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笑了：
“我讲道时谈到新城市，因为它是不存在的。”
“您真的不希望新城市建起来吗？”
“假若新城市建起来，假若人人幸福，他们在世界上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他看到了我的内心深处，眼里也流露出焦虑的神情——“世界压在我们肩上太重了。只有一种救世之道，这就是把建成的毁掉。”
“多么奇怪的救世之道！”我说。
他狡黠地笑笑：
“他们要让我们变成石头，我们不让自己变成石头！”突然，他先知的声音在黑夜中洪亮地响了起来：“我们要毁灭，我们要破坏，我们要活下去！”
不久以后，再洗礼派蔓延到德国各个城市，火烧教堂、市民房屋、修道院、书籍、家具、坟墓，焚烧庄稼，强奸妇女，进行血腥的狂欢；对企图抵抗他们疯狂的人格杀勿论。我听说先知以诺当上了明斯特的主人，在他的统治下发生可怖的纵酒胡闹，这类消息不时传入我的耳中。当主教终于夺回城市后，他把先知关在一只铁笼子里，挂在大教堂的一座塔楼上。我不愿再去思索这种荒谬的命运。但是，我惴惴不安地想道：“人可以征服饥荒，人可以征服瘟疫，人可以征服自己吗？”
我知道路德派看到再洗礼派犯下的暴行，也会感到骇怕；我愿意对这种感情寻根究底一番；我要求跟两位奥古斯丁派僧侣谈谈，布鲁塞尔宗教法庭刚判处他们火刑。
“你们为什么拒绝在这张纸上签字？”我对他们说，一边向他们出示撤消令。
他们笑笑，没有回答。这两个是中年人，相貌粗俗。
“我知道，”我说，“你们不怕死，你们急于要升入天堂，你们只想到拯救自己的灵魂，这种自私行为你们以为天主会赞成吗？”
他们望我一眼，有点吃惊；审判官一般不会说这样的话。
“再洗礼派在明斯特和德国各地犯下的暴行，你们听说了吧？”我说。
“听说了。”
“那好！你们要对这些暴行负责，就像你们要对十年前的大叛乱负责一样！”
“您知道，您所说的是不正确的，”其中一个僧侣说，“路德早已否认这些下贱的人。”
“他觉得自己有罪才那么竭力否认他们。您想一想，”我说，“你们声称有权在自己内心追求真理，并高声宣扬这个真理，谁还会阻止疯子、狂热分子去大喊大叫他们自己的真理？现在你们看，产生了多少宗派，造成了多大危害。”
“他们宣讲的是谬误，”僧侣说。
“如果你们不承认任何权威，怎么来证明这是谬误呢？”
我急切地又加上一句：
“教廷有时也可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还承认它有时也传播谬误，我不禁止你们在心灵深处谴责它。但是为什么要大声嚷嚷地攻击它呢？”
他们听着我说话，脸朝地上，两臂伸在长袍的衣袖里；我自信理由十足，满以为要把他们说服了。
“人应该团结一致，”我说，“他们需要对严酷的大自然、贫困、不公道、战争展开斗争；他们不应该把自己的力量虚掷在无益的纷争中。你们不要在他们中间搞分裂。为了你们兄弟的好，你们不能放弃一下自己的意见吗？”
他们抬起头，一直没有开口的那个僧侣对我说：
“唯一可做的好事，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行动。”
第二天，布鲁塞尔广场中心响起劈劈啪啪的燃烧声，刺鼻的焦肉味直冲云霄；火刑架旁边，俯首沉思的人群默默地为烈士祈祷。我倚在一扇窗前，瞧着浓烟缭绕而上。“没有理性的人！”火焰把他们活活吞噬了，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像一个没有理性的安托纳选择了死亡一样；像一个没有理性的贝娅特丽丝拒绝活下去一样；先知以诺在塔顶上是饿死的。我望着火堆问自己，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理性，还是在会死的人心中隐藏着一种我没法窥透的秘密。火焰熄灭了，广场中心只留下一堆不成形的灰烬。我多么想问一问这堆灰烬，可是灰烬给风吹散了。
这时，查理战胜了苏里曼。他把对抗异教徒的战争带到了非洲，把海盗红胡子逐出突尼斯，把承认西班牙宗主地位的穆莱·哈桑捧上了王位。查理动身到罗马去过复活节。在圣彼得大教堂，他坐在教皇旁边的御座上；他们一起做宗教仪式，一起从大教堂出来。帝国几世纪来第一次，获得了与罗马教廷平起平坐的权力。但是就在全世界面前赢得这个胜利的时刻，我们听说弗朗索瓦一世突然要为他的次子提出米兰公爵的继承权，他刚派了一支军队开赴都灵。
“不，”查理说，“我不要再打仗了。打不完的战争。战争劳民伤财，有什么用呢？”
他一向善于克制感情，也不由满房间地走来走去，神经质地拉扯胡子。
“我打算这么办，”他说，“我约弗朗索瓦一世决斗，一个对一个，以我的米兰来赌他的勃艮第，败的人由赢的人率领去跟异教徒开战。”
我说：
“弗朗索瓦一世不会接受这个挑战。”
我现在明白，我们永远不会完，我们的双手永远闲不下来。摆脱了法国人，就要向土耳其人进攻；征服了土耳其人，又转过身来对付法国人；西班牙的叛乱平定不久，德国又发生另一次叛乱；我们刚把路德派亲王的力量削弱，便要去压服盛气凌人的天主教徒。我们在无益的战斗中消耗力量，甚至不清楚争取的目标是什么。德国的统一，新世界的征服，我们永远没有余暇去思考这些鸿图大业。查理只得南下往普罗旺斯，我们向马赛进军，但是攻不进去。我们不得不撤至热那亚，登船前赴西班牙，订立尼斯和约，放弃萨瓦和三分之二的皮埃蒙特。
查理在西班牙跟伊莎贝拉共同度过冬天。王后的健康令人极为不安。五月一日，早产后病情急转直下，一场高热在几小时内夺去了她的生命。有几个星期，皇帝独自幽居在托莱多近郊的一座修道院。当他隐匿归来，老了十岁，背弯了下来，脸色灰白，两眼无神。
“我以为您不会再出修道院了，”我说。
“我是不愿出来。”
查理坐在椅子上不动，两眼盯着窗外明亮耀眼的蓝天。
“这事您不能做主吗？”我说。
他望了我一眼：
“是您有一天跟我说的：您的健康、您的幸福算不了什么。”
“啊！”我说，“这些话您还记得？”
“现在是记起这些话的时候了。”
他手抹前额，这是一个新的动作，一个老年人的动作。
“我应该把一个完整的帝国交给腓力，”他说。
