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鏖战了三个小时，尽管保尔尽力拼搏，结果仍然被迫认输。他比所有在一旁观棋的人更早看到了自己的败局。列杰涅夫看看自己的对手，宽厚而慈祥地微微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这一局必将败北。那个爱沙尼亚人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公开表示他期望保尔输棋，可他却什么也没看出来。

“我向来都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卒。”保尔说，列杰涅夫赞许地点点头，只有他一个人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保尔跟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三天内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两胜一和。

魏曼兴高采烈地说：

“好极了，谢谢你，列杰涅夫同志！这次你可是好好教训了他一顿！活该！他把我们这些老棋手全给打败了，这回可也栽在一个老头儿手里了。哈，哈，哈！……”

他又取笑那个战胜过他，如今却吃了败仗的棋手说：

“怎么样？输棋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尔丢掉了“冠军”称号。他虽失去了棋坛上的荣誉，但却得到了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这个朋友，列杰涅夫后来成为他最亲近、最敬重的人。保尔这次输棋决非偶然，他只懂得象棋战略的一些皮毛，这样一个普通棋手当然要败给精通棋艺的高手。

柯察金和列杰涅夫有一个共同的值得纪念的日期，柯察金出生的那年，恰好是列杰涅夫入党的年份。他们是两种典型人物——布尔什维克老战士和布尔什维克青年近卫军——的代表。一个有着极其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斗争经验，从事过地下斗争，尝过沙皇监狱的铁窗滋味，而后担任国家的领导工作；另一个有着烈火般的青春和仅仅八年的斗争经历，然而，他的业绩胜过常人一辈子的作为。而且这一老、一小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健康状况也都十分糟糕。

每到晚上，埃布纳和保尔的房间就成了俱乐部，所有的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出去的。晚上，十一号房间热闹非凡。魏曼经常想要讲点黄色笑话，他对这类东西总是津津乐道，但是这立刻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两人的抵制。玛尔塔善于用巧妙而辛辣的讥讽打断他的讲话，如果不能奏效，保尔便出面干涉。

“魏曼，你最好还是先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也许你的那种‘幽默’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我简直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喜欢……”保尔接着用不平静的声调插进去说。

魏曼噘起他的厚嘴唇，一双小眼睛含着嘲笑的目光从大家的脸上扫过，说：

“应当在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里设一个道德督察处，并且推荐柯察金担任督察长。对玛尔塔，我还可以理解，女同志嘛，当然会反对的。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天真无邪的小男孩，像个共青团的小宝贝似的……再说，我可不喜欢鸡蛋教训母鸡！……”

经过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道德的激烈舌战，黄色笑话的问题就被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提出来讨论。玛尔塔将各人的观点翻译给埃布纳听。

“我赞成保尔的看法，黄色笑话是不大好的。”埃布纳用不大正确的俄语回答说。

魏曼只好退却，虽然他嘴里打着哈哈，用玩笑敷衍搪塞，但从此以后，没有再说这类东西了。

保尔起初以为玛尔塔是共青团员，她的模样看上去不过十九岁。有一天，两人谈天时，保尔才知道，她已经三十一岁，一九一七年就入党了，而且还是拉脱维亚共产党的骨干。这使他大为惊讶。一九一八年白党分子曾判处玛尔塔死刑，但是后来苏维埃政府设法把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赎换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在大学学习，即将毕业。他们是怎么接近起来的，保尔没有留意，不过这个常来看望埃布纳的小个子拉脱维亚女子已成为“五人团”中不可分割的一分子了。

一个老地下党员埃格利特也是拉脱维亚人，时常调皮地和她开玩笑说：

“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可怎么过呢？可不能这样啊！”

每天早晨，起床铃响之前，疗养院里总有只公鸡大声啼叫。这是埃布纳在学鸡叫，学得惟妙惟肖。疗养院的工作人员竭力想把这只不知从哪儿跑来的公鸡找出来，可是毫无结果。这使埃布纳非常高兴。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了。医生让他卧床静养。埃布纳感到很难过。他已喜欢上这个乐观开朗，从不垂头丧气的年轻布尔什维克了，他是那样朝气蓬勃，但这么年轻就失去了健康。当玛尔塔告诉埃布纳，医生预言保尔的未来异常悲惨时，埃布纳焦急不安。

