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路易松是宝石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局势崩溃之前，他一直是人民革命政府的部长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他常常被批有小布尔乔亚作风；在最后一刻，他想发动人民制造麻烦，被革命军事委员会关进了监狱。美国人入侵之后，他被美军拘押在盐岬，关了一天。出人意料的是，后来美国人又来找他。这一次——他认为纯粹是一种心理骚扰——他们只扣留了他八小时。我们的会面是在他这次获释之后。

他三十二岁，来自农村，有着纯粹的黑人血统，块头不大。他是一个建筑商的儿子，职业是教师。他住在西海岸的一个村子里，去那里要经过一片看起来未经耕作的土地。他的房子位于一条石头很多的小道上，这条路不在海岸主干道上方，在一条山谷上方，旁边有一条奔腾的河流。山谷幽暗，避开了傍晚的阳光。尽管周围的环境很有气象，用混凝土修建的房子却很简朴，屋外有楼梯通往顶楼。

夜幕突然降临。停电了，我们傍着烛光，在楼下简朴的客厅里交谈。

路易松身上没有入时的东西。他保留了他的出身带给他的诚挚和单纯。在这附近，路易松家是出了名的：他父亲的叔叔在一九〇〇年上了中学，是格林纳达最早接受正规教育的黑人之一。路易松的父亲生于一九一八年。他从村里的木匠和泥瓦匠开始做起，上了相关的课程之后，成了一个受过培训的建筑商。带着这样一种自我完善的冲动，路易松的父亲对当时的黑人运动产生了兴趣。他喜欢上了马尔库斯·加维“回到非洲”的观点；屋里有一张加维的照片。

难道加维不是骗取了黑人捐给这个运动的钱？那没有打击到路易松的父亲吗？

路易松说：“村里的人认为那是反加维分子和美国政府的欺骗性宣传。加维代表的不只是种族问题的探求。他代表的是反殖民斗争。”

在加维之后，格林纳达又出现了一位名叫马利修的政治家，他宣扬西印度联盟的概念。“马利修最后成了一个贫民。”路易松说。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巴巴多斯工党的格伦雷·亚当斯。

“我父亲后来开了一家商店，就在这个房子所在的地方。店里成了大家讨论问题的地方。近六十岁时，他又尝试在村里开展成人教育。”当时是盖里统治时期。路易松的父亲一开始支持盖里，但在一九六〇年和他决裂了。“盖里的主要支持者是农民工，但他从没有为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做过什么。盖里从不会试着去理解社会发展的进程。”

“你父亲会这么想吗？”

路易松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的时候，我可能就得出了这个结论。”

那时乔治·路易松十八岁，已经深深地卷入政治当中。他起步时很年轻，从事的是青年工作，“各种人道主义形式的政治”。然后一九七〇年的黑权运动赢得了他和他那一代人的认同。他没有出国留学，而是继续做着一名普通教师；他没有想过结婚。“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结婚。新宝石运动的许多成员都和我一样。对我们来说，那在七十年代初几乎成了一项使命。”黑权运动不只是一个名称。“关注种族问题的黑权运动在格林纳达持续了两年。一九七三年初发生了一件富有戏剧性的小事。我们要派人去参加第六届泛非洲大会。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我们听说盖里要去。”盖里的看法是，他，盖里，是一个黑人，而且是他在格林纳达开创了黑权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话没错。“这让我们意识到，黑权运动要面对的不是黑人问题，而是政治和全部观念的问题。”

在此期间，自我完善的过程仍在继续。路易松和他新宝石运动的同事们在学习之中。学习，还有“学习”这个概念，对这些诚挚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他们的学习似乎主要是关于政治问题的。“直到两个月前，我们还会进行集体学习。最广泛的主题。我们的学习一开始相当广泛，但在过去的六七年间，我们读的主要是社会主义文献。”

在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也就是独立前后，新宝石运动和盖里的人进行了艰苦的战斗。运动的领袖在一九七三年受了重伤——博物馆里还保留着他那件染血的衬衫；一九七四年初领袖的父亲被杀了。新宝石运动发生了变化。“一九七三年时，我们是一个平民运动。到一九七四年年末我们认定拥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对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摒弃了过去的“人道主义政治”。他们的学习把他们引向了社会主义，在那之后社会主义圈定了他们的学习范围。“我们想要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那些可怕的邪恶。我们承认我们必须考察许多国家。古巴，理由显而易见——这个国家在那个进程中停留了二十年。我们还考察了也门和老挝。”