我低首无言，卡斯蒂利亚夏日的炎热和沉默笼罩在我们身上。我那时怎么会鲁莽地向他指出他的职责所在？我那一天听着格拉纳达的喷泉怎么竟会自负地说“我给了这个人生命和幸福”？今天我应该这样说：“他这双无神的眼睛、这张痛苦的嘴、这颗颤抖的心是我给的，他的不幸是我造成的。”他的灵魂透出阵阵凉气。就像我触到了尸体的手一样，我明明白白地感觉到这颗冰冷的灵魂。
几星期来，我们陷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查理的妹妹玛丽一声呼唤，把我们惊醒了。玛丽以哥哥的名义统治着尼德兰。根特发生了暴乱。很久以来，安特卫普的繁荣使那座古老的城市大为不安，因为商人看到大部分订单撤销，无活可做的工人在贫困中生活。当摄政女王企图向所有城市征收国家税，根特拒绝缴付。叛乱者撕毁了一五一五年为根特人订立的城市宪法；他们骄傲地把一小块羊皮纸缝在外衣上，作为联络信号；他们杀死了一名官吏，开始抢劫城市。法国国王同意我们借道，二月十四日，查理五世偕同玛丽进入根特，随行的有教皇特使、德国与西班牙大使、亲王和贵族；后随的还有帝国骑兵、两万名德国雇佣兵、扈从队伍；这一长串箱笼车辆，走了五个钟点。查理驻跸在他四十年前出生的城堡里，他的部队分遣到城内各区，全城立刻一片恐怖。三天后，叛乱的领袖不得不放弃战斗。三月三日开始审判。梅赫伦大法官向各位君主奏述城市的罪行。一个根特代表团前来恳请女王宽恕，但是她听申诉时满脸怒容，她要毫不留情地镇压。
“您不是惩罚得厌倦了吗？”我对查理说。
他惊奇地瞧了我一眼。
“我的意见又怎么样呢？”
他表面上又显得从容安详，能吃，能喝，仪表细致周到，举止上叫人看不出内心的空虚。
“您真的认为这些人是罪犯吗？”
他眉毛竖得高高的：
“美洲印第安人是罪犯吗？这是您教我的，要统治不可能不做坏事。”
“指非做不可的坏事。”
“给我举个例子，”他说。
我打量他，然后说：
“我钦佩您。”
他转过头去：
“我没有权力损害留给腓力的遗产。”
第二天，处决开始了。十六个首要分子斩首，而这时西班牙雇佣兵正抢劫市民的房屋，强奸他们的妻女。皇帝把一个区连同区内的教堂夷为平地，在废墟上建立了一个要塞。根特的公共财产没收；不许他们保留武器、枪炮、辎重和一个命名为罗兰的大钟；城市的特权一律取消，居民还要当众请罪。
“为什么？”我喃喃地说，“这是为什么？”
玛丽坐在哥哥旁边微笑。三十个穿黑衣的士绅，光头赤足，跪在君主们的脚下；在他们背后，身穿衬衣、颈上拴了一根绳的是每个行业的六名代表，五十个纺织工，五十个老百姓。个个低下头，嘴抿得紧紧的。他们要求做自由人，为了惩罚他们这个罪行，我们逼迫他们跪在尘土中。德国境内几千人遭车刑、分尸、火焚；在西班牙，几千个贵族和市民身首异处；尼德兰的城内，异端分子在烈火中身子绞作一团。为什么？
晚上，我对查理说：
“我要到美洲去。”
“现在？”他说。
“现在。”
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唯一的想望。我们一年前知道，皮萨罗在阵上生擒遍地黄金的秘鲁国的皇帝，征服了他的领土。从这个新王朝来的第一艘帆船驶入塞维利亚，装载了四万二千四百九十六金比索和一千七百五十银马克。在那里，没有必要用无益的战争、残酷的镇压去维持一个摇摇欲坠的过去，从而消耗自己的力量；在那里，从头设计未来，在建设，在创造。
查理走近窗前，凝望夹在石堤岸之间的灰色运河水，远处可以看到那座阴沉的钟楼，里面引人自豪的铜钟已拆走了。
“美洲我永远看不着了！”
“您通过我的眼睛去看。您知道您可以信任我。”
“以后再说吧，”他说。
这不是一道命令，这是一声请求；从他嘴里吐露出这种哀求的声调，说明他内心感到莫大的颓丧。他又坚决地说：
“我这里需要您。”
我俯首听命。现在我还想望看一看美洲，再过一段时期，这种想望我还会有吗？要走应该现在走。
“我等吧，”我说。
我等了十年。一切不断地在变，一切跟原来没有两样。在德国，路德派胜利了，土耳其人又在威胁基督教，地中海又是盗贼丛生；我们要向他们夺取阿尔及尔，但是失败了。跟法国又开始一场新战争；根据克雷皮昂瓦卢瓦条约，皇帝放弃勃艮第，弗朗索瓦一世退出那不勒斯、阿图瓦和佛兰德。二十七年的你争我夺，已使帝国和法国民生凋敝，大伤元气；如今这两个交战国又两军对峙，一点没有改变他们相互的地位。查理很高兴看到教皇保罗二世要在特伦托召开一次盛大的主教会议；路德派亲王立即发动一场内战；尽管受到风湿病的折磨，查理英勇地御驾亲征，制伏了他的敌人；但是，皇帝派在米兰的总督冒冒失失占领了欢乐宫，教皇大发雷霆，开始与法国新国王亨利二世谈判，把特伦托主教会议改在布洛涅召开。查理不得不在奥格斯堡采纳一项折衷方案，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双方对此都不满意。两派都拒不接受德国宪法草案，自从查理当上皇帝以来，我们为了这个草案从不间断地进行着斗争。
“当时我不应该在这份折衷方案上签字，”查理说。
他坐在一张宽大的安乐椅里，患风湿痛的那条腿平搁在一只小圆凳上；当国事不迫使他过戎马生活时，他就是这样打发日子的。
我说：
“您当时没法不这样做。”
他耸耸肩膀：
“人总是这么说。”
“人这么说是因为事情确实如此，”我说。
只有一个办法，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当时没法不这样做……一年复一年，一世纪复一世纪，历史巨轮在滚动；应该说，蠢人才会去想象人的意志可以改变历史巨轮的轨道。我的鸿图大业起过什么作用吗？
他说：
“我当时应该拒绝的，不论花什么代价。”
“那时是在战争，而您又给打败了。”
“我知道。”
他手抹前额，这个动作他已习以为常了。他像在问自己：“为什么不给打败呢？”可能他是对的。无论如何，有些人的愿望在地球上留下了痕迹，路德、科尔特斯……这是因为这些人接受了给打败的想法？我们选择了胜利。现在，我们问自己：“什么样的胜利？”
过了一会，查理说：
“腓力当不上皇帝了。”
这个他早就知道了。斐迪南最近又突然坚持要把一个帝国留给自己的儿子。不过，查理还从来没有把这次失败说出口过。
“那又怎么样？”我说。
我望着褪色的挂毯、橡木家具、窗外风吹飘零的秋叶。这里的一切灰尘扑扑、死气沉沉：朝代、边疆、因循守旧、横行不法；为什么还要死死抱住这个腐朽的旧世界的残骸？
