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委员会疗养院旁边是中央医院的大花园。疗养院里的人从海边回来，总要经过这个花园。花园里一堵灰色石灰石高墙旁边，有棵枝叶繁盛的梧桐树，保尔喜欢在这树阴下休息。这儿极少有人来。从这里可以静观花园里林阴道和小径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晚上，又可静听音乐，避开那大疗养地烦人的喧闹声。

这一天，保尔又来到这个幽静的角落。他舒服地躺在一只柳条编的摇椅上。海水浴和阳光使他困乏无力，他打起盹来。一条厚毛巾和一本还没有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放在旁边的摇椅上。刚来疗养院的头几天，他仍然处于神经质的紧张状态之中，一直感到头疼。教授们还在研究他那复杂而罕见的病情，多次的叩诊、听诊使保尔感到厌烦和十分疲劳。他的责任医师是个招人喜欢的女党员，她的姓很古怪，叫耶路撒冷奇克。她每次都费好大劲才找到这个病员，耐心地劝他跟她去找这个或那个医学专家。

“说老实话，这一切让我烦透了。”保尔说，“同样的内容一天内要重复叙述五次。您的祖母是否患有精神病？您的曾祖父是否患有风湿病？鬼知道他生过什么病！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而且每个大夫都想让我承认得过淋病或者什么更糟的病。说实话，为这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头。请你们让我休息一下吧！要不，如果他们在这一个半月里老这样对我研究来研究去，那我会变成一个社会上的危险分子的。”

耶路撒冷奇克笑着，用玩笑来回答他。但是几分钟之后，她已经挽着他的手臂，一路上给他讲点有趣的事，把他领到外科医生那儿去了。

今天看来不会要去检查。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矇眬中听到了脚步声，他没睁开眼睛，心想，“这人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可是希望落空了：摇椅吱卡响了一声，有人坐下了。一阵淡淡的香水味飘了过来，这说明旁边坐的是个女子。他睁开眼睛。第一眼见到的是白得耀眼的连衣裙、两只晒得黑黑的腿和穿着平底软皮鞋的脚。接着他看到的是像男孩子似的剪着短发的头，一对大眼睛和一排锐利的像小老鼠般的小牙齿。她不好意思地朝他笑了笑，说：

“对不起，大概我打搅您了吧？”

保尔没有答话。这不太礼貌，不过他仍然希望她会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她翻着那本《叛乱》问他。

“是的，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住在‘公社社员’疗养院吗？”

柯察金不耐烦地动了一下。“从哪儿跑来了这么个人？这叫什么休息呵！大约马上要问我生的是什么病了，那我就只好走了。”他不大友好地回答说：

“不是。”

“可我好像在那里看见过您。”

保尔已经站起来了，这时后面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响亮的声音：

“多拉，你躲到这儿来干什么？”

一个穿着疗养院的浴衣，晒得黝黑，体态丰满的金发女子在摇椅边上坐下。她瞟了保尔一眼，问他：

“同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在哈尔科夫。”

“干什么工作？”

柯察金决定要结束这没完没了的对话，就回答说：

“清洁工。”她们听了哈哈大笑，这使保尔不禁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这样说话，恐怕不能算是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哈尔科夫市党委委员多拉·罗德金娜不止一次提起他们相识时这令人可笑的情景。

有一次，保尔在“塔拉萨”疗养院的花园里听日场音乐会，意外地在那儿遇到了扎尔基。而且真怪，使他们相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

一个肥胖的女歌手，伴着疯狂的动作，演唱了一首《销魂之夜》以后，一对男女跳上了舞台。男的头上戴了顶红色圆筒帽，上身穿着雪白的胸衣，打着领带，半裸着身子，胯骨周围挂着五颜六色的扣环。一句话，他模仿的是野人，却又不像，真是拙劣可笑。女的长得不错，身上挂着很多的布条。这一男一女在舞台上踏着碎步，扭动腰肢，跳起了狐步舞。在疗养员的圈椅和躺椅后面，站着一群长着牛一样粗脖子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暴发户，他们乐得连声叫好。真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丑恶的场面了。那个戴着古怪圆筒帽的、养得肥肥胖胖的男人和那个女人紧紧贴在一起，做着各种下流淫猥的姿势。站在保尔身后一个肥猪似的胖子呼哧呼哧直喘气。保尔刚要转身走开，前排紧靠舞台的地方有人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

