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金钱已经耗尽，庇隆主义仍然有能力把仇恨当作希望提供给人民。到最后，这也是阿根廷人为什么会在无形中团结起来、召唤庇隆归来的原因，尽管他的第一个统治时期结束于压迫与灾难，尽管他已经衰老，死亡将至。在他十八年的流亡岁月里，阿根廷从一个政府折腾到又一个政府，而他却以奇特的方式始终如一。他变成了典型的阿根廷人：和之前的伊娃一样，和所有阿根廷人一样，他是一个受害者，一个有敌人的人，一个怀有关于他人的痛苦的人。随着岁月流逝，他的敌人成倍增长；他从前对阿根廷人的抱怨开始变得像预言一样（“革命没有理想可言”，“军方在统治，但是没有人服从”）；到最后他似乎终于变成了每一个人的敌人的敌人。
庇隆主义从来不是一种规划，而是一种反叛。阿根廷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反叛。阿根廷的作家有时会说，在欧洲找不到任何一个类似的国家。与之类似的国家是海地，在万圣节奴隶起义之后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一个以类似的方式建造起来的、野蛮的殖民社会，同样寄生于一种遥远的文明，没有能力自我更新，因为人唯一的行为模式是由奴隶制提供的，而要成为人，就只能抑制关于他人的痛苦，变得像主人一样。
伊娃·庇隆点着了火。但她完全没有改良的概念。她受过的伤太多，受的教育太少；过于从属于她的社会；始终是一个置身于大男子主义者当中的女人。海地的皇帝克里斯托弗以无数的生命和金钱为代价，以硫磺山的英国要塞为蓝本建造了拉费里埃尔堡；硫磺山位于圣基茨的小岛上，克里斯托弗就是在那里生而为奴，继而又被培养成裁缝的。于是伊娃·庇隆走进权力中心，销毁了自己幼年时的档案，却从未走出童年的种种观念，她所寻求的只是与富人比残忍，比财富和风格，比谁的进口用品更多。她给予人民的——她正是在以人民的名义行事——是她自己以及她的凯旋。
是她的敌人促进了她的圣人化。一九五五年庇隆被推翻后，他们公开展示她的衣服，甚至包括内衣。她离世已经三年；但那场展览（尤其是展出内衣）是阿根廷大男子主义者侵犯女性的一种形式；而人民，应该为他们第一夫人的奢华和普通感到震惊。这是一种虚伪的做法：这些侵犯者自己没有更高的理想。他们展示伊娃童话般的财富，就一个出身贫穷的人而言超乎想象的财富，反倒为伊娃的传奇增添了光彩。
去世二十年之后，她找到了自己的正当性。她那做过防腐处理的娇小尸体——她身高五英尺二英寸，死时已羸弱不堪——现在安息在雷科莱塔国家公墓的杜阿尔特家族墓穴里，那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流社会的大墓地。仿真城镇的大道用石头和大理石建成，到处可见阿根廷伟人的名字，或者说，如果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那些本可以变得伟大的名字。而现在，只能说那些名字属于矫饰的、失败的过去。这样的正当性，这样的尊严，是那个从洛斯托多斯来的女孩想要的一切；经过一场叛乱和政权的崩溃，她才实现了这样的目标。
庇隆掌权的早期，她被视为圣人，现在的她已经超越了庇隆主义和政治。她是自己的教派，为信奉她的人提供庇护。在没有可靠的制度、规则和法律，没有世俗保障的地方，人们需要信仰和魔法。阿根廷的大自然会令人不知所措：在这片拥有高山和广袤空间的土地上，人会有被遗弃的感觉。（沙漠、丛林、群山把北方省份拉里奥哈与大草原那更柔软、但却依然无边无际的土地分隔开来：拉里奥哈城，古老之地，失落的希望，十六世纪在次安第斯的荒原上建造的城镇，是继墨西哥和秘鲁之后，西班牙人为寻找黄金国而建立的又一个基地。）在广袤的阿根廷，荒原似乎总是近在咫尺：人们是怎么来到这里，又是怎么熬过来的？
在那片荒原上，生长着各种教派，它们给人一种古代世界的感觉。比如，有一个教派信奉一位叫ladifuntacorrea（已逝的科雷亚）的女人。不知何年何月，她曾经徒步穿越沙漠。她又饥又渴，沙漠里没有水：她死了。但她的小孩（也许是她在死前生下的小孩）被人发现时还活着，正在吮吸这个已逝女人的乳房。路边现在有一些小小的纪念神龛，人们会在里面留下水瓶。水将会蒸发：被已逝的科雷亚喝掉了——ladifunta correatomóelagua：简单的奇迹在无休无止地更新。
伊娃·庇隆现在也成了那样一个人物，不再与时间或政治相关联。人们在雷科莱塔的杜阿尔特墓穴前献上祭品。石棺是看不见的，但大家知道它在那儿。我去的那天早晨，在黑色的围栏上，有人用白色围巾把洁白的百合系在上面；围栏上还有一朵凋谢了的玫瑰，无以言喻地动人。在没有保护层的地上，有一条装在塑料包装里的白色披巾。一位妇女带了花来。她是人民当中的一员，身材矮胖，是那种饮食里淀粉含量过高的人。她从遥远的门多萨来，那是大草原的另一端。
（门多萨是安第斯山脚盛产葡萄酒的地区，那里有许多欧洲进口的树木，柳树和悬铃木，在南方明亮的光线和清朗的空气中长得异常盛大；一侧的风景总是被蓝灰色群山的山壁所阻挡。但这里不是真正的白雪覆盖的安第斯：有一天雪顶会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出现，似乎没有支撑，像一抹淡淡的白色叠映在半空中，让人对尺度产生新的理解；这样的景象不仅会让十六世纪时来到这里的征服者叹为奇观，也会令印加人产生同样的感觉；这些没有马车的印加人，把他们的统治疆域拓展到了如此遥远的南方，直到今天门多萨的开垦者仍在使用他们的水渠。）
这位从门多萨来的女士有一个生病的女儿，一个痉挛性麻痹症（小儿麻痹症）患者：具体什么情况不是太清楚。“hacequinceañoshicelapromesa.”（十五年前我发了一个誓。）那是一九六二年，伊娃·庇隆已经去世十年，而庇隆仍在流亡，没有回归的希望；那一年人们以为伊娃做了防腐处理的尸体失踪了。现在奇迹发生了。尸体就在那儿；女孩的病也好到了能让这位母亲履行誓言的程度。
她把花放在地上，静立了一会儿，对着围栏和空荡的墓穴沉思；然后她回过神来，神情轻快，准备离开。她说：“yacumpli.”我履行了誓言。
6阿根廷与血的理念
那是一九七七年三月的阿根廷，军政府正在与游击队进行一场“脏战”，有一天我被警察带下长途巴士，当作游击队嫌疑人拘押了几个小时。
这是在这个国家的最北部——一个更为古老、更有热带气息的阿根廷，位于大陆深处，仍然有着西班牙帝国的氛围：安第斯山脉旁的宽阔山谷，连绵数英里的甘蔗林，居民都是印第安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显然是一个异乡人，在这样的北方我却可以融入人群。（有时还不仅仅是融入人群。之前有一次旅行途中，在科尔多瓦山的一座小城里，一个看起来像是西班牙裔的中年人在咖啡厅里对着我非常严肃地大喊：“你！你就像一个pistolero。”一个黑社会成员。）
这一次，我当时在殖民地古镇萨尔塔逗留。一天早晨，我坐上巴士去胡胡伊，这个镇子属于北面的省，与玻利维亚接壤。刚出萨尔塔，车就停了，也许是到了省界上。身穿深蓝色制服的印第安警察上来查验身份证件。阿根廷人从小就受到训练，会随身携带证件。我什么证件也没有带；护照放在萨尔塔的酒店里了。于是，我的黑社会脸短暂地吸引了其他乘客（大多是印第安人）的目光，我被带下了车，汽车开走了。
我和两个警察一起走进路边的白色混凝土简易房（或者叫它小屋）。简易房内外都很普通。里面还有一个警察，站在齐胸高的柜台后面；在柜台靠他那一侧的一张桌子上、他的手边上，平放着一支黑灰色金属壳枪。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
