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车在车流中迂回前行，尖锐的警笛声刺激着过往的行人，车头灯像被悲痛激怒的双眼一样闪个不停。老人和孩子都转身来看。其他人则继续前行，仿佛没听到这吵闹的声音。

我们穿过布里斯托尔，搜查街头巷尾。沿着圣殿路，经过圣堂草地火车站，拐上约克路，然后是加冕路。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们曾经抓住了帕特里克·富勒。我却说服韦罗妮卡·克雷放走了那个退伍军人。

二十分钟在加速和尖叫的警笛声中转瞬即逝。我们站在富勒家所在的高层建筑外面的人行道上。我认识那灰色的混凝土外墙以及窗户下面的一条条锈迹。

警车越来越多，车头冲着排水沟停在了我们周围。克雷探长正在向她的团队做简要说明。没人看我。我是多余的。冗余库存。

莫琳·布拉肯溅到我外套上的血已经干了。从远处看，我仿佛开始生锈了，就像在寻找心脏的铁皮人。我尽力保持镇定。我的左手食指和大拇指又在揉搓。我用左手握住手杖来让手指保持镇定。

我跟着警察上楼。他们并没有搜查令。韦罗妮卡·克雷抬起拳头，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个年轻女人镶嵌在身后的黑暗中。她穿一件亮闪闪的蓝色露腰上衣、牛仔裤和露趾凉鞋。一圈肉盖住了牛仔裤的腰带。

装嫩。扮年轻。十年前，她可能还有几分姿色。但现在她还穿得像个少女，试图再回青春时期。

这是富勒的妹妹。她一直住在他的公寓里。我断断续续地听到她说话，但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韦罗妮卡·克雷带她进去，把我留在走廊里。我试图从守门的探员身边溜进去。他往左迈了一步，用手挡住了门口。

门开着。我能看到克雷探长坐在扶手椅上，跟富勒的妹妹交谈。罗伊正站在厨房里透过传菜窗口看着，和尚则似乎在把守卧室门。

探长看到了我。她点点头，那个探员就放我进去了。

“这是谢莉尔，”她解释道，“很显然，她哥哥帕特里克是芬伍德医院的病人。”

我知道那个地方。那是布里斯托尔的一家私立精神病医院。

“他什么时候入院的？”我问。

“三周前。”

“他是住院病人吗？”

“显然是的。”

谢莉尔从一个皱巴巴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用指尖捏直。她双膝并拢，坐在沙发沿上。她有点紧张。

“帕特里克为什么会在芬伍德医院？”我问她。

“都是军队害的。他从伊拉克归来，受了很重的伤。他几乎没命了。他们不得不重造他的肱三头肌——用其他的肌肉缝在一起做成新的。他花了几个月才能抬起胳膊。从那以后，他就变了，跟以前不一样了。他老做噩梦。”

她点上那支烟。吐出一股烟。

“军队管都不管，就把他扫地出门了，说他‘气质不符’——这他妈是什么意思？”

“芬伍德医院的医生怎么说？”

“他们说帕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这么多事之后，这也合乎道理。军队施舍他，给了他一个勋章，然后让他消失。”

“你认识一个叫吉迪恩·泰勒的人吗？”

谢莉尔犹豫了一下。“他是帕特的朋友。是吉迪恩把帕特送进芬伍德医院的。”

“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他们一起在军队服役。”

她在烟灰缸里把烟戳灭，然后又抽出一支。

“九天前。是个周五。警方在这里逮捕了一个人。”

“好吧，那不是帕特。”她说。

“那能是谁？”

谢莉尔把舌头卷到牙齿上面，把口红涂到了牙上。“我猜是吉迪恩吧。”她用力吸了一口烟，眨着眼睛避开吐出的烟，“自从帕特去了芬伍德医院，他就一直照看着公寓。最好有人看着这个地方。如果放任不管，这楼里的那些小黑鬼能把你的名字都偷走。”

“你住在哪里？”我问。

“在加的夫。我和我男朋友格里有套公寓。我每隔几周就会过来看看帕特。”

韦罗妮卡·克雷绷着嘴，恼火地盯着地面。“当时这还有只狗。一只比特犬。”

“对，是卡波，”谢莉尔答道，“是帕特的狗。现在由吉迪恩照顾。”

“你有帕特里克的照片吗？”我问。

“当然。在哪儿放着呢。”