“这些地方与格林纳达不是有着显著的差异吗？”

“我们想考察一些地方，那些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框架和帝国主义的施舍的地方。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些有过殖民地经验的国家。”

路易松无法充分解释他们是如何完成这宏大的最后一跃的——他将其作为事实说出来，是某种不言而喻的东西。但是他的政治道路相当清楚。在这个村庄里，整个世纪都有像路易松这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受到黑色救赎这个概念的影响。头脑简单的人把这个救赎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概念；这个简单的概念创造了像盖里这样的人，他们为了让自己始终保持救世主的地位而压迫人民。社会主义吸收了这个种族的概念，将其净化，涤除了其中固有的腐败成分。社会主义在涤除了种族问题之后，让人有了成为人的自由。而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只是学习和忠诚的实践，是把种种正确的形式给予格林纳达。

但社会主义和其他信仰一样，信徒中有力求纯洁的人，也有狂热分子。“正如有人所说，革命在我们面前破产了。是我们自己毁掉了革命。”中央委员会的一些人出于革命纯洁性的需要，要求实行集体领导，软禁了领袖，并派军队去镇压民众——这些人“疯了”。“他们追随的路线是空想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没有科学基础，也没有群众基础。”

“唯意志论？一意孤行？”

“我说的唯意志论是指自私自利。”

即使在灾难发生之后，路易松学过的社会主义仍在赋予他语汇去解释一切。他的房子被洗劫。人民转而反对革命，但他仍在为革命感到悲伤。“我处在一种深深的反思之中。”但在政治上，他只能停留在他的学习把他带去的地方。他无法再回到“人道主义政治”，也就是在没有社会主义指导的情况下，格林纳达的种种简单的种族观念。他无法忘掉他所获得的世界观，他无法再让自己缩小。

《大革命，小国家》——这是一部讲述格林纳达革命的古巴电影。但在人民革命政府统治的四年半期间，他们鲜有作为。

在古巴的帮助下，他们在盐岬建起了大型机场。他们建立了一支军队和一支民兵队伍。他们不断与反革命斗争，一度挖出了一个由二十六个人组成的反革命团伙。他们通过各种新型的、效率低下的政府组织，为他们的支持者提供庇护。他们召来两百名国际主义工作者。他们粉刷标语。这就是钱的去向——钱被用在了各种表格上，用在了党的官僚体制、安保、展览以及权力的展示上。

岛上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人们生活在对“manners”的恐惧之中。但在权力的最高层，在中央委员会里——美军入侵之后查获的会议记录披露了一切——存在着无能与困惑。

在这座农业岛上，农业获得的投入却非常少，尽管各处的标语牌上写着“生产”字样，尽管格林纳达的大片闲置土地被盖里政权没收，然后多少又被弃置不用。教条阻碍了行动：褒奖效率最高的农夫，就是在农村褒奖阶级观念，而政府的最终目标是创立合作社式的农庄。社会主义的教条还在以其他的方式与人民的天性相冲突。例如，穷人家的年轻人其实并不想去田里干活，尽管他们乐于种植大麻。另外还有“不良少年、草根少年”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用小心翼翼的、无阶级性的语言提出来的——政府对他们什么办法也没有。

新的大词被创造出来，用以表达旧有的态度：有人发现，格林纳达的工人被“经济主义”的子弹打得浑身是洞——他们只想要钱，在赚钱与工作之间看不到“概念上的联系”。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有时弥漫着教室般的氛围：语言的技能，一种新的运用词语的方式，似乎成了其自身的目的。

“群众”集会的参与者在减少。中央委员会一次又一次地讨论同一个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发生了改变。有一次甚至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某些重要的标语没有被粉刷出来；下面人的借口是没有涂料了。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开会时常常疲惫不堪，也不为议题作准备；有一次在会上，几个委员竟然睡着了。会上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议程，这种社会主义的仪式似乎带来了很多愉悦。

