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后，奥黛尔发现了洛根·蒙斯图尔特，她去上班时顺路来酒店，想拿回自己的打火机——是很贵重的银质芝宝打火机——她忘在床头柜上了。洛根被紧急送往医院，医生给他洗了胃，打了镇静剂，并进行生理盐水输液。两天后，他离开医院，跟利平一家人住了一个月，然后才回到特彭泰大道。伦敦那边似乎没人知道他自杀，包括他母亲。
他在阿特金森·莫利医院开始了一系列精神治疗和精神分析，这是家位于温布尔登的精神病医院，为他治疗的是亚当·奥特瑞奇医生。奥特瑞奇医生给他开了疗效温和的镇静安眠药，并建议洛根少喝酒。奥特瑞奇医生鼓励他继续写中篇小说《湖畔别墅》，此书于一九五〇年出版，获得了严肃且热烈的好评（“是诞生于过去那场战争的最令人难忘且最不同寻常的小说之一”——《聆听者》），销量却一般。
与此同时，一九五〇年五月，本·利平在纽约的画廊“利平之子”开张，画廊位于麦迪逊大道东六十五街和六十六街之间。马吕斯·利平将会搬到纽约管理画廊。利平之子的核心业务将是二十世纪欧洲的“经典”现代主义画作，但马吕斯还希望在纽约寻找有才华的新兴艺术家，比如杰克逊·波洛克、弗朗茨·克莱恩、威廉·德·库宁、罗伯特·马瑟韦尔等，他们正引起轰动，并发起了“抽象表现主义”运动，该运动迅速得到广泛关注，开始将整个艺术界的注意力从巴黎引向纽约。
本·利平认为，马吕斯年纪尚轻（他二十三岁），缺乏经验，需要一位更年长的副总监一起管理画廊，这个人必须是马吕斯信得过的，同样重要的是，也必须是本·利平可以信赖的。此时，身体完全康复、中篇小说又已出版的洛根便成了当然的人选。
在一九五〇年底，本·利平以五千美元的年薪聘请洛根担任“利平之子”的副总监。这一安排的真正意图是让他密切关注并指导马吕斯。洛根不需太多鼓动便欣然接受了：他关上特彭泰大道公寓的房门，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乘船前往纽约。
到达纽约后，洛根在酒店住了几天，接着在东四十七街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租了套公寓（这是他在纽约工作期间众多住处中的第一处）。虽然周边环境算不上是最舒适宜人，但从画廊走路过来，只需要二十分钟，还是很方便的。
从此，他和马吕斯开始在纽约所有的知名画廊和新画廊，包括展出年轻艺术家作品的临时合作画廊，进行全面彻底的搜索。本·利平给了他们两万五千美元收购资金，用于最初阶段购买画作，这些钱来自帕雷迪斯那几幅米罗画作最终的销售收入（洛根从中得到九千美元）。
在洛根抵达纽约大约两个月后，在一次聚会上，他认识了一位名叫阿兰娜·鲁尔的离婚女子，她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法务部门工作，有两个年幼的女儿，艾琳娜（八岁）和嘉儿（四岁）。洛根开始和阿兰娜约会。他们的恋情始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四日——正如洛根常说的那样，时机完美。
纽约日记从那一年的九月开始。
1951年
9月21日，星期五
就这样，我来到纽约，再次开始写作，开始工作，开始性交，开始生活。我决定继续记日记，主要是因为我越来越担心马吕斯，我想要给他的行为举止留下记录。本对他绝对信任，可我开始思考这种信任是否错付。我还认为，他的品位是怪异的，甚至是危险扭曲的。我们总是争论什么是好的作品，什么是坏的作品，以及我们应该买哪些艺术家的作品。我对马吕斯和这家画廊有种非常不妙的预感，我想把我可能需要的所有证据都好好记录下来，以备移交。
举个例子：每天早上，我总是第一个到画廊，甚至比哈尔玛（我们的前台接待员）更早。马吕斯往往午餐后才会露面。我和本在总体策略上达成一致，要尽可能谨慎地增加作为我们核心业务的欧洲画作，而不要去在意能不能引起轰动。城里到处是画廊和合作画廊——梅耶与德纳吉、费尔泽、洛纳根、帕森斯、伊根——都是我们公认的对手。从名声大振到悄无声息，只需要短短几周——考虑到我们的传承以及我们所追随的巴黎的荣光气质，我们必须确保展出的画家是能够长久的。可在我看来，马吕斯没有任何审美判断力——这是实话，跟他的个人魅力没关系。他似乎总是率性而为，更糟糕的是，他会根据和他刚说过话的那个人的突发奇想而采取行动。格林伯格的任何建议，他都不假思索地接受。我反复告诉他：不要登上一趟马上离站的拥挤火车，我们得自己找辆有很多空位的车，这样才可以伸展腿脚。他不听我的——他觉得任何一辆碰巧经过的乐队花车都可以。
话说回来，我很喜欢清晨的画廊，那时客人和马吕斯都还没来。我们的画廊在一楼——按美国人的说法，应该是二楼——我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麦迪逊大道，观察来往人群和车流。哈尔玛会给我带杯咖啡，我也将点燃这天的第一支香烟。在这样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在做梦——我不敢相信我竟然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我不敢相信生命中竟然还会出现这样的机遇。
今天晚上在阿兰娜家。我们会一起度过整个周末，她的孩子们跟着她前夫出门了。我们打算去格林尼治村，给我找找可租的房子。我想我需要离自己的事业更近一些。
9月23日，星期日
我们在布利克大道旁的柯尼利亚街找到一套小公寓。它是幢砖结构排屋的地下室（我跟地下室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喜欢这种半地下的生活？），没有家具和装修，有卧室、客厅、小厨房和浴室各一间。楼上两层住的是一家意大利人。
这个周末，阿兰娜的公寓又只有我们两人，真是令人愉快的意外福利。我觉得阿兰娜非常性感：她白得惊人的牙齿和精心打理到完美的金发都带着强烈的诱惑力。不过，她的阴毛却是光亮的深棕色。看到她赤身裸体，拿着一壶马丁尼鸡尾酒和两只玻璃杯走进卧室的样子，我不禁想，是否正是这明显的反差给了我强烈的刺激。目前，我们的性生活非常正统，每次都戴安全套，用的是传教士体位，但她身上有某种东西，让我只想彻底放纵。她个头很高，骨架很大，有律师的精明头脑。她对自己的孩子非常关心，也担心该怎么让她们认识我（我为什么要认识她们？）。她对前夫态度刻薄，不屑一顾（“一个软弱又可悲的男人”）——其实她的前夫也是一名律师。阿兰娜三十五岁。她在河畔大道上有套大公寓，还有个住家女佣。她有薪水，还有离婚赡养费，经济宽裕。而经历了巴黎的灾难之后，能再次恢复性功能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我感谢美国和美国杰出自信的女性。来到这里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事。
奥特瑞奇形容我是循环性精神病患——即较轻程度的狂躁与抑郁交替发作的病症——所以，他说，他不会给我做电击治疗。他给了我纽约一个精神科医生的姓名和地址，说我如果需要心理咨询可以去找他。不过，我认为奥特瑞奇的诊断并不正确：不管程度是较轻还是较重，反正我不是躁狂抑郁症。我认为，我在巴黎遭受的是长期累积之下的精神崩溃，是我从瑞士回来得知芙蕾雅和史黛拉的死讯后就开始的。过了三年，这种情绪终于被奥黛尔引爆了，更准确地说，是被我在奥黛尔面前的失败引爆了。（顺便问一句，奥黛尔现在在干吗？我觉得她也来纽约了。得去问问本。）现在，我人在纽约，一直遮蔽着我人生的百叶窗全被拉了起来。阳光洒满整间屋子。
10月11日，星期四
在纽约清新完美的一天。在轮廓清晰的阴影和强烈的阳光下，这些巨大的建筑看起来恢宏壮观——与欧洲截然不同。它们似乎在说，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大教堂和城堡，不需要你们那拥有护城河的庄园和乔治时期风格的露台——我们有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说完全不同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美。随便你们接受，或不接受。比较是毫无意义、多此一举的。
