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身影挡住了门上的玻璃窗。门开了。韦罗妮卡·克雷转过身，沿着门厅往里走。
“看报纸了吗，教授？”
“没有。”
“上面全是西尔维娅·弗内斯的照片——第一版、第三版、第五版……和尚刚打来电话，三一路外面聚集了二十多个记者。”
我跟着她走进厨房。她走到炉子边，然后开始把坛坛罐罐推到电炉周围。一束阳光从窗户透进来，使得她发根处的银色更加明显。
“这正是小报编辑梦寐以求的。两个受害人——长相漂亮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已为人母，都赤身裸体，二人还是生意伙伴。其中一个从桥上跳下，另一个像一大块牛肉一样挂在树上。你真该读读他们提出的种种理论——三角恋，女同婚外情，被抛弃的情人。”
她打开冰箱门，拿出鸡蛋、黄油、熏肉片和番茄。我依然站着。
“请坐。我来给你做早餐。”听上去她是要把我做成早餐。
“真的不用。”
“对你来说可能不用——我五点钟就起来了。你想要咖啡还是茶？”
“咖啡。”
她把鸡蛋打到碗里，然后搅拌成液体泡沫，每个动作都熟练而精确。我坐下来，听她讲。桌子上摊着十几份不同的报纸，每份报纸上都有西尔维娅·弗内斯微笑的照片。
调查工作集中在目前处于破产管理中的有福婚礼策划公司。两年间，未付的账单和最终需求越积越多，但克里斯蒂娜·惠勒通过定期注入现金来让法警远离公司，其中大部分现金都是她抵押房子的贷款。食物中毒恐吓案的法律诉讼成了最后一根稻草。她的两笔贷款都出现了违约。食腐动物开始盘旋了。
警方的画像师将和达茜与爱丽丝一同坐下来。她们会被单独询问，看她们的回忆是否有助于制作出那个在她们的妈妈遇害前几天跟她们说过话的男人的画像拼图。
在身材方面，她们所描述的身高和体形大体一致，但达茜记得他是深色头发，而爱丽丝却确定他是一头金发。当然，外貌是可以改变的，但目击证人的描述是出了名的易变。很少有人能记住超过五个描述符号：性别、年龄、身高、头发颜色和种族。这不足以绘制一张真正准确的画像拼图，而一张模糊的画像拼图的危害要比它的好处多得多。
探长从煎锅里盛出熏肉，然后把炒蛋一分为二，放到厚厚的烤肉片上。
“你要在鸡蛋里加塔瓦斯科辣酱吗？”
“好的。”
她倒了咖啡，加入牛奶。
调查组正在追踪其他十几条线索。沃明斯特路上的一个交通探头周一下午四点零八分拍到了西尔维娅·弗内斯的车。一辆身份不明的银色厢式货车跟着她通过了红绿灯。一周之前，一辆外观相似的货车在克里斯蒂娜·惠勒翻过防护栏二十分钟前通过了克里夫顿悬索桥。样式相同，车型也相同。两个地方的监控探头都没有拍到完整的车牌号码。
周一下午四点十五分，西尔维娅·弗内斯在家接到了一个电话，从一部两个月前在伦敦南部的商店里购买的手机打来的，购买时用的是假身份证。同一天购买的另一部手机被用来给西尔维娅的手机打电话，时间是下午四点四十二分。这和跟克里斯蒂娜·惠勒打电话时的操作模式一样。两通电话有重叠。打电话的人让西尔维娅从固话转到手机，可能是为了确保不会跟她中断联系。
克雷探长吃得很快，又盛了一盘。她用咖啡往下送饭的时候，喉咙一定烫得不轻。她用餐巾纸擦了擦嘴。
“法医查出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她的床单上发现了两个不同男性的精斑。”
“她丈夫知道吗？”
“看上去他们有个协议——开放式婚姻。”
每次听到这个词，我都会想到一个精致的小筏子漂浮在一片狗屎的海洋上。探长察觉到了我内心的幻灭，咯咯地笑了。
“不要告诉我你是个浪漫派，教授。”
“我想我是。你呢？”
