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

（3月）

上周，我过了四十一岁生日。我看到去年我忘记记录我的四十岁生日了——有点不可思议。那么，这次我要记下来：曾经我有妻有子，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可如今到了四十一岁，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住在我母亲的老房子一个潮湿腐臭的房间里。从经济上来说，我还算富有：［在诺埃尔·兰格（洛根的律师）的帮助下］我让国防部给我补发了两年的工资，再加上还有居纳尔松寄来的卖房子的钱。我给母亲一百镑，让她打理好萨姆纳的房子——重新刷刷漆，换上新的地毯，等等——可我觉得她没那个干劲了。这房子虽不是鼠患成灾的贫民窟，但几百个粗心大意的租客还是留下了污糟破败的痕迹。母亲和恩卡纳茜欧都有关节炎和哮喘，总是用西班牙语斗嘴。我在切尔西和南肯辛顿四处闲逛，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办。

在巴特西，我找到了那枚v-2炸出的弹坑。排屋的一头全被炸飞了，巨大弹坑的周围拦起木板。爆炸应该十分突然。她俩手牵着手，从学校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时，那枚火箭弹悄然从天而降。只见一道闪光，一声巨响，一切就灰飞烟灭了。

我在莱昂内尔身上找不到半点我的影子。也许眼睛周围有点像。是我的眉毛。那孩子的眉毛跟你的一样，先生。他的发际线也跟我的一样：额头中间长着尖尖的美人尖。洛蒂冷冰冰的——我想她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莱格特看起来年老昏聩，依我看，只怕不久于人世了。他问我战时在哪儿服役，我说在巴哈马和瑞士。“我是说你在哪儿服役，不是在哪儿度假。”我跟他说我一直在海军，这才让他闭了嘴。

就我俩，莱昂内尔和我，在花园里转了半个钟头。他是个安静又羞怯的孩子，马上十四岁了（天哪！），他的眼睛总是朝下看着，不停用僵直的手指拨弄前额的头发。我问他在伊顿公学开不开心。“开心，先生，还挺……差不多吧。”请不要叫我“先生”，我说，叫我父亲，或爸爸。他面露苦恼的神色。“可我现在管妈妈的丈夫叫‘父亲’。”他说。好吧，那就叫我洛根吧，我说。永远不要叫我“先生”。

文学游戏的现状。《思想的想象》——绝版。《女孩工厂》——绝版。《世界主义者》——绝版（除了法国）。来自报刊文章的收入——零。

华莱士说，独木不成林。我得让他帮我找事情做。我说，我沉默太久，大家都以为我死了。然后，华莱士想出个好主意：你那个老朋友彼得·斯卡比尔斯呢？他怎么样了？

*

彼得（斯卡比尔斯）在《泰晤士报》上发了篇关于我的文章（《“一位作家”的战争》），似乎达到了理想的效果：大家都知道我又回来了，我收到了一小波表示祝贺的明信片、信件和电话。罗德里克让我重新开始了审稿的工作，按篇计费（每篇报告五英镑）；路易斯·麦克尼斯邀请我在“战后法国绘画”的活动上发表演讲，瑞士大使馆给报社写信，否认琉森湖畔别墅的存在，并暗示我是个充满幻想的危险分子。多家杂志社邀请我写一写哈里·奥克斯被杀的故事，我拒绝了——我得留一手。

彼得——怎么说呢？——我们见面时，他很震惊？很意外？很敬佩我？我的经历让他叹为观止。他自己的战时经历波澜不惊：他先加入了火警，接着是新闻部，然后，《罪行》大获成功，他又写了部小说——《罪孽》。“你得用上这些经历啊，”他对我说，“这是老天的赏赐。是坐地收钱。”我为了迎合他，说我正在写一本回忆录《从拿骚到琉森》，可一直找不到灵感。我要是没钱，情况可能会不一样，我意识到，但我手头的钱在接下来的几年用都绰绰有余。我几乎没什么花销，日子过得也很平静，只是我又开始去酒吧了，酒吧越大人越多，就越好。