今天下午，马吕斯三点才露面，他从一个名叫休斯·德拉哈的江湖骗子手中买了四幅毫无价值的油画（都是用三原色完成的一些胡乱涂画），每幅五百美元。这么多钱，我都能买下一幅波洛克的画了——只要我愿意。我婉转地表达了异议——我们的流动资金在迅速减少，我还一幅画都没买呢——我还指出，一两个月内我们不可能卖掉一幅德拉哈的画。洛根，他居高临下地说，你太老土了，跟爸爸一样，你得赶快跟上潮流，不然你永远都不可能融入这个城市。我努力控制住脾气。考虑到我之前狂想式的表述，这样的评价颇为讽刺。我最好让本知道这里的情况。
今天晚上，我去了詹妮特·费尔泽在吉恩大街上的合作画廊。我没有让马吕斯看到邀请函。明天，我将搬去柯尼利亚大街。
10月12日，星期五
看到了我来纽约后想买的第一幅画，画家是托德·休伯。詹妮特给我留着这幅画。不知怎么回事——我们俩都喝得大醉酩酊，詹妮特给了我一粒药丸——我们最终一起躺在了四十七街公寓的床上。我醒来时感觉生不如死，我听到有人在浴室的声音。接着，詹妮特一丝不挂地走进房间，溜上床。我酒仍未醒，头痛欲裂。她贴到我身上，我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她个头娇小，瘦骨嶙峋，胸完全是平的——真算不上我喜欢的类型——可她身上那种顽皮的、淘气的、坏坏的气质，让我觉得很兴奋。我走到冰箱旁，拿出一瓶啤酒。她说，嘿，也给我一瓶呀，我也感觉很难受啊。于是，我们坐在床上，喝着啤酒，聊了半个钟头。我们都没准备好对昨晚发生的事做出评价，可不管怎样，啤酒发挥了作用，我们做爱了。四十七街上车辆往来的声音。我们带着啤酒味打着嗝儿的吻。詹妮特像小猴子似的滑稽的脸被我压在下面，她的双眼紧紧闭着。我高潮时，她说：别以为你买休伯的画我会给你打折。
10月23日，星期二
柯尼利亚大街。华莱士拍来电报说，他帮《别墅》找到了一家美国出版社——巴克纳尔、邓恩＆韦斯出版社。他催促我给韦斯先生本人打个电话，韦斯发现他的作者现在就住在纽约时相当高兴。只有二百五十美元预付款，不过，乞讨者没权挑三拣四。
我以一百美元为画廊买下休伯的画，接着又用三百美元自己买下来（我们通常都以涨两倍的价格卖出——至少“利平之子”终于在当代艺术品上赚了一笔）。《大地景观三号》，画名叫这个。是一幅很长的画作，涂着厚重的棕色和黑色色块，经过了刮擦、打磨和抛光的处理。在色块叠合的某个位置，还有一团粗糙的菱形奶油色，显得脏脏的。也许因为画家是德国人吧（他真名叫塔贝特·休伯），他的画作有种真实的分量感和存在感。它是有构思的。它是完全抽象的，但它的名字能引申出某种比喻性的解释。只有休伯和一个名叫德·库宁的荷兰人真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也都能画画。这点很重要。
11月13日，星期二
第一个真正刺骨的冷天。飘起阵阵小雪，冰面上吹来寒风。走路去地铁站的路上，我的脸颊被冻得刺痛麻木。昨天一天，马吕斯压根儿没来，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在家工作。我说，谢谢你让我知道。他回答说，这是他的画廊，他可以决定自己在哪儿工作，谢谢你了。我认为本现在必须插手了；局势无疑是在不断恶化。我不能开除马吕斯，也不能公然训斥他，但我已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得相当明白。他来纽约之后变了，也许只是因为他远离了他父亲的影响——准确地说，是继父的影响。在巴黎，我每次看到他，他都表现得很有魅力——当然，也有一些懒散和软弱——但绝不是现在这副模样。他在我面前冷漠、傲慢、自大。他不工作。鬼知道他在忙什么——也许跟我们其他人一样，忙着喝酒、滥交、吸毒吧——但至少我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都会出现在画廊啊。这个城市有种危险的部分，腐蚀着毫无警觉的人们；你必须保持警惕。
和泰德·韦斯共进午餐。他想在年底前出版《别墅》。他们已经从英格兰买来了印刷纸，所以就只差把书装订起来再加上新封面了。韦斯身材瘦削，头脑精明，一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非常乏味。“我们要把它当作‘存在主义’小说来卖，”他说，“你觉得怎么样？”“会不会有点过时？”我说。“才不会。在这里正时新呢。”他说。
12月3日，星期一
昨天晚上，我又和詹妮特睡了。这个周末我只能一个人过——阿兰娜的姐姐和她的孩子们住到她这儿来了。我去了德纳吉画廊的聚会，詹妮特也在那儿（还有平常那帮人）。晚上聚会结束时，大家纷纷离开，詹妮特说：“我能跟你一起回家吗？”我说，可以，欢迎。你为什么非要冒这种风险呢，蒙斯图尔特？可这不是风险。阿兰娜是我的女朋友，詹妮特也一样：我对她们俩都没有许下过忠心不二的承诺。你看看自己，总是找这些借口。你是在虚张声势——你跟詹妮特睡觉，内心是愧疚的。我是个四十五岁的单身男人，我不需要对任何人隐瞒我的爱情生活和性生活。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一切告诉阿兰娜，看她到底能有多大度呢？反正不会有什么危险。
12月14日，星期五
我在画廊给我的新书出版举办了一场小型聚会。巴克纳尔、邓恩＆韦斯出版社邀请了一些作家和评论家。我邀请了格林伯格、弗兰克·奥哈拉和其他几个文学界的熟人，来提升艺术家阵容的规格。看到自己的书堆在中间桌子上，我生出奇怪的自豪感。《别墅》的封面非常简单：粗糙的燕麦底色上，用午夜蓝印着无衬线的小写字母——不知为何，倒很有包豪斯风格。弗兰克很喜欢书名。“《湖畔别墅》。我喜欢，”他说，“简单，但仿佛有一种回响、一种共鸣。也可以是克利的画。”实际上，我不确定克利的画会不会叫这种名字，但他把我和克利联系起来还是很抬举我的。他带了位作家朋友，赫曼·凯勒，看起来像个举重运动员（宽肩膀、粗脖子、短头发），实际上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文学课。我本以为他是弗兰克的“同性恋”朋友，可有人告诉我他不是。显然，弗兰克也喜欢勾引异性恋男子。
看到这本书出版后大家对我的评价随之改变，真是件有趣的事。我不再是身着正装、涉足艺术界的英国佬了，而是一个具有持久创作力（新书的扉页列出了我的其他作品）的作家。凯勒对《世界主义者》很好奇，问我有没有兴趣给和他有关系的某家小杂志社写书评——他们需要懂法语的人。他说他认识奥登，问我想不想见他。我说我十分乐意——但实际上，我并不是那么感兴趣。从我现在在纽约的视野看出去，我以前的文学世界似乎甚为遥远。事后回想起来，它不过是个小小的臭水塘。我宁愿离它远一点。
乌多·费尔巴哈来了——很高兴再次见到他。他现在发福了，头发也花白了，脸上满是皱纹，下巴肥厚。他在《艺术国际》杂志当编辑，我说这名字听起来像是航空公司。他拿起《别墅》的书，翻了翻。又写了本书啊，他说，你这水平高得可怕啊。我们都笑了。他留着萨提尔式的山羊胡，山羊胡也是花白的——让他看起来像个慈祥又邪恶的长辈。
阿兰娜邀请我和她的家人共度圣诞。她的父亲是个鳏夫，是康涅狄格州某所女子大学的退休教授，在海边有幢大房子。当我得知共度圣诞的人还包括她姐姐、她姐夫还有他们的孩子后，我婉言谢绝了。我说我得回伦敦看母亲——所以，我想我最好还是真的去一趟。
泰德·韦斯说《纽约时报》和《纽约客》上将会有对《别墅》的好评。他怎么会提前这么久知道？无论如何，我心怀感激。
1952年
（1月）
康涅狄格州，波卡塔克附近的斯伯布鲁克。我是三号到这儿的——周一回城里去。阿兰娜的父亲泰特斯（费奇）在斯伯布鲁克有幢大大的白色板房，房子离波卡塔克大约八千米。房子坐落在一片落叶松和枫树林里，从房子走路去海边大概需要二十分钟。今天早上，太阳出来了，我们穿过草地，漫步朝海边走去（地上还有大约八厘米厚的积雪）。我们有九个人：我、泰特斯、阿兰娜、艾琳娜、嘉儿、凯瑟琳·邦迪（阿兰娜的姐姐）、道尔顿（凯瑟琳的丈夫）以及他们的孩子小道尔顿（七八岁）和莎拉（刚学会走路）。我们沿着海岸闲逛，观察岩礁池。大浪拍岸，孩子们四处乱跑。回到家，管家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这是个诗情画意的早晨，唯一的不完美是我明显感觉到（尽管别人都没感觉到）泰特斯·费奇对我的讨厌。他不喜欢我是出于一些泛泛的理由，而非私人原因。我是英国人，而他是个根深蒂固、毫无悔意、彻头彻尾的反英分子。我要是黑人，那他可以说就是三k党的大头目，他对我的仇视再明显不过了。我想，他是为小女儿和英国人交往这件事感到惊骇。我这辈子第一次感觉到我成了种族仇恨的受害者，如同生活在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他提到我时，说我是“我们的英国朋友”。“也许我们的英国朋友更喜欢全熟的牛排。”“也许我们的英国朋友想饮茶而不是喝咖啡。是不是这么说的。是‘饮茶’吧？”“我们的英国朋友不习惯跟小孩子们一起晚餐。他不习惯门上挂着绿色的厚羊毛毡之类的东西。”这种敌意太明显了，家里其他人只是一笑而过。我向阿兰娜指出这种态度的无礼，可她嗤之以鼻。“胡说八道。爸爸本来就是这样的。他一直都是个臭脾气老头。别那么敏感，洛根。别往心里去。”
