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异常情况。”奥利弗·拉布说，调整好歪了的领结，用与领结同色的手帕擦了擦额头。

我没有回答，他继续说：“泰勒早上七点三十五分打开了手机随即又关机了。手机只开了二十一秒。”

这个信息在我的脑海里起来又落下。

奥利弗期待地看着我。“你想让我找异常情况。你当时看起来觉得它们很重要。我觉得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在拍照。”

终于，我有一点明白过来了。不是广阔的视野，也不是炫目的洞察力，是事情比昨天更加清晰了。

吉迪恩给朱莉安娜和查莉拍过照片。他用的是手机自带的相机，因此拍照时必须把手机开机。这样就能解释这些异常情况了。它们都支持同一个推测。

奥利弗跟着我上楼，穿过调查室。我没有注意到探员们是否在桌子后面坐着，也没注意到自己的左手是否在揉搓，或者左臂有没有正常甩动。这些都不重要。

我径直走到墙上的地图边。第一个白色的大头针旁边又多了一个白色大头针。奥利弗在努力解释他的推断。

“昨天的异常情况发生在下午三点零七分。手机开启了十四秒，但他没有打电话。后来，他用同一部手机给你妻子的手机发送了一张照片。之后，他把手机丢在了一辆巴士上。”

他找出手机里的那张照片，照片上查莉的头被胶带缠住了，嘴里插着一根软管。我几乎能够听到她通过那个小口呼吸时粗重、刺耳的声音。

“第二次异常是在今天上午，就在他再次发送照片之前——你妻子的那张。这就能说通了。”

吉迪恩知道他每次打开手机，警方都能追踪到信号。他从未犯过错。他每次开启手机都是有原因的。两个信号，两张照片。

“你能追踪到信号的位置吗？”我问。

“之前只有一个比较困难，但现在也许就可行了。”

我坐在他旁边，对他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无法理解。随着他测试软件，重写错误信息，绕开问题，一波波的数字从屏幕上穿过。奥利弗好像在编写程序。

“两次信号都被一座位于伦敦林荫路上的十米高的通信塔捕捉到了，那里距离克里夫顿悬索桥不到半英里，”他说，“波达方向指向通信塔西侧的一个地方。”

“多远？”

“我要用波达时间乘以信号的传播速度。”

他说着输入数字，用的是某种方程式来进行计算，结果并不令他高兴。

“两百到一千两百米之间。”

奥利弗拿起一只黑色的马克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大的泪珠形图案。尖头是通信塔的位置，最宽的地方则覆盖了几十条街，包括埃文河的一段和利伍兹公园的一部分。

“第二座通信塔也捕捉了信号，发回了一条信息，但第一座塔已经建立了联系。”他再次指着地图，“第二座塔在这儿。就是惠勒太太从桥上跳下去之前的那通电话所用的通信塔。”

奥利弗回到笔记本电脑前。“波达方向不一样。北和东北之间。连通性存在重叠。”

这里面的科学原理开始让我摸不着头脑了。奥利弗又从椅子上站起来，回到地图前，画了第二个泪滴形图案，跟第一个有部分重合。重合的部分覆盖了大概一千平方码的区域和十几条街。敲开每栋房子的门要多久？

“我们需要一张卫星地图。”我说。

奥利弗已经走在了前面。他笔记本电脑上的地图先是模糊，然后慢慢清晰。我们仿佛是从太空中降落。地形细节开始显现——丘陵、河流、街道、悬索桥。

我走到门口，大喊：“探长在哪儿？”

十几个人都扭过头来。猎人罗伊答道：“她跟局长在一块儿。”

“去找她来！她得组织一次搜索行动。”

平静的午后传来一阵警笛声，从拥挤的街道升入银灰色的天空。这是不到四周前，事情开始时的情形。如果能把时钟往回拨，我还会在大学坐上警车去克里夫顿悬索桥吗？

不，我会走开。我会找借口。我会做一个朱莉安娜期望我做的丈夫——往相反的方向跑，然后大声呼救。

鲁伊斯坐在我旁边，汽车又转过一个街角，他抓着车顶上的扶手。和尚在前排的副驾驶座上，大喊着下命令。

“下个路口左转。超过这个浑蛋。穿过去。绕过这辆巴士。抄下那个浑蛋的车牌。”

司机闯过一个红灯，毫不理会刺耳的刹车声和汽车喇叭声。至少有四辆警车护送着我们。还有十几辆正从市区的其他区域赶来。我能听到他们在对讲机上的谈话。

万宝路街和女王大道堵车了，我们开到了道路另一侧的人行道上。行人像鸽子一样四下散去。

警车在加勒多尼亚广场碰头，旁边是一块狭长的开阔草地，将它跟西林荫路隔离开来。我们现在在富人区，到处是巨大的排屋、家庭式饭店以及寄宿房屋。有些有四层楼高，粉刷成清淡优美的彩色，墙外有排水管和窗槛花箱。缕缕青烟从烟囱上腾起，向西飘过河面。