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一直禁止他下床行走。

保尔竭力不让周围的人察觉他的痛苦，只有玛尔塔从他极其苍白的脸色上猜到几分。出院前一周，保尔收到了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通知他，休养期限延长两个月，根据疗养院的报告，按照他目前的健康状况，恢复工作是不可能的。随信还汇了一笔钱来。

保尔经受住了这第一次的打击，就像以前学习拳击时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拳击一样：当时他也常常被击倒在地，但是立刻就站起来了。

这时，他出乎意料地收到了母亲的一封来信。老人家在信中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尔宾娜·丘察姆，住在离叶夫帕托利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城市。她们已有十二年没见面了，她很希望儿子去看看阿尔宾娜。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星期之后，疗养院里的人都到码头上欢送柯察金。分手时，埃布纳像兄弟似的拥抱他，亲吻他。玛尔塔躲了起来，因此保尔没能同她告别。

第二天早上，一辆四轮马车载着柯察金离开码头驶往一座带花园的小房子跟前。柯察金让陪送他来的人去打听，丘察姆家是否住在那里。

丘察姆一家共五人。母亲阿尔宾娜·丘察姆是个胖胖的上了年纪的妇女，一对大大的黑眼睛露出抑郁的神情，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昔日的风韵；她有两个女儿：廖莉亚和达雅。另外还有廖莉亚的小儿子和丘察姆老头，一个像头骟猪的、令人讨厌的胖子。

老头在合作社做事，小女儿达雅出去干点粗活，大女儿廖莉亚过去是个打字员，不久前同她的丈夫，一个酒鬼和流氓，离了婚，现在失业，她成天在家照顾孩子，帮助母亲料理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之外，阿尔宾娜还有个儿子若尔日，在列宁格勒。

丘察姆一家都殷勤地接待保尔。只有老头儿以一种不是善意的戒备的目光打量来客。

柯察金耐心地把他所知道的家事一一告诉了阿尔宾娜，同时顺便也问了她家的生活情况。

廖莉亚二十二岁，她很淳朴，留着栗色短发，脸庞宽阔，心地开朗。她和保尔一见如故，很乐意地把家里的私事都告诉了他。保尔从她那儿了解到老头子专横暴虐，控制着全家，压制所有的主动精神，不给别人以任何自由。他是个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好吹毛求疵的人，他的专制使这个家庭总是处于一种恐怖的气氛之中，儿女们因此都非常厌恶他。妻子二十五年来一直反对他这种暴虐行为，对他也恨之入骨。女儿们总是站在母亲一边，家中不断争吵，生活很不愉快，天天都过着这种没完没了地为大大小小事情生气的日子。

若尔日是家里的二号魔头。从廖莉亚的话里可以知道，这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只讲究吃喝穿戴的、自负傲慢的家伙。若尔日是母亲的宠儿，九年制中学毕业之后，就向母亲要钱去京都。

“我要去上大学。叫廖莉亚卖掉她的戒指，你的东西也卖掉。我需要钱，至于你们上哪儿去弄，我可不管。”

若尔日清楚地知道，母亲对他总是有求必应，因此就厚颜无耻地利用这点。他对待姐妹很傲慢，总是居高临下，认为她们比他低一等。母亲总是把自己从老头儿那儿抠来的钱，再加上达雅挣来的工资全都寄给儿子。但是他的入学考试考砸了，未被录取，如今却逍遥自在地住在舅舅家里，不断打电报催逼母亲寄钱。

一直到晚上很迟的时候，保尔才看到小女儿达雅。母亲在门廊里低声告诉她来了客人。她腼腆地把手伸过去，同保尔握手问好，在这个陌生的青年人面前羞得满脸通红。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只有力的、长着老茧的手。