“让腓力当西班牙亲王和印第安人皇帝，只有在那里，可以创造，可以建设……”
“办得到吗？”查理说。
“您怀疑？在那里，您征服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您盖教堂，建城市，您还播过种子，收过庄稼……”
他摇摇头：
“谁知道那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局势确实是混乱的。皮萨罗和他的一个同伴发生火并，那位同伴打败了，并被处决，但是，他的党徒又把皮萨罗杀了。皇帝派去调停纠纷的总督又被贡萨尔维斯·皮萨罗的士兵暗杀，这些士兵不久前又被忠于皇室的副官斩首伏法。有一条是肯定的，新法律没有得到遵守，印第安人始终遭到摧残。
“以前，您希望亲眼看看美洲，”查理说。
“是的。”
“您还希望吗？”
我犹豫了，心中有什么东西在微微跳动，可能这就是一种想望吧。
“我总是希望为您效劳。”
“那么，”他说，“您去看看我们在那里干了些什么。我需要知道。”
他慢慢抚摸患风湿痛的那条腿。
“我应该了解我给腓力留下的是什么。”
他压低了声音又说：
“我应该了解我在位三十年干了些什么。”
六个月后，一五五〇年春天，我在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登上了一艘快帆船，它与三艘商船、两艘战船结伴同航。我没有一天不是伏在栏杆上，望着船航行时留在海面的一长条水花，这也是哥伦布、科尔特斯、皮萨罗的快帆船队走过的道路；我经常在羊皮纸上用手指行驶过这条道路；但是，今天的海洋不是我可以用手掌遮住的一块平坦的图面；海上波涛汹涌，粼粼发光，我的视线达不到它的边际。我想：“怎样占有海洋？”我在布鲁塞尔、奥格斯堡或马德里的办公室内，曾经梦想把世界握在我的股掌之中，世界只是一个光滑的圆球。现在，一天又一天航行在蓝色海面上，我问自己：“世界到底是什么？它在哪儿？”
一天早晨，我闭目躺在甲板上，突然随风飘来一种气味，是我五个月来没有闻到过的，一种热烈辛辣的气味，一种土地的气味。我睁开眼睛。在我前面一眼望不到边的，是一条平坦的海岸，岸上黑压压的一片森林，树上叶子巨大。我们正在驶近卢卡亚岛。我观赏着这一块仿佛浮现在海面的大平台，内心非常激动。从前瞭望水手一声叫喊：“陆地！”哥伦布的同伴都跪了下来。他们也像今天一样听到百鸟鸣啭。
“我们在这些岛上停留吗？”我问船长。
“不，”他说，“这些岛荒了。”
“荒了，”我说，“真的？”
“您以前不知道？”
“我以前没相信。”
一五〇九年，斐迪南国王批准贩卖卢卡亚人。拉斯·卡萨斯神甫证实说，他们赶了獒犬，像追猎似的去捕捉卢卡亚人，有五万印第安人不是被消灭便是失散了。
“十五年前，岸上还有几个移民，靠经营珍珠过日子，”船长说，“那时一只潜鸟值一百五十杜卡托，这种鸟很快绝种了，最后几个西班牙人只得离开小岛。”
“这个群岛有多少岛屿？”我说。
“三十来个。”
“都是些荒岛？”
“都是些荒岛。”
在地理学家画的地图上，群岛只是稀稀落落几颗毫无意义的黑点。如今眼前，每一座小岛都是存在的，像阿尔罕布拉宫的花园那样绚丽夺目。岛上到处是火红的花，是鸟，是香料作物；礁石圈住海水，相互隔绝，形成一个个宁静的湖泊，水手称之为“水上公园”；在清澈见底的水里，珊瑚虫、水母、海藻、珊瑚等，像花似的盛开怒放，红色、蓝色的鱼悠游自在。隔一段距离，可以看到一个孤单的沙丘浮在水上，宛若一艘触礁的船；有时，沙岗上经经络络地密布着攀援茎和藤本植物，山腰上生长蒲葵。然而如今，这片温暖的、隔一段距离翻滚着甜水泉的湖面，再也没有一条小船滑过了；再也没有一只手撩开这些垂帘似的藤本植物；这块欢乐的土地，从前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一个懒洋洋、赤身裸体的民族，如今已不复存在了。
“在古巴还有印第安人吗？”当我们驶入那条通往圣地亚哥海湾的狭小航道时，我问。
“哈瓦那附近的瓜多拉，有六十来户人家，组成一个村子，生活在山上，”船长对我说，“在这个区域，该说有几个部落，但是他们都躲了起来。”
“我看得出来。”
古巴的圣地亚哥海湾十分宽阔，西班牙王国整个大舰队停泊其中也绰绰有余；望着山坡上层层叠叠玫瑰色、绿色、黄色的立方体，我笑了：我喜欢城市。我一踏上街头，呼吸着沥青和油脂的气味，感到浑身舒坦，这是安特卫普和桑卢卡尔的气味。我排开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衣衫褴褛的小孩拽着我的衣服喊：“桑塔露琪亚！”我抓了一把硬币抛在地上，对其中我看来最伶俐的一个小孩说：“你给我引路！”
一条红褐色的大路，两旁棕榈树夹道成荫，通向一座白色耀眼的教堂。
“桑塔露琪亚，”那个小孩说。
他赤着双脚，头像一个球，剃得光光的。
“我不喜欢教堂，”我说，“带我去看店铺和商场。”
我们转过路角，条条街道都是直的，像棋盘格纵横交叉。房屋仿照加的斯城的格局建造，屋顶盖的是发亮的灰墁；但是，圣地亚哥不像一座西班牙城市，还算不上是座城市。我的鞋沾满了田野的黄土，那些方形大广场还是一些长着龙舌兰和仙人球的空地。
“您从西班牙来的？”小孩说。
他望着我，两眼闪闪发光。
“是的，”我说。
“我长大后到矿里做工，”小孩说，“攒了钱到西班牙去。”
“你在这里不开心？”
他轻蔑地向地上啐了一口说：
“这里都是穷人。”
我们走到商场。几个妇女坐在地上，出卖放在棕榈叶上的仙人掌果子；另一些站在摊子后面，摊上放着大圆面包、篓装的粮食、四季豆或鹰嘴豆；还有几个铁器商、布商。男人披了褪色的棉布，都是赤脚走路；女人也是赤脚走路，身上衣衫破烂。
“一法内加麦子多少钱？”
我的衣着像位贵族，商人惊奇地望我一眼：
“二十四杜卡托。”
“二十四杜卡托！比塞维利亚贵两倍。”
“就是这个价钱，”那个人没好声气地说。
我在广场慢慢绕了一圈。一个穿破衣的女孩小跑步走在我面前；她在每个面包摊前停下，拿起大圆面包又是拍又是掂，若有所思的样子，决不定选哪一个；商人朝着她笑。在这个铁比银子值钱的国家，面包比金子还珍贵。一法内加四季豆在西班牙卖二百七十二铜币，在这儿卖到五百七十八，一个马蹄铁卖六杜卡托，一对马蹄铁钉四十六铜币，二十五张纸要四杜卡托，二十卷巴伦西亚优质猩红色墙纸，四十杜卡托；高帮皮鞋则要三十六杜卡托一双。自从波托西银矿发现后，西班牙物价显著上涨，更使这里民不聊生。我望着这些棕色饿瘪的脸孔想：“五年后，十年后，整个王国都会如此。”