和我在一起的这些人很严肃。他们听我解释，但对我所说的没多少兴趣。他们彼此交谈，然后又通过电话或无线电装置询问了另一个人的意见。过了一会儿，我被带到——我不记得坐的是什么交通工具，又是怎么去的了：那天我没有在笔记里记下这个事件——另外一个地方，一座矮小的建筑，独立在洒满阳光的丛林中。尽管看上去并不像，但那是一个警所或警哨。
把我带到这里的人离开了，就像开往胡胡伊的早班车一样。萨尔塔开始显得遥远起来。我对时间的概念发生了变化；我学会了等待。我又一次详细地解释了自己的情况。警察做了笔录，然后又开始打电话。这并不是轻松的事情，阿根廷的电话服务非常糟糕。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街道和美好时代的建筑上方，架设着巨型蜘蛛网一样的电话线，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非法的；印第安警察试图从一千英里外的丛林连通那座蛛网密布的城市。他不停地拨电话，有时说话，有时沉默。他同伴的视线一直没有从我身上移开：现在他的眼睛在笑，他变得文明起来，等待着事态发展。
我坐在一条靠在光滑灰泥墙边的长凳上，看着外面的丛林和光亮，用随身带着的烟斗抽烟。过了一会儿，我想去洗手间。他们告诉我，小建筑里没有盥洗设施。眼睛在笑的警察指了指丛林里稍远的一处地方：我应该去那里。他说：“如果你想逃跑，我会开枪打死你。”带着那样的笑意，他看上去像是在开玩笑；但我知道其实不是。
后来，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电话接通了：他们对我的描述没有一样出现在任何一份游击队名单上。我可以走了。带着某种类似善意的口吻，年长的警察说：“是你的烟斗救了你，知道吗，那只烟斗让我觉得你真的是外国人。”
这是一只非洲烟斗，是十一年前我在乌干达买的，一只坦噶尼喀产的黑海泡石小烟斗：我没有注意到他们对它起了兴趣。但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相信我的外表、我糟糕的西班牙语和我的西班牙口音能够证明自己。现在我才明白，对这些置身遥远北方的印第安警察而言，阿根廷可能到处都是外国人。所以直到被释放的一刻，摆脱了轻微的震惊以及失常的时间感后，我才开始意识到刚刚的情况有多严重。就在几天前，我还在图库曼城和一小群居民站在一起，围观那些雨衣下带着机枪的警察登上没有车牌的汽车。就像是乡间别墅的打猎游戏；但在图库曼，脏战尤其肮脏，图库曼就在萨尔塔的南面。
我自由了，但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隐约觉得警察应该把我带回他们拘捕我的地方，但我没有跟他们提。他们告诉我路在哪边。我朝着那个方向走，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是没有“证件”，可能会再度被捕。我回到小建筑，想让年长的警察给我开个证明什么的。他立刻就明白了，我的请求似乎令他感到很愉快。他在桌前坐下，把一小摞印有抬头的纸放进笨重的老式打字机，以令我惊讶的速度打出constanciapolicial（警察“证明”）。语言非常正式：兹证明携带者曾被拘留，但是“已恢复自由”，因为拘留他“没有意义”（pornointeresarsudetención）。我带着这份证明走到路边等候。一个开着白色皮卡的意大利移民把我捎回了萨尔塔。
我放弃了在北方继续旅行的想法。第二天，我启程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几天后就离开了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周里，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去阿根廷就是为了写这篇文章。但我对文章的结构不满意，于是又用了三到四周的时间进行修改，最后却发现自己多少在以同样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写着同样的文章。我感到困惑，把文章放到了一边。
两年后，我又看了自己当时写的东西，发觉写得还不错，于是就想弄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困惑。就好像在当时，是作家的某种直觉让我把那天的感受保留给自己，不要在文章里暴露出来，哪怕只是以间接的方式。后来，还是在那一年，我开始写一部长篇虚构作品，故事被设定发生在中非的一个国家。写到一定时候，我把自己在阿根廷的感受，甚至包括胡胡伊丛林里孤绝的警哨，都转移到了我的中非故事里。写完的时候，胡胡伊带来的不快从我的意识里消失了；我把它忘掉了；尽管这个事件标志着我在阿根廷五年间歇旅行的结束，尽管此后十五年间我再也没有去过阿根廷，在我对阿根廷的记忆里并没有在胡胡伊度过的那一天。
但是，就像局部麻醉的效果消失后，下巴的感觉会恢复一样，过了十年，那部非洲小说自动脱离了我的记忆，我再也不能确切地记起书中所记述的细节——以前我可以背诵出来——在胡胡伊度过的那一天重又回到我的记忆里。没有了那一天所带来的震惊，还有那种让我一直保持镇定的失常的时间感，再想起当时我竟然如此接近那场肮脏的脏战时，我感到很不舒服。数千男女在那个时期被处决。酷刑就是家常便饭，它就在那个年轻警察散发笑意的眼睛里。幸好我的非洲小烟斗在年长的警察脑子里唤起了一丝怀疑。那一年年底，在我深深地沉浸在我的中非小说之际，我戒了烟，把那只烟斗和所有其他的烟斗都收了起来。
我从不认为阿根廷游击队有足够正当的动机。有些游击队员是左翼，有些是庇隆主义者，鼓吹迎回腐败而衰老的庇隆；有些想要庇隆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反美主义的混合体，但是不要庇隆。有些我认为完全没有理想；有些则纯粹是黑帮。一九七二年我第一次去阿根廷时，他们对我而言是一种神秘。他们是受过教育、有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也许是世纪初欧洲移民大潮以及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第一代完整地受过教育并有社会地位的阿根廷人。然而他们刚刚开始获得特权，就——在我看来——试图颠覆自己的世界。是什么在驱动他们走向他们的事业？其中应该有模仿的因素，还有不想在六十年代的政治潮流中落伍的愿望。“他们想在这里把美国学生的口号变成现实”——一个女人在一九七二年这样对我说，她的侄子参加游击队，被警察杀死了：与他想要追上的美国学生相比，这个年轻人对待革命的态度更加严肃。另一个年轻一些的女人告诉我，她的一个朋友是这样下定决心的：“没有成为游击队员，我感到羞愧。”
另一个因素是阿根廷人看待革命的旧观念，他们认为革命远不只是动荡与混乱，而总是意味着可以终结一个政治烂摊子，从头再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漫画家萨伯特是这样说的：“每当一个总统被废黜，他们都会升国旗，唱国歌。”英文报纸《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的编辑罗伯特·考克斯说：“一有政变，每个人都会很兴奋，第二天早晨走路的时候，脚下如有春风。”