母亲说她的静脉曲张引发了持续的疼痛。恩卡纳茜欧也受到痔疮的困扰。我找眼科医生配了副看书的眼镜。我们真是欢乐的一家人。

自从一九四四年二月（我与芙蕾雅相处的最后日子）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性生活了，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只有偶尔的手淫能证明我大脑中性欲的部分还没有完全关闭。维多利亚时期，是什么变态牧师会说这事儿是自虐？明明是自救，或者，更像是自力更生、自我安慰。自体性行为能让你保持理智。出于求知，我应该把这件事记下来；这些天当我自娱自乐时，我脑子里出现的画面并不是芙蕾雅（那太叫人心痛了），而是凯特琳·安娜斯多蒂尔，雷克雅未克博尔格酒店的前台服务员。显然，在我们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中，除了她的热心和高效，肯定还有别的什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好笑的是，这些肉欲的感觉留在了我的想象中，过了很久才显露出来。就像用电灯光或烛光加热后能显现字迹的隐形墨水。凯特琳身上到底有什么，偷偷钻进了我的性欲档案馆？

（7月—8月）

和麦克尼斯还有英国广播公司的约翰尼·斯塔利布拉斯在乔治王子酒店。麦克尼斯总是催我把在别墅那几个月的经历写成一部广播剧。就写成独白，写得神秘一点、梦幻一点，他说，广播里什么都能说。报酬也很高：一部广播剧——播出三次——他说我就能拿到学校老师一年的工资了。麦克尼斯要去印度报道印巴分治。我很嫉妒他。突然很想旅行。乔治王子酒店吧台的女孩胸部很丰满。紧身衬衣更凸显了圆润的乳房。欲望的汁液终于又开始涨起。

10月10日，星期五

在本家里吃晚餐。我们大概有十二个人，挤在他家餐厅两张拼在一起的桌子周围。墙上挂着五幅米罗的画。来人有朋友，有潜在的买家，也有艺术家，还有家人。本把这种晚宴当作一种非正式的私人赏画会，根据来人的身份和经济实力更换墙上的画作。他迎接每位来宾时都会说：“别不好意思。你喜欢什么，就直说。墙上挂的一切都能卖。”

桑德琳坐在座位上，从不起身；所有的整理和招待工作都由本来做，在这样的场合，马吕斯也会帮忙。他二十岁了——是个英俊的男孩子，总是闷闷不乐、心事满腹的样子。克洛希德（克洛希德·利平——本和桑德琳的女儿）去读寄宿学校了。我坐在桑德琳旁边，她指了指一个肤色黝黑、五官精致、长相帅气的男人，悄声说：“本觉得他是英国绘画界唯一一个真正的天才。他只想买他的画。”我问她他叫什么名字。萨瑟曼，她说。我应该记下来。本告诉我，他觉得他很快就能卖掉米罗的画了，但要等他回巴黎之后——他的开价相当高。今年年底，他们就搬回巴黎。本找到了新场地开画廊。“美国人都回来了，”他说，“我要帮你赚上一大笔。”

（12月）

鲍德温死了。这让我想起公爵和公爵夫人——他们是那么恨他。我患上了严重的流感，流感引发支气管炎——我咳得像头海狮，嗓子都快破了。我躺在这儿，尽管床两侧都有暖气片正对着我，可我还是全身颤抖。我想象着未来的人生。在我看来，这是个“谁最能轻装上阵，谁就能走得最远”的问题。迫切想尽可能摆脱“物件”和财产的束缚。我装在箱子里的那些东西……要是能再也不用想它们，那该多幸福啊。

1948年

（1月）

我在皮姆利科买了间地下室公寓。特彭泰大道，10b。有一间卧室，还有客厅、厨房和卫生间。从陡峭的台阶下去，才能走到前门。从后面的卧室可以看到一个小花园，但没法进去。客厅窗户正对着深深的地基井。所有的设备似乎都运转良好，卧室和客厅里还有新装的煤气壁炉。我打算给这里刷上白色水粉漆，把地板全铺上贴胶的软木砖。我只需要最基本的家具：两把扶手椅、一张床、一个床头柜，还有工作需要的一套长桌和椅子就够了。我把自己（几乎）所有的书都卖给了河岸街的盖斯顿书店，还准备把画都卖给本。