“别在这儿卖淫了！滚蛋吧！”

保尔认出他是扎尔基。

钢琴伴奏中止了，小提琴吱哑了一声也静默了，台上的一对也停止了扭摆。椅子后面的暴发户们气势汹汹地责骂方才喊叫的人。

“打断演出简直蛮不讲理！”

“整个欧洲都在跳嘛！”

“岂有此理！”

在“公社社员”疗养院休养的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沙·日巴诺夫这时用四个手指头放进嘴里，打了一个绿林好汉式的唿哨，其他人齐声响应。于是，舞台上那对宝贝就像被风刮走了似的，消失不见了。卖嘴皮子的报幕人像一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奴仆，跑上台来向观众宣布，歌舞团马上就走。

“夹起你的尾巴滚蛋吧！滚得越远越好！”一个穿疗养服的小伙子在大家的哄笑声中朝他喊道。

保尔跑到前排找着了扎尔基。两人在保尔房间里谈了很久。扎尔基现在在一个专区党委会里负责宣传鼓动工作。

“你知道，我已经结婚了，很快就要有孩子了。”扎尔基说。

“是吗？你的妻子是谁？”保尔惊奇地问他。

扎尔基从上衣侧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给保尔看。

“认得出来吗？”

照片上是他和安娜·博尔哈德。

“杜巴瓦现在在哪儿？”保尔更加惊奇了，就问他说。

“杜巴瓦在莫斯科。他被开除出党之后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读书。听说，又给他恢复了党籍，真不应该！他已经不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是造船厂的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不大了解。我们失去了联系。现在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工作。不过老朋友能见面，在一起谈谈往事还是非常愉快的。”扎尔基说。

这时，多拉带了几个人走进了保尔的房间。一个高个子的坦波夫人把门关上。多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

“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怎么回事，他简略地介绍了一下扎尔基的情况。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个同志，要给我们谈谈党内最近的情况。我们决定在你这儿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多拉解释说。

聚集在这房间里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以外，都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巴尔塔舍夫讲了有关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的反对派的情况。

“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巴尔塔舍夫最后说，“我明天就动身。”

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后，过了三天，疗养院的人都提前走光了。保尔也提前出了院。

在团中央他没有耽搁很久。保尔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担任专区团委书记。一星期之后，城里的团员已经听到他发表的第一次演说了。

深秋时节，保尔和其他两名工作人员乘坐专区党委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里去。中途这辆车掉进路旁的水沟，翻车了。

车上的人都受了伤。保尔右腿的膝盖压碎了。几天之后，他被送进哈尔科夫外科学院，医生检查了他那红肿的膝盖，仔细看了爱克司光片，进行会诊，认为必须立即动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就明天上午动手术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做了最后的决定，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跟着他走了出去。

一间小小的单人病房，光线充足，一尘不染，散发着他早已忘却的那种医院里所特有的气味。保尔四下打量，看到还有一只铺着雪白桌布的床头小柜和一张白色的小方凳，这就是全部家具。

护士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床上写信。腿疼得厉害，影响他思考，他也不想进食。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房的门轻轻地打开了。保尔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的年轻女人，走到他的床前。

在暮色中，可以看见她那细细的眉毛和一对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拿着纸夹，另一只手中是纸和铅笔。

“我是您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要仔细询问病情，因此不论您愿不愿意，都得讲出所有的情况。”

她有礼貌地笑笑，她的笑容减轻了“审问”给人带来的不愉快的感觉。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讲了自己的有关情况，还讲到了祖宗三代的情况。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

镀镍的外科手术器械闪闪发亮，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保尔躺到手术台上去的时候，教授已快洗好手了。人们在他身后紧张地作着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保尔回头看了一下，护士正在安放手术刀和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把他腿上的绷带解开。