无论如何，我还是很高兴能在城市之外和阿兰娜见面：在这里，她显得没那么强硬，没那么光鲜亮丽。她的头发是卷的，化更淡的妆，穿牛仔裤和宽松的毛衣。她漂亮脸蛋上的严肃表情似乎也放松下来，变得柔和。我发现郊外的阿兰娜和纽约的阿兰娜一样迷人。
《别墅》的成功让费奇很是恼火，此书正如泰德·韦斯预料的那样，大受好评。邦迪夫妇却又过分谄媚。我刚到，就送给费奇一本《别墅》，他连看都没看一眼，便放到茶几上。他是个四肢瘦长、五官分明的老人，七十出头，满头浓密蓬乱的白发。他抽烟斗时一副熟练的学究式的造作，他最喜欢系蝴蝶领结，穿粗花呢外套和过时的卡其裤。有时候，我飞快瞥一眼周围，总能看到他眼中毫不掩饰的憎恶，但他很快会用敏感易怒的“主人”面具遮掩过去。
伦敦令人沮丧。阴暗、肮脏，天气寒冷，大家惨遭折磨，面无笑容。不知为什么，这个城市仿佛还在战争中。我见到了母亲（仍在无休止地抱怨着），带她去萨伏伊吃圣诞午餐。迪克邀请我去苏格兰参加除夕夜庆祝活动，但我想最好还是让我的肝脏休息一下，我搭乘一月一日的第一班飞机离开了。
我在伦敦给本打电话，说了马吕斯的事以及我预见到的潜在问题，本说他会尽快亲自赶来。彼得和格洛丽亚·奈斯史密斯在加勒比海度蜜月，现在她是第三任斯卡比尔斯太太了。我度过了一段相当孤独的时光。两个煤气壁炉熊熊燃烧时，我的地堡还是足够暖和的，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有家的感觉。我不在时，负责打理房屋的中介看来尽职了。
午饭后，跟嘉儿·鲁尔聊了一个钟头。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健谈，外向，最爱讲笑话——但她很难讲完，总是自己笑得停不下来。我对她着了迷，接着，我意识到了原因：我最后一次见史黛拉时，她也正是这个年纪。我为自己失去的一切再次感到悲从中来。那种伤痛，每当你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要慢慢消退时，它又会突然回来，带着你早已忘却的生硬感和新鲜感给你重重一击。
我想做爱（我想抱着一个人，真的），我问阿兰娜我今天晚上能不能偷偷溜进她的房间，可她觉得太冒险了。于是，我们开车出去，在某条小路上停了车，在车后座上匆匆做了爱，感觉并不令人满意。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在车后座上做爱。欢迎你来到美国，她说。显然，这是个重要的过渡仪式。我们回家时，一想到费奇会像只警犬一样使劲闻着，鼻孔里全是我这个英国人勇敢的气息，我就更高兴了。那个老混球。整个晚餐期间，我都为此感受到一股暖流。
3月7日，星期五
去了托德·休伯在东八街上的画室。又买了幅小的《大地景观》，七十五美元。几乎全是黯淡的弯曲的棕色色块，画的顶部有一道生硬的水平角度的柠檬黄色带，如同刺眼的黎明曙光。我们说起埃米尔·诺尔德、德·斯塔埃尔和其他画家。休伯对自己的领域见解颇深。他身强体壮，像个年轻的农夫，又像个码头工人，他有挺拔的方下巴和看似近视的浅蓝色眼睛。
我们去雪松酒馆喝酒，这里不是我最喜欢的地方——灯光太亮太耀眼了——但休伯想去那里庆祝自己又卖出了一幅画。酒气熏天的波洛克管他叫纳粹，可托德只是哈哈大笑，说他得时不时狠狠揍波洛克一顿，这样他才知道守点规矩，但今天晚上他发了善心。不少年轻女子直瞪瞪地盯着这群大腕：休伯、波洛克、克莱恩，还有那个骗子佐洛——他们都像粪堆里的雄鸡，炫耀着强健的男子气概。由于刺眼的灯光，每个人都显得很疲惫而眼神空洞。女人们——伊莲（德·库宁）、格蕾丝（哈丁顿）和莎莉（施特劳斯）——喝起酒来跟男人不相上下。这种大汗淋漓、焦躁不安又充满性欲的氛围让这些女孩在我的眼中都显得很淫荡。奥哈拉和凯勒一起进来了。也许他俩做爱了？凯勒说，他把《别墅》看了两遍。“很复杂，但我大致读懂了。”他说。我给阿兰娜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去她那儿喝杯睡前酒——她说利兰德跟女儿们都在她那儿，不过她明天中午可以跟我一起午餐。我给詹妮特打电话——她出门了。于是，我想从这些女孩中给自己挑一个，可她们一发现我不是画家，便立马失去了兴趣。有个肤色黝黑、腰肢纤细的女孩，留着很长很长的头发，我真的很喜欢她，我醉醺醺的，不肯接受她的推诿之词，直到她说了句“走开，老头”。老头？天哪，四十六岁可不算老。我感觉我还没正经开始生活呢。该死的战争夺走了我六年时光。我回到家，喝了更多的酒，记下这些事情。
3月8日，星期四
在华尔道夫酒店好好重聚了一次：我、本和彼得。三个老朋友。彼得是来推广他的新小说《屠杀无辜者》的。我们不可避免地聊起以前在学校的老同学，聊起了艾比学院和我们的往日时光。我觉得彼得和我外貌都没怎么变——还是可以在学生时代的照片上把我们认出来——当然，我们都长胖了一点，身材也壮了一些，只有本胖了很多，肚子圆滚滚的，肥肥的双下巴垂到了衣领，看起来也比我们显老。又或者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说不定我们每个人对彼此的看法都是一样的。格洛丽亚来跟我们一起喝咖啡。她看起来……很有钱。又性感又有钱。她的语气很奇怪，礼貌得过了头，说：那位头戴帽子的男士，像个上过礼仪学校或演讲课的英国影星。她说：“我没破坏你们男生聚会的兴致吧？”见到她来我很高兴。她是那种一走进房间就能立马让气氛变得更妙的人。我们非常欢迎她——比起彼得，我更喜欢她，彼得倒是越来越喜欢自说自话了。他对本夸耀说，他以三千英镑的价格买了一幅伯纳德·毕费的画。本一如既往地圆滑，说恭喜他做出了明智的投资决策。本有点心神不宁：他承诺周末就解决马吕斯的问题。
晚上活动将近结束时，格洛丽亚用带着一丝怀疑的嘲讽眼神盯着我，说：“那么，你最近在忙什么呢，洛根？”我告诉她我也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写得好极了，”彼得插嘴道，“我早就想说了。是你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他当然是连看都没有看过，对此我没法抱怨，毕竟自从他放弃自己写得很好的惊险小说，转而去写这些自命不凡的新书后，我也没看过他的书。“你能给我寄一本吗？”格洛丽亚问。“我们家就有一本呀，亲爱的。”彼得说。“可那本书上写的是送给你，”她说，“我想让洛根也给我题个字，专门送给我的。”我说她最好是买一本——我需要尽可能多挣一份版税。可她离开时仍然提醒我：“别忘了送我书。”我想，也许彼得终于遇上了对手。
本离开了，彼得和格洛丽亚也上楼去了他们的套房，套房肯定特别宽敞。有那么一会儿，我独自留在大堂，穿着雨衣。突然，我觉得我好像看见温莎公爵夫人从旋转门走进来。我愣住了——过了半晌，我才反应过来，那只是个身材瘦削的纽约主妇，梳着过分精致的发型，头发像是用水泥糊过。我想起来，公爵夫人和公爵在这里确实有套公寓。我得牢牢记住——以后要离华尔道夫远点儿。
5月12日，星期一
马吕斯的问题解决了——至少名义上是如此。现在由我管理画廊；马吕斯必须向我汇报，任何超过五百美元的购买项目都必须得到我的同意。他自己仍有五千美元的资金——用少了本就会补上。在今天早上气氛冰冷的会议中，一切都被拿出来说了个明白——马吕斯面露愠色、态度漠然。本非常坚定，甚至有些严厉，我想起来，当然了，马吕斯是桑德琳的儿子，又不是本的儿子。我希望这种表面上的独立自主能让他满意。可我仍然有点担心。
我和阿兰娜还有两个姑娘早早吃了晚餐。嘉儿说了一连串笑话，她声称是自己想出来的。最好的那个笑话让我们惊得愣了片刻，她是这么说的：“他们在布鲁克林是怎么认字母表的？”把字母表背下来啊，亲爱的，阿兰娜说。是，那他们在布鲁克林是怎么背字母表的呢？“他妈的a，他妈的b，他妈的c。”嘉儿说。阿兰娜气坏了，可我笑得前仰后合，她也没能继续假装生气。嘉儿承认这个笑话不是自己想出来的。