达雅已满十八周岁，她称不上是美人，但是那一双深棕色的大眼睛，两道蒙古画像里那样的细眉毛，漂亮端正的鼻子，艳丽刚毅的嘴唇使她显得楚楚动人。一件带条纹的工作服紧紧地绷在她那年轻丰满的胸脯上。

姐妹俩各住一间很小的房间。达雅的房里放了一张狭长的铁床、一个衣柜，上面摆着许多小摆设和一面不大的镜子，墙上挂着大约三十张相片和画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深红色的天竺葵和粉红色的翠菊。薄纱窗帘用一条淡蓝色的绦带束了起来。

“达雅是不喜欢让男人进她的房间的，可是您瞧，她为您竟破例啦！”廖莉亚开她妹妹的玩笑说。

第二天晚上，全家都在老两口住的那间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房里，听大家谈话。丘察姆老头专心致志地用匙子搅着茶杯里的糖，从眼镜上方凶狠地打量着坐在他面前的客人说：

“我反对眼下家庭里时兴的那套规矩，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完全自由。”

老头呛了一下，咳起来了。喘过气来之后，指指廖莉亚说：

“没有得到家里同意，就跟那个流氓同居；也不问问家里，又同他离了婚。现在可好，我们得养活她和一个野孩子。真不像话。”

廖莉亚痛苦地涨红了脸，目光避开保尔，不让他看到那满眼的泪水。

“怎么，照您的意思，她应该跟那个寄生虫继续过下去？”保尔问道，他那闪着怒火的眼睛盯住老头儿。

“在嫁人之前，就该看看清楚，嫁的是什么样的人。”

阿尔宾娜插嘴了。她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怒气，断断续续地说：

“我说，老头，你干吗要在外人面前谈这件事呢？可以不谈这事，谈谈别的嘛。”

老头猛地凑到她跟前说：

“该谈什么，我自己知道。打什么时候起你开始教训起我来了？”

夜里，保尔对丘察姆家里的事情想了很久。偶尔的机缘把他带来这里，成了这幕家庭悲剧的目击者。他在考虑，怎样才能帮助母亲和两个女儿摆脱这种处境。可他自己的个人生活已快要停滞了，他面临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因而目前要采取果断的行动，比任何时候都困难。

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拆散这个家庭，让母亲和两个女儿永远离开这老头。但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他没有能力发动这场家庭革命，过几天他就要走了，而且可能今后再也不会同这些人见面。那么，是否还是一切听其自然，不去吹动这小房子里的灰尘？然而老头那令人憎恶的模样使他无法安静下来。他拟定了若干方案，但是似乎都不切实际。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尔从城里回来，只有达雅一个人在家，其他人都到亲戚家做客去了。

保尔走进她的房间，他觉得累了，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问达雅：

“你为什么不出去玩玩，散散心呢？”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低声回答说。

他想起了夜里拟定的那些方案，决定试探一下，是否可行。

为了不受别人的打扰，他匆匆忙忙、直截了当地说：

“达雅，你听我说，我们彼此可以用‘你’来称呼，干吗要那样拘礼呢？我很快就要走了。这次我跟你们见面，恰好不是时候，我自己也困难重重，否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要是在一年之前，我们就可以一起离开这里。像你和廖莉亚这样能干的人，一定可以找到工作。你们应该和老头子一刀两断，他这样的人，是劝说不过来的。但是现在还不能这么做。我连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因此，可以说我目前无能为力。那么究竟怎么办呢？我要力争恢复工作。那里的医生对我的病情，鬼知道写了些什么，同志们硬让我无限期地治病。我们一定先把这个情况扭转过来……我会给我母亲去信联系的，然后我们到时再看，怎样结束这件麻烦事。无论如何我不会就这样扔下你们不管的。只是有一点，达尤莎，你们的生活，包括你的生活，必须彻底来个大转变。你有没有力量，愿不愿意这样做呢？”

达雅抬起低垂的头，小声回答说：

“愿望是有的，有没有力量，我也不知道。”

