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逊就能从特拉法尔加发来信息了。”

“信息里说什么呢？”

“‘我不回家吃晚饭了。’”

前台接待回来了。我们被带进一个房间，里面放着成排的屏幕和摆满软件手册的架子。房间里一股混杂着模压塑料、溶剂和黏合剂的气味，新电脑常有的那种气味。

“这个奥利弗·拉布是干吗的？”我问。

“他是个电信工程师——按我在英国电信工作的伙计的说法，他是最好的。有些人修手机，他修的是卫星。”

“他能追踪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最后一通电话吗？”

“这就是我们要问他的问题。”

几乎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奥利弗·拉布从另一个门里出现了。他身材高大，秃顶，一双大手，稍微有些驼背。他弯腰跟我们握手的时候，好似是要献上自己的头顶。他是那种有怪异癖好的人，他觉得领结和吊带裤是一种实用的选择，而不是一种时尚宣言。

“随便问，随便问。”他说。

“我们要找一个手机号码的通话记录。”鲁伊斯回答。

“这是官方调查吗？”

“我们在协助警方调查。”

我在想，鲁伊斯这么善于撒谎，是不是因为他见过太多骗子了。

奥利弗在电脑上登录，并通过一系列密码协议。他输入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手机号码。“通过一个人的通话记录，你能知道他很多信息，这真的很神奇，”他一边浏览屏幕，一边说，“几年前，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家伙做了个博士研究项目，他为学生和公司雇员免费提供了一百部手机。为期九个月的研究里，他监控这些手机，记录了长达三十五万小时的数据。他并没有监听具体的通话内容。他只想要电话号码、通话时长、时间和地点。

“等他完成项目的时候，他所知道的远比这些多得多。他知道每个人睡多久，什么时候醒来，去哪里上班，在哪里购物，他们最好的朋友是谁，最喜欢的餐馆、夜店，常去的地方，以及度假目的地。他可以说出他们中谁是同事，谁是恋人。他还能预测人们在接下来会做什么，准确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五。”

鲁伊斯扭过头看着我。“这听上去更像是你的研究领域，教授。你确诊的准确率有多少？”

“我处理的是偏差，而不是平均值。”

“说得好。”

屏幕刷新了一下，出现了克里斯蒂娜·惠勒的账号和手机使用的详细信息。

“这是她过去一个月里的通话记录。”

“那周五下午的呢？”

“她当时在哪儿？”

“克里夫顿悬索桥上。时间大概是五点。”

奥利弗又重新开始搜索。屏幕上出现了大量的数字。跳动的光标仿佛在阅读它们。这次搜索没有任何结果。

“这说不通，”我说，“她跳下去的时候的确在跟一个人打电话。”

“也许她在自言自语。”奥利弗回答。

“不。当时有另一个人的声音。”

“那她一定还有另一部手机。”

我思索着种种可能。她从哪儿得到了第二部手机？为什么要换手机？

“数据可能出错吗？”鲁伊斯问道。

奥利弗对这个问题有些恼怒。“根据我的经验，计算机比人可靠多了。”他用手指敲打着显示器，仿佛担心它会伤心似的。

“再给我解释一下这个系统的原理吧。”我说。

这个问题倒让他挺高兴的。

“一部手机就是一台复杂的无线电设备，跟对讲机没多大区别，不同的是，对讲机的信号只能传播一英里，民用波段无线电的信号范围将近五英里，而一部手机的信号范围则非常大，因为它可以在信号塔之间跳跃而没有信号损失。”

他伸手一只手。“把你的手机给我。”

我把手机递给他。

“每部手机都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身份识别。移动识别码由服务商分配，类似固定电话，由三位数的区域代码加七位数的手机编码组成。电子序列号则是一串三十二位的二进制号码，由手机制造商分配，不可更改。

“当手机接到电话时，信息就通过电话网络传输，最终到达你手机附近的基站。”

“基站？”

“手机信号塔。你可能在大楼顶部或是山顶上看到过。信号塔发出无线电波，然后被你的手机探测到。它会分配一个传输通道，这样你就不会突然和别人合用一条线。”

奥利弗的手指继续敲击着键盘。“每个拨出或接听的电话都会留下一个数字记录，就像一串面包屑。”

他指着屏幕上一个闪烁的红色三角。

“根据通话记录，惠勒太太的手机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是周五下午十二点二十六分。电话信号是布里斯托尔路上段的一个信号塔传输的，在阿尔比恩大厦上。”

“那儿离她家不足一英里。”我说。

“很可能是最近的信号塔。”

鲁伊斯扭过头来。“我们能看到是谁给她打的电话吗？”

“另一部手机。”

“手机主人是谁？”

“你需要有调查令才能获得这种信息。”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鲁伊斯回答，口吻就像一个想要在自行车棚后面偷偷亲嘴的男学生。