现在我醒悟过来，我大概是在琉森湖别墅学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少即是多。我们走着瞧吧。

2月11日，星期三

巴黎。本把我当作他的客人，带我去了一个叫索瓦德·雨果的人家里参加盛大晚宴。雨果收藏了大量现代艺术品。毕加索也出席了晚宴，还有他的新缪斯，弗朗索瓦丝（吉洛特）。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请注意，朵拉·玛尔也非常漂亮（我更喜欢的类型）。毕加索头秃得厉害，两侧的头发花白了，脸上布满皱纹，一副好战神情。他精力充沛，幽默风趣：他表现得越是自得其乐，弗朗索瓦丝就越是郁郁寡欢、烦躁不安。他完全不记得以前见过我了（他为什么要记得？），可当本告诉他，我一九三七年在马德里时，他变得非常好奇，绕过桌子坐到我旁边。我说我当时跟海明威一起，毕加索也认识海明威。巴黎解放后，他在巴黎见过海明威，他还告诉我，海明威自称杀过一个德国党卫军军官。“那个人是杀过不少动物，”他说，“可动物又不会开枪还击。”他想请我吃晚餐，他说，我们再聊聊。

本认为，我卖掉自己的画简直是疯了。我说，我现在卖掉这些画，并不意味着我不会再买更多的画。他会给我个公道的价格。他的新画廊在巴克大街上，可我听他说话的语气，他仿佛只是把巴黎当作通往纽约的跳板。他计划明年在纽约租个地方办场画展。那里才是赚大钱的地方，他说。他要去那里卖掉米罗的画。

再度回到在我最爱的巴黎成日成夜漫步的日子——再度成为漫游者和夜猫子。从表面上看，巴黎并无改变，还是一如既往地美丽欢悦，没有受到战争的任何影响。然而，在表面之下，这里食物短缺、暗流汹涌。每个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似乎都被共产主义者吓坏了。气氛纷乱而狂暴。

我坐在花神咖啡馆，看到游客们都在设法寻找萨特的身影（就因为游客们都想找他，所以他不来了），突然，我冒出一个小说构思的模糊灵感。一个男人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他只有一周寿命了。这部小说就是要写他生命的最后七天以及他在这七天做了什么：他想把所有形式的人生体验都压缩在一周时间里。从让女人怀孕，到自行了断……还得仔细琢磨琢磨。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感觉到文学创作的悸动。这个点子有点意思。

去了利普酒馆。有我、本、桑德琳、马吕斯、毕加索和弗朗索瓦丝。毕加索说了朵拉（玛尔）很多的事，弗朗索瓦丝似乎并不生气。我问她怎么样了，毕加索说她要疯了。我们说起我在西班牙内战时的经历，我开机关枪的故事勾起毕加索的兴趣，他甚至让我把它演出来。你打中了那辆装甲车吗？他问。是的。你打死他们了吗？我很怀疑，我说。可你看见子弹射中了车身？确凿无疑。

在我看来，毕加索是那种疯狂又愚蠢的天才——更像是叶芝、斯特林堡、兰波、莫扎特，而不是马蒂斯、勃拉姆斯、布拉克。跟他在一起我很累。

我们在午夜时分散去，走路回家，本、桑德琳、马吕斯和我都松了口气，终于从毕加索“高压锅”里出来了。本扬扬得意：毕加索同意直接［不通过康威勒（他常用的经纪人）］卖给他两幅画，用来在纽约展出。本伸出手臂，搂着我的肩膀。你就继续聊西班牙的事吧，他说。马吕斯无法理解弗朗索瓦丝那般年轻貌美的女子怎么会愿意跟比自己大四十岁的男人在一起。我们都笑了。我们为马吕斯的天真而打趣他，与此同时，我为自己失去的一切感到难以言喻的哀伤，但也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宽慰和暖意——我意识到，我的这些老朋友，还有利平一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成了我真正的家人，而无论发生什么事，我的生活都已然并将继续和他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

