不了他。他甚至连话也不回答。他准备了一袋干粮，检查了他的工具，还是他在一个早晨不耐烦地跟我说：
“咱们走吧。”
我们装备沉重。我们带了几张野牛皮，可以每天早晨做上几只印第安鞋，因为走一天就要磨破一双；我们带了一支枪、弹药、皮褥子、渡河用的野牛皮筏和每人两个月的干粮。不错过河流的最好方法，是遵循野兽的足迹走，这是印第安人向我们提出的忠告，于是我们沿着一条由野牛踩出的路前进。我们默默赶路，我很高兴走路有一个目标。自从我和卡利埃结伴以来，在我面前总有一个目标，一个引我走向未来、一个背后隐藏着未来的目标；这个未来愈是难以到达，我愈感觉我的现在安全可靠。大河显然非常难以到达，每个时刻都是丰满充实的。
快要一星期时，天开始下雨了；我们穿越一个草原，双手被又粗又高的草扎破；浸透雨水的土地使我们举步维艰，入夜后，湿淋淋的树木又不易藏身；后来遇到一座森林，我们用斧子把野牛走过的一条小径拓宽，费力开出一条路；我们渡过许多小河。在通体一色灰濛濛的天幕下，这里像是一片荒漠；我们一路走来，没有惊动一只飞鸟、一只走兽。我们的干粮逐渐少了。
第一次望见一个村子时，我们悄没声儿地走近去。听得到粗野的欢叫声、隆隆的鼓声。我挨在树后钻过去，看到广场上有几个印第安人围着另一些上绑的印第安人跳舞。草原上不断发生战争。从这以后，我们小心回避村子。有一次，我们看到一队印第安人，朝着一个敌对的部落冲锋，嘴里发出野兽般的吼叫；我们爬上树顶躲了起来，才没有被他们发现。
雨下了三十五天，我们遇到二十多条水流。雨季将过时，刮起一场大风，把天空乌云一扫而光。路上方便不少。但是干粮只够维持两个星期了。我对卡利埃说：
“应该往回走了。”
“不，”他说。
他又恢复了本来面目；一张褐色年轻的脸，添了胡子显得更威严了，在柔软鬈曲的长发下又显得稚气；只是再也看不见他那无忧无虑、坚定不移的目光；现在他的目光一直是茫然无神的。
他轻描淡写地加了一句：
“雨停了。我们杀它几头野牛。”
“不见得每天杀一头吧，”我说。
在这块潮湿的天空下，没有一块肉可以保存二十四小时以上。
“我们会找到村子，买到些玉米。”
“现在在打仗，”我说。
“不会到处在打仗吧。”
我气愤地瞪了他一眼。
“你急于要死吗？”
“死在我是无所谓的，”他说。
“你若死了，你的发现也会随着你湮没无闻，”我说，“你别以为你的人会费心去找那条大河；我们把他们留在哪里，他们就会在哪里扎根，跟印第安人混在一起。”
我又说：
“我也不会去找。”
“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呢？”卡利埃说。
他碰碰我的肩膀，他已经好久没有这种友好的举动了。
“你曾经劝过我说，中国的道路并不重要。大河也不那么重要。”
“咱们回去吧，”我说，“咱们去组织一个新的探险队。”
他摇头说：
“我已经没有这份耐心了。”
我们又赶路。我杀了一头麅、几只野鸡、几只鹌鹑，但是干粮日益减少。最后，当蓝色大河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还剩下三天粮食。
“你看，我到了，”卡利埃说。
他恶意地瞅着大河。
“是的，现在该回去了吧，”我说。
“我到了，”他重复说了一句。
他嘴上露出固执的笑容，仿佛跟谁耍了一个恶作剧。
我催他回去，他满不在乎地跟在我后面。他不说话，也什么都不看。第二天，我杀了一只火鸡；四天后，一头牝鹿；但是，接着一个星期，路上没有遇到一只猎物；粮食全部吃完了；我杀了一头野牛，烤了一长条里脊肉带着一起走；第三天又不得不把它扔了。
我们决定只要遇到村子，便去碰运气。一天早晨，我们看到一间茅屋，走近去，茅屋里没有冒出一丝炊烟，听不到半点声响。但是，我嗅到了气味——我们扔掉的肉的气味。荒凉的广场上堆了几百具尸体。茅屋是空的，藏玉米和肉的小间也是空的。
我们又走了两天，第三天早晨，当我提起口袋，卡利埃对我说：
“告别了，我留在这里。”
“我和你一起留下，”我说。
“不。让我一个人留下。”
“我不走，”我说。
我整天在草原上搜寻猎物。一头麅子在离我很远的地方溜跑了，我朝它开枪，没有打中。
“你为什么还回来？”卡利埃对我说。
“我不离开你。”
“你走吧，”他说，“我不愿意在你的目光下死去。”
我犹豫了：
“那好。我走。”
他望我一眼，满腹狐疑：
“真的吗？”
“真的。告别了。”
我走开去躺在一棵树背后。我想：“现在，我又会遇到什么呢？”若不是遇见他，我可能还要继续走上一百年、一千年。但是，遇见了他，我停了下来，不能再接着走了。我凝望月亮升入天空，突然听到寂静中一声枪响。我没有动。我想：“他此生是结束了。难道我永远没法离开自己、在身后留下几根白骨吗？”月亮森森发光，像我又喜又颤地钻出黑运河那夜一样森森发光，像它照着一堆断垣残壁时一样森森发光。那天晚上，一条狗对着死亡吠叫；我听到内心这声漫长的呻吟，它朝着这团凝滞的光华升去。这颗死亡的星辰永远不会消失。还有永远不会消失的是这种孤独和永恒的味道，这也是我的生命的味道。
“不错，总是这样结束的，”雷吉娜说。
她站起身，掸去沾在裙子上的小草。
“我们走一会儿。”
“也可以不这样结束，”福斯卡说，“这是他自己选择的。”
“总是这样结束的，”她说。
路通往树林中的一块空地，可以窥见空地深处一个村子的屋顶。他们默默地沿着这条路走。
“我不会有这样的勇气，”她说。
“这需要勇气？才差那么几年……”
“您真不知自己在说些什么。”
“什么时候愿意，生命就可以什么时候结束，知道了这点应该说是非常令人放心的，”福斯卡说，“没有什么是不可弥补的。”
“我愿意活下去，”雷吉娜说。
“我试过，”福斯卡说，“我走到卡利埃身边，拿起枪对准胸脯打了一枪，然后对着嘴又打了一枪。我头昏目眩了好一会儿。还是没有死掉。”
“那时您又做了些什么？”她说。
她不在乎他做了些什么，但是福斯卡说得有道理：只要他在说话，只要她在听他说话，什么问题都不会出现。应该不让这个故事结束。
“我朝着海边走去，直到在岸上遇见一个村子。头领同意收留我，我给自己盖了一间茅屋。我要变得跟这些赤身裸体在阳光下生活的人一样，我要忘掉自己。”
“您没做成吧？”
“许多年过去了；但是，当我重新找回自己的时候，总是还有那么多年要活。”
他们一直走到村子那儿；每扇门前都有屏障，窗是关闭的，没有一线亮光，没有一点声响。在“金太阳”这家店门口，有一条绿漆长木凳。他们坐了下来。听到百叶窗后有一个熟睡的人发出均匀的鼾声。
“还有呢？”雷吉娜说。
vermilionsea，即今日的加利福尼亚湾。
laprairie，加拿大西南部的草原区，介于落基山脉与大湖区之间。
按印第安人习俗，主人向客人敬烟斗，表示善意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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