“电话什么时候结束的？”我问。

奥利弗看回屏幕，重新调出一个布满数字的地图。“有意思。信号强度出现了变化。她一定是在移动。”

“你怎么知道？”

“这些红色的三角是手机信号塔的位置。在城区，它们通常相距两英里，但是在乡下，它们可能相隔二十英里。

“随着与一个信号塔的距离增大，信号强度也逐渐降低。下一个基站——你移动方向前方的信号塔——则探测到信号在逐渐增强。两个基站互相协调，把电话转到一个新的信号塔上。这个过程很快，我们几乎注意不到。”

“所以克里斯蒂娜·惠勒离开家时还在打电话？”

“看上去是这样。”

“你能判断她去了哪里吗？”

“可以，但需要时间。面包屑，还记得吗？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鲁伊斯突然对这个技术产生了兴趣，拉过来一把椅子，盯着屏幕。

“中间有三小时的空白。也许我们能找到克里斯蒂娜·惠勒去了哪里。”

“只要她一直带着手机，”奥利弗回答，“手机只要开机，它就会发射信号——一个脉冲——来寻找附近的基站。它可能找到不止一个基站，但会抓住那个信号最强的。这个脉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信息，持续时间不足四分之一秒，但包含了手机的移动识别码和电子序列号：也就是手机的电子指纹。基站会储存这些信息。”

“所以你可以追踪任何一部手机？”我问。

“只要它是开机状态。”

“能有多准？你能定位到具体位置吗？”

“不。这不像gps。最近的信号塔可能在几英里之外。有时可以通过对三个及以上的信号塔的信号进行三角测量，来缩小范围。”

“能有多精确？”

“精确到街道，但肯定到不了某一栋建筑，”他对我的怀疑低声一笑，“你那友好的服务商可不愿宣传这一点。”

“警察也不愿意。”鲁伊斯补充道。他已经开始做笔记，用笔圈出一些细节。

我们知道克里斯蒂娜·惠勒周五下午在克里夫顿悬索桥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出于某种原因，她停止使用自己的手机，而拿起了另一部。这发生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会这样？

奥利弗把椅子从桌子边推开，穿过房间，来到另一台电脑旁。他的手指快速地敲击着键盘。

“我在搜索那个区域的基站。如果我们从五点钟往回查，也许能找到惠勒太太的手机。”

他指着屏幕。“附近有三个基站。最近的一个在维多利亚女王大道尽头的锡安山上。稍远的一个在两百码之外，克里夫顿图书馆的屋顶上。”

他在搜索引擎里输入克里斯蒂娜·惠勒的电话号码，屏幕刷新了一下。

“找到了！”他指着屏幕上的一个三角，“她下午三点二十分时在这个区域。”

“还在跟同一个人通话？”

“看上去是。电话在三点二十六分结束了。”

鲁伊斯和我互相看了一眼。“她怎么会有第二部手机？”他问。

“要么是别人给她的，要么是她自己带的。达茜没说过她还有另外一部手机。”

奥利弗在听我们的对话。他慢慢被卷入这次调查中了。“你们为什么对这个女人这么感兴趣？”

“她从克里夫顿悬索桥上跳下去了。”

他缓缓呼出一口气，使他的脸更像一个骷髅了。

“一定有什么办法能追踪到桥上的对话。”鲁伊斯说。

“没有电话号码不行，”奥利弗回答，“每十五分钟就有八千个电话通过最近的基站传输。除非我们能把搜索范围缩小……”

“那通话时长呢？克里斯蒂娜·惠勒在桥边站了一小时。整个过程中她都在打电话。”

“电话不是根据通话时长被记录下来的，”他解释道，“我可能要花好几天才能将它们区别开。”

我有个主意。“有多少通话是在五点零七分结束的？”

“怎么了？”

“那是她跳下去的时间。”

奥利弗又开始敲击键盘，输入一些参数重新搜索。屏幕变成了数字组成的水流，快速流过，模糊成了一道黑白色的瀑布。

“太神奇了，”他指着屏幕说，“真有一个电话刚好在五点零七分结束。通话持续了九十多分钟。”

他的手指顺着这条信息移动，突然停住了。

“怎么了？”我问。

“奇怪，”他回答，“跟惠勒太太通话的手机经由同一个基站。”

“这意味什么？”

“意味着跟她通话的人，要么也在桥上，要么就在不远处看着她。”

斯嘉丽·约翰逊曾主演2007年上映的电影《保姆日记》。

美国骑兵军官，在与印第安人的战斗中被围困并最终丧命。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爱国者，在列古星敦和康科德战役前夜快马出勤，警告殖民地的民兵英军即将来袭。

英国著名海军将领，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中弹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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