我在城里转了一天，妇女、老人要求施舍的诉苦声，小孩尖利的乞讨声萦绕耳边；晚上，我去总督家赴宴。他款待我的场面出奇的奢华，贵族和夫人遍身是绫罗绸缎，宫殿四壁也铺满绫罗绸缎。宴席比查理五世设的更加精致讲究。我问主人当地居民情况，他向我证实了那位船长说的话：在圣地亚哥后面和哈瓦那附近绵延着几个黑人种植的庄园；但是，总的说来，从前居住两万印第安人、面积有巴利亚多利德到罗马那么大的古巴岛，已变成了一片荒地。
“不赶尽杀绝，就没法降服这些野蛮人吗？”我恼火地问。
“一次也没有屠杀过，”一个种植园主对我说，“您不了解印第安人，这些人是出奇的懒，他们宁可死也不愿累着一点。他们为了不去劳动，故意让自己死去。他们不是上吊便是绝食。整村整村的人是自杀死的。”
几天后，在把我带往牙买加去的船上，我问一位曾经在古巴登过岸的僧侣说：
“这些岛上的印第安人是由于懒而纷纷自杀，这是真的吗？”
“事情的真相是他们的主人要他们劳动，不等到操劳而死是不让歇的；他们吞下泥土石块来促成自己早死。他们拒绝接受洗礼，免得在天上又遇到这些善良的西班牙人。”
蒙多内兹神甫的声音因愤怒和怜悯而发颤了。他长时间地跟我谈印第安人。他不像科尔特斯的副官把他们说成是残酷迟钝的野蛮人，听他说来这些人是这么温柔，连武器也不会使用，都伤在西班牙人的剑下。他们住在树枝芦苇搭成的大窝棚里，几百人群居杂处；他们靠狩猎、捕鱼、种植玉米为生，闲时编织蜂鸟羽毛；他们不羡慕这个世界的财富，他们不懂仇恨、嫉妒、贪婪；他们生活穷困、无忧无虑、幸福。我望着这一群可怜的移民，躺在甲板上，曝晒在烈日下，疲劳不堪；他们手里提了一个包裹，离开古巴贫瘠的土地，到矿区去碰运气。我想：“我们在为谁工作？”
不久，天边出现了高低不一的山影，碧峰下翠谷青山，愈往下色彩愈淡，山脚下绿得嫩嫩的：牙买加。蒙多内兹神甫跟我说过，岛上原来生活着六万个印第安人，如今只剩下二百人了。
“输入黑人并没能挽救哪怕一个印第安人的生命？”
“把羊交给狼看管，怎么也没救的，”僧侣说，“怎么可以用一种罪恶去消除另一种罪恶呢？”
“拉斯·卡萨斯神甫本人也是拥护这种措施的，”我说。
“拉斯·卡萨斯神甫将在忏悔的折磨中死去，”僧侣说。
“不要谴责他，”我马上接口说，“谁又能预见自己行动的后果呢？”
僧侣朝我看，我转过眼睛。
“应该多祈祷，我的孩子，”他对我说。
我知道，法律规定，只要黑奴犯了一点过错，种植园主就有权把他用文火烤死或者五马分尸；但是在马德里，都以为种植园主不会使用这种权力。在马德里，我听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事眉头也不皱一下：有人说，有的殖民者用土著小孩的肉去喂养自己的狗；有人说，诺加雷兹总督一时任性，杀了五千多个印第安人；但是，也有人说，新世界的火山喷的是黄金熔流，阿兹特克城市是用银块砌成。现在，安的列斯群岛不再是一块传奇中的土地；翠绿的鸟、湛蓝的山，我都看到了。在金黄色沙滩后面，一些真的人用真的鞭子在抽打另一些人。
我们在安东尼奥港下碇，后来又继续赶路。气候一天比一天闷热；水是一潭死水，海面上没有一条波纹。这些移民躺在船的前梢，身上发烧，抖个不停，灰白色的脸上汗珠滚滚。
黎明时，贝洛港显露在我们面前。两条葱绿的海岬之间有一道深水湾，港口藏在海湾深处。海岬上植物茂盛，看不到一块泥巴地；仿佛看到两株高达四百尺、根插在水底的巨型植物破海而出。城里大街上，抖动着一种灼热的空气。有人告诉我，这里气候恶劣，移民登岸后若不赶快弄到几头骡子穿过地峡，一星期内便会得热病死去。我从总督那里弄来几头坐骑，供大伙使用。我只是把病倒的人留了下来。
我们一天又一天，沿着一条羊肠小道赶路，这条小道曲曲折折穿过一座大森林；在我们头顶，浓荫遮蔽，不见天日；巨大的树根把路面拱高了，上次骡队经过后长出的野藤堵住了道路，我们经常要停下来割藤；周围一片黑影，又窒息又潮湿。四个人死于半途，另三个倒在路边没法走完旅程。蒙多内兹神甫告诉我，这块地方也看不见人烟：三个月内，有七千个印第安小孩饿死在地峡上。
那时，巴拿马是去秘鲁和智利的必经之路，这是一座繁荣的大城市，路上可以遇到穿丝绸的男人、戴珠宝的女人、鞍辔华丽的骡队。宽敞的房屋内摆设富丽堂皇，但是空中充满瘴气，每年有成千上万人在他们无法久留的财富中死去。
我们登上一艘快帆船，沿着秘鲁海岸行驶。没有在旅途劳顿中死去的移民继续朝波托西赶去。我和蒙多内兹神甫在卡亚俄上岸，那里离王城三里地，我们毫不费力地到了首都。
城市是棋盘格布局，马路宽大，广场开阔，全城面积那么大，居民骄傲地称之为“广远城”。房屋是用土砖盖的，像安达卢西亚的一样围绕一个院子而建；外墙没有装饰，不开窗口；每条十字路口都有水井喷泉，予人一种清凉的感觉，空气温爽。可是西班牙人受不了这里的气候，我在街上遇到的人群，跟古巴的圣地亚哥的一样穷困潦倒。这里，同样的，黄金白银并没给人带来好处。一座大教堂正在建造，柱子用银块铸的，墙壁用珍贵大理石砌的。是为谁呢？
除大教堂外，城里最漂亮的建筑物要数一座墙头光秃的大监狱；总督透过他的绣金遮篷马车的小门，自负地指给我看说：
“王国的反叛者都关在这里，”他对我说。
“您说的反叛者指谁？”我说，“是那些公开反抗现政权的人，还是不服从新法律的人？”
他耸耸肩膀。
“新法律没有人服从，”他说，“如果我们不愿意王国的权威落空，应该反对那些征服者，去收复秘鲁。”
查理五世的谕旨要他们解放印第安人，支付他们薪水，安排他们适度的工作。但是，我问过的人个个都说无法执行。有的人向我争辩说，印第安人不处于奴隶地位是不会幸福的；有的人有根有据地向我指出，我们要完成宏伟的事业，印第安人又天性懒惰，有必要建立一套严厉的制度；还有的人轻描淡写地说，国王的行政官员没有其他方法能叫他们唯命是从。
“我们做出过决定，对于那些把印第安人当作奴隶的移民，我们不给他们进行赦罪仪式，”蒙多内兹神甫对我说，“但是，我们的主教威胁要褫夺我们的神职，要是我们坚持这样做的话。”