在一位意大利血统的电影制片人看来，这种对革命的看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以及血腥的独立战争时。他并不认为这很可笑：他认为其中蕴含了“阿根廷关于血的神秘理念”。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些大词，但在这个国家待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这种说法多少可以解释阿根廷人对于酷刑的迷恋。
动身前往阿根廷之前，我收到过关于酷刑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资料。但我在阿根廷见到的一些人并不像他们自己宣扬的那样狂热；有些人似乎对我如此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感到非常惊讶。一位年轻的托派律师用一种“事情不过如此”的态度说：“在这里酷刑相当重要。”他留意到我认为他的口吻太随便时，有一点恼怒，像大人厌烦地鼓励不听话的小孩那样对我说：“只有工人成立政府，布尔乔亚倒台，酷刑才会消失。”一位庇隆主义工会领袖坐在一间设施完备的办公室里，用他闻名遐迩的柔和而理性的口吻说：“一个没有酷刑的世界是一个理想的世界。”酷刑将会继续，但是分为好的酷刑和坏的酷刑。坏的酷刑是人民的敌人实施的；好的酷刑则是当惩罚的时刻来临时，他们将从人民的保护者那里得到的东西。
这是一九七二年，几乎每个人都是庇隆主义者，而人民在怒斥军方的坏的酷刑，并对他们所期待的、庇隆回归后的好的酷刑保持着沉默。
罗伯特·考克斯说：“你可能会被愚弄。你可以为某个人发起一场运动，据说这个人是警察制造的无辜受害者。然后在他的墓旁，这个犯下种种暴力罪行的人将会得到极大的赞颂。”
即使存在着模仿的因素，阿根廷关于游击队的观念与巴黎和美国的学生戏剧也少有共同之处。如果说，阿根廷的革命也许并没有绝对地容纳神秘的血的理念，其中也蕴含了这样一个理念：对站错队的人应该进行身体上的惩罚。高尚的政治原则遭遇到这种更为简单的理念，它表达的是个人的义愤，个人的不和，血的世仇：首先要否定他人的理想，然后再否定他的人性。
在一八八〇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或许还有暴露的阴沟和未经铺砌的街道。当时的人口是三十万。到了一九一五年，也就是“沙漠征服”之后，其时大草原印第安人已被灭绝，他们广阔的领土被抢夺，欧洲的移民大潮也已结束，这座城市的人口达到了一百五十万；美好时代的巴黎城已经建成，建筑师和工程师的名字被篆刻在石头上，或是被铸成金属字镶嵌在高大门廊的一侧。那时的优雅街景几乎都没有留存下来。仅仅过了三十年，也就是在一九四五年，庇隆的革命开始了；又过了二十五年，游击队出现了。
到了一九七七年，游击队几乎全部被消灭了。现在，十四年过去了，在这座有着多年疏于管理迹象的城市里，我去找里卡多讨论那场运动。里卡多曾经是一个同情游击队的人。
他住在市中心的一座公寓里，那片破败的街区建于一九一四年之前。公寓的风格属于那个年代，仆人有专用的门道，住在狭小的蜗居里。前面的房间是浅色的，后面的房间颜色非常深。里卡多没有仆人。他像一个在老公寓里宿营的人。一层层的涂料让天花板、框缘和壁脚板的细部变得很粗糙。
他四十出头，通过上学这个途径跻身中产阶级。他似乎仍为这个国家近来的历史所困扰，并且至今没有稳定的职业。他和游击队员是同一代人，事实上，他的母校曾经出过一些更重要的游击队员。他知道他们，并不熟识：那时他十五岁，他们十七岁。
那所学校叫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学院，非常有名；里卡多说，那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学校。学校是耶稣会会士在十八世纪创办的，在他们被逐出西班牙帝国之前，一直由他们在管理。“现代阿根廷创立的时候，一个法国人根据当时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教育理念重组了学校。”一九六六年，里卡多在学校里游完泳，听到一些高年级男生在更衣室里唱“法西斯的赞歌，墨索里尼的赞歌。”“他们对待这件事情相当认真。”其时正值军方又一次接管政权：在庇隆革命带来了民粹主义和经济乱局之后，阿根廷内在的、反复发生的冲突仍在继续。
里卡多开始明白，他将在阿根廷进行一场战斗。另外一件事情也对他进行了政治教育。“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阿根廷有一场叫‘天主教行动’的运动。那是教会内的一个军事组织。有两个‘天主教行动’的神父是我们学校的顾问。他们住在距学校仅两个街区的地方。庇隆主义左翼城市游击队就是受了这两个神父的影响才发起的。其中一个被称为穆希卡神父。几年后，在一九七四年，他被泛军事力量杀死了。”
我说：“我在一九七二年遇见过穆希卡。我不知道他那么重要，还以为他是非常虚荣的人。”
里卡多说：“虚荣在这个故事里扮演了重要角色。西班牙语里有一个词soberbia，确切的意思不是‘自豪’，更接近‘傲慢’的意思。穆希卡就有这样的soberbia。他来自一个旧式阿根廷家庭。谁都知道这个，而且他确实住在好地段。但有时傲慢与羞耻是两兄弟，或者说傲慢与负疚。许多参加了我们正在谈论的这场运动的人都有一种负疚感：他们对之感到负疚的，是他们的家族在某种版本的阿根廷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那个时候，这种历史观非常流行。”
二十岁时，里卡多设法离开阿根廷去国外旅行了几个月。
“我离开了这个国家，在一艘货船上工作，找冒险，找麻烦，想要形成自己的个性。”一九七〇年五月，他到了巴黎。刚到那天傍晚，他出去散步，撞见了一场骚乱。“那些人在庆祝一九六八年五月的运动，一边是骚乱者，另一边是警察。那样的情形让我非常惊讶。”这让他对自己在阿根廷的愤怒、挫败感以及被动性有了更多的意识。不久后他在报纸上读到庇隆主义左翼城市游击队绑架（随后又谋杀）前总统阿兰布鲁的消息。阿兰布鲁就是废黜庇隆的那位阿根廷将军，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间担任总统。
回到阿根廷的他发生了很大改变。军方仍在掌权，而他准备好了站到游击队一边。
游击队想要什么？
我的问题似乎让他很惊讶，他说：“消灭军队。像我们这样的边缘国家非常清晰地接收到了北半球发出的思想信号。那个词就是‘解放’。古巴是眼前的例子。智利的解放正在进行中，阿连德领导下的智利。越南也在进行中。”
但既然他们想要消灭军队，又为什么要在国外大肆抱怨军队想要消灭他们？
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他所有的仍然是复仇的冲动，在这样的冲动下，对立的一方完全没有道理可言。
他说：“他们用的枪是用纳税人的钱买的。他们还在非法实施酷刑。他们实际上是流氓，受到政权保护的流氓。”
“流氓”，军方也用这个词描述游击队。
但是不管里卡多对阿根廷军队的感觉如何，他随后对庇隆主义左翼游击队起了疑虑。他们想让四十年代的革命者庇隆回归，但庇隆现在已入暮年，身边围绕着一群骗子。
“他们对庇隆的看法并不准确。还有一点我也难以接受：他们说自己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但他们和工人阶级几乎没有接触。”但他并没有立刻放弃游击队，“他们不是想要愚弄你。我认为他们是一些诚实的人。我信任他们，因为我了解他们。与此同时，他们还取得了成功。他们从无到有地创建了一个组织，他们藐视警察和军队，而且他们还在那儿。所以他们一定有正确之处：他们没有失败。面对那样的成功，我所有的只是我在智识上的疑虑，那似乎并不是特别要紧的事情。”