特彭泰大道。从巴黎回来了。所有装修已经完工，公寓看起来像是实验室和演出实验话剧的舞台的混合体。它完全没有任何“现代”风格可言——没有玻璃，没有铬合金，没有皮革，没有弯曲的木条，也没有抽象风的墙面挂件。这里无须装饰，也就不显得杂乱。客厅的采光不好，于是我整天都开着灯。这就是我的堡垒，住在这里我会开心的，我想。

（9月）

我在伦敦图书馆碰到了彼得（斯卡比尔斯），他邀请我去喝一杯。他正要见个“朋友”，他说。到了酒吧，朋友已经来了：是个年轻女人，我看也就三十出头，坐在吧台的高脚凳上，面前放着一杯杜松子酒，用烟嘴抽着香烟。“这位是格洛丽亚·奈史密斯。”他说。“是奈斯史密斯，彼得。”她纠正他的错误，又对我说：“很高兴认识你。”不过我立刻就发现，她明显不高兴了。我看得出来，彼得是故意拉我来当电灯泡的——他带我来，是为了预防一场纷争。她是个娇小漂亮的女人，颧骨突出。她嗓音奇特，甚至有些做作。她穿着很高的高跟鞋，好让自己增高几厘米。她抽着香烟，喝完了酒，便说要走。她跟彼得吻别时，我看到她用手指甲掐了彼得的手背。她离开后，彼得伸出手：上面有三道小小的月牙形血痕。“她真是危险，”他说，“我应该离开她，但她的床上功夫堪比白鼬。”我说我不大领会得来这个比喻。“你自然领会不来，”他自得其乐地说，“这是我专为格洛丽亚造的。你自己和她做一次爱，才能明白我的意思。”他狡诈地看着我。“说不定你真该去找她，”他说，“这样她就不会来缠我了。”“佩妮最近怎么样？”我问。“你这混蛋。”他笑着说。

（11月）

范德普尔不再是海军了。他现在是什鲁兹伯里附近一所女子寄宿学校的校长。我坐火车去见他，我们在他难看的新房子里吃了顿令人烦躁又尴尬的午餐。他剃掉了姜黄色的海军胡须——从审美的角度来说，这是个错误——但也许是因为校长必须把胡须剃干净吧。他年轻的妻子（我想是叫詹妮弗）端来午餐后便迅速消失，我听到有个婴儿在什么地方哭闹。也许，妻子和孩子也是当校长的必要条件。谁知道呢？谁在乎呢？范德普尔见到我不是特别高兴，可彼得那篇文章在《泰晤士报》上登出来时，他看到了，所以他对“船舶经纪人行动”的突然失败及我之后的遭遇至少是了解的。他并不好奇，我只能这么说。我却有很多问题。第一，这整件事到底是谁的主意？

“那个马里恩的主意，”他说，“他临时调来指挥我们几个月。”

他是谁？他从哪儿来的？

“不确定。现在想想，可能是从最高司令部来的。也可能是外交办公室。我记得他战前是外交官。反正他人脉很广。”他耐心地看着我，“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蒙斯图尔特。我也不记得全部细节了。而且，不管怎样，”他继续说，“哪怕事后稍微想想，你也不得不承认，‘船舶经纪人行动’确实是个绝妙的点子。谁知道我们可能会抓住多少纳粹分子啊。”

“不管绝妙还是不绝妙，”我说，“我被人出卖了。我像只坐以待毙的鸭子一样被人陷害了。警察就在酒店等着我。只有海军情报处的人了解我的详细情况。你、拉什布鲁克，还有马里恩。”

“这话我可不爱听。”

我表现出自己的愤慨。“我不是指责你。但有人明知道我立马就会被逮捕，还是派我去执行那个任务。你一定也看出来了。”

“反正不是我，也绝对不是拉什布鲁克。”

“马里恩现在在哪儿？”

他说他不知道。但他，范德普尔，是海军情报处前军官晚餐俱乐部的成员，他向我保证，说他会去私下打听。我还有个问题。

“你知道马里恩和温莎公爵有什么关系吗？”

范德普尔听到这话，竟然笑了出来，笑声夹杂奇怪的喘声，他用手捂住嘴巴。

“说真的，蒙斯图尔特，”他说，“你可真是太有趣了。”