阿兰娜恳求我再去斯伯布鲁克过个周末。我说，且不说她父亲讨厌我这件事，我不喜欢被人当作小孩一样，连睡觉都不能跟她一起睡。我们是成熟的成年人了，我们是情侣，为什么不能睡一个房间？“我是他最小的女儿，”她说，“他觉得除了丈夫，我是不可能跟别人发生性关系的。”我说这是一派胡言。接着，我想了个主意。要是她非得定期去看他，那我们为什么不在附近租一间自己的房子呢？这样她既可以随时看他，我们又能睡在一起。这个主意不错，她说。
7月11日，星期五
阿兰娜跟女儿们一起在康涅狄格州过暑假。马吕斯去了巴黎，我在酷热难耐的七月看管画廊，感谢上帝，有人发明了空调。这个月完全没有生意：纽约的每个画家似乎都去了长岛。也许我应该去那儿打探打探。
不过，詹妮特回来了，昨天晚上她在画廊举办了一场聚会。弗兰克（奥哈拉）也来了，他顽皮得气人，喝得醉醺醺的，全身晒得黝黑。他把我在角落里堵了半个钟头，喋喋不休地吹嘘他在长岛发掘了一个名叫佩特的疯狂天才。“终于找到了一个有脑子的艺术家，感谢上帝。”回到詹妮特的家。我没打算跟她过夜，可她兴致勃勃的时候我也很难抵挡。你得看看我晒得有多黑，她说。全身都晒黑了。
8月16日，星期六
斯伯布鲁克。阿兰娜认为她找到了一处好房子，离她父亲家大约三千米，在米斯蒂克镇旁。我说我已经喜欢上那里了。今天下午，我们带着嘉儿和艾琳娜开车出去。那是一栋远离海岸公路的板墙小平房，周围是低矮的橡树林，屋顶微微倾斜，屋前有长长的阳台，屋侧有毛石烟囱。两间卧室，一间浴室，一间大客厅，装着开放式壁炉。后面又长又窄的厨房正对着杂草丛生、乱七八糟的花园。这里可能有六十年历史了，阿兰娜说。想想吧——多美呀——这里正适合我，一个带着数百年文化传承的欧洲人。屋里的一切运转正常，水、电、暖气，所以我们冬天也能住在这儿。我毫不费力地看到了自己住在这里的情景。可当我们四个人和房产中介四处走动时，我脑子里敲响小小的警钟：洛根和他的原始人家庭……“你看，洛根，”嘉儿大喊，“这上面有个房间，可以做你的书房。”屋檐下面有个带天窗的小阁楼，可以眺望远处的布洛克岛海峡。我突然想起我在梅尔维尔路的公寓以及从公寓窗户能看到的那些巴特西的屋顶。忆起过往人生，泪水毫无征兆地涌上眼眶。阿兰娜看到了，悄悄把手放到我掌心。“你说得对，我们在这里会很开心的。”她说。嘉儿牵起我的另一只手：“求你了，洛根，求你了。”“就这么定了。”我说。
我坚持由我支付全部租金——每年一千二百美元——其实我付不起，但这能让房子在名义上是我的，而不是我和阿兰娜的。我这是想骗谁呢？
今天晚上，嘉儿对费奇说：“洛根给我们在米斯蒂克租了栋房子。”他面色阴沉地看着我：“一朝殖民者……”老东西一晚上心情都很差。他和我一言不发地坐在一起——姑娘们都上床睡觉了，阿兰娜在收拾厨房——他摆弄着自己抽烟斗的一套工具，将那可笑烟斗的烟锅擦得亮锃锃的，用大拇指捋着烟丝。
突然，他说：“你认识邦尼·威尔逊吗？”
我说我知道他是谁，还说我读过不少他的书。他也是反英者俱乐部的忠实成员吧。
“智慧超群。”费奇边说边朝天花板喷出气味浓香的蓝色烟雾。接着，他用烟斗柄指着我：“英国革命是什么时候？”
“一六四〇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处死查尔斯一世。建立保护国。”
“错。应该是在这里，一七八七年。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资产阶级建立新社会的时候。你们的制度还是旧制度，从查尔斯二世以来一直都是。你们应该爆发的革命实际上发生在这里，发生在大西洋彼岸。这正是你们如此仇恨我们的原因。”
“我们并不仇恨你们。”
“你们当然仇恨我们。邦尼也这样认为。你们现在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英语社会，它们是一七八五年自共同根基分离开来的。我们的社会是革命的、共和的；你们的社会是要维持原状、支持王室的。这就是我们永远无法和平共处的原因。”
“对不起，可是——无意冒犯——我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我料到你这种阶层和教育水平的英国人就会说这种话。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他对我哈哈大笑，“你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
我任由他信口开河。真是个讨人厌的混蛋老头。
8月17日，星期日
我喜欢说这样的话——“无意冒犯”“恕我直言”“依我浅见”——实际上，它们总是暗示着完全相反的意思。在和费奇争执（这开始让阿兰娜有点抓狂了）时，我时不时拿它们来攻击他，因为它们能让我在自命不凡、彬彬有礼的外表下，表达截然反对的意见。午餐时，我们就礼节问题又争论起来。我说，在美国，好的礼仪是加深和促进社交的一种方法，而在英国，它是保护隐私的一种手段。他拒绝接受我的推论。
去新伦敦市签了租用米斯蒂克房子的文件，付了定金。阿兰娜负担了购买家具、装修和翻新的费用。我的独立自主到此为止。嘉儿和艾琳娜给我写了封感谢信，塞到门缝底下。她们都是好孩子。我非常喜欢她们。
11月5日，星期三
去詹妮特的画廊参加盛大的画展。休伯有三幅画展出，我们应该全买下来，但我不愿付那个价格。过去这六个月，画价的涨幅令人担忧——我感觉大家都突然开始争抢起了这些未经时间检验的年轻艺术家。总之，詹妮特还展出了巴尼特·纽曼和李·克拉斯纳的画。她是个聪明姑娘。这是场真正的盛会：像一场充满火药、背叛和阴谋的好戏。令我烦恼的是，画展似乎大获成功。弗兰克为自己的新发现欣喜若狂——不是佩特，是纳特·泰特——他所有的作品转眼间就卖掉了。后来，我见到了这位天才泰特：他是个安静又英俊的高个男孩，让我想起我在瑞士监狱的狱卒保鲁斯。他安静地站在角落喝威士忌，我很高兴地看到，他穿着灰色套装。整个房间里只有我们俩穿着套装。他满头浓密的深金色头发。詹妮特异常兴奋，她说她吸了海洛因（可以做这个？），鼓动我也试一点。我说我年纪太大了，玩不了这些把戏。我买了一幅休伯的画和一幅马瑟韦尔的画。买不到纳特·泰特的画了，我非常喜欢他的画——以非写实的大胆风格画了各种桥，灵感则来自克莱恩的诗歌。我明白弗兰克说他有脑子是什么意思了。
正要离开时，我碰到了泰特，我问他有没有什么画愿意私下出售，他非常奇怪地回答，我得去问他的父亲。后来，帕布罗（詹妮特·费尔泽的狗）在房间中央拉了一大堆狗屎，拉里·里弗斯跟我讲的。
看起来，艾森豪威尔要轻松取胜了。
12月25日，星期四
伦敦。特彭泰大道。在萨姆纳与母亲和恩卡纳茜欧吃了一顿令人压抑又沮丧的午餐。母亲似乎日渐衰老——还是够机警，但明显瘦了很多，干瘪了很多。我们吃了火鸡和煮成灰色的球芽甘蓝。恩卡纳茜欧忘了煮土豆，母亲冲着她大吼，恩卡纳茜欧说反正这些英国食物都挺恶心的，说完开始大哭——我让她们相互道了歉。两瓶红酒我喝了大部分（我很明智地带了这两瓶酒——家里只有白朗姆酒）。我没有告诉她们阿兰娜的事。
在我坐飞机来这儿之前，我向阿兰娜求婚。她答应了，立马就答应了。她又是流泪，又是大笑，基本上是不知所措。我感觉她等我求婚已经等了好几个月。那天是星期六，我带艾琳娜和嘉儿去中央公园散步。艾琳娜想滑冰。嘉儿和我坐在露台看台上一边看着她（她滑得相当好），一边吃着椒盐卷饼。嘉儿突然毫无来由地用严肃且深思熟虑的语气说：“洛根，你为什么不和妈咪结婚？你们结婚了，我会好开心的。”我吞吞吐吐地转移了话题，当天晚餐（只有我们）时，我便求婚了。是的，阿兰娜确实对我有着肉体上的巨大吸引力，我也喜欢她，可如果摸着良心，我不能说我爱她。要是你爱她，那你怎么还会和詹妮特·费尔泽发生关系呢？阿兰娜说她爱我。问题是，芙蕾雅之后，我想我不可能再真正爱上别人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开心的，我认为。还不仅是开心：我们要结婚了，我是满足的、幸福的。我习惯结婚的状态；我不习惯一个人——我既不期待也不享受一个人。然而，总有个念头挥之不去：我之所以和阿兰娜结婚，是因为这样一来，嘉儿就能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也许，我爱的人是嘉儿……我这样想大概非常愚蠢：她不可能永远都是这个迷人又滑稽的五岁小孩呀。管他呢，人生得意须尽欢。比起其他人，我更应该遵循这条人生法则。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四日，洛根与阿兰娜·鲁尔结婚，一场安静的平民婚典，一些朋友和他们的孩子出席了婚礼。泰特斯·费奇患了流感，无法出行，他是这样说的。