他们创造出革命的机关，却不知该拿它怎么办。机关创立了，社会主义应该随之到来，但事情却没有发生。他们开始感到机关对此负有责任。于是，他们从俄国和古巴找来更多的社会主义专家，进一步扭曲了这里的社会生活；到事情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又认为应当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找来更多的教师，帮助他们进行党的组织工作。

他们互相指责对方是小资产阶级。他们还产生了另一种疑虑；这种疑虑——被抑制的疑虑，在不同时期以杂乱的措辞被表述出来——就像是旧日的种族焦虑重又萌生一样。或许，格林纳达人民和社会主义崇高理想究竟是不相容的。或许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些来自外面伟大世界的人，会把他们视为“滑稽的角色”。

正是这种想要被人认真对待的愿望，这种把人装进理论框架的愿望，引领他们走上了非同寻常的道路。革命政府与拉斯特法里教徒之间产生了矛盾。在盖里时期，拉斯特法里教徒似乎是站在革命一边反对盖里，并且拒斥资本主义体制。但是革命到来时，拉斯特法里教徒却继续固守他们的生活方式，拒绝去工作或把小孩送去学校；他们赤裸着肮脏的身体到处走动；他们吸食大麻，并且认为在有需要时去偷东西是合法的。

这样的现象让革命蒙羞。革命政府断定有些拉斯特法里教徒是反革命分子，是“反拉斯特法里教徒”；有些人被抓了起来。有人建议把拉斯特法里教徒关进劳改营，“实施严厉的管理并播放让心灵平静的音乐”。还有人建议在法庭上检控拉斯特法里“流氓”，送他们去监狱农场。无法在法庭上定罪的拉斯特法里罪犯会被关在黑监狱里，民兵将担任“武装守卫”，他们的“报酬优厚，并由党代表领导”。于是，革命的骄傲以一种古怪的方式与没有明说的种族骄傲相结合，让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萌生了设立集中营的想法。

正是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对纯粹的、不带感情的、无阶级革命行动的期望，带来了最后突然爆发的疯狂：软禁领袖，派出军队镇压民众，处决领袖和其他部长（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成员）。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他们做了正确的事情。菲德尔·卡斯特罗不友好的态度让他们感到震惊，他拒绝以任何方式帮助格林纳达对抗美国的进攻。根据后来发现的一份手写便条，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古巴人“针对在格林纳达发生的事件，采取了个人的、而非阶级的立场。”

格林纳达革命，证明了自身，又摧毁了自身。

心理战部队派出一个海军陆战小组到农村的一个地方去执行攻心任务。

cbs的一个电视节目组和他们一同前往，我搭上了cbs的小面包车。cbs的晚间新闻包含八九个录制的故事，每个长约一百秒。cbs节目组的制片人希望能录制一个这样的故事。他手下有一个摄像师、一个女录音师、一个记者（他有着深沉而富有权威的嗓音）、一个本地司机和一个本地向导。制片人会在那天晚上把一份脚本电传给纽约，如果纽约方面感到满意，制片人就会坐上直升机，把片子带到盐岬，再坐飞机飞到巴巴多斯，在那里做剪辑。

美国的军事行动有着众多侧面，又有众多的雄心壮志彼此依存。格林纳达又一次变成了背景。

这次的慈善行动半是演习。陆战队所携带的物资主要是古巴的遗留物品：炼乳，有些罐头已经坏掉了。尽管陆战队会去看望病人，他们带的药品并不是很多。

我们去了一个叫慕尼黑的村子，在一家杂货店旁停了下来。周遭青翠湿润，丘陵起伏。杂货店门上的招牌写着店主的名字卡利斯塔，说他是圣乔治一家公司的代理，那家公司专营“防腐和货运”。店铺里能闻到腌鱼、油和香料的味道。柜台后面站着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性，个头很大，神情平静，皮肤是棕色的。她是卡利斯塔夫人。

一个棕色皮肤的男子对她说：“你看，如果你们全都乖乖的就没事。如果你们好好过活，警察就不会来找你们。你们表现不好，他们就会来帮你们维持秩序。”他随后匆忙上了他的厢式货车，开车走了，像是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