他让我参观了传道会，会内医治年老有病的印第安人，抚养孤儿。在一个棕榈树荫遮盖的院子里，几个孩子蹲在大盆玉米饭周围。这是些漂亮的孩子，棕色皮肤，高颧骨，头发又黑又硬，大眼睛乌亮发光；他们都是一起把棕色小手伸进盆里，一起把手放到嘴里。这都是人的孩子，不是小动物。
“他们真漂亮，”我说。
神甫把手放在一个女孩子头上。
“她的母亲也是个美人，因为美把命也送了：皮萨罗的士兵把她和她的两个女伴一起吊死，为了向印第安人证明，西班牙人对他们的女人无动于衷。”
“这个呢？”我说。
“他是一个头领的儿子，头领是被活活烧死的，因为他们认为他的村子上缴的东西太少。”
因而，当我绕着院子慢慢走时，一部征服史展现在我的眼前。随着皮萨罗的士兵向内地推进，他们勒令每个村子交出多年积存的粮食，一颗也不让留下。他们吃不完的任意浪费烧毁，他们屠杀牲畜，毁坏庄稼，所到的地方仅剩一片荒凉，使土著居民成千上万地饿死。他们稍不如意，就焚烧村庄，不幸的居民若是企图从着火的房屋往外逃，便用弓箭射死。听到征服者来近了，有几个村子的人整体自尽。
“您要是还希望周游这个不幸的国家，我给您找个向导，”蒙多内兹神甫对我说。
他给我指着一个高大、棕色皮肤的青年，他靠在一棵棕榈树上，像在沉思。
“这是一个西班牙人和一个印加族印第安女人的混血儿。他的父亲为了娶一位卡斯蒂利亚的夫人，遗弃了他的母亲，把孩子交给了我们。他通晓祖先的历史，也熟悉这个地区，他经常陪我外出旅行。”
几天后，我与那位印加青年菲利比洛结伴离开王城。总督拨给我几匹壮马，十个印第安挑夫。雾沉甸甸地压在岸上，遮得不见阳光，地上浸透了露水。我们沿山腰的一条路走，山岗上草木森森：这是一条宽阔的堤道，用石板砌成，比旧世界任何一条大路结实方便。
“这是印加人建造的，”我的向导自傲地对我说，“整个帝国布满这样的路。从基多到库斯科，信使跑得比你们的马还快，把皇帝的诏书传送到所有城市。”
我钦佩这个浩大的工程。为了变天堑为通途，印加人架设了石桥；他们也经常在沟壑上搭起藤编的软桥，用木桩拴在两边峭壁上。
我们骑马走了几天。印第安挑夫的精力令我吃惊，他们挑了沉重的粮食行李，一天走上十五古里不会累倒。我不久知道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咀嚼一种绿叶，他们的精力不衰全靠这种他们称为可乐的植物。他们走完一段路程，把担子撂在地上，直挺挺躺下，力气耗尽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嚼上一团新鲜叶子，又精神抖擞了。
“这是帕查卡马克，”菲利比洛对我说。
我勒住马，跟着他说：“帕查卡马克！”这个名字叫我联想起一座处处是玉宫琼楼的城市，有芳香扑鼻的花园，直伸海里的大石阶，鱼禽水鸟的栖息场；宫殿平台上金树林立，树枝上缀有黄金花、黄金果、黄金鸟。帕查卡马克！我睁大了眼睛，说：
“我什么也没看见。”
“没什么可看的啦，”印加人对我说。
我们走近去。一座梯田形状的山岗被当作一个纪念碑的台座，纪念碑只剩下一堵红墙；墙用一块块巨石堆砌而成，不用一点水泥。我朝向导望了一眼；他昂首骑在马背上，哪儿都不看。
第二天，我们离开了海岸，开始攀登山坡。渐渐的，我们越过了压在沿岸不散的浓雾。空气变得更干燥，植物更茂盛。远处山岗像铺了一层金砾石，走到跟前，发现是一大片向日葵和黄色花蕊的雏菊。这些野花地里也生长高而轻巧的禾本科植物和青色仙人球。山路虽然陡峭，气温还是没有变化。我们穿过许多荒村，土砖墙壁完整无缺，但野草已侵入屋内。向导对我说，西班牙人走近时，居民带了全部财宝，越过安第斯山，逃得不知去向。
从前，即使最小的村子也纺织番麻、棉线以及染色鲜艳的羊驼毛，制造红底彩绘陶器，上画人面装饰或几何图案。现在，一切都死气沉沉的。
我向印加青年耐心打听，慢慢地，当我们走完海拔八千多尺、长着青色仙人球的大高原时，我了解到他祖先的帝国是什么样的。印加人不懂什么是私人财产；他们共同占有每年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另有一块公地是供给官员和荒年备粮用的，他们称为“印加与太阳的土地”，每个印加人都要在这块公地上耕种一定日子，他们也要代耕病人、寡妇、孤儿的田地；他们热爱劳动，邀请朋友和整村人去耕种他们那份土地：得到邀请的人兴高采烈跑来，像参加婚礼似的。每隔两年分配一次羊毛，在热带地区，王地出产的棉花属于全体所有；一切必需品都在自己家里生产，每个人都兼备瓦匠、铁匠和农民的本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穷人。我听着菲利比洛说时，心想：这就是我们已经摧毁的帝国，这就是我希望在世界上建立而又没能建成的帝国！
“库斯科！”印加人对我说。
我们到了一个山口顶上，看到脚下一块葱葱郁郁的盆地，上面有几个村子，那是清风和煦的武尔加尼达山谷；远处矗立着阿苏亚塔山白色的椎峰和安第斯山积雪的山脊。城市就横在一座瓦砾堆盖顶的山岗下；我一蹬马肚子，朝着印加的古都疾驰而去。
我们越过种苜蓿、大麦、玉米的田野，越过可乐果种植园；平原上水网纵横，都是印加人开的运河；为了防止泥土流失，山岗开成梯田状的。建筑这些大路和城市的人同时也是务农的人，比旧大陆哪一个民族都能干。
入城前，我先上了山岗，岗上的瓦砾堆都是一些要塞的废墟，要塞是三道同心的壁垒，用深色岩石做成，团团围成一圈。皇帝躲在这道屏障后面抵挡皮萨罗的军队。我也忘了在这些石头中间逗留了多久。
库斯科城墙没有全毁，许多塔楼依然矗立，路上也还有几座漂亮的石头房屋。但是，大多数只有地基还保持完整，西班牙人在这些地基上匆匆盖起了小砖楼房。尽管环境秀丽，尽管印第安人和移民为数不少，城市却像遭受过神的诅咒，气氛异常阴郁。西班牙人抱怨气候严酷，哀叹生活在民众的仇恨之中。他们对我说，每年在征服者进城的周年日那天，老土著把耳朵贴在地上听，希望有朝一日地下河水泛滥，把西班牙人悉数卷走。
我们在库斯科只停留几天，又继续前进了。高原空气干燥寒冷，这地区的尸体不会腐烂，我们经常看见路旁僵死的驴子。一路上不时遇到废墟，那是从前的宫殿、教堂、要塞，还有一些巨大的建筑物，既无法圈，也无拱顶，由三角形或八角形的土砖砌成，都只剩下了残骸。一条干涸的湖泊尽头，我们看到壮丽的皮亚奥加那加奥的遗迹，满地是破碎的花岗岩和斑岩；昔日的教堂而今成为一大堆断垣残壁；排列成行的巨石标志着这里原是大路，两旁有雕刻粗陋的巨大石像，绵延很长一段距离。