1949年

（1月1日，星期六）

在旺兹沃斯的彼得家迎接新年。盛大的派对，有四十多个人，很多人我从没见过。彼得的妻子佩妮甜美又欢快，只是生了两个孩子后长胖了。我惊讶地看到格洛丽亚·奈斯史密斯也在，我把我的惊讶如实告诉了她。我觉得她很喜欢我的直率，也喜欢我的暗示。我们之间没必要绕圈子。“他不敢不邀请我，”她说，“要不我会杀了他。”她以前是个护士，她说，现在在彼得的出版社当秘书。“不过不会当很久了。”她补充道。我怀疑佩妮作为斯卡比尔斯太太的地位只怕难以维系了。

格洛丽亚喝着杜松子酒，我们聊天时，把酒喝完又加满了两次。喝到一定程度，她朝我靠过来，高耸的胸脯紧紧贴着我的胳膊。“彼得很嫉妒你。”她说。我问这话从何说起？彼得才是典型的成功小说家——他为什么要嫉妒我？“他嫉妒你刺激的战争经历，”她说，“这是他用钱买不来的。其他的一切他都能买，但这个他买不了，所以他嫉妒你。”她的咯咯笑声中有一种纯粹的快乐。天哪，我想。接着，她再次朝我靠过来，然后才走开去找彼得，留下一个完全勃起了的我。午夜时分，我对自己说，虽然我并不快乐，但我的忧伤也许开始慢慢减少了，哪怕只减少了一点点。

（2月）

范德普尔写来一封信。马里恩上校于一九四五年四月死于布鲁塞尔的一场“车祸”。范德普尔说另外还有两名死者。他问了他以前在海军情报处的联络人，按他掌握的情况看来，马里恩的死并无可疑，而且他跟温莎公爵也没有明显的联系。

我伟大的复仇计划就此搁浅，我发誓要孜孜不倦寻找背叛者的决心就此终结。这不就是生活惯常的结局吗？它拒绝迎合你的需求，尽管你觉得只有那些需求能给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光赋予意义。我想找到马里恩，想跟他当面对质，可我只得到一个乏味的结论，这整件事很可能并不是什么阴谋，公爵和公爵夫人很可能并没有跟他们有权有势的朋友一起策划对付我。难以接受：我很难接受这个行动就是搞砸了，我就是运气不好……我感到抑郁，感到沮丧，在这所有的随机性面前感到空虚——我再一次，被生活的偶然性击败。

（4月）

伦勃朗酒店。巴黎。我来这儿写我的中篇小说《湖畔别墅》。它只能是中篇小说，我决定了，它将是晦涩难懂的、卡夫卡式的、加缪式的、近似于雷克斯·沃纳风格的，讲述我奇异的牢狱生活。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结尾。也许巴黎会带给我灵感。华莱士说，要是我愿意，他可以帮我争取一大笔预付款，我劝他不要这样做。这是那种必须自行寻找声音并走向结局的作品——就算是写完了，我也不知道它能否成功。目前进展还不错。我要做的只是最大限度忠实记录别墅的日常状态和气氛，然而我也明白，如此怪异的现实肯定会让读者以为它是有深刻象征和隐喻意义的。不管怎么说，我本来的期望也正是如此。我还明白，任何虚夸的暗示、任何试图拔高其立意的尝试都将是致命的错误。我越是让它坚定地忠于现实，读者也就越会在无意识中为它赋予各种隐喻性的解释。

有个叫奥黛尔的漂亮姑娘在本的画廊工作。她二十五岁上下，肤色黝黑，满头乱糟糟的短发，眼睛很大。她总是穿着黑衣服和金色细带凉鞋，满不在乎地露出脏兮兮的双脚。本告诉她，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我在战争时期被囚禁的书，我看得出来，她颇感兴趣。如果我不能拥有格洛丽亚·奈斯史密斯，那也许奥黛尔会同意成为我重回两性关系世界的通行证。