纽约日记至此沉默了两年有余，直到一九五五年初才重新开始。洛根离开了他在柯尼利亚大街的公寓，住到了阿兰娜位于河畔大道的家。他们还是很喜欢米斯蒂克的房子（洛根叫它米斯蒂克之家），它与纽约的家形成了可爱的对比。他继续管理利平之子画廊，但他和马吕斯·利平之间的休战状态又开始显现出紧张的迹象。］
1955年
4月10日，星期日
米斯蒂克之家。温暖的艳阳天。像是到了夏天。茱萸花尽数盛开。我假装在花园里看书，实际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今天的第一杯酒。上午十一点还没到，我走进厨房，开了一罐啤酒。旁边没人，我喝了几大口，再往啤酒罐里倒满波旁威士忌。重新回到花园后，报纸忽然间看起来都更有趣了。“这就开始喝酒了？”阿兰娜用她最挖苦、最不认同的语气说。“啤酒而已，天哪。”我表示抗议。这罐酒能让我撑到中午，到了中午，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调一壶马丁尼了。阿兰娜喝一杯，我喝三杯。午饭时，我会开一瓶红酒。下午，我会睡个午觉，然后去海边，带孩子们在岩石周围闲晃。等回了家，就来一两杯餐前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晚餐，我会喝更多的红酒，餐后喝白兰地，很快就到睡觉时间了。这是我在乡下挨过周日的方式。
我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嗯，一个原因是，到了周日，我知道我周一早上就必须回纽约了。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灵魂，对此我深信不疑——这也是我喜欢米斯蒂克之家的原因——纽约上西区的灵魂不适合我。我痛恨我们的公寓；我痛恨它所在的位置，它已经开始让我讨厌整个曼哈顿岛了。是哪些因素合在一起导致了这一点呢？是西区南北向狭窄的道路。是道路两旁毫无特色的建筑。是上述建筑的高度，以及上西区总是挤挤挨挨的人群。太挤了，人行道上总是挤满了行人。另外，还有宽阔但冷冰冰的哈德逊河。那里就是不适合我——我的灵魂在枯萎。我多次向阿兰娜建议搬家，可她很爱那套公寓。也许，我是不习惯跟两个小女孩同住；也许，我并不幸福。
（6月）
开车去了长岛的温多斯——纳特·泰特的继父家，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宅。彼得·巴卡塞安（即继父）买下了继子百分之七十五的作品，并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非正式经纪人的角色。对纳特来说这有利也有弊——纳特是个充满魅力（一定还有更好的形容词——但我想不起来了）但本质老实的年轻人。有利的是，他的收入有了保证；有弊的是，没有哪个有才华的艺术家想让继父控制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买了“白色建筑”组画中的两幅——都是大幅的灰白油画，透过石膏粉绘制的底色（像透过寒冷的迷雾），显出模糊的炭笔印，稍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些是房屋。巴卡塞安特别为纳特感到骄傲，纳特却羞怯地不愿接受任何溢美之词，仿佛那是嗡嗡乱飞的苍蝇。我喜欢他——巴卡塞安——他有富人不假思索的自信，但又没有与之对应的极端利己主义。你能感觉到，他看待艺术世界如同学童看待存货充足的糖果店——是个可以纵情陶醉的世界，充满潜在的乐趣和自我放纵。他和纳特去雪松酒馆喝酒，热烈地讨论女人：“我是说，那男孩真的是不得不动手才把她们赶走！”但我怀疑纳特的喜好不在这方面。
（7月）
米斯蒂克。天哪，这真是个好地方。我努力控制饮酒量，在这里，我和阿兰娜之间的紧张气氛也得到缓解。我看着沙滩上的她：皮肤晒得黝黑，身躯宽大优美。姑娘们对着海岸大笑尖叫，我对自己说：蒙斯图尔特，享受生活对你来说就那么难吗？和阿兰娜做爱时，我尝到她胸脯上咸咸的味道。躺在她身边的床上，在涨潮时，我侧耳聆听阵阵涛声，以及九十五号公路上偶尔飞驰而过的汽车声，我想我感受到了宁静。
就在几千米之外，泰晤士河从诺维奇流向新伦敦。埃塞克斯镇和老莱姆镇近在咫尺。费奇为自己的仇英情节选了个最不合适的地方。
（8月）
两个姑娘去跟她们的父亲住了。阿兰娜和我在长岛与安·金斯伯格共度了一周时间。赫曼·凯勒也在这儿，还有无处不在的奥哈拉。整个纽约艺术圈的人似乎都来这儿了——感谢上帝，我们的避暑小屋在康涅狄格州。凯勒带我们去波洛克家晚餐，李（克拉斯纳，他的妻子）不让我们进门。她说波洛克“身体抱恙”。可我们听到从屋后传来震耳欲聋的爵士乐。我们开车去了奎戈，吃了汉堡。凯勒和奥哈拉不停地说波洛克是个“天才”，我不得不打断他们。不好意思，这个词你们不能随口乱说，我说，它只适合历史上那些屈指可数的最伟大的艺术家：莎士比亚、但丁、达·芬奇、莫扎特、贝多芬、委拉斯凯兹、契诃夫，还有其他一些人。你们不能把杰克逊·波洛克归于这类人，称呼他为天才——这是夸大其词，更别提它有多荒谬了。他俩强烈表示反对，我们饶有兴致地争论了一番。
（9月）
今天，我发现马吕斯从利平之子画廊贪污了将近三万美元。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他一直在设法侵吞小额公款，总是用不超过他可以自由花销的五百美元限额去买画，并不向我汇报。我去楼下画仓清点库存，发现有将近三十幅油画上都有他的名字：他买它们的时候用的钱要是超过十块、二十块，那就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了，可发票上的价格全是二百五十块、三百二十五块之类。这从本质上来说是诈骗，只是很难证明。这样的情况必须极其谨慎地处理。
下班后，我和阿兰娜见了面，早早吃了晚餐，然后去看电影——《时光匆匆》。我几乎没看屏幕上演了什么。但后来，到了床上，我们做爱就好像是第一次约会。是因为我的心思有一半在别处吗？她的大腿似乎张得更开了，所以插入她的身体时，我感觉比以往都更深入。我觉得自己无比膨胀、强壮有力，仿佛可以不射精，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这时，她高潮了，她紧紧抓着我，我立刻射了，怀着一种释放感和净化感，还立马想到巴尔扎克说的——“又一部小说泡汤了。”这个想法惹得我笑了起来，听到我的笑声，阿兰娜也笑了，我们共同经历了一种让人快乐的互动式的性愉悦。我抽出时，仍处于半勃起状态；我感觉我依然处于一种动物发情般的狂热中，准备再来一次。“天哪，”阿兰娜说，“你今天晚上是怎么了？”我们一起冲澡，抚摸彼此，温柔地接吻。我们擦干身上的水，回到床上。打开红酒，我们又相互爱抚，只是都有些懒洋洋的，心照不宣似的，决定不做第二次了。刚刚这次做爱发生了新情况，我们都想好好把握这段记忆。
凌晨四点，我醒来，写下这篇日记，睾丸隐隐作痛。但我的脑子里塞满了马吕斯和他的骗局。
9月29日，星期四
巴黎。伦勃朗酒店。我决定来到巴黎，一是想和本聊聊马吕斯的问题，面对面地说。二是因为母亲说她身体不好，用她自己的话就是“一只脚已踏进了坟墓”。另外，还因为我需要换新护照了。
离开之前，我追查到了马吕斯向其买过画的一位画家。根据发票金额，他花了两百美元，买下一幅画了海上游艇的画，画技拙劣（马吕斯还形容它有一种“故作天真的风格”）。画家名叫保罗·克朗彼得，我在纽瓦克一家可疑的私立大学——美国艺术家学校找到他，他在那儿教什么图形设计课程。我问他有没有能卖的画，我一个朋友买过他一幅画，我很喜欢。当然有，他说，他把十来幅画在桌上摆开——二十五美元一幅。我买了一幅，并找他要了收据。
我把这个证据拿给本，他既痛苦又愤怒。“他必须走了。”他带着真正的苦涩说。他问我能不能独自经营画廊，我说，当然能。本说，他会处理好一切：等我回去时，马吕斯就将离开了。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他由衷感谢我。“在这一行的大染缸中，找个可以信赖的人太不容易了。”他热切地补充道。我自己却有些担心，不知道这一切最终将如何收场。
