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都没有？”

“从来没有。”

“我需要给你的学校打电话。”

“我不回去。”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强硬起来，让我大吃一惊。

“我们必须告诉他们你在哪里。”

“为什么？他们不在乎。我十六岁了。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她的反抗带着一个童年在寄宿学校度过的孩子的所有印记。它让她坚强、自立、愤怒。她为什么来这里？她想让我做什么？

“不是自杀，”她又一次说道，“我妈恐高。我是说真的恐高。”

“你最后一次跟她说话是什么时候？”

“周五上午。”

“她看上去怎么样？”

“正常。很开心。”

“你们聊了什么？”

她盯着茶杯，仿佛要读懂里面的内容。“我们吵了一架。”

“为了什么？”

“这个不重要。”

“那也告诉我。”

她犹豫了，摇摇头。她眼神中的悲伤透露了故事的一半。她跟她妈妈说的最后的话语充满了愤怒。她想把话收回或是重新来过。

她尽力转变话题，打开冰箱门，开始闻特百惠瓶瓶罐罐里的东西。“有什么吃的吗？”

“我可以给你做个三明治。”

“有可乐吗？”

“我们家没有汽水。”

“真的？”

“真的。”

她在食品柜里找到了一包饼干，然后用指甲撕开塑料包装。

“周五下午我妈本该给学校打电话。我想回家过周末，但是需要她的同意。我给她打了一天的电话——她的手机，还有家里的电话。我给她发信息——有几十条。可就是联系不上她。

“我跟女舍监说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但她说我妈可能只是在忙，叫我不要担心，可是我就是担心，周五晚上和周六上午我都在担心。女舍监说我妈很可能去外地过周末了，忘了告诉我，但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我请求准许我回家，但他们就是不让我走。所以我周六下午逃了出来，回了趟家。妈妈不在家。她的车也不见了。家里东西很乱。然后我就报警了。”

她全身上下一动不动。

“警察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我告诉他们那不是我妈。我妈连伦敦眼都不敢上。去年夏天，我们去了巴黎，上埃菲尔铁塔时她紧张得不行。她讨厌高处。”

达茜僵住了。那包饼干在她手里破开了，碎屑从她的指尖撒落下来。她盯着那片狼藉，身体前倾，把膝盖收到胸口，发出一阵长久而连续的啜泣声。

我的专业性告诉我应该避免身体接触，但内心的父性更加强大。我抱住她，让她的头靠着我的胸口。

“你在那里。”她低声说。

“是的。”

“那不是自杀。她不会抛下我的。”

“我很抱歉。”

“求你帮帮我。”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帮你，达茜。”

“求你了。”

我真希望能带走她的痛苦。我希望能告诉她，不会一直这样心痛，或许有一天她会忘记这种感受。我曾听育儿专家讲过孩子原谅和忘却得有多么迅速。真是胡扯！孩子会记得。孩子会耿耿于怀。孩子有自己的小秘密。孩子有时可能看上去很坚强，因为他们的防御还未被悲剧突破或侵蚀，但它们其实就像玻璃丝一样轻薄易碎。

埃玛醒了，在大声喊我。我上楼来到她的房间，把她床的一侧放低，抱起她。她柔软的头发因为睡觉而乱蓬蓬的。

我听到楼下冲马桶的声音。达茜洗了脸，梳了头发，头发扎成了一个圆髻，显得脖子更加修长。

“这是埃玛。”她回到厨房后，我对她说。

“你好，小美女。”达茜挤出一丝微笑说。

埃玛故作难以接近的样子，别过脸去。突然，她看到了饼干，伸手想要。我把她放下，令我惊讶的是，她径直走向达茜，爬到她的腿上。

“她一定是喜欢你。”我说。

埃玛玩弄着达茜的上衣扣子。

“我需要再问你几个问题。”

达茜点点头。

“你妈妈最近有什么伤心事吗？心情沮丧吗？”

“没有。”

“她晚上失眠吗？”

“她有安眠药。”

“她会定期服用吗？”

“是的。”

“你妈妈在做什么工作？”

“她是个婚礼策划师。她有自己的公司——有福婚庆公司。公司是她和她朋友西尔维娅一起创立的。亚历山德拉·菲利普斯的婚礼就是她们策划的。”

“她是谁？”

“一个名人。你没看过那个讲一名兽医去非洲照顾动物的节目吗？”

我摇摇头。

“好吧，她结婚了，婚礼全是我妈和西尔维娅策划的。所有杂志都报道了。”

达茜仍未用过去时来描述她妈妈。这并不鲜见，而且跟拒绝承认无关。两天的时间不足以让事实生根，并渗入她的思想。

我依然不清楚她来这里做什么。我没能救下她妈妈，我能对她说的也并不比警方多。克里斯蒂娜·惠勒临终的话是对我说的，但她并没有给我任何线索。

“你想让我做什么？”我问。

“去我家。然后你就明白了。”

“明白什么？”

“她并没有自杀。”

“我亲眼看着她跳下去的，达茜。”

“好吧，那一定是有什么事逼她做的，”她吻了一下埃玛的头顶，“她不会那么做的。她不会抛下我的。”

棒球比赛中，攻方的击球手挥棒而没有击中球被称为一振。连续三次击打不中则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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