我们穿过的村子都无人居住，大多数已被纵火烧毁。有一次，在一个新搭的茅屋门前，我们看到一位老人，没有鼻子，没有耳朵，眼眶是空的。菲利比洛向他问话时，他显然是听见的，但是没有回答一句话。
“我猜想他们把他的舌头也割了，”印加人说。
他告诉我，西班牙人怀疑这个地区有金矿，便残酷地折磨土人，要他们说出地点；但是，印第安人就是顽强地保持沉默，不露一点口风。
“为什么？”我说。
“您看到波托西矿以后，”印加人说，“就会明白的，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遭到同样的命运。”
我很快明白了。才几天后，我们碰上了一队印第安人，是被押到矿上去的；每人颈上套了个铁箍儿，一个个拴在一起，脸上烙了个g字。他们可能有四五百人，走在路上踉踉跄跄，显得筋疲力尽。押送的西班牙人用鞭子赶他们往前走。
“他们从基多来的，”向导对我说，“那里出发时可能有五千人以上。有一次穿越热带地区的途中，死过一万人。又有一次，六千人中只有二百人走到了目的地。半途累倒时，连铁箍儿也不给解开，干脆在他们头上砍一刀。”
这天晚上，长久以来第一次，我们看到一个村子的茅屋里冒出了炊烟。一个印加青年妇女坐在门槛上，摇着孩子唱歌。她的歌声那么忧郁，我不由想知道歌词内容。我的向导给我译了出来：
难道我的妈妈
把我生在窝里，
是为了受苦，
是为了此刻
鸟似的在窝里哀啼？
他跟我说，征服以来，母亲们唱的摇篮曲都是这么凄凉。这个村里只有妇女和儿童，男人都被掳掠到波托西矿上做工去了。我们一直走到火山脚下，遇到的村子无不如此。
波托西山顶积雪，山口喷火，矗立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上；山腰间凿出像迷宫似的坑道，人就在里面采银，矿脉深达五百寻。山脚下正在兴建一座城市。我漫步穿过一排排木房，找寻旅途的同伴。我只找到十个左右，其余都在半路倒毙了。至于抵达波托西的人，也难以忍受这种高原气候；妇女尤其遭受高山病的折磨；所有的孩子生来又瞎又聋，不到几个星期便死了。他们对我说，一个矿工赚的钱仅够本人糊口。发财致富，甚至攒钱赎身的希望早已破灭了。只有大矿场主才发了财，雇用大批印第安人给他们开矿。
“您看，”我的年轻向导对我说，“您看他们对我们这个民族做了些什么。”
沉着镇定的声音第一次颤抖了，在我们的火把照耀下，我看到他眼里噙着泪水。在这些阴暗的坑道里，劳动着整整一个民族，他们不再是一群人，而是一群幽灵。他们没有肉，没有四肢，骨头撑着棕色皮肤，像枯木一样脆裂；他们两眼空洞，两耳充塞；他们像机器人似的敲打着岩壁。有时，这些黑色骷髅中有一个无声无息地倒在地上，鞭子铁棒马上打到他身上，若不赶快站起来，就这样被结果了。他们一天在地下挖掘十五个小时以上，仅用一些磨碎的植物根做的饼充饥。他们中间没有人可以在此活上三年。
从早到晚，装运银子的骡队朝着海岸走去。一两银子是用一两血换来的。皇帝的钱箱依然是空的，他的臣民依然穷困潦倒。我们摧毁了一个世界，我们白白摧毁了一个世界。
“我到处遭到失败，”查理五世说。
我说了整整一个夜晚，皇帝听着默无一言。阳光透进了幕帘重重的房间，黎明照亮了他的脸。我的心揪紧了。才三年时间，他变成了一个老人；他的眼睛没有光彩，嘴唇发青，脸容憔悴，呼吸困难。他身子陷在靠椅里，患风湿病的瘸腿上盖着一条毯子，上面搁着一根象牙圆头手杖。
“为什么？”他说。
我出门的三年中，萨克森的莫里斯公爵背信弃义，率领路德派军队反对他。查理五世被迫在叛军面前退却，接受了一项条约，一下子毁了他毕生为宗教团结而花费的心血。他在佛兰德也出师不利，没能收复被亨利二世侵占的土地；意大利发生新的叛乱，而土耳其人对他进行骚扰。
“为什么？”他又说了一句，“我错在哪儿呢？”
“您唯一的错是进行了统治？”我说。
他摸了摸挂在丝绒紧身衣上的金羊毛勋章。
“我那时没有要统治，”他说。
“我知道，”我说。
我望着他皱纹密布的脸、灰白的胡子、没有生气的眼睛。我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比他还老，比有史以来哪一个人都老，他在我眼里像个孩子似的叫人可怜。我说：
“是我错了。我要您做宇宙的主人，但是宇宙是不存在的。”
我站起身，满房间走动。我前一夜没有合眼，两条腿发麻。现在，我完全懂了：卡莫纳太小了，意大利也太小了，而宇宙是不存在的。
“说起来多么方便！”我说，“眼前的牺牲算得了什么？宇宙在未来的尽头。火刑、屠杀算得了什么？宇宙在别处，永远在别处！它哪儿也不在，有的只是人，永远四分五裂的人。”
“是罪孽使他们四分五裂的，”皇帝说。
“罪孽？”
这是罪孽？还是疯狂？还是其他什么的？我想起了路德，奥古斯丁僧侣，在烈火中歌唱的再洗礼派妇女，安托纳，贝娅特丽丝。他们身上孕育着一种力量，是我的理智无法预见的，这力量保护他们来对抗我的意志。我说：
“有一个被我们烧死的异端僧侣临死前对我说：唯一可做的好事，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行动。真是这样的话，统治世界是徒劳的，谁对他人都无能为力，人的好与坏只取决于他们自己。”
“唯一可做的好事，是拯救人的灵魂，”查理说。
“您认为能够拯救他人的灵魂，还是您本人的灵魂？”
“天主怜见，只是我本人的灵魂，”他说。
他把手按在额上。
“我以前认为，应该由我用暴力来拯救他人的灵魂，我错就错在这一点：这是魔鬼的一种诱惑。”
“我要使他们幸福，”我说，“但是他们的心是无法接近的。”
我不说了，我听到他们节日的欢呼，他们流血时的号叫，我听到先知以诺的声音：“应该毁灭存在的一切！”他讲道中反对的就是我，反对我是因为我要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天堂，在那里每颗沙子都有它的位置，每朵花都有它开放的时候，但是他们不是植物，也不是石头。他们不愿意变成石头。