而且当时还有种种的兴奋：行动本身带来的兴奋，秘密会议带来的兴奋，警察出现时四散逃跑、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在另外的地方再度集合的兴奋。但是他对城市游击队的疑虑仍在增加。
“当我们走在人群中，他们有时——事实上每次都会——为自己的罪行感到自豪。”绑架与谋杀，抢劫银行。意识形态并非总是一清二楚。城市游击队说他们自己是庇隆主义者。那他们又为什么要谋杀庇隆主义工会领袖鲁奇？“那是一件让他们不自在的罪行。他们很难告诉人们是他们做的。”
一九七〇年的巴黎给了消极而沮丧的里卡多一种理念，关于行动的可能性的理念。但是阿根廷的各种冲突并不像巴黎的庆祝骚乱那么有序，并且受到严格的管制——警察在一边，学生在另一边，事后各自回家去。阿根廷充满了含混的仇恨，这些仇恨不总是能简化成一些原则。阿根廷要血腥得多，到处都在发生真实的谋杀。里卡多感到自己正在陷入道德和政治的泥潭。他还没有做过什么大事情；在那方面他没有妥协；他还有可能脱离游击队。
他说：“阿根廷让人有太多梦想。等到梦想破碎的时候，人们的反应就是愤怒和寻找负责的人。许多游击队员都是移民的孙辈。军人也是。双方的很多人有亲戚关系，因为这基本上是一个特定社会阶层的内战。他们并非大地主；也不是工人阶级。他们所期望的是一种特定的、基于教育的社会发展模式，而他们开始感觉到，因为种种原因，大门正在关闭。”
现在很难想象，在世纪初曾经有一段时期，阿根廷以其富饶而空旷的土地、被其征服的“沙漠”和大草原的全部财富，认为自己可以和美国并驾齐驱；而且阿根廷吸引的是同样的欧洲移民。但阿根廷是个骗子；它从来都不是一片属于拓荒者的土地；它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殖民地农业经济体，围绕一些大牧场建设而成。阿根廷不需要拓荒者，只需要劳动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美国，移民的孙辈玩儿革命，其实只是要在一个开放、富裕和多面的国家里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在阿根廷，同样也是那一代人，有着多少相同的祖先，他们的反抗更加不计后果。
反抗有其宗教性的一面。关于这一点，我想要了解更多。有天一大早，里卡多带我去见一个七十年代的幸存者。我们在那个人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办公室见了面，上班时间还没到。电梯坏了；那些于世纪之交装设的护墙板黯淡无光。和里卡多的公寓一样，这个建于一个奢华时代的商业套房像是正有人使用的宿营地。
我们去见的人是一个块头很大、四十多岁的胖子。他身着褐色西装，要说里卡多散发着忧郁的气息，他给人的则是笨重和沉闷的感觉。他在光线黯淡的办公室里做着一份沉闷的工作；他有一张白皙的、无表情的脸。很难想象他拿枪的样子。
他的谈话从一开始就很抽象。
他说：“围绕一个人对他人的关切去建立一种生活方式，并为之做出见证，这种观念并非天主教独有，左翼的传统中也有。”
他的天主教教义来自他的出身背景。在他上学的公立学校里，流传着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左翼的种种理念，他发现自己的天主教本能与左翼理念十分契合。具体来说，是哪些理念？“新人的理念，革命作为一种身份的理念，以革命对抗不公的观念。既然在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中，爱你的邻居是一条诫命——这意味着神在他人之中——那么我就不能对这个人的悲惨境地无动于衷，而且我还不仅仅是指他在物质上的悲惨，还包括他在文化和精神上的悲惨。这是福音书的教导。它在那样的时刻与左翼意识形态相吻合——切·格瓦拉，新人，古巴的革命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新人是一种文化态度。它指认、反对并谴责盛行的文化。”——这些词语就这样涌出：西班牙语的音乐效果能够诱使人使用冗余的词语，以及更多带有音乐感的词语——“而那种文化被视为一种统治的手段。”
他的天主教和新人信仰如此庞大而抽象，我想知道他把它们缩减成游击队的行动，都经历了哪些阶段。这些行动非常明确；有时候，它们显得——甚至在像里卡多这样的人看来——像是出自一种神秘的敌意。
他并没有给出我想要的答案。他说：“那就像是一个改宗的过程，以一种政治的方式进行的改宗。而且发生得非常快。你获得了一种视野，看到你可以改变历史，而历史并不会沿着固定的道路发展。我决定献身。我放弃了我的工作、家庭和社会生活，开始做我必须做的事。你还会发展出一种清晰的集体归属感，这是一个全新的集体，不同于父母所给予的那个集体，尽管我的家庭很宽容，也很支持我。”
“献身的理念包含了人身危险的理念。很简单。如果你在做正确的事情，你就会认为你是正确的，并会因为你所做的事情而受到尊重。在特定的行动层面上，你试图应对的，是你自己的苦闷和孤独。但在我这里，最重要的不是行动本身，而是通过行动获得的自尊。我获得自尊，是因为我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我说：“这是一种宗教态度。几乎和教士一样。”
身穿褐色西装的男人说：“是的。”
里卡多对我说：“你觉得这很奇怪吗？这是因为你不是基督徒。他的心理状况与这种文化传统有关。”
坚实的大理石台阶上响起了脚步声，一个女人走进外面的办公室：一个秘书，正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身穿褐色西装的男人说：“我们的天主教教养把我们培养成了斗士。那就是事情的发端，就在奉献与纪律的理念里。”随后，又有人走进办公室，里卡多和我准备走了，他站起来说：“事情的结果有时候是一种反常的东西。”到最后，他好像终于承认了降临在他那理想之上的混乱与不幸。
我和里卡多走到街上，他说：“这个人，”里卡多是在中立地使用这个词，“把他自己当作一个失败的人、当作失败的一代中的一员呈现给了你。”
然而我希望自己能让他讲得更具体一些。也许是因为理想失败得太彻底，他不想谈论真实的人和真实的事件。但也有可能他的抽象代表的是他的思考方式。他努力遵循的生活原则属于他自己，他必须坚守这些原则。这些原则让他起而行动（protagonism，主角，这是他用的词），而行动的方式是其他人设想出来的，他信托这些人；对他更高的理想而言，这些行动只是偶然。
里卡多和我在一家学生咖啡厅里喝咖啡。
里卡多说：“当我有机会接近他们的时候，那些严密的观念吸引了我。我们因为缺乏严密性而付出过惨重代价。”
我们走出咖啡厅，外面的大道非常宽阔：这座建于世纪之交的城市曾经有过宏大的目标。阿根廷生产的巴士狭小而吵闹，在交通信号灯之间发出刺耳的声音，吐着黑色的烟雾渐渐远去。在美好时代的建筑上方，无数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盘踞着——这些黑色电话线所从属的电信系统在一九四五年被庇隆以昂贵的价格收归国有，那时他的革命才刚刚开始，自那以后，与其说这个电信系统是公共设施，不如说它是电话维修工人勒索的工具：黑色的大网仿佛自城市的肺腑旋出，悬挂在城市上方，象征着近半个世纪以来革命的掠夺与浪费。
七十年代的游击队，是受过教育的男性与女性，是移民的孙辈，他们在延续着庇隆的革命。二十年来，他们（通过他们挑起的镇压，以及继镇压而起的一切）可以被视作这个国家愈加贫瘠和停滞的原因。