“柯察金同志，请别往那儿看，这会刺激神经，使人不舒服……”她轻轻地对他说。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含有讥讽意味地笑了笑。

几分钟之后，一只厚厚的面罩把他的脸全部蒙上，教授对他说：

“您别紧张，我们马上给您施行氯仿麻醉。请用鼻子深呼吸，开始数数。”

面罩下面传出低沉而平静的回答：

“好的。我事先向大家道歉，我可能会不由自主地说出一些难听的话来。”

教授忍不住笑了。

麻醉药水开始一滴一滴地下来了，散发出一股令人窒息而难闻的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数，并竭力报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剧的第一幕由此揭开。

阿尔青差点把信撕成两半，打开信封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就感到忐忑不安。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急忙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阿尔青：

我们相互极少通信。一年只写一封，有时两封。但是难道通信次数的多少能说明问题吗？你来信说，已经带领全家从舍佩托夫卡搬到卡扎京机务段去了，为的是想从根上一刀两断。我明白，这些根子指的是斯乔莎和她的亲属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类似的东西。要把斯乔莎这类人改造过来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未必能成功。你说，“人岁数大了，学习困难。”但这方面你做得不错。你这样固执地拒绝脱产担任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的做法，是不对的。你不是曾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战斗过吗？那么你就应该去掌握这个政权。明天就去担负起这个工作，开始好好干吧！

现在谈谈我自己的情况。我的情况不太妙。我开始经常住医院，开了两次刀，流了不少血，体力消耗很大。可至今谁都不能给我一个答复，这种状况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脱离了工作，给自己找了个新职业——当“病号”。我忍受种种痛苦，其结果却是右膝盖已不能活动，身上已有好几条手术刀痕。最近医生又发现，七年前我的脊椎受过暗伤。他们告诉我，为此我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够归队。

对我来说，生活中再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了。对这点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准备忍受一切的原因。然而，病情至今并无起色，相反是情况越来越糟。第一次手术之后，我刚能行走，就回到工作岗位，但不久我又被送进医院。刚才我收到了去叶夫帕托里亚“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阿尔青，你别泄气，要知道，把我送进棺材是很不容易的。我的生命力足够顶上三个人。哥哥，我们还要干很多工作呢。你要注意身体，别一下再举十普特重的东西了，要不，党以后会花费很大的代价来给你修补的。岁月给了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以知识，可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让你到一个个医院去作客的。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当阿尔青皱起浓眉阅读兄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里同巴扎诺娃告别。她把手伸给他，问道：

“您明天就去克里米亚吗？那您今天在哪儿过呢？”

保尔回答说：

“罗德金娜同志马上要来，今天白天和夜里我都在她家里，明天早上她送我去火车站。”

巴扎诺娃认识多拉，因为她常到这儿来看望保尔。

“柯察金同志，您还记得吗，我们谈过您临行前跟我父亲见见面的事吗？我把您的身体状况详细告诉了我父亲，我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今天晚上就行。”

保尔当即同意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把保尔带到了她父亲那间宽敞的工作室里。

这个著名的外科医生为柯察金作了认真的检查，巴扎诺娃也在旁边，她将医院里的爱克司光片和所有的分析报告都带来了。巴扎诺娃听了她父亲用拉丁语说的一长段话之后，脸色突然变得十分苍白，这不能不引起保尔的注意。保尔注视着教授已经秃顶的大脑袋，试图从他那双敏锐的眼睛里探索点什么，可是巴扎诺夫医生是深不可测的。

保尔穿上了衣服，巴扎诺夫有礼貌地同他告别。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嘱咐女儿把诊断结论告诉保尔。

在巴扎诺娃那间布置得很雅致的房间里，保尔坐在长沙发上等她说话。但是她不知道从何说起，说些什么，她很为难。父亲告诉她说，保尔体内有种致命的炎症正在发展，医学上暂时还无法可治。教授反对再进行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可是我们对此却无能为力。”