她回答得那么犹豫不决，保尔懂得她的心情。

“没关系，达尤莎！只要有愿望，就好办。告诉我，你对这个家庭很留恋吗？”

达雅没有马上回答这个突然提出的问题。过了一会儿，她说：

“我很可怜母亲。父亲欺负了她一辈子，现在若尔日又老是折磨她，我很可怜她……虽然她并不像爱若尔日那样爱我……”

那天他们谈了很多。家里的人快要回来了，保尔开玩笑地说：

“真奇怪，老头儿怎么没把你嫁出去，赶走了事呢？”

达雅害怕地将手一甩，说：

“我决不嫁人。廖莉亚的事我就看够了。我无论如何也不嫁人。”

保尔笑了笑说：

“就是说，发誓一辈子不嫁人了？假如突然有个小伙子来追求你，一句话，一个好小伙子盯住你，那怎么办呢？”

“我也不！他们在追求你的时候，都是不错的。”

保尔将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让她平静下来：

“好了，好了。没有丈夫也可以过得不错。只是你对小伙子未免过于苛刻了。幸好你并不怀疑我在向你求婚，要不，我真有点下不了台了。”说着，他友爱地用他冰冷的手掌抚摸了一下那发窘的姑娘的胳膊。

“像你这样的人，不会找我们作妻子的，”她轻轻地说，“我们这样的人对你们有什么用呢？”

几天之后，火车把柯察金送到了哈尔科夫。达雅、廖莉亚和她们的母亲，还有姨妈萝扎都到火车站为他送行。临别时，阿尔宾娜要他答应不忘记她的女儿，设法帮助她们跳出火坑。他们像亲人一样地道别，达雅眼中含着泪水。火车开出好远了，保尔从车窗里还可以看到廖莉亚挥动的手帕和达雅那件带条纹的工作服。

保尔到了哈尔科夫，不愿去打扰多拉，就住到他的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里。休息了一下，就到中央委员会去了。他在那里等了一会儿，见到了阿基姆。当只剩下他们两人时，保尔要求立刻给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摇摇头，表示不同意。

“保尔，这可办不到！我们这儿有医务委员会和党中央的决定，决定里写着：鉴于保尔·柯察金病情严重，将其送往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阿基姆，算了，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我恳求你——让我工作！靠医院过日子，有什么用。”

阿基姆还是拒绝了。他说：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保夫鲁沙，你要明白，这样对你更好些。”

但是保尔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阿基姆最后只好同意了。

第二天，柯察金已经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部门工作了。他本来以为，只要开始工作，已经失去的精力就会恢复。但是从第一天起，他就发现这种想法是错的。他在办公室里往往一坐就是八个小时，也不吃饭，因为他没有力气从三楼下去到隔壁的食堂去吃早饭，进午餐：不是这只手发麻，就是那只脚木了。有时甚至整个身子都不能动弹，而且还发烧。到了该上班的时候，他却突然起不来了。当这阵发作过了以后，他才绝望地发现，已经迟到了整整一个小时。最后终于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了申斥。这时他才明白，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事开始了——他将被迫离队。

阿基姆曾经两次帮助他，调他到其他部门去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到了第二个月，保尔又卧床不起了。这时他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对他说的话，就给她写了封信。她当天就来了，从她那儿保尔知道了最重要的一点：他不一定非住院治疗不可。

“这就是说，我的健康状况已经好得不必再治疗了。”他想开句玩笑，但并不使人感到好笑。

体力刚刚有些恢复，保尔又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次阿基姆的态度非常坚决。他一定要让保尔住院，保尔却低沉地回答说：

“我哪儿也不去。这毫无用处。我是从权威人士那里了解到这一点的。我只剩下一条路：领抚恤金退休。但是我决不走这条路，你们无法让我离开工作岗位。我才二十四岁，我不能靠残废证过一辈子，明知没用，还到处求医问药。你们应当给我一个适合我干的工作。我可以在家工作或者就住在机关里……只是不能让我当一个只在发文簿上登记号码的文书。我需要一个能使我有所寄托，使我不感到游离在集体之外的工作。”