那条大街上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沉迷于金钱：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是要维持金钱的价值。一个星期不照管你的钱，你就会失去它们。近二十年来，始于庇隆时期的通胀在一路高涨。一九七二年，银行打广告说年息百分之二十四，我为之感到兴奋；自那以后，通胀有时达到了每月百分之百；现在，官方采取了新的银根紧缩政策，称通胀为每月百分之四。
谈到七十年代的游击队，里卡多说：“只有部分知识分子牵涉其中，但他们全都遭到了攻击。在当时，做知识分子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镇压的规模在日益扩大。”就如同在阿根廷有好的酷刑和坏的酷刑一样，在里卡多看来，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在阿根廷也有好的战争——游击队的战争，以及坏的战争——军队的“镇压”。“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只能逃走，这个国家直到现在还在为此付出代价。”
他开始把自己的忧郁投射到他对未来的想象之上。他说，有一天会有更多的游击队。他们不会再像七十年代的游击队那么“优雅”，会更像秘鲁的“光辉道路”（senderoluminoso）游击队，因为鲜血与愤怒而充满活力。
“七十年代的游击队试图找到某种道德立场，某种高于敌人的道德优势。“光辉道路”则放弃了这种努力。他们不再扮演好人。这里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你现在坐火车到郊区去，在那里接触一些人，你都不知道怎么让他们融入未来的社会。你无法把他们设想成人类。他们是印欧混血。”来自古老的印第安北部的人。“他们像蘑菇一样在那些郊区里冒出来。”
里卡多说的是真的：在那些郊区，这座巴黎之城似乎正在变回当初的南美大地。
“他们自己的封建体制，他们父母所从属的那个体制，不再要他们了。那个体制不再容纳他们，或是让他们感到满意。在这个城市的资本主义体制里也没有他们的位置。所以他们生来就是不法之徒。“光辉道路”式的游击队对这种人具有某种吸引力。有些宗教群体也同样如此。顺便说一句，这是一种重要的新现象：电视上那些美国传道者开始到这里来了。”
一九七二年遇到穆希卡神父时，我不知道他是游击队的资助人之一。我现在能肯定，带我去见他的丹尼尔知道这件事。丹尼尔很希望我与穆希卡见面；但他只告诉我穆希卡是“第三世界教士运动”的成员之一，而且来自阿根廷的上层阶级。丹尼尔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中产阶级商人；即使在那时，他对穆希卡的理想所投入的关注也令我感到奇怪，这揭示了游击队在一九七二年对社会的渗透程度，那时庇隆还没有回归，事情还没有变得那么肮脏，而游击队在社会的内部运作，并且——尽管街上有警犬，街角有带着枪的警察——确实是在保护人民。
穆希卡在位于巴勒莫区的villamiseria（印第安棚户区）主持一座教堂。巴勒莫相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而言，就像是伦敦的肯辛顿公园，或者巴黎的布伦园林。巴勒莫有一座很棒的公园。（还有相当数量的公共爱国雕像：就这里的历史而言，和巴黎太像了。公园就坐落在牧场主－军阀罗萨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地上，他在独立之后几年开始掌权，以非常粗暴的方式统治了阿根廷近四分之一世纪，直到一八五二年才结束。）
巴勒莫棚户区大约已存在十五年之久，隐藏在不易发现的地方。你可以开车穿过宽阔、喧闹的大道而不见其踪影。它就在河边，出人意料地庞大而实在，并且富有生活气息。一旦你走进它，就会感觉自己离开了巴勒莫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里的居民来自遥远的北方，来自萨尔塔和胡胡伊；丹尼尔说，有些人甚至有可能是从玻利维亚来的。车道没有铺过柏油，泥泞不堪；小小的建筑低矮拥挤，但它们是用砖筑成的，不时还能看到两层的小楼。傍晚刚至，这里一片繁忙景象，柔和的灯光像城里其他地方一样昏朦，看上去并不太坏；要是在印度，这样的阿根廷棚户区也许可以算作是一座小城里繁荣的商业区。
穆希卡的教堂是一座没有供暖的大简易房，混凝土结构的。上面没有明显的宗教标志，至少我不记得有；教堂内部各处也没有基督教的东西。教堂在播放音乐：一首用扩音设备播放的阿根廷歌曲，歌里也没有提到上帝或宗教。
穆希卡就在他的简易房里，看上去很是这里的一分子。他块头很大，忙碌、严肃、皱着眉头；身着黑色皮夹克，胳膊和胸膛被凸显出来；头发浓密，有一双愤怒的眼睛。丹尼尔以前就见过他，立刻现出敬重的神情，一声不响，凝视着这位了不起的人物。穆希卡很高兴有人寻访他；但我觉得他有点像个演员，而且——为了在丹尼尔面前证明自己——将会找我的麻烦。
我很快就给了他找我麻烦的理由。我问到“第三世界教士运动”。他带着一点嘲讽的口吻说，他“碰巧”也是一个庇隆主义者；随后他又补充到——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嘲讽，最后又带上了一点愤怒——作为一个庇隆主义者，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关心经济发展。
我问他棚户区有多少人。他拐弯抹角地回答说，走掉一个，就会再来两个。我追问他具体数字。他说几年前只有四万人；现在则有七万人（丹尼尔告诉我的是三万人）。穆希卡说，因为政府部门的蠢行，印第安人在内地没有工作可做，所以才会不断地从北方南下。
我想知道他是怎样让这个观点与他作为庇隆主义者对经济发展的拒斥相调和的。我不是在争论什么。一九七二年的阿根廷令一个外来者感到困惑；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庇隆主义。
穆希卡被激怒了。他说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想浪费时间和一个norteamericano（美国人）交谈。他转身离开丹尼尔和我时，表情从愤怒变成了上层阶级的和蔼可亲（就好像要向我们展示我们到底错过了什么）；他走向一个戴着黑帽、神情惊惶的玻利维亚家庭。那家人没有一个高过五英尺，刚刚走进混凝土简易房。身着皮夹克的他张开双臂，就好像要把他们全部压向他的胸膛。
如果当时我知道——丹尼尔已经知道这件事——穆希卡与游击队有关联，我也许会用不同的方式和他交谈。于是我以为自己与这位“第三世界教士”的会面结束了。而且，简易房里又冷又潮湿。那是五月末，正是阿根廷的冬季；在昏朦的灯光下，从普拉特河来的晚雾正越来越浓。穆希卡的音响设备播放的阿根廷歌曲声音也真的很大。我告诉丹尼尔，我们应该走了。他看起来不大高兴。他更像是站在穆希卡那边，而不是我这边。他说我至少应该再待一会儿，告诉神父我不是美国人。我觉得要是不照丹尼尔说的做，就会破坏他在穆希卡那里的信誉。于是我就等在那里。穆希卡和玻利维亚人说完了话，他们走到一张长凳前温顺地坐下，低头望着水泥地板，在稀薄的雾气中祈祷。
丹尼尔身着大衣，站着不动，凝视着穆希卡的背影，对我说：“去告诉他。”
我走过去对穿着皮夹克的后背说：“神父，我不是美国人。”
他转过身来，很是窘迫。他的目光变柔和了，但后来，随着我们重新开始交谈，我问了一些关于庇隆的问题，他愤怒的态度又回来了。