我每天的生活很简单。起床后，我吃两片阿司匹林，缓解宿醉带来的头痛，然后，我出去吃早餐，在咖啡馆点咖啡和牛角面包。中午，我会买一份报纸，再加午餐——法棍面包、奶酪、香肠和一瓶红酒。回去时，我的房间已打扫干净，我坐在工作桌前，尽力写作。晚上，我出去吃饭，通常是在利平家——本说，他家的大门永远敞开——但我还是想给他们一些独处的时间，所以我也会自己去巴尔扎、利普或其他小酒馆独自吃饭。我不介意自己待上一整天，但我会喝很多酒作为补偿：午餐喝一瓶，晚上喝一瓶，还要加上餐前开胃酒和餐后消食酒。

我问奥黛尔能不能请她吃晚饭，她立马就同意了。我们去了费尔南德餐厅，这是我在大学街上发现的一家小店。奥黛尔唯一的梦想就是等本在纽约开画廊以后能去纽约工作，于是，我们俩用英语交谈，帮她练习。我猛地醒悟过来，这也许才是我吸引她的真正原因：她想找个母语是英语的人。她的眼睛是棕色的，睫毛很长；皮肤是橄榄色，长着细细的绒毛。

我陪奥黛尔走回她要乘车的地铁站。我向前俯身，吻了她的两边脸颊，她却转过脸庞，这样一来，我们的嘴就碰到一起了。我们轻轻地接吻，触碰舌尖。我又有了以前那种熟悉的感觉，身体从脊柱底端开始发软。我们约好这周再见面。

4月15日，星期五

奥黛尔昨晚在这里。我们在花神咖啡馆吃了饭，回到酒店。她有着女孩特有的优美柔软的身体。我却不中用了，维持半勃起的状态都只坚持了几秒钟。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芙蕾雅，仿佛她就在这房间里看着我们一样。奥黛尔耐心地帮我手淫，可发现这样也没有持续的效果后，便大方地低下头，把我的阳具含在嘴里，我告诉她别麻烦了。

她坐起来，点燃一支香烟，我试着向她解释，我的妻子在战争中死去了，而我至今无法释怀。在战争中吗？她问。可战争已经过去很久了。我表示赞同，并道了歉。她说：“也许我该走了。”她穿好衣服，离开了我。我沉沉睡了几个钟头，没有做梦。

可当我在一个钟头前醒来时，我感觉到绝望和阴暗的情绪紧紧揪住了我——这是从未有过的。三年过去了，我还像刚刚失去芙蕾雅时那样生活。外面下着雨。愁绪滴答、滴答、滴答地滴着。

我吃了两片阿司匹林缓解早起头痛，接着又吃了两片，又吃了两片，又吃了两片，又吃了两片，又吃了两片，又吃了两片。我从酒柜拿出威士忌酒瓶，在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我开始慢慢就着威士忌，吃完了药瓶里剩下的阿司匹林。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可不知为何，当时的状况却显得格外不真实——我如同在舞台上演戏。我只感觉——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感觉了。这个决定是今天早上突然冒出来的，我认为和昨天晚上的羞耻经历关系不大。我知道这是非做不可的。今天早晨的巴黎阴雨绵绵，天色暗沉。在这个城市的各处，一定还有别的人即将死去，正要死去，或已经死去。我只不过是在这个人群上再添一个。我不怕死亡，我只是觉得，此时此地，对我来说，死亡是最好且唯一的解决办法。这个决定自然而然地就出现在我的脑中。我又喝了更多的威士忌。我还要继续写下去。人们会说：你听说过洛根·蒙斯图尔特吗？他在巴黎自杀了。我喝了更多威士忌。药全都吃完了。我开始有了醉意——又或者，这才是开始？我要自杀了。这似乎很荒谬。活到四十三岁于我而言够久了。我并没有完全失败。我还有一些作品将

（写到这里，字迹乱得无法辨认，日记就此结束。）

注释：

露西当时是爱丁堡大学教授中世纪历史的讲师。

在洛根失踪并被推定死亡的那几年，莱格特正式领养了莱昂内尔，作为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根据记录，洛根对此事没有异议。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8月15日正式分治。

可能是指格雷厄姆·萨瑟兰（grahamsutherland，1903—1980）。

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baldwin），退位危机时的英国首相。

雷克斯·沃纳（rexwarner，1905—1986），英国小说家、诗人、翻译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