保尔的声音越来越激动，越来越响亮。

阿基姆很理解这不久前还是个生龙活虎的青年人的感情。他理解保尔的悲剧，知道像保尔这样把自己短促的生命献给党的人，如果脱离斗争，转到大后方，有多么可怕，因此他决定尽力帮助他。

“好，保尔，别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我保证，一定尽我的力量去办。”

保尔艰难地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阿基姆，难道你真以为生活能把我赶进死胡同，把我压垮吗？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他突然用力将阿基姆的手拉过来，按在自己的胸上，于是，阿基姆清楚地感觉到他那心脏微弱而急速的跳动，“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不能使我离开党。只有死亡才能使我停止工作。你要记住这一点，老兄！”

阿基姆默不作声。他知道，这不是漂亮话，而是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的呼喊。他理解，像保尔这样的人只会说这样的话，只会怀有这样的感情。

两天之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一个中央刊物的编辑部里有个重要的工作岗位，但必须面试一下，看他是否合适在文艺战线工作。保尔在编辑委员会里受到了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老党员，也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她向保尔提了几个问题：

“同志，您是什么文化程度？”

“小学三年。”

“有没有在党政学校学习过？”

“没有。”

“呵，没关系，也有不少没有学历的人照样培养成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您的情况阿基姆给我们谈过。我们可以给您一个不一定在这儿上班，而在家里干的工作。总之，提供对您方便的工作条件。但是这个工作必须具备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些话预示着保尔即将失败。经过半小时的谈话，证实他的知识贫乏；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副总编用红笔划出了三十多个修辞上的错误，还指出了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很有才气，如果好好进修一下，您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但是现在您的文章不够通顺。从您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好俄语。这并不奇怪，因为您没有时间学习。非常抱歉，我们不能任用您。可是我要再重复一遍：您很有才气，如果把您写的这篇文章，在文字上好好修改润色一下，不必更改内容，就是一篇佳作。可是，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柯察金拄着拐杖，站了起来。右眉在抽动，他说：

“没什么可说的，我同意您的意见。我怎么能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呢？我曾经是个好的司炉工，一个不错的电工。我过去还很会骑马，善于鼓动共青团员。但是，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却是个不称职的战士。”

他同她握手告别，走出了房间。

在走廊转弯的地方他差点摔倒，一个拿着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同志，您怎么啦？您的脸色这么苍白？”

保尔镇定了一下，轻轻挣脱了那女同志的手，拄着拐杖走了。

从那一天起，保尔的生活每况愈下。工作是根本谈不上了，他多半是整天卧床不起。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要求社会保险总局发给他抚恤金。除了抚恤金，还发给他一张残废证。中央委员会另外又给了他一笔钱，个人档案也交给他随身携带，他有权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这时，他收到了玛尔塔的一封信，邀请他去作客，休养一下。即使没有她的邀请，保尔也想去一趟莫斯科，他怀着一线希望，想在联共中央委员会里能交上好运，也就是能找到不用走动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人们还是劝他治疗，答应送他去一个好医院。他谢绝了。

保尔不知不觉在玛尔塔和她的女友娜佳·彼得松合住的寓所里待了十九天。他整天都是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玛尔塔和娜佳一早就离开，到晚上才回来。保尔如饥似渴地成天读书——玛尔塔有许多书。一到晚上，就有玛尔塔的女友，有时也有男同志前来看望。

他常收到那个黑海港口城市的来信。丘察姆家邀请他到她们那儿去。生活越来越艰难了，她们期待着他的帮助。

一天早上，保尔离开了古夏特尼科夫胡同那所安静的住宅。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奔向大海，载着他离开了潮湿多雨的秋天，奔向克里米亚南部温暖的海岸。他注视着车窗外，一根根电线杆在眼前闪过。他紧紧地皱着眉头，一双黑眼睛中深藏着顽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