她站起来，摩擦着裤子上起褶的地方。她摇摇晃晃地踩着高跟鞋，面对面从和尚面前挤过，同时对他微微一笑。

她开始挨个打开抽屉和衣橱。

“你上次来是什么时候？”我问。

“十二天前，”烟灰从她嘴里叼着的烟上掉落，途中弄脏了她的牛仔裤，“我过来看帕特。吉迪恩也在，完全把这地方当成他自己的了。”

“怎么说？”

“他就是个怪胎。我猜军队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把他们变成怪胎。那个吉迪恩脾气很大。我就用了一下他那个不咋值钱的手机，就打了一个电话，然后他就勃然大怒。就他妈因为一个电话。”

“你订了比萨。”我说。

谢莉尔看着我，仿佛我偷了她最后一支烟。“你怎么知道？”

“瞎蒙的。”

克雷探长从旁边看了我一眼。

谢莉尔在一个架子顶层找到了一个大相册。

“我跟吉迪恩说他应该跟帕特里克一起去芬伍德医院。我没再待下去。我给格里打了电话，他过来把我接走了。他想把吉迪恩打倒在地，也差点那么做了，但我告诉他不要费那个劲。”

她把相册贴着胸脯打开，照片朝向我们。

“这就是帕特，是在他结业会操的时候拍的。他看上去帅呆了。”

帕特里克·富勒身着军装，深棕色的头发，两鬓被刮得整整齐齐。他对着镜头微笑，嘴略微歪向一边，看上去中学还没毕业。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是九天前警方逮捕的那个人，那个我在三一路警察局询问的人。

她用一根指甲被咬过的手指指着另一张照片。“这张也是他。”

一群士兵刚打完一场比赛，或站或蹲在一个篮球场边。帕特里克穿一条迷彩长裤，赤裸上身。他随意地蹲在那里，一只手臂搭在膝盖上，肌肉发达的躯干汗涔涔地发着亮光。

谢莉尔往后翻了几页。“应该也有吉迪恩的照片。”

她没找到，就又翻回到开头重新找。

“真奇怪。照片不见了。”

她指着相册上一块方形的空白。“我确定照片就在这里。”她说。

有时，相册里缺失的照片和其他照片一样能说明问题。吉迪恩把它拿走了。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长相。不过没关系。我记得他。我记得他浅灰色的眼睛和薄薄的嘴唇。我还记得他满脸愁容地在地板上踱步，跨过隐形的捕鼠器。他善于虚构。他编造了不可思议的故事。那真是一场精湛的表演。

我整个职业生涯都建立在能够识别一个人是否在说谎、故意含糊其词或伪装之上，但吉迪恩·泰勒把我耍得团团转。他的谎话几乎天衣无缝，因为他设法控制了对话，分散并转移了你的注意力。他在编造新的内容或增添细节时丝毫没有停顿。连他的无意识的生理反应都不露破绽。他瞳孔的扩张，毛孔大小，肌肉紧张度，肤色的发红和变白以及呼吸都在正常的参数范围内。

我说服韦罗妮卡·克雷放走了他。我说他不可能逼克里斯蒂娜·惠勒从克里夫顿悬索桥上跳下去。我错了。

韦罗妮卡·克雷在发布指示。猎人罗伊快速地记录着，尽力跟上她的速度。她想要泰勒的朋友、家人、战友和前女友的清单。

“去找他们。给他们施加压力。一定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自打离开富勒的公寓，她还没跟我说过一句话。耻辱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胃里一阵翻腾。来自公众的责骂还未到来，但对自我的控诉立刻就开始了。归因。定罪。惩罚。

芬伍德医院是一栋二级历史保护建筑，位于达拉谟高地边缘一片占地五英亩的树林和花园之中。医院的主楼曾是一栋豪华住宅，而通往医院的道路则是私人车道。

院长会在他的办公室跟我们交谈。他叫卡普林医生，热烈地欢迎了我们的到来，就像是我们周末来他的私人领地打猎一样。

“真是宏伟壮丽，不是吗？”他站在办公室的凸窗边端详着花园，说道。他为我们端来茶点，然后坐了下来。

“我听说过你，奥洛克林教授，”他说，“有人跟我说过你搬到这里来了。我原想什么时候会在桌子上看到你的简历呢。”

“我不再做临床心理医生了。”

“真遗憾。我们需要你这样经验丰富的人。”