与西普里安·迪欧多内共进晚餐，他是个英俊潇洒、卓尔不凡的作家。稍稍显长的花白卷发搭在衣领上。拄着根银质把手的拐杖——流露出些许纨绔子弟式的派头。他刚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他相当自豪，还说我跟这个荣誉也有关系（神奇的是，《世界主义者》还在销售，每年都能卖出几十本）。我说，这让我更加了解法国，以及它对作家与生俱来的尊重了。这位七十多岁的不知名诗人，几十年来再也没有出版过一行诗，他的鼎盛时期甚至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可他仍被国家视作文化财富。我们共同举杯，我们是同一片葡萄园里的辛勤劳工。但我怀疑，在英格兰——除了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我是谁、我写过什么东西的人，可能只有十来个。
10月3日，星期一
母亲卧床不起，她不停咳嗽，脸色苍白，身体虚弱。恩卡纳茜欧尽可能细心地照料她，可她自己也是个老太太了。家里阴冷而破败。地下室里住着的两个十来岁的年轻人和他们尚在襁褓的儿子，是家里最后的租客。我找来医生，他开了些抗生素。是支气管炎，他说，很多这样的病人。依我看，与其说母亲是病了，倒不如说她是累得不想再努力挣扎下去了。我去了她的银行，发现这房子已被抵押贷款，这意味着它是银行的了。我偿还了她透支的二十三英镑，又往里面存了一百英镑。不算阿兰娜的收入，我自己现在也不富裕了，我真的负担不起这种慷慨了。
看了伊恩（弗莱明）的小说《生死关头》。根据我对伊恩的了解，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我在这本书里，只看到了他的影子：各种不可思议的悬念和怀疑。他知道这本书暴露了自己多少本性吗？总之，它帮我打发了一个或三个钟头的时光。
去办理护照的办公室拿我的新护照，有效期十年。等到了一九六五年，我就五十九岁了，这个念头让我头晕目眩。我的人生怎么了？护照给你定期分配的这十年，是一种残忍的死亡警告。我还会有多少本新护照呢？一本（到一九六五年）？两本（到一九七五年）？感觉还有好久，一九七五年，可你的护照期限却好像都十分短暂。他活了多久？他成功换了六本护照。
10月6日，星期四
特彭泰大道。我给彼得打电话。格洛丽亚接的。彼得去了阿尔及利亚，为下一部小说做研究。阿尔及利亚？你知道的，那儿有叛乱：他觉得用来做他小说的背景挺不错的。要不你来家里喝一杯吧？格洛丽亚说。于是我去了。彼得现在住在贝尔格莱维亚区伊顿阳台的一套大公寓里。格洛丽亚格外性感美丽——才晚上六点半，就露出了深深的乳沟。我们控制不住地打情骂俏起来。我离开时，我们相互亲吻，她允许我捏她的乳房。“我们是在这儿搞，”她说，“还是去你家？”我建议在特彭泰大道——那里更隐秘。“明天晚上，”她说，“八点。”
10月7日，星期五
格洛丽亚刚刚离开。现在是十一点十五分。“你有个很奇妙的小窝，洛根·蒙斯图尔特。像和尚的斋房。我希望，你是个好色的和尚。”她带来一瓶杜松子酒：她不知道这样会让我想起苔丝。她娇小玲珑的身躯出人意料地相当结实——我原本还以为她的身体会是柔软又丰腴的，可实际上，她就像个体操运动员，肌肉非常结实且有弹性。我注意到，我们俩基本喝完了那瓶酒。做爱的过程很不错，充满活力，直截了当，双方都很满足。然而，我还是很高兴明天就能回纽约了。
（洛根回到纽约后，发现马吕斯离开了画廊。本给出严厉的最后通牒，但两人的关系最终还是有所缓和，他给了马吕斯自己开画廊的机会和资金，看他能不能在继父眼中将功赎过。马吕斯毫不耽搁，在东五十七街上开了马吕斯·利平画廊。洛根接管利平之子的运营。他和马吕斯再无联系，两人都小心地躲着对方。
一九五六年八月，梅塞迪斯·蒙斯图尔特死于肺炎后的并发症，享年七十六岁。洛根飞回伦敦参加葬礼。他利用人在欧洲的机会，和格洛丽亚·斯卡比尔斯秘密共度了短暂的假期。他们在巴黎碰面，不慌不忙地开车向南，去了普罗旺斯和地中海。）
1956年
8月5日，星期日
行程。巴黎—普瓦捷。极其差劲的酒店。普瓦捷—波尔多。布里斯托酒店——还不错。接着和西普里安在凯尔西他的庄园住了两天。西普里安一反常态，在格洛丽亚面前似乎有些畏缩（“她是不是有点凶啊？”）。回波尔多住了一夜。在查彭芬恩餐厅吵了一架。回到酒店，格洛丽亚朝我扔来一只鞋，砸碎了镜子。她一整天都不肯跟我说话，直到我们去了图卢兹。“你想去哪儿吃饭？”我问。“反正不跟你一起，你这畜生。”她回答。我们在和平餐厅吃了饭——味道好极了。我们俩各喝了一瓶红酒，接着又喝了几杯雅马邑酒。又成了朋友。早上，格洛丽亚给彼得打电话——他以为她在和她一个叫莎莉的美国女性朋友旅行。这样似乎很冒险，但出于某种原因，我并不在乎。我觉得——这是格洛丽亚在出轨，不是我——这种感觉大概是自欺欺人。我搞不好就相当于男妓。图卢兹—阿维尼翁。格洛丽亚午餐时酩酊大醉，把尖尖的叉子戳进我的大腿，戳出了血。我说她再有一次暴力行为，我立马坐下一班飞机回伦敦。从那以后，她就表现得很好了。
8月6日，星期一
戛纳。和毕加索在他的新家“加利福尼亚”共进午餐。房子很俗气，房间都很大，还看得到海湾的绝妙风景。一个叫杰奎琳·洛克的年轻女子是他现在的缪斯。毕加索很喜欢格洛丽亚。她坐在他和伊夫·蒙当之间，我则在桌子的另一头对着西蒙妮·仙诺垂涎。（“她就像个酒吧女招待。”格洛丽亚出言不逊。我表示赞同：“是啊，美得不可方物的法国女招待。”）格洛丽亚今晚格外含情脉脉，说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过如此惬意的假期。毕加索对我说，他认为她是个非常典型的英国女子——实际恰恰相反，我说。午餐后，我们站在露台上时，毕加索给我们俩画了幅速写——也就用了大概三十秒吧——他在画上签了名，写了日期，遗憾的是，他把它送给了格洛丽亚。别想把它要回来了。
8月15日，星期三
明天就要飞回去了，于是，我去布朗普顿公墓给母亲扫墓。恩卡纳茜欧去布尔格斯和她的一个侄子一起住了，萨姆纳的房子被银行没收。母亲去世时，还有几笔小额欠款尚未还清，我会偿还一部分。她在遗嘱中把一切财产都留给了我，实际上，她一分钱也没有。父亲留给我们的所有财产分文不剩——我发现这件事仍然让我很生气。倒不是因为其中一些钱本该是属于我的，而是因为我很清楚，如果父亲知道了她对金钱是如此不负责任，他该会有多震怒。
格洛丽亚把毕加索的画“借给”了我（“我总不能把它挂在伊顿的公寓里吧，亲爱的，真的。否则就连彼得也该起疑心了。”）。我把它装进画框，挂在客厅的煤气壁炉上方，它是墙上唯一的画。彼得写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小说《红与蓝与红》相当畅销，格洛丽亚开心地帮他花着版税。她在布歇尔机场跟我吻别时说：“谢谢你，洛根，亲爱的，带我过了个超棒的假期。不过我认为，我们在一九五八年之前都不应该再见面了。”她告诉我彼得一个接一个地交女朋友，都说是他的研究助理：她这话让我不再受良心折磨了。面对彼得时我也不会有负罪感——可阿兰娜呢？
去我的裁缝店进行最后一次试穿：一套炭灰色的细条纹套装；一套夏天穿的灰色轻薄款法兰绒套装；还有我标准的午夜蓝双排扣套装。显然，从一九四四年到现在，我的腰围长了十三厘米。“都是吃那些汉堡、三明治吃的，先生。”伯恩说。
8月23日，星期四
杰克逊·波洛克在长岛出了车祸，害死了自己和另一个女孩。很悲伤，但并未引起艺术界的震惊：大家一致认为，他总会以某种方式害死自己的。本从巴黎给我打来电话，让我买下所有能买到的波洛克的画。可它们都是垃圾啊，我说。那人就是个无可救药的画家，他自己也清楚，所以他才会一心求死。谁管这些？本说，你就买吧。他没看错：波洛克的画已经在涨价了。我分别花了三千和两千五百美元，才买下他后期画的两幅很糟糕的作品。赫曼·凯勒说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有一幅波洛克在一九五〇年画的滴墨画，但开价五千美元。好吧，我极不情愿地说。本非常满意。
10月19日，星期五