一辆警用巴士拉着二十名警员到了。克雷探长发号施令，临危不乱。警员们挨家挨户敲门，跟居民们谈话，展示照片，记下每一间空公寓和空房子。一定有人看到过什么。

我再次看着摊在汽车引擎盖上的卫星地图。数据并不会造就科学。并非所有的人类行为都能被数字量化或变成方程式，无论奥利弗·拉布这样的人怎么想。目的地很重要。旅途也同样重要。我们的每一次远足或探险都是一个故事，一个内心叙事，有时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遵循它。吉迪恩的旅途是什么？他吹嘘自己可以穿墙走壁，但他更像人形墙纸，当他监视别人的房子并闯入其中时，他能融入其中，变成背景。

当克里斯蒂娜·惠勒跳下去时他就在附近。他在她耳畔低语。他一定在某个不远的地方。我看着这些排屋和天际线。克里夫顿悬索桥在西边离这里不到两百码的地方。我能闻到海水的咸味和金雀花的味道。从其中一些房子的上层可能看得到悬索桥。

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经过，他的裤腿上绑着松紧带，以防止裤子卷到车链里。一个女人在草地上遛一只黑色西班牙猎犬。我想拦下他们，抓住他们的上臂，朝他们大喊，质问他们是否见过我的妻子和女儿。相反，我站在那里，看着街道，寻找不寻常的地方：有人出现在错误的地方，或穿错了衣服，有什么东西不属于这里，或是太过尽力融入，或是出于别的原因而显得突兀。

吉迪恩会选一栋房子，而不是公寓；一个远离邻居们窥探的眼睛的地方，被隔离或保护起来。还要有一条车道或者一个车库，好让他把车开离公路，然后把查莉和朱莉安娜转移到房子里而不被人看到。也许是一栋待售的房子，或是一栋只在假期或周末用到的房子。

我走过那块泥泞的草地，开始沿着街道往前走。树干上缠着电线，树枝在风中摇曳。

“你这是要去哪儿？”探长喊道。

“我去找一栋房子。”

鲁伊斯追上我，和尚在后面不远的地方，他被派来保护我们，以免我们陷入麻烦。我一直盯着天际线，尽力不让自己绊倒。手杖在人行道上当当作响。我沿着平缓的斜坡往前走，经过一排排屋，然后转入锡安巷。我还是看不到悬索桥。

下一条街在韦斯特菲尔德广场对面。一扇前门打开着。一个中年女人正在打扫台阶。

“你从这里可以看到悬索桥吗？”我问。

“不，亲爱的。”

“那从顶层呢？”

“房产中介说可以‘瞥见’，”她笑着说，“你迷路了？”

我给她看查莉和朱莉安娜的照片。“你见过她们中的谁吗？”

她摇摇头。

“那这个人呢？”

“见过的话，我会记得的。”她说，而情况很可能是相反的。

我们沿着韦斯特菲尔德广场继续往前走。落叶和糖纸被风吹起来，沿着排水沟你追我赶地往前跑。突然，我穿过街道，来到一面垒着石头墙头的砖墙前。

“搭把手。”鲁伊斯说，然后踩在和尚弯成杯形的双手上，身体上升，直到前臂扒住了被刷成白色的墙头。

“是个花园，”他说，“再远一点有栋房子。”

“你能看到那座桥吗？”

“从这儿看不到，从房顶上可能看得到。有个角楼房间。”

他跳下去，我们顺着墙往前走，看有没有门。这次和尚在前面。我跟不上他的步幅，必须跑上几码才赶得上他。

石头柱子表示这里是车道的入口。大门开着。落叶被汽车轮胎碾压到了水坑里。最近有汽车来过这里。

这栋房子恢宏而古老。房子一侧爬满了常春藤，黑洞洞的小窗户从绿叶间露出来。屋顶陡峭，西侧的角上有一个八角形的角楼。

这地方看上去没人住。门窗紧闭着，窗帘拉上了，门前的台阶和门廊上都落满了树叶。我跟着和尚走上台阶。他按响门铃。没人应声。我叫查莉的名字，然后又叫朱莉安娜的名字，把脸贴在一扇细长的磨砂玻璃窗上，尽力捕捉微弱的应答声，想象着有人回答。

鲁伊斯去查看房子侧面的车库，在树下面。他从一个侧门出去，又立刻回来了。

“是泰勒的货车，”他喊道，“车里没人。”

我内心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满怀希望。

和尚在跟克雷探长通话。“让她叫辆急救车。”我说。

他转达了我的话后挂了电话，然后抬起胳膊肘，用力撞向玻璃窗，玻璃破碎后落在了房间里面。他小心翼翼地伸手进去，拧开锁，打开门。

门厅很宽敞，地上铺着黑白两色的瓷砖。一面镜子、一个伞架，还有一张靠墙的桌子，上面放着一张中餐外卖菜单和一串紧急联系电话。

灯还能用，但开关好像被涂上了跟花卉壁纸一样的图案。这房子闲置了一个冬天，家具都被床单和毯子盖着，炉箅都被清理干净了。我想象着有我们没看到的人躲在角落里，尽量不发出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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