“我有一个儿子，”我说，“他选择了死，因为我不让他有其他的生活方式。我也有一个妻子，就因为我把一切给了她，她一生在度死日。还有一些人是被我们烧死的，他们咽气的时候还感谢我们。他们要的不是幸福，他们要的是生。”
“什么叫生？”查理说。
他摇摇头。
“生是虚无的。要统治一个虚无的世界真是疯了！”
“有时，在他们心中燃起一团火，这团火他们称之为生。”
突然，千言万语涌上我的嘴边。可能这是今后几年、几个世纪中最后一次，容我这样说一说了：
“我理解他们，现在我理解他们。在他们眼中，有价值的东西永远不是他们得到的东西，而是他们所做的东西。假若他们不能创造，他们就要毁灭，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要拒绝存在的一切，否则他们不成其为人了。我们妄图代替他们建立一个世界，把他们关在里面，这只会招致他们的憎恨。我们梦想为他们建立的这种秩序、这种安宁，会成为最坏的天罚……”
查理早已把头埋在手里，他不在听这种奇谈怪论。他在祈祷。我又说：
“人既不能帮助他人，也不能反对他人。人是无能为力的。”
“人可以祈祷，”皇帝说。
他脸色苍白，嘴角挂了下来，像腿痛发作的时候。
“苦难已经到头了，”他说，“不然天主在我心里总会留下一点希望的。”
几星期后，查理五世退隐了，住在布鲁塞尔的一幢小屋里，坐落在鲁汶教堂门边的一个花园中心。这是只有一层楼的平房，里面摆满了科学仪器和时钟；皇帝的卧室狭小，毫无陈设，像僧侣的练修室。萨克森的莫里斯公爵逝世，使他摆脱了最大的劲敌，但他不愿从中渔利；他对德国的问题不闻不问，也不思为他的儿子谋取帝位。两年来，他致力于整顿内政，做的事都取得了成功。他把法国人赶出了佛兰德，签订了《沃塞勒条约》，促成腓力与英国女王玛丽·都铎联姻。然而，他的决心并不因而动摇。一五五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布鲁塞尔宫殿大厅里，他召集了一次庄严的会议，穿了一身丧服，由奥朗日的威廉亲王扶着出席。布鲁塞尔的枢密大臣菲里贝宣读一份诏书，表明了皇帝的旨意。接着，皇帝站起身。他回顾如何在四十年前，也在这间大厅，宣布他解除监护亲理朝政；他如何承继外祖父斐迪南的王位，然后又当上了皇帝；他看到基督教四分五裂，国家四邻都是虎视眈眈的敌人，他终生保卫国土与他们斗争；现在，他年老体衰，愿意把尼德兰交给腓力，把帝国交给斐迪南。他鼓励儿子追随祖先的信仰，尊重和平与权利。至于他本人，从来不曾故意损害别人。
“假若我对某人办事有欠公正，我请求他的原谅。”
他说最后两句话时，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坐下时泪珠从脸上扑簌簌往下落。大臣们放声痛哭。腓力跪在父亲脚下。查理把他搂在怀里，温柔地吻他。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为什么流泪。
一五五六年一月十六日，他在房里签了一张声明，把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西西里、新印度交给腓力。几年来第一次，我看到他又说又笑。晚上，他吃了一盆沙丁鱼炒蛋、一大块鳗鱼泥；饭后，他听了一小时古提琴演奏。
他在西班牙腹地造了一座宅第，在尤斯特修道院附近，他问我：
“您陪我去那里吗？”
“不，”我说。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
“我们不是一致同意，谁对他人都无能为力？”
他严肃地盯着我看，说：
“我向天主祈祷，让您有一天得到安息。”
我一直陪他到弗利辛恩，我站在海滩上，望着他的船徐徐远去，直至帆影消失在天涯。
“我累了，”雷吉娜说。
“我们可以坐下，”福斯卡说。
他们已经走了好久，进入树林很深了。在浓荫覆盖下，夜是温暖的。雷吉娜渴望躺在野蕨地上，睡熟后永远不再醒来。她坐下说：
“别往下说了，没必要。说到底故事总是相同的，我知道。”
“故事是相同的，可是每天不一样，”福斯卡说，“您应该听下去。”
“刚才，您还不愿意说呢。”
福斯卡在雷吉娜身边就地躺了下来。有一会儿，他默默望着深色的栗树叶。
“这张帆影消失在天涯，我站在海边望着它消失，这情景您能想象吗？”
“我能想象的，”她说。
这是真的，现在她能想象了。
“故事结束时，我将看到您在路边消失。您知道您早晚要消失的。”
她把脸捂在手里，说：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再知道了。”
“我可知道。只要我能说，我就说下去。”
“以后呢？”她说。
“我们不要想到以后。我说，您听。暂时我们不要给自己提问题。”
“行。往下说吧，”她说。
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由日耳曼国王鄂图一世建于公元九六二年，企图恢复幅员辽阔的查理曼帝国。他自称受天主的神圣使命，用基督教义统一世界。全盛时期帝国疆域大体包括德意志、捷克、意大利北部、勃艮第、尼德兰等地。一三五六年，帝国皇帝查理四世颁布《金玺诏书》，规定皇帝由当时权势最大的七名诸侯选举产生。马克西米利安时代，帝国皇位实际已由哈布斯堡家族蝉联。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引起它与欧洲各国的矛盾，影响对诸侯的控制，兵连祸结，历数十年不止。
百合花为法国王朝的象征。
此婴儿即查理五世（1500—1558）。其父腓力死于一五〇六年，他承继了勃艮第，包括尼德兰等地。外祖父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死于一五一六年，他承继了西班牙及其意大利南部和美洲等属地。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死于一五一九年，他承继了德意志，包括奥地利等地。同年，他通过对选帝侯巨额行贿，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五二六年与葡萄牙国王之女伊莎贝拉结婚。
查理五世自幼由其姑母抚养，年轻时在佛兰德受教育，第一语言为法语，在其统治的西班牙和德意志，始终被认为是外国人。