他说：“只有阿根廷人才能理解庇隆主义。”庇隆主义者不仅仅是我遇见过的中产阶级：巴勒莫棚户区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是庇隆主义者。“我可以跟你谈上五年，你仍然不会理解庇隆主义。”
他解释说，庇隆主义同时有卡斯特罗主义和毛主义的成分。在毛的中国，他们拒绝工业社会，更关心“人的精神成长”。卡斯特罗主义也是如此，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也含有类似的目标。但敌人还在那里。他一一列举出他们（那些身着黑衣的玻利维亚人此时仍在他的圣所里祈祷）：寡头统治集团、军方，还有通过经济手段操控阿根廷的美帝国主义。这些敌人正在吸干这个国家。
从把“人的精神成长”这种抽象概念当作目标出发（于是无论做了什么都可以被原谅），穆希卡毫不费劲就跳到了敌人的概念，某个就在那儿的人，还有非常具体的肉刑的概念。在这个问题上，穆希卡就像我遇到过的一位信奉庇隆主义的犹太律师，他几乎可以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来归类阿根廷人民的敌人。“从根本上讲，”律师说，“这些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我们国内的同盟。这些同盟包括：寡头统治集团、布尔乔亚附庸、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和左翼伪军。所谓伪军我是泛指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敌人小名单，如果你把几份名单放在一起，那么差不多阿根廷的每一个人都是某个人的敌人。
丹尼尔妻子的一位女性朋友有一份种族主义名单。有天晚饭时她对我说：“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北欧血统、更多来自欧洲的人——我不是说波兰人——就好了，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德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就好了，他们可以更新和改善我们的种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罗萨里奥我们有长得好看的种族。但北方人是纯种印第安人，他们不好看。他们很矮小。真可怕。”
这个女人自己的群体也在一个男人的种族主义名单上，这个男人的祖先来自爱尔兰的偏僻之地——在十九世纪，他的祖先没准是牧羊人或者挖掘工，一大早就要出门。他现在只说西班牙语，在一所省立大学工作。他对阿根廷的祸患在何处丝毫没有疑问。有一天在图书馆，他低声给我讲述了沙漠的征服者、前总统罗卡的故事。罗卡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看到一整船的意大利移民。“我可怜的国家，”罗卡说，“等到你被这些人的后代统治的那一天，那将是一个悲哀的日子。”现在，这个不像爱尔兰人的爱尔兰人用富有穿透力的西班牙语低声说，那个日子已经到来了。
“在阿根廷，”萨伯特一九七二年说，“有一种正式的、针对每一个人的种族偏见（unperjuicioracialintegralcontratodos）。今天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种集体的狂躁。因为这里以前总是很容易赚到钱。这里有一种说法：等你再也吃不到牛排（所谓的bifedechorizo），最终的革命就会到来。”
这个移民社会正在被原子化，而阿根廷正在变得没有脊梁，就像西班牙的奥尔特加·加塞特在二十年代初所写的那样。完全不同的民族，奥尔特加写道，汇聚到一起来，不仅仅是为了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更是为了明天能够一起做些什么。这样的希望是建立一个移民国家所必需的，在阿根廷却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日益加深的玩世不恭和道德沦丧。
我见过的那个年轻电影制片人给这种玩世不恭下了清晰的定义。“我自己是意大利人，但在这里发生的我不喜欢的事情，很多我都认为和意大利人有关——对各种事情袖手旁观，最后又从中渔利。这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态度，但是我想，当你利用自己的怀疑倾向，在各种事情当中谋利之时，你就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人。”
没有玩世不恭的态度，就会失去某种庇护，就会感到痛苦。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感受到了这种痛苦。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殖民时期。其中一些人在独立战争中与西班牙作战，又在随后的历次内战中参与作战。博尔赫斯生于一八九九年，他还记得童年时，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伟大的新城是如何建成的。他的早期诗歌讲述的是他的祖先、死亡，还有国家的缔造。他在一九七二年说，他年轻时是一个阿根廷爱国者，比他的父亲还要爱国。“我们被教导要崇拜阿根廷的一切事物。”
但在他刚四十出头的时候，发生了庇隆主义剧变；这个几乎还未建成的国家又开始走向崩溃。博尔赫斯在庇隆时期受到了羞辱；他被迫放弃了自己在市图书馆的普通职位。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庇隆主义游击队在城里活动，武装警察在街上巡逻，而庇隆即将归来。博尔赫斯处理阿根廷历史上这个新转折的唯一方式只能是忽略它。他说，仅仅是庇隆这个名字都太下流，不能在公众当中提到，“就像一个人在诗歌里避开某一些词语一样。”他的作品是他的安慰，“我们可以期待特洛伊式的结局。”
一九七二年，他在献给作家曼努埃尔·穆希卡·莱内斯——这是穆希卡神父的一位远亲——的一首短诗里，流露出一些悲哀的意味。穆希卡·莱内斯住在科尔多瓦山区的一个小镇上，在那里过着英国乡间别墅式的生活。他的大房子阴郁、陈设精美，坐落在一个潮湿的小山谷中，有着史蒂芬·坦南特在威尔特郡的威尔斯福德庄园的某种氛围。征服沙漠行动，还有阿根廷在十九世纪末的惊人扩张，为许多古老的殖民家族带来了财富和教育，甚至还有某种古老的欧洲风格，他们同时还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阿根廷已经建成，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公共雕像就是在以正确的方式庆祝这一成就。
在一首一九三四年用英语写成的诗里，博尔赫斯这样写道他的祖先的公共雕像：“我把我的祖先献给你们，我的已逝者，那些活着的人用青铜所表彰的亡灵。”如今，在一九七二年，博尔赫斯写给穆希卡·莱内斯的诗是这样结束的：“曼努埃尔·穆希卡·莱内斯，我们都曾拥有一个祖国——你还记得吗？——我们又都失去了它。”
manuelmujicalainez,algunaveztuvimos
unapatria—recuerdas?—ylosdoslaperdimos.