今天我在麦迪逊大道上碰到了马吕斯·利平。他正从一家酒店出来，满脸通红，站也站不稳——应该是喝了太多鸡尾酒。这时还只有下午四点。我礼貌地微笑着，点头打招呼，想从他身边走过，可他抓住我的胳膊。他管我叫“小混蛋”，说我是挑拨他们父子关系的“该死的马屁精”。我说就算有什么挑拨了他们的父子关系，那也应该是儿子从父亲那儿偷走的三万美元。他朝我挥拳，没有打中。我把他推开了。我五十岁了，不能再在纽约街头跟年轻人大打出手了。“我会收拾你的，你这该死的狗东西！”他对我大吼。“好的，好的，好的。”说完我便漫步走开。几个纽约人停了一秒钟，露出微笑：没什么大事，不过是两个外国疯子在吵架。
1957年
4月13日，星期六
米斯蒂克之家。今天，我走进两个姑娘的卧室，艾琳娜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她胸脯小小，乳头尖尖，私密部位长着浅浅的绒毛。对不起！我故作轻松地边说边向后转。当然了，她都十四岁了，可我还是把她们当作我第一次见到时的小孩子。我采取预防措施，将这次意外告诉阿兰娜，免得艾琳娜先跟她说了。“哎呀，她真是长大了。”我说着类似无伤大雅的话。“你可别搞成习惯了。”她说。我说我既不喜欢她这话的语气，也不喜欢其中的暗示。她让我自己操自己去。我说，我宁愿操自己，也不愿意操你——不过要是有这样的机会也不错。我们恶狠狠地吵了一架，说着我们能想到的最伤人的话。这是怎么了？有那么可怕的一刻，我以为她发现了格洛丽亚的事，但这是不可能的呀。嘉儿察觉到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你和妈咪为什么总是吵架？”“唉，我们只是变老了，脾气变差了。”我说。自从我贸然闯入后，艾琳娜再也不能直视我的眼睛。
6月3日，星期一
昨天跟詹妮特（费尔泽）有一场奇怪的会面。是关于生意的，她说，不是玩儿，但她不想在我们俩的办公室见面。好吧，我说，大都会博物馆门前的台阶怎么样？不，不，她说，太显眼了。我们最终选定莱克星顿大道的一家书店。
詹妮特问，你认识卡斯帕·阿尔伯蒂吗？认识，我说，他是个客户——从我这里买过一幅维亚尔的小画。他破产了，珍妮特说。你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他打算把所有的收藏都拍卖掉。你怎么知道的？我又问了一遍。自然是有人告诉我的，她说——他请了个估价师。他急需钱，她会意地说。接着，又腼腆地补充道，你能凑到十万美元吗？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能凑到，我能凑到，我还有个认识的人也能凑到，那我们就可以用三十万美元买下阿尔伯蒂所有的画。接着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等一年，再把它们全部卖掉，卖的钱三人均分。你的钱可以翻一番——我保证。
我给身在巴黎的本打电话，他立马给我汇来了钱。我大感意外，又隐隐有些羞愧：不知为何，我感觉自己被拉低到马吕斯·利平的水平——我仿佛进入了那个私相授受、骗子横行的世界。
（6月）
我通常七点起床——这些日子我睡得不太好——冲澡、穿衣，再去吃早餐。雪莉（女佣）会为我和两个姑娘把一切准备妥当。我早餐吃吐司夹炒鸡蛋。两个女孩来了以后，会吃麦片，喝奶昔，大声嚼着曲奇饼干。我倒了点咖啡，开始抽今天的第一支香烟。嘉儿不知疲倦地说个不停；艾琳娜则好像总在为衣服或家庭作业的事烦恼。阿兰娜在八点半准时出现，看起来完美无瑕，她会喝一杯咖啡，抽一支香烟，然后雪莉会送两个姑娘去上学。有时候我和阿兰娜坐同一辆出租车，但我很喜欢清晨此刻的城市，所以通常会走过几个街区，买上一份报纸后，再坐出租车去画廊。
我总是第一个到画廊的。我打开门，点亮灯，拿起邮件，在办公室安坐下来，拿着望远镜等那个女孩出现。从我们的办公楼，我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第五大道公寓区的后面。有个女孩住在四楼，大部分时候都在九点半到十点之间起床，拉开窗帘。她一定以为正对面不会有人看到她，可她忘了我们这些能从斜向看到她房间的人。
作为业余偷窥者，我创造了一个我称之为“偷窥者运气”的概念。我坐在桌前，举着望远镜，锁定她的两扇窗户，突然电话铃响了，她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脱掉了睡裙。等我处理完电话，再次抓起望远镜时，她已经穿好了胸罩。以前，错失这样的机会总让我怒不可遏；但现在，我会用自己创造的概念安慰自己。“偷窥者运气”总会以某种方式降临于我。
比如说，上周五，我接待了一位来得很早的客户，以为我会完整错过一场好戏。可就在我回办公室一小会儿的时候，她正好赤身裸体地出现在窗口，站在衣柜前思考该穿什么。现在，在这件事上，我完全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我每天早上一进办公室，就会查看她的窗帘，我用望远镜观察，等一两分钟，要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就继续一天的工作。我估摸着，在接下来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我每个月至少能有一两次机会好好看看她的身体。
这个女孩并不漂亮：她有点偏胖，卷发细长，下巴突出，嘴唇很薄。有一次，我在麦迪逊大道的熟食店碰到她，差点喊了声“你好”。站在她旁边排队付款的队伍中，一想到我观察她每天早上从衣柜里选衣服的样子，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我很想说：“我最喜欢你那件红色胸罩。”我注意到，她买了薄荷味的香烟。我知道她什么时候出去度假，也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从某个怪异的角度来说，她是“我的女孩”。这种关系纯粹是单方的，每当拿起望远镜时，我总会这样说到她：“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看到我的女孩呀？”我不想知道她的名字或其他任何情况。
（6月）
我跟我的心理医生约翰·弗朗西斯·伯恩说起这个女孩。“她会让你兴奋吗？”他用平静的语气问，“之后你会手淫吗？”我说不会，这是实话，我试着解释这种随意而偶然的窥探给我带来的兴奋程度。我对伯恩说，毕竟，我不是到处去偷窥女人。我只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街对面的这个女孩自己拉开窗帘，不穿衣服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可你买了望远镜，伯恩说。那是因为好奇，我说，我对细节感兴趣。我喜欢这套程序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直接和亲密感，它能让我兴奋，但又不会引起过分的性刺激——就像德加或勃纳尔的画，我试着解释，你知道吧，《吹干头发的女人》《浴中的玛尔特》之类的。伯恩认真想了想。“好吧，”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伯恩是亚当·奥特瑞奇医生推荐给我的，可我直到今年年初才跟他联系——是因为无聊，而不是心理问题。阿兰娜和我之间很不愉快，我突然觉得有必要向别人倾诉。
伯恩六十多岁，是个厌世又冷嘲热讽的人。他思维敏捷，知识渊博。他个头很高，很胖。我问他知不知道詹姆斯·乔伊斯小说中“克兰利”的原型也叫伯恩——j.f.伯恩。我知道，伯恩说，那又怎样？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巧合。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很巧，我说。我在伦敦有个裁缝也叫伯恩，连教名也一模一样——这就是很巧。伯恩无动于衷。你看看你，他说，你的姓这么罕见，不还是跟那个陪鲍斯韦尔游学的人同姓吗？这让你感觉有什么不同吗？感觉更好？可是，还有一点，我说，我见过乔伊斯，我读过他的书，我读过伯恩为他写的回忆录，而现在，你成了我的心理医生。难道你不觉得这样的机缘太巧合了吗？我觉得你顺着这条线追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伯恩说，跟我再说说这个女孩吧：她的胸大吗？