一个小个子年轻男人走过马路，他裸着胸膛，头上刚开始留起拉斯特法里长发绺。他说到大麻，然后又以为我是陆战小组的一员，提议为我们做追踪者。他只是在装坏；他多少算一个体面人，在山里耕作一块自留地，和其他农民一样遭遇到各种困厄：肉豆蔻价格太低、交通糟糕，而且没有用于储藏易腐坏产品的设施。他说，卡利斯塔一家是这里最大的家族，他们有很多肉豆蔻树。路前面一座两层高的楼房里还住着一个有钱人；他在一楼经营一家舞厅，他还有一辆公共汽车。“他的现金更多。他们……”年轻人怀着敬意转动眼珠，把头偏向自信而平静地站在柜台后的卡利斯塔夫人，“他们的麦芽汁更多。”

卡利斯塔夫人去了后面的屋子。下雨了，店铺外面的鸡粪被冲走了一些。一个赤脚的黑人女性自雨中走了进来，她容光焕发，未经梳理的头发布满灰尘；她的门牙掉了，穿着一件蓝灰色的脏衣服。她对打杂的女孩说：“问一下卡利斯塔夫人有没有做口袋用的布（clart）。”

“clart？”一个老人说，“clart？你现在得开始说扬基语了。你得说‘cloth’。”

“是啊，我们现在得说扬基语了。”

女孩回来了，“卡利斯塔夫人说没有做口袋用的布。”

“没有做外国口袋用的布？”外国口袋，外国小包，邮寄到海外的包裹。“她店里不是有一些布吗？”

但是货架上的布太过精美了。

“好吧，”赤脚女人放弃了骄傲，说，“给我一个面粉袋。”她指着玻璃柜说，“让我看看那盒饼干。我不想买，呃，我想看一看。”她把饼干盒拿在手上，“什么？这个要三十五块？”就好像她先前不知道一样。以她那种贫穷女性不负责任的劲头，她很乐意把钱挥霍在那可口的饼干上，但即使是五毛钱对她来说也太贵了。她能做的只是这样去表演，让店里避雨的人感到尴尬，村里的这些人应该很清楚她的贫穷。

卡利斯塔夫人又站在了柜台后面。一个黑人陆战队员突然出现，粗野地问她：“这是你的店？”

他的口音很难懂，他也没介绍自己，或是说早上好。她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老板在哪里？”

“他不在家。”卡利斯塔夫人终于说话了。

“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四点钟。”卡利斯塔夫人看上去很担心。

“我那时候已经走了。”

赤脚女人抢过话头，对陆战队员说：“你可以和她说。她是卡利斯塔夫人。”

但这个队员并没有特别的消息要传达。他想说的只是心理战演习安排他在这个阶段说的话。他说：“我们会播放音乐，发布一些公告。声音会很大，还会有一个集会。”说完他就走了。

但是后来并没有集会。那是在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心理战小组在一个本地护士的引领下，已经探访了很多家庭，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做了调查；cbs节目组一直跟着他们。

雨后，从杂货店往下走的脏石子路非常湿滑。

“眼神不好，”一个老人说，“哦，眼神不好。”他听说有健康调查，便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他小心翼翼地从我身后的红路上走了过来，以为我也是小组的一员。但是陆战队没有谁能治好他的眼睛，也没有药可以治好一位老妇人的神经紧张。她也把自己和房间收拾好了，等着陆战队来探访。

“她有一次精神崩溃了，”她做建筑商的侄子说，“去了医院。今年到现在为止，她又复发了四次。她住在山上那所房子里，情况变糟时，呃，我就把她带下来和我一起住。她这里发痒，那里发痒，背也总是疼。”

这位老妇人因为疼痛已经有点半疯癫，她举起双臂说：“我神经紧张，我这里很疼。”

但是陆战队没有可以治疗她的药。心理战小组的医生很难过；他说明天会再来看她。

心理战小组受训的地方是北卡罗来纳州。来格林纳达是他们第一次在外国人民中间执行任务。这里的人民很友好，没有什么“攻心”的事情要做。心理战遭遇的是真正的需求和真正的无助；这些人所受的训练是让他们扮演更为勇武的角色，所以他们没有处置这些问题的手段。