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七四年，另一位穆希卡，巴勒莫棚户区的“第三世界教士”，这个为阿根廷历史的负疚和（里卡多所说的）旧观念赎罪的人，被枪杀身亡。他也在某个人的名单上。此时庇隆已经归来；他已入暮年，死亡将至。他转而反对帮助他回归的游击队；于是到了最后，他和他那些糟糕的廷臣带回来的庇隆主义和二十年前一样嗜好掠夺和谋杀。有那么一两天，也许是一周，不会再长了，一些海报登出了被杀的穆希卡的名字。这很难说是一种荣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墙上涂满了各种不同的名字和口号。这些墙面是一种持续的公共喧闹声在视觉上的对等物。阿根廷有太多的烈士，太多的敌人；革命的种种起因已经变得无法破译。
两年后，军队会再次夺取政权。他们会撕掉所有的海报，粉刷所有的墙面，他们将开始杀死游击队员。一年之内他们就消灭了各种各样的运动；这座城市的白墙——昔日的涂画仍然隐约可见——将会讲述被根除的一代，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像他们的庇护人穆希卡一样，把高尚的宗教和政治理想转换成了阿根廷－西班牙式的简单理念：关于敌人、肉刑和鲜血的理念。
十四年后，我又去了萨尔塔。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往拉里奥哈，在那里坐上巴士，两天里翻山越岭，穿越宽阔的甘蔗谷。
一九七二年，博尔赫斯，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告诉我，他和萨尔塔人在一起，感觉就像是和外国人在一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博尔赫斯说，一个高乔人是来自平坦大草原的骑手，而在萨尔塔，一个高乔人则是山中的骑手。不同的地形，不同的历史：布宜诺斯艾利斯靠它的大西洋港口生存，而萨尔塔和阿根廷所有的北部地区则是来自秘鲁和太平洋的移民的殖民地。
这是怎样的路途啊，从西班牙到加勒比，通往太平洋的水陆运输线，再从那里到秘鲁，再往南走！萨尔塔处在一条帝国之路的末端，两个多世纪以来，西班牙一直保护着这条路线，确保它的安全畅通。西班牙让人感觉难以想象的遥远。然而站在萨尔塔的主广场上——按照西班牙的习俗，这个广场在一五八二年的一天之内就修建完毕——会有一种强烈的关于西班牙、西班牙帝国以及西班牙征服的感觉袭来。一座政府建筑有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黎风格；一九四一萨尔塔酒店的住客主要是假日游客，酒店有一种精心营造的“殖民地”氛围，讲述着庇隆上台之前旧阿根廷最后的时光。但广场上几乎每一样事物：大教堂，钟楼拱廊人行道，高大而富丽的绿色花园，全都在讲述着西班牙。用于纪念建城四百周年的并非歌颂阿根廷的纪念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更为自信的时期也许有可能如此——而是莱尔马公爵的半身雕像。是他，置身于遥远的西班牙，下令在这里为一座城市奠基。无论历史在别处如何发展，无论西班牙当前的状况如何，西班牙在这里仍然至高无上。
那是复活节，中央花园的柱子上绑着的扩音器传来教堂里的歌声，但声音并不是非常大，一个女人的声音，孤单，纯粹，似乎在为这青翠的花园增添着福祉。这片绿色如此丰富而深邃，仿佛在向周遭放射凉爽的绿光。人们坐在长凳上，沐浴在这绿光中，又或是行走着，又或是买卖着东西。有人站在教堂的台阶上；有人走进去站在里面。教堂外观普通，圣坛上闪耀着光华。你得向前走上好远，穿过站立的人群，才能看到有着纯粹声音的女人。她是一位年轻的印第安修女，身材矮小，头上包着头巾，现代式样的修女袍下摆垂落在她那双弓形腿的膝盖下，一个人在这里感受到的一切都在讲述西班牙的奇迹，还有萨尔塔的服务生和其他人身上的西班牙礼仪，一看到那位年轻的、以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和谐相处的印第安修女，一个人就会令人对西班牙征服的那种持续的残忍产生一种相反的判断。
北方总有一种东西在提示人们，那种十六世纪的残忍在二十世纪末仍然存在：在甘蔗地里，在印第安人的面孔上，在印第安人的房子里。黄金与奴隶，封赐制度，西班牙国王把印第安人“封赐”给臣民，这就是西班牙人最初从秘鲁南下的驱动力。
在阿根廷后来的历史中也存在着残忍。高乔人的民间史诗《马丁·菲耶罗》（第一部分，1872）的主题其实就是残忍，这部史诗是阿根廷最接近民族诗歌的一部作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部书的有些版本用羊皮做封面，被当成纪念品出售。在阿根廷人的想象中，这首诗——作者是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此外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是对一个更美好、更纯洁的时期的回忆，那时的高乔人还是自由人，驰骋在没有围栏、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而这片土地有着光明的前途。但是诗中的阿根廷尽管显得很狂野，真实的阿根廷却已经是一个腐败而不公正的地方。高乔人英雄其实只是一个逃亡中的人，处在印第安和阿根廷的野蛮行径的夹缝中。他时刻都处在被抓丁的危险之中——他的报酬被抢夺，又会因为小过犯而被鞭挞——被强征去前线与印第安人作战，去为他人赢取土地。
《马丁·菲耶罗》与几个月后出版的一部俄罗斯冒险小说有一个相似之处，这部由尼古拉·列斯科夫创作的小说叫《心醉的流浪者》（1873）。列斯科夫（1831－1894）与何塞·埃尔南德斯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的传奇故事创作于俄罗斯的扩张时期，讲述的是一个单纯的俄罗斯人，处在俄罗斯和鞑靼人的野蛮行径的夹缝中。列斯科夫在讲述有力量的故事时写作水平最高；他最好的故事也是他最为痛苦的故事；他对宗教的执迷表明他的深层主题是俄罗斯的残忍。列斯科夫的心醉的流浪者成了鞑靼人的俘虏，就像高乔人马丁·菲耶罗成了大草原印第安人的俘虏：他们都是置身地狱的人，都不再有多少可以回忆的东西。《马丁·菲耶罗》的第二部于一八七九年出版后，真正的“沙漠征服”立刻就来了。在这场征服中没有英雄壮举；在铁路和雷明顿步枪的帮助下，罗卡总统只用了六次战役就消灭了大草原印第安人。一片广阔的新领地，平坦、肥沃、不长树木，从未被用于耕作，被几个人所瓜分。这些世代贫穷的人从不知道人的需求是可以削减的，他们就像第一次西班牙征服时的人一样，在发财的良机到来时，在自己心里发现的仿佛只有无尽的贪婪。移民从欧洲被运来，在这片被征服的“沙漠”上劳作，却不能定居；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新的巴黎城被建造起来。“巴黎”不属于所有人：新公寓楼里那些黑暗、窄小、让人蒙羞的“女佣房”仍然在昭示阿根廷新财富的一个重要理念：其他人活该贫穷，什么也不要分给他们。那些人为了自己和他们的牛羊，索取天空和被征服的“沙漠”的地平线，给予其他人的东西却非常之少，什么也没有给予。
一九七二年，人们因此而滋生的愤怒仍在流淌。一个在草原小镇长大的记者说：“我看到他们欺诈那些按小时计酬的工人——他们把钟往回调。”真让人难以置信，但人们经常讲这种故事。我听说在庇隆上台前，住在那些小屋子里的女佣从来没有一天能休息；有些人的报酬只是食宿。还有传言说，工人阶级和印第安人被禁止在上层阶级居住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北区走动。
