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路警察局时刻警惕着。靠下的楼层全都空无一人，但重案调查室的灯还亮着，十几个探员正彻夜工作。

韦罗妮卡·克雷的办公室门关着。她在睡觉。

外面天还黑。我叫醒鲁伊斯，让他带我到这儿。我先冲了个冷水澡，然后穿上衣服，吃了药。我穿衣服还是用了二十分钟。

克里斯蒂娜·惠勒和西尔维娅·弗内斯死亡时的照片贴在白板上，还有犯罪现场的俯拍照片和验尸报告。一系列黑色的线条连接着共同的朋友和生意伙伴。

我不需要看那些面孔。我扭过头去，看到了一个新的白板，一张新的照片——查莉的照片。这是一张学校证件照，查莉头发扎在脑后，脸上露出谜一般的微笑。她当时不想照这张照片。

“我们每年都拍一张。”朱莉安娜当时这么说道。

“也就是说不需要另拍一张了。”查莉回击道。

“但我想拍出来比一比。”

“好看看我长大了多少。”

“对。”

“就为这个，你必须用一张照片？”

“你从哪儿学的，这么会挖苦人？”这时，朱莉安娜看了我一眼。

和尚拿来了晨报。头版上有我的照片，朝镜头伸着手，仿佛要抢摄影师手里的相机。还有一张查莉的照片，是另外一张，从家庭相册里选的。一定是朱莉安娜选的。

有人点了羊角面包和甜点。新鲜的咖啡味叫醒了探长，她穿着皱巴巴的衣服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她的头发很短，都不需要用梳子。她让我想起一种拉货车的马，动作迟缓，不轻易发怒，但非常有力。

和尚向她简单汇报了我家的情况。这并没有改善她的心情。这次，她要把我们家仔细搜查一遍，每一个橱柜、每一个狭小空间都要搜查，以防还有其他的出乎意料之物。

探长叫来奥利弗·拉布，想让他追踪手机的位置。他来到重案调查室，穿着跟昨天一样的宽松裤子，打着跟昨天一样的领结，脖子上还围了条围巾保暖。他突然停住脚，皱着眉头，拍着口袋，好像是上楼的时候丢了什么东西。

“我昨天被分到了间办公室。我好像忘了在哪儿了。”

“走廊尽头，”韦罗妮卡·克雷说，“你有个新伙伴。不要让他对你颐指气使。”

威廉·格林中尉在无线电室旁边一个电话亭似的办公室里，已经开始工作了。

“我不太擅长跟人合作。”奥利弗闷闷不乐地说。

“当然。语气委婉的话，中尉会给你玩玩他的军事卫星。”

奥利弗打起精神，扶正眼镜，沿着走廊走去。

我想趁朱莉安娜来之前跟韦罗妮卡·克雷谈谈。她关上办公室门，呷一口咖啡，咧着嘴，好像是牙疼。窗外，我看到海鸥在远处的码头上方盘旋，地平线上露出一丝曙光。我对她说，海伦和克罗艾还活着。她们在家。

这个消息对探长仿佛没有任何影响。她往咖啡里放了两袋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加了第三袋。她端起咖啡杯，从冒着热气的盖子上方看我，凝视着我，目光逼人。

“你想让我怎么办？我没法逮捕她们。”

“她们密谋虚构了两个人的死亡。”

“眼下我更关心找到你的女儿，教授。一次一个案子。”

“这是同一个案子。这就是泰勒这么做的原因。我们可以用海伦和克罗艾跟他谈判。”

“我们不会用他的女儿换你的女儿。”

“我知道，但我们可以利用她把他引出来。”

她划着一根火柴，点上一支烟。“多担心你自己的女儿吧，教授，她从昨天中午就失踪了。”一股烟从她的手上升腾而起，“我不能强迫海伦·钱伯斯跟我们合作，但我会派人去他们家跟她谈谈。”

她走到办公室门边，打开门。她隆隆的嗓音传遍整个调查室：“七点钟进行完整汇报。伙计们，我需要答案。”

朱莉安娜马上就要到了。我该对她说什么？她什么话都不想听，除非是查莉被她拥着，在她耳边说出来的话。

我找到一间空办公室，坐在黑暗中。太阳渐渐露头，为世间的汪洋加入几滴色彩。几天前，我甚至还没有听说过吉迪恩·泰勒这个人，但此刻我感觉他仿佛已经观察了我几年，站在暗处，俯视着我沉睡的家人，血从他的指尖滴到地板上。

尽管身体并不强劲有力，不是健美运动员，也不强壮，吉迪恩的强项在于他的智力和谋划能力，以及去做他人想不到的事情的强大意愿。

他是个观察者，一个人类特征的编目员；他收集各种线索，能透露一个人的信息的线索。他们走路、站立和说话的方式。他们开什么样的汽车，穿什么衣服。他们说话的时候会进行眼神接触吗？他们是坦率、对人信赖有加、轻浮还是更加封闭和内省呢？我也这样做——观察他人——但对泰勒来说，这是伤害的前奏。

任何软弱的迹象都会招来狩猎。他可以辨认出孱弱的心脏，分辨出内心的力量和伪装，找到理智的断裂处。我和他并没有多大不同，但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他撕碎人们的理智，而我尽力修复它们。

奥利弗和威廉·格林中尉在他们金鱼缸一样的办公室里工作，趴在笔记本电脑上，比对数据。他们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中尉让我想起上了发条的士兵，走起路来两腿僵硬，脸上表情呆滞。只是缺少了一把在肩胛骨之间转动的大号钥匙。

一幅巨大的地图占据了一整面墙，上面布满了彩色的大头针，中间用线连接，形成了互相叠加的三角形。吉迪恩·泰勒的最后一次电话是从布里斯托尔市中心的神殿广场打来的。警方在研究四个摄像头的监控录像，看能不能把电话关联到一辆汽车上。

藏在查莉卧室里的手机是一家位于王子码头的划船用品商店周五那天丢失的。而吉迪恩打电话用的手机则来自伦敦奇西克的一家手机商店。所用的购买人地址和电话是一个住在布里斯托尔合租房的学生的。一张煤气账单和信用卡收据（都是盗来的）被用作身份证明。

我仔细研究地图，尽力捕捉那些红色、绿色和黑色的大头针所表示的术语。这就像在学一个新的字母表。

“这并不是全部，”中尉说，“但我们已经设法追踪到了大部分的通话。”

他解释道，彩色的大头针表示吉迪恩·泰勒打的电话以及每个信号最近的通信塔。每通电话的长度、时间和信号强度都有记录。吉迪恩使用同一部手机从不超过六次，而且从未在同一地点打过电话。几乎每次都是在拨打电话之前才开机，之后立即关机。

我跟着奥利弗的讲述依次回溯整个案件，先从克里斯蒂娜·惠勒的失踪开始。信号显示吉迪恩·泰勒当时位于利伍兹公园，当她从桥上跳下时，他就在克里夫顿悬索桥附近。当西尔维娅·弗内斯把自己铐在树上时，他也在离她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当莫琳·布拉肯用手枪对准我的胸口时，他就在维多利亚公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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