吉普车上的扩音器播放了一种奇怪的（也许是“让心灵平静的”）瑞格舞曲，还有在热带嘈杂的雨声中夹杂的鼓声。事先录好的声明，半是威胁，半是施惠，反复地播放着。探访的风声传到了其他村子。卡利斯塔夫人的店外面很快就聚集了很多人，有男有女，想要检查“血压”。

cbs节目组的人录了很多场景，在雨里拖着沉重的步子四处忙碌。摄像师滑倒了，摔伤了肘部（但是保住了他的摄像机）。这部片子如果能在cbs晚间新闻播出，将是美国人在这一天里更大的成就。但如果没能在晚间新闻播出，它就比这次心理战演习更不重要。

在回圣乔治的路上，我们的车经过三个身穿白色衬衫和海军蓝裙子的女学生。其中一个喊道：“白——人！”那不是问候，而是一种描述，等同于一声口哨，在友好的讽刺与挑衅之间回旋，是一种对种族差异的确认。

心理战部队认为没有必要涂抹或消除革命标语——除了上山通往乔治堡的那条小街上的标语。那里是人民革命军的杀戮之地。

那天发生的事情已经变成了传奇。详情众说纷纭——几乎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目击者或参与者；但基本事实是清楚的。当群众把领袖从软禁中解救出来时，他身体非常虚弱。他三天没有进食了，可能是害怕下毒，也可能是古巴医生给他注射了让人脱水的药物。他被发现时全身赤裸，被绑在床上。他无法行走。大家用车把他送去乔治堡。那里的士兵站到了他一边；他母亲让人为他送来了三明治和橙汁。随后革命军事委员会派来了装甲车。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但现在已成为传奇，成了一个格林纳达人受难的故事。

从乔治堡可以俯瞰内港的入口。城垛上架设着十九世纪的加农炮。军队的驻扎地是一座牢固的殖民时期的旧建筑，有着与公共工程部类似的意大利风格，在人民革命军建军之前这里是警察总部。美军的轰炸精确而轻微：在绿色的波纹铁皮屋顶上，有四个相邻的洞。靠近院子的一侧是监狱区，生锈的铁丝在一个小院子的上方蔓延，有三个水泥小牢房通往这个小院子。

这个监狱就是对反革命分子实施“manners”的地方。有些囚犯是拉斯特法里教徒；可能有多达二十名教徒被关在那片小小的空间里。官方用红色模版印出的标语——纪律第一严守纪律我们宁死不做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仍然和拉斯特法里教徒混乱的（或许是吸毒后写的）抗议标语混淆在一起：人若失去灵魂，就算得到全世界，他又能拥有什么。

城垛附近到处都是垃圾：平整的革命军制服被丢弃在地上，靴子，塞有填充物的箱子里面装的是俄制武器（箱顶上的清单是英文的），很多纸，很多文字。这支军队爱好学习。他们学习政治，学习防空武器的用法，还做了许多简单的书面作业。军营里有更多的纸：数不清的书面作业，还有许多共产主义杂志。

革命依赖于语言。它在一个层面上使用含混不清的大词；在另一个层面上又有意误用人民的语言。在这个地方，“学习”这样一个概念——一个好概念，在大多数格林纳达人的头脑中，这个词和自我完善是联系在一起的——被用来让单纯的人保持单纯和服从。

“我的上帝，他们把枪对准了人民！”这是革命领袖最后录下的讲话中的一句。一张在枪决现场拍摄的照片上有装甲车、军用卡车和奔逃的人，还有位于乔治堡山脚的标语牌——后来被刷上了油漆——上面写着：政治、纪律、战斗、有备就是胜利。

这场革命是一场言辞的革命。那些受过教育的新人，他们在社会中找不到任何参照系来评价自己，最终也几乎不看重自己社会里的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言辞显得像是一种启明，一条通往尊严的捷径；他们无法适应社会；他们拥有的只是言辞。革命随风而逝，在格林纳达留下了一个关于谋杀的故事。

一九八四年

（马维达译）

意为“一同为安宁、教育和解放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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