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一件力不从心的事。

我发现我对我的老师并不了解。

曾经有一位评论家说沈先生是“空虚的作家”。沈先生说这话“很有见识”。这是反话。有一位评论家要求作家要有“思想”。沈先生说：“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这是气话。李健吾曾说：“说沈从文没有哲学。沈从文怎么没有哲学呢？他最有哲学。”这是真话么？是真话。

不过作家的哲学都是零碎的，分散的，缺乏逻辑，缺乏系统，而且作家所用的名词概念常和别人不一样，有他的自己的意义，因此寻绎作家的哲学是困难的。

沈先生曾这样描述自己：

我就是个不想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感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汇在运动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和。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不大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从文自传·女难》）

这段话说得很美。说对了么？说对了。但是只说对了一半。沈先生并不完全是这样。在另一处，沈先生说：

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

我告他我这个乡下人的意见：“因为我活到这个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地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篱下集题记》）

沈先生在两段话里都用了“倾心”这个字眼。他所倾心的对象即使不是互相矛盾的，但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只有把“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和“德性”统一起来，才能达到完整的宗教情绪。

沈先生是我见过的唯一的（至少是少有的）具有宗教情绪的人。他对人，对工作，对生活，对生命，无不用一种极其严肃的，虔诚笃敬的态度对待。

沈先生曾说：

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这种人也许野一点，粗一点，但一切伟大作品就只这类人有份。（《篱下集题记》）

沈先生又说：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相信“生命”。写《沈从文传》的美国人金介甫说：“沈从文的上帝是生命。”

沈先生用这种遇事端肃的宗教情绪，像阿拉伯人皈依真主那样走过了他的强壮、充实的一生。这对年轻人体认自己的价值，是有好处的。这些年理论界提出人的价值观念，沈先生是较早地提出“生命价值”的，并且用他的一生实证了“生命价值”的人。

沈先生在文章中屡次使用的一个名词是“人性”。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作成了，你们也许嫌它式样太旧了，形体太小了，不妨事。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习作选集代序》）

“人性”是一个引起麻烦的概念，到现在也没有扯清楚。是不是只有具体的“人性”——其实就是阶级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即人类共有的本性？我们只能从日常的生活用语来解释什么是人性，即美的、善的，是合乎人性的；恶的、丑的，是不合人性的。通常说：“灭绝人性”，这个人“没有人性”，就是这样的意思。比如说一个人强奸幼女，“一点人性都没有”。沈先生把“优美”“健康”和“不悖人性”联系在一起，是说“人性”是美的，善的。否定一般的、抽象的人性的一个恶果是十年浩劫的大破坏，而被破坏得最厉害的也正是“人性”，以致我们现在要呼唤“人性的回归”。沈先生提出“人性”，我以为在提高民族心理素质上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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