作为他的医生和朋友，她不能把全部情况和盘托出，只向他透露了一部分实情，而且措词非常谨慎：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法会使您的健康有很大起色，秋天您就可以恢复工作了。”

但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忘了有两只非常敏锐的眼睛正在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更正确地说，从您没说出来的话里，我已明白我的病情的严重性。您记得吗？我曾经请求过您对我永远要实话实说，不需要隐瞒任何情况。我决不会昏倒，也不会去自杀。但是，我非常想知道，我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保尔说。

巴扎诺娃和他开了个玩笑，搪塞过去了。

那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了解到他的真实病情。他们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轻轻地说：

“柯察金同志，别忘了我们的友谊。您的生活中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如果将来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帮忙出出主意，那就写信给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她望着窗外那穿着皮夹克的高大身影，艰难地拄着拐杖，从大门口慢慢地朝一辆轻便敞篷四轮马车走去。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是南方的炎热天气，戴着绣金圆帽、晒得黑黑的喜欢高声喧嚷的人群。汽车在十分钟之内就把旅客送到那灰色的石灰石建成的两层楼房“迈纳克”疗养院去了。

值班医生把他们分别领进各个房间。

“同志，您的疗养证是哪个单位的？”他站在十一号房间门口，问保尔说。

“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那我们把您安顿在这儿，跟埃布纳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要求找一个俄罗斯人作伴。”医生解释了一下，就去敲门。

房间里的人用发音不准的俄语答道：

“请进。”

保尔进屋后，把手提箱放下，转过身来，看到床上躺着一个满头金发的男子，长着一双漂亮而生气勃勃的蓝眼睛。德国人友好地对他笑笑。

“guttenmorgen，genosse，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说，同时把他那手指细长的苍白的手伸给保尔。

几分钟之后，保尔已经坐在他的床旁，两人用一种“国际”语言起劲地交谈起来。用这种语言谈话，词语只起辅助作用，难懂的地方都靠猜测、手势、脸部表情——总之借助没有文字的世界语的一切交际手段来解决。保尔了解到埃布纳是个德国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布纳股骨上中了一枪，现在旧伤复发，又卧床不起。虽然伤痛很重，但他仍精神振作。保尔对他立刻产生了敬意。

埃布纳是保尔最理想的病友，他不会从早到晚唠叨自己的病情，老是唉声叹气。相反，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痛都忘却的。

“可惜的是我对德文一窍不通。”他想。

在花园的一角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两把手推轮椅。五个病人每天治疗完毕，就在这里消磨一整天，大家称他们五个人为“共产国际执委会”。

一把轮椅里是半躺着的埃布纳，另一把里是柯察金，医生不准他下地行走，其他三人是：克里米亚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身粗体重的爱沙尼亚人魏曼；长着褐色的眼睛，看起来像个十八岁少女的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劳林以及两鬓斑白、高大魁梧的西伯利亚人列杰涅夫。的确，这里有五个民族：德国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魏曼会说德语，于是埃布纳就请他们当翻译，保尔和埃布纳由于住在同一间病房成了朋友。玛尔塔和魏曼与埃布纳由于语言相通接近起来，而使列杰涅夫和保尔成为朋友的是象棋。

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涅夫来疗养院之前，柯察金是院里的象棋“冠军”。他经过顽强的拼搏，才从魏曼手中夺过了这个称号。魏曼被打败了，这个平时漫不经心的爱沙尼亚人为此却动了感情，一直对保尔耿耿于怀。不久，疗养院里来了一个高个子老头，虽然已年过半百，看起来却很年轻。他邀保尔下一盘棋。保尔没有料到他面对着一个强手。他沉着地开棋，以后翼弃子求势，列杰涅夫推进他的中卒进行回击。保尔作为“冠军”必须和每一个新来的棋手交锋。这时，总有许多人在旁观看。走到第九步的时候，保尔就发现列杰涅夫那些从容不迫向前推进的卒子已将他紧紧掐住。这时他才明白，遇到了一个危险的劲敌，后悔开局时有点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