“大部分女人都是——即便是我这样的。”
她的口气听上去像是意向声明。我把它当作一个机会。
“我注意到了一个年轻人的照片。是你儿子吗？”
“对。”
“他现在在哪儿？”
“长大了。他住在伦敦。他们最终都会去伦敦——就像海龟都会回到同一片海滩。”
“你想他吗？”
“多莉·帕顿是躺着睡觉的吗？”
我想停下来好好研究一下脑海中的这个画面，但还是继续说了下去：“他父亲呢？”
“这是要干吗——二十个问题？”
“我就是感兴趣。”
“你是爱管闲事。”
“好奇，仅此而已。”
“是，好吧，我可不是你该死的病人，”她的话里带着出人意料的愤怒，然后又有点难为情，“你想知道的话，我的婚姻持续了八个月。那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岁月。而我儿子是其中唯一的好结果。”
她从桌子上拿起我的盘子，把餐具倒进洗碗池。她打开水龙头，用力地擦洗盘子，好像要洗掉的不只是炒蛋。
“你对心理医生有看法吗？”我问。
“没有。”
“也许是因为我？”
“恕我直言，教授，一个世纪前人们不用精神科医生也能过活。他们不需要治疗、百忧解、自助手册，或是该死的《秘密》。他们只是继续生活。”
“一个世纪前，人们只能活到四十五岁。”
“所以你是说寿命更长让我们变得更加不幸福了？”
“它给了我们更多不幸福的时间。我们的期待变了，不仅仅是生存，我们还要自我实现。”
她没有回答，但这并不意味她同意。相反，她的举动暗示了一件往事，一段家庭历史，或者一次去看心理医生的经历。
“是因为你是同性恋吗？”我问道。
“你对这个有意见吗？”
“没有。”
“格特鲁德·斯泰因曾对海明威说，他之所以难以接受同性恋，是因为男同性恋行为丑陋而令人厌恶，而女同性恋则完全相反。”
“我努力不以人的性取向来判断他人。”
“但你还是会判断，在你的咨询室里，每天都是如此。”
“我已经不做临床实践了，但当我做时，我都会尽力帮助别人。”
“你有过不想做同性恋的病人吗？”
“有过。”
“你尽力治疗他们了吗？”
“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我无法改变一个人的性取向。我帮他们接受自己。我帮他们应对自己的本真。”
探长擦干手，重新坐下，伸手拿了一根烟，点上。
“你完成心理侧写了吗？”
我点点头。车轮在鹅卵石上发出的咯吱声表示外面有人到了。猎人罗伊来接她去三一路。
“我早上有个案情简报会。你应该一起过去。”
罗伊敲敲门，走了进来。他点点头以示问候。
“准备好了吗，老大？”
“好了。教授也一起过去。”
罗伊看着我。“随时欢迎。”
案件调查室里比之前更加忙碌和嘈杂。更多的警员和后勤人员正忙着输入数据，比对两个案子的细节。现在，这是个正式的谋杀案调查小组。
西尔维娅·弗内斯有她专属的白板，旁边是克里斯蒂娜·惠勒的。黑色的粗线条连接着家庭成员、同事以及共同好友的名字。
调查组被分成了两队。一队已经花费了数百小时追踪每一个在利伍兹公园的人，确定车辆的位置，核验不在场证明以及研究监控探头拍到的画面。
他们还集中力量调查了克里斯蒂娜·惠勒与当地一个名叫托尼·诺顿的高利贷者之间的债务和资金往来，因为后者的名字出现在了她的手机里。诺顿已经被讯问过了，但他有周五的不在场证明。六个酒徒说他在一个酒吧里，从下午一直待到关门。每次他被叫到警局，都是这些人给他做的不在场证明。
我听着韦罗妮卡·克雷叫到每一个人，以快速了解过去二十四小时里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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