我环顾他的办公室。房间里的装饰是罗兰爱思混搭宜家，带一点新技术。卡普林医生的领带跟窗帘搭配得几乎完美无缺。

我对芬伍德医院略有耳闻。它归属于一家私企，专注于照料那些付得起这里不菲的日常费用的富人。

“你们都治疗什么心理问题？”

“主要是进食障碍和嗜吃症，但我们也治疗普通精神疾病。”

“我们想了解帕特里克·富勒的情况，一个退伍军人。”

卡普林医生噘起嘴唇。“我们治疗过大量的军事人员，包括现役军人和退伍老兵，”他说，“国防部是我们最大的引荐方。”

“战争可真是个好东西，不是吗？”韦罗妮卡·克雷咕哝道。

卡普林医生身体往后一缩，他那浅褐色的虹膜看起来马上要气得裂成碎片了。

“我们在这里做着重要的工作，探员。我们为人们提供帮助。对于我们政府的外交政策或他们是怎么打仗的，我不做评论。”

“是的，当然，”我说，“我确定你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只是想了解帕特里克·富勒的情况。”

“你在电话里暗示帕特里克被人盗用了身份。”

“是的。”

“我想你应该理解，教授，我不能讨论他的治疗细节。”

“我理解。”

“所以你们不会要求查看他的医疗记录？”

“除非他承认犯了谋杀罪。”探长说。

医生脸上的笑容早已消失不见。“我不明白。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这正是我们要查实的问题，”探长说，“我们希望能跟帕特里克·富勒对话，我希望你能充分配合我们的工作。”

卡普林医生拍了拍头发，仿佛在检查头发的厚度。

“我向你们保证，探长，本院是埃文和萨默塞特警察局的朋友。实际上我跟贵局的副局长福勒先生私交甚笃。”

有那么多名字可以提，他偏偏选了这个。韦罗妮卡·克雷眼睛都没眨一下。

“好的，医生，我一定会把你的良好祝愿转达给副局长。我确定他一定会跟我一样感谢你的配合。”

卡普林医生满意地点点头。

他从桌子上拿起一份档案，打开。

“帕特里克·富勒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焦虑症。他一门心思想自杀，为在伊拉克失去的战友倍感内疚。帕特里克有时会感到迷惘和困惑。他情绪时常波动，有时会变得非常暴力。”

“多暴力？”探长问道。

“在管理上，他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的行为也很典型。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一周三千英镑，也该有点进展了。

“军队的精神病医生为什么不接手？”我问。

“帕特里克并不是军队推荐来的。”

“但他的心理问题是跟他的从军经历有关吧？”

“对。”

“谁来支付他的治疗费用？”

“这是保密信息。”

“是谁带他来的？”

“一个朋友。”

“吉迪恩·泰勒？”

“我不知道这跟警方有什么关系。”

韦罗妮卡·克雷已经听够了。她站起来，身子探到桌子上方，瞪大眼睛看着卡普林，吓得他也睁大了眼睛。

“我觉得你没有充分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医生。吉迪恩·泰勒是一场凶杀调查中的犯罪嫌疑人。帕特里克·富勒有可能是从犯。除非你能拿出医学证据证明接受警方的询问将会置富勒先生于心理创伤的危险境地，我最后一次要求你安排他跟我们见面，否则我下次来就会带着他的逮捕令，并以阻挠调查的罪名逮捕你。到时连福勒先生也帮不了你。”

卡普林医生结结巴巴地回答了一声，但完全听不懂说的是什么。他所有的自命不凡都不见了踪影。韦罗妮卡·克雷还在继续。

“奥洛克林教授是一名心理健康方面的专业人士。询问期间他会在场。如果帕特里克·富勒在任何阶段变得焦虑不安或情况出现恶化，我确定教授会守护他的安全。”

一阵停顿。卡普林医生拿起电话。

“请通知帕特里克·富勒，他有访客。”

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把椅子、一台放在底座上的小电视和一个五斗橱。帕特里克比我从他照片中想象的要瘦小得多。那个身着军礼服、有着深色头发的帅小伙被面色苍白、乱蓬蓬的形象所取代。他穿着白汗衫，腋窝下已经泛黄，慢跑长运动裤被卷到了髋骨下面，髋骨像门把手一样从皮肤下凸出来。

右侧腋窝下，手术留下的疤痕组织起皱变硬了。帕特里克瘦了。他的肌肉不见了，脖子变得那么细，吞咽时，喉结就像一个上下跳动的肿瘤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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