这些事情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是为了让愤怒不致减退的传说。但有时我会想，它们到底是不是只是传说；举一个例子，在一个重要的外省城镇里有一间油腻的厂房，地上都是泥土，我在那里看到这样一个标语——那是一九七二年，伊娃·庇隆去世已经二十年，游击队正在鼓吹庇隆的回归——“为人效命，忠于职守。在任何合适的场合都要恭敬地谈到他。记住：一盎司忠诚等于一磅智力。”据说此语出自圣马丁，他在阿根廷被尊为“解放者”——带领这个国家脱离西班牙统治的胜利者。
这样的态度，这种对简单服从的要求（所提供的回报又非常少），仿佛把一个人带回到遥远的过去，越过《马丁·菲耶罗》描绘的开拓地暴行，一直追溯到像罗萨斯那样的军阀所施行的暴政（博尔赫斯说他常常把被处决者的头颅支起来展示，“以儆效尤”）；甚至还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征服时期。在追溯阿根廷的种种态度——愤怒和反愤怒，行动和反行动——之际，你总是会追溯至西班牙征服时期，就如同追溯原罪一样。
对这样的愤怒加以利用，是庇隆所具有的禀赋或天才。愤怒不仅来自欧洲移民和他们的孩子——他们大多数是工人，有些受过教育，少数人是企业家——那不仅仅是这些欧洲人的愤怒，也是北方那些无依无靠的印第安人的愤怒，是无依无靠的cabecitasnegras（黑头）的愤怒：这些黑头所在的地区根本得不到新富人的资助。庇隆把“黑头”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参加游行示威。他刺激民众的愤怒，使其变成了民族的伤口；这个伤口仍在化脓，然而庇隆及其廷臣（他们拥有阿根廷前所未见的财富和风度）和旧时的任何寡头一样掠夺成性，同时又通过国有化以及行贿受贿，让金钱和奋斗失去了价值。
我今年和一个来自英裔阿根廷社群的人谈了一次，一九七二年我曾经和他交谈过。当时庇隆回归运动正在进行，他说：“我开始感到彻底的迷茫。不管庇隆代表的是什么，他把我对他的情感全都摧毁了。一切都可能随时改变。在这里谁来掌权你根本没有发言权。于是到最后你就成了绵羊。你失去了对政治的信任，对军方的信任，什么也没有剩下。”现在——那些人已经不再构成威胁——这个人带着一种类似同情的情感谈到游击队。他说：“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正常人都想枪毙上层那伙人。你看，那些人谁也没受到惩罚；你一旦到达权力顶峰就安全了。游击队很容易利用这种挫折感。”
这就是情势所造成的陷阱，博尔赫斯在脏战开始前四年所预言的特洛伊式结局：受过良好教育的游击队一代，移民的孙辈，只有通过汲取阿根廷－西班牙旧有的鲜血与敌人的观念，才能坚持教育告诉他们的那些善良的抽象观念——人的精神成长，新人与不公的对抗。
在《马丁·菲耶罗》的一些诗节中，高乔人偷听到地方法官与另一个人的谈话，他们谋划通过侵吞印第安人的土地来发财。实际的战斗要由被强征的士兵来进行；当高乔人听到关于“定居计划、公路，扫射掉几千人”（proyetos/decoloniasycarriles/ytirarplataamiles）的谈话时，他的心都“骤然缩小”了。高乔人认为，如果事情这样继续下去，大草原也许很快就会变成“一片沙漠，除了死人的白骨之外一无所有”。
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里也有类似的情节。这部小说讲述的是比利时在大西洋另一边的刚果进行的帝国扩张，其中提到的事件就发生在《马丁·菲耶罗》当中的事件发生二十年后。康拉德的叙事者深入内陆去掌管一条内河汽船，他去到刚果河上的一个破败的贸易站，和十六或二十个黄金国探险队的比利时人待在一起。周围到处都有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人们变得衰弱，渐渐死去。但比利时人没有注意到这些。
“唯一真实的感觉是被派往一个贸易站的欲望，在那里弄到象牙，然后从中抽佣。他们只为这一件事情而密谋，彼此中伤和仇恨——但是如果真要他们抬起一根小指头——噢，算了吧……他们交谈……不计后果却缺乏刚毅，贪婪却不够大胆，残忍却没有勇气；整个这一群人没有一点远见，也没有丝毫严肃的意图，他们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要让这个世界运转起来，需要有这些品质。”
叙事者被引向对工作理念的反思。问题在于道德观念的缺席。“不，我不喜欢工作。我宁愿懒散度日，思考所有那些可以做的美事。我不喜欢工作，没有人会喜欢，但我喜欢蕴含其中的东西，在工作中可以找到你自己。你自己的现实——你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其他人永远无从知晓的东西。”
这几乎是一种宗教理念，就像是黑暗殖民地的对立面。只有在有着合理的自由和合理的创造性的社会里，才会产生这种关于人的可能性的高贵理念。它与第一次西班牙征服背后的理念相对立，与“沙漠征服”背后的理念相对立。这样的理念也许曾驱使一些移民前往阿根廷，就像驱使一些移民前往美国一样；但阿根廷是会让被它吸引来的人失望的。
在阿根廷，道德理念的缺席还有其他后果。“沙漠征服”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并没有全部遗留下来。阿根廷人会告诉你，阿根廷的上层阶级总是处在变化之中。一个来自旧家族的男人在一九七二年说：“在秘鲁你有真正的贵族。他们的传统已有两到三百年的历史。如果你提起一八五〇年到一九〇〇年间的阿根廷贵族的名字，今天在阿根廷已经没有人知道他们。他们的后代都是很孱弱的，整个局面都在崩溃。”一位在旧家族的后代中罕见的工业家这样说：“你必须记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美好时代的外表之下，我们拥有的是跳探戈舞的男人。今天跳探戈舞的男人已经接管了阿根廷。”
这一年我去了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的一个大牧场。在桉树和路边的其他树木以及水坑的外面，平坦的褐绿色草地向后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似乎要吞没牲畜的头和脚，把它们缩减成它们背部那些黑色或黑褐色的条纹。这一大片“被征服的沙漠”老早以前就不再属于最初拥有它们的家族；而自那以后它曾两度荒废，一次是在大萧条时，后来经历了战时的繁荣，在庇隆时期又再一次荒废。一九六〇年，继承了这片土地的人发现自己甚至没有足够的钱维持自己的住宅。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决心致力于产业的建设，终于让这片土地起死回生。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样。
“我们隔壁有一个西班牙旧家族，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是这一区最大的地主，可能老早就从罗卡那里获得了土地。现在他们没有钱频繁去欧洲玩。他们没有能够适应环境。也没有改变生意的结构。他们仍然拥有房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里仍有社交生活，而他们也试图在那里经营各种事务。他们通过抛售一点资产才生存下来。我知道有一所大房子，四十个房间，现在只有一百三十公顷的土地作为其经济支撑。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老夫人不肯卖房，尽管她连热水都