指当时奥地利大公，也即查理五世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
asturias，西班牙北部大区。
查理五世的西班牙国王称号为卡洛斯一世。
当时多瑙河上游城市奥格斯堡、乌耳姆、纽伦堡等组成的同盟。
建立于十五世纪上半叶的一个骑士团，旨在保护教廷。
hernáncortés（1485—1547），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者，他摧毁了建立在墨西哥土地上的阿兹特克帝国。
按照基督教的节日，复活节前的一周称为受难周，这周的周五为耶稣基督遇难钉死在十字架的日子，称为受难日。
意即“真正的十字架”。
天主教教派。
这时西班牙人已把非洲人输入美洲当奴隶使用，代替大量死亡的印第安人。
martin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发起者，新教路德宗创始人。
johanneck（1486—1543），德国神学家，路德的激烈反对者。
系指一四一四年举行的康斯坦茨主教会议，会上决定逮捕捷克宗教改革家扬·胡斯。一四一五年，胡斯以异端罪名被判火刑，焚死于康斯坦茨的广场。
当时德国农民苦难深重，尤其在南部成立了农民秘密组织，反抗封建贵族与教会的压迫，著名的有“古鞋会”、“穷康拉德会”等。穿古鞋为当时贫苦农民的特征。
kreuzer，中世纪德国货币单位。
navarra，欧洲古地名，今西班牙北部地区。
franconia，欧洲古地名，今德国中部地区。
一五二五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军队与德国军队交战于意大利的帕维亚，法国兵败，国王被俘。
ferdinandmagellan（1480—1521），葡萄牙航海家。
十六世纪，西欧盛行一种传说，在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有一个黄金国，首府马诺亚城内居民房屋皆用金瓦铺顶，国王遍身缠金。
franciscopizarro（1475—1541），征服秘鲁的西班牙殖民者。
每古里约合四公里。
葡萄牙与西班牙争夺美洲土地发生纠纷。一四九四年，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仲裁下，两国签订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划出这条历史上称为“教皇子午线”的分界线，规定线东属葡萄牙势力范围，线西属西班牙势力范围。
印度尼西亚在历史上有“香料国”之称。
granada，西班牙南部城市。中世纪，摩尔人入侵伊比利亚半岛，曾在此地区建立国家。
哥伦布发现美洲，但至死以为自己到的是印度。在相当长时期内，西欧一些国家的文字记载中仍把那块大陆称为“印度”。“亚美利加”这个名字直到十六世纪后才普遍使用。
指当时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
ducato，威尼斯古金币名，当时几乎全欧通用。
suleiman（约1496—1566），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苏丹，一五二〇年即位，征服叙利亚、埃及，多次扩张至欧洲领土，一五二九年围攻维也纳，不克，屡与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为敌。
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派。该派因不承认小孩出生时教会施的洗礼，主张信徒成年时必须再度受洗礼而得名。
chambrerouge，十六、十七世纪间，法国创立的一种特别法庭，用来审讯异端分子和放毒犯。法庭开庭时，不论日夜，四周皆遮以黑布，仅以火焰照明。受害者多数处以火刑。
路德在后期活动中，抛弃了宗教改革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贵族和诸侯。
barbarossa（约1476—1546），巴巴里海盗，后为奥斯曼舰队司令，一五三四年侵入突尼斯。
查理五世是宗教改革的反对者，维护罗马教廷。一五四八年，迫于形势，查理五世在奥格斯堡宗教会议上，提出实行在罗马教廷领导下的宗教改革，史称为“临时敕令”，企图弥合天主教派与新教派的裂痕。此折衷方案反而引起敌对两派不满，争端未尝稍息。
为被杀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弟弟。
即今加勒比海附近的巴哈马群岛。
alhambra，摩尔王建于格拉纳达的著名宫殿。
原文cola，中译名“可乐”，原产于非洲。原产于秘鲁的该是coca，中译名“古柯”，古柯叶含高根碱，可提炼做麻醉剂，为南美洲土著传统的药物。疑原文有误。
十五、十六世纪时，印加逐步发展为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土地归农村公社所有，分为三种：太阳地、王地和公地。太阳地归祭司和寺庙，王地归国家，公地归公社集体成员所有。
brasse，旧水深单位，一寻约合一点六米。
一五五二年，查理在战争中失利，被迫与路德派亲王签订《帕骚条约》，经长期谈判，于一五五五年签订《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正式规定各邦诸侯有权决定本人及其臣民的宗教信仰，从此确立了新教在神圣罗马帝国内的合法地位。
一五五二年，亨利二世与莫里斯订约，法国参加德国路德派诸侯叛乱。亨利二世侵入梅斯、图尔、凡尔登三个主教管辖区。从此法国进入阿尔萨斯、洛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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