第一次见伯恩时，我问他属于哪个学术流派——弗洛伊德派、荣格派、赖希派，还是别的什么派。都不是，他说。我基本上就是个实在又保守的s＆m派。s＆m派？就是“性和钱”啊。他解释：根据他的经验，如若并非患有精神分裂症或躁狂抑郁症这类临床疾病，那他的病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九，其神经官能症都是由性或钱的问题引起的，或者两者皆有。如果我们能抓到性或钱的问题的根本，那谈话治疗就会颇有成效。他露出苍白无力的微笑：要了解自己云云。那么，你属于哪一类病人呢？他问。我认为我是遇到了性问题的那一类，我说。
（10月）
詹妮特和我又开始断断续续地偷情了。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因为我太想念格洛丽亚和我们昔日的快乐时光了。那天，我开车载着詹妮特从温多斯回来（我们是去看泰特的），她邀请我进屋喝一杯，结果一来二去……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在庆祝，就像合谋犯罪的同伙。我们期待阿尔伯蒂的画能让我们把本钱翻三番。这太容易了。
去广场饭店和查理·泽姆希（一个客户）见面。天气暖洋洋的，中央公园南区散发着小马驹和拉车马匹留下的浓浓的尿骚味和粪臭味。就是因为太臭，所以我夏天从不到这儿来，可我以为十月份来是安全的。这真是一堂有趣的历史课：三十几匹马就能制造出这样的臭味，想象一下，十九世纪的城市该有多么恶臭熏天。更别提还有每天拉在街上的成千上万吨的马粪。我绕道而行，发现我的胃里翻江倒海——要是回到狄更斯时代的伦敦，我该怎么活下去？
查理还是一如既往地可爱又乖僻：他痛恨纽约，痛恨他的新房子。“我受够了那些承包商、建筑师。你没法过日子。你得住在酒店里——我要把我所有的房子都卖掉。你住在酒店里，这就是别人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了。”查理的理论是，如果能把生活中的烦恼琐事降到最小值，那你反而可以更好地享受人生。我问他怎么能为了迈阿密而放弃纽约。“在那里度过糟糕的一天也比在这里度过愉快的一天强。”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我这幅勃纳尔的小画相当感兴趣。你能把它装进手提箱，我告诉他，从这家酒店拎到那家酒店。
1958年
（5月）
在南安普顿金斯伯格家过周末。托德·休伯也在，还有他的妹妹玛莎。玛莎也是画家：满头红发，一双奇怪的蓝眼睛有点歪斜。她和巴尼特·纽曼一样，画的都是粗条纹的抽象画。托德热切希望“利平之子”能买她的画。“马吕斯可是很有兴趣的哦。”他为了刺激我这样说。
直到睡觉前，嘉儿一整晚都在“寻找斯普特尼克”。我跟她一起站在草坪上，有点儿飘飘然，夜色完美，我和她抬头仰望繁星，寻找那个移动的光点。我感觉脑子空白，头晕目眩，失去了平衡。嘉儿扶我从草坪上站起来。“你怎么摔跤了？笨爸爸，”她说，接着又说，“笨洛根。”我很高兴她没有看到我眼中闪烁的泪花。
（7月）
米斯蒂克之家。今天早上看着阿兰娜一丝不挂地剃着腋毛，让我产生了一阵小小的悸动的颤抖，就跟以前一样。我溜下床，走进浴室，用我坚挺的阳具顶她的屁股。“亲爱的，我来例假了。”她说。可我知道她没有。
（7月）
早上十点，我直接用酒瓶喝起杜松子酒，我只想要那种兴奋感、那种小小的震颤。浓雾散去，露出薄雾蒙蒙的蓝天，海峡里的海水奇怪地变得不再透明，而像牛奶。我很无聊，所以这么早就拿起酒瓶：阿兰娜要在城里住三天。雪莉来帮忙照顾两个姑娘和她们的两个朋友。四个小姑娘在家里——不是打打闹闹，就是咯咯嬉笑，好像除此之外什么都不会做。
（8月）
看着剃须镜里自己的脸，发现它变得越来越粗糙：小瘤子和斑痕，暴出的毛细血管，皱纹和松弛的皮肤，一切都是随年岁增长而累积的细小伤害。我的头发好像也在减少，美人尖变得愈发明显。我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梳头，结果我都不喜欢。拜托，我五十二岁了，没必要再装模作样了。
（8月）
纽约。托德打来电话，非常兴奋，他让我来看看玛莎的新画。独自一人住在公寓感觉很奇怪。没有两个姑娘和阿兰娜的存在，它显得如此之大。我还有几个会面，决定周末也待在这里，周一再走。
我去了玛莎的画室。怪异的作品，让人难以忘怀。画幅都很大——二点五米长、一点二五米宽，或三米长、一点五米宽——很有想法，画着透纳风格的色彩漩涡。光与影，印象主义风格。可看上去又有一些不完美的印记，像是被溅上了极小的深色颜料，又像是画布的纹理以某种方式显露了出来。当你凑得很近去仔细端详时——要凑得很近很近，只隔几厘米——你就会看到，这些小点实际上是微缩的人物或动物——要我说，应该不超过三毫米高。而等你再往后退时，这一视觉的突然转变会带来惊人的效果。感知器官会自动发生变化，你简直能在脑海中听到它们切换的声音。你再看这幅画时，它就不一样了。突然间，这些模糊的晕染和耀眼的色调成了巨大神秘的荒野，在惊人的天气和光影效果下，小小的人儿在其中穿梭。我和玛莎签了举办画展的协议。我们在村子（格林尼治村的昵称）里吃午餐，开怀畅饮以示庆祝。
（8月）
今天，星期日，还有点宿醉未醒，下午去看了场电影——《金粉世界》。哪怕是这个虚伪的好莱坞版本也让我无比渴望能去巴黎、去欧洲、去那个旧世界。从影院出来时，我想：也许我应该带着阿兰娜和两个姑娘去趟巴黎——想想她们会有多爱那儿吧——又或者，即便她们不爱那儿，去一趟对她们也是有益的，是她们教育的一部分。
我沿着莱克星顿大道散步，寻找出租车，满脑子想着阿兰娜，就在此时，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女人从街对面的咖啡馆走了出来。就是她。我大喊，她没有听见。我跑到街对面，可她已转过街角。我觉得是四十四街。我看到她走进一家酒店。阿斯托利亚酒店。我走进大堂——没有她的踪影。接着，我看到了她，她和一个男人坐在酒吧，半转身背对着我。那男人看上去三十多岁，肤色黝黑，颇有魅力，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从这两个人挨着坐在酒吧里的模样，你就能知道他们有多亲密。我对此确信无疑。我在酒店外等了半个钟头，又重新走进去。他们不在酒吧里，但也没有出来。
（8月）
我回到米斯蒂克，阿兰娜告诉我，她星期天去了纽约——说是她姐姐有什么急事。她给公寓打过电话，没有人接。我去看电影了，我说，《金粉世界》。这电影让我很想带你和孩子们去趟巴黎。她对这个主意很感兴趣，我们吃晚餐时一直在讨论巴黎。我在想她的情人到底是谁。
（十月，阿兰娜将自己的婚外情告诉洛根，并要求分居。她爱上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同事，制作人大卫·彼得曼。洛根说，如果她能斩断情丝，那他确信自己是可以从内心原谅她的。阿兰娜却回答，她不打算结束婚外情。于是，洛根搬离河畔大道的公寓，穿过城区，来到上东区，租下第三和第二大道间东七十四街上一幢连排公寓楼的顶楼——从画廊走过来很近。他们达成一致，周末轮流去住米斯蒂克的房子。洛根继续去见伯恩医生。）
1959年
（2月）
这太可悲了。下午，我站在嘉儿的学校外面，等她们班出来。我很想她，我想见见她，就一起去吃个晚餐，待半个钟头，聊聊天。阿兰娜的男朋友也在那儿，也在等着。我说：你他妈在这儿干吗呢，戴维森？我叫彼得曼，他说，大卫·彼得曼。他是来接嘉儿回家的。我说我会送她回家。他觉得阿兰娜可能会不高兴。我说过去六年我都是嘉儿的家人，据我所知，她现在也还是我的继女。他看着我：你就走吧，蒙斯图尔特。都过去了。接受现实吧。我想揍他，朝他的方下巴重重地打上一拳，再踩碎他厚厚的框架眼镜。可我想了想，要是嘉儿从学校出来，看到她认识的这两个男人为了她大打出手，她会怎么想呢。不太好。我离开了，我找了家酒吧，喝到大醉。
（4月—5月）
脑海中总在回响一首无聊的歌——“到监狱，摇滚去”——怎么也摆脱不了，听了好多天了。我听巴赫和蒙特威尔第，可每当我换唱片的时候，那首歌又会响起来：到监狱，摇滚去。
巧合的是，莱昂内尔写来一封甜蜜的信，说他正在伦敦做音乐，担任“绿袖子”乐队的经纪人。他说他改名叫里奥了——里奥·莱格特——他不想让别人再叫他“莱昂内尔”了。我觉得“里奥”很好听：莱昂内尔——里奥。天哪，他现在应该二十六岁了。那老头死了以后，莱昂内尔应该继承了准男爵的爵位。里奥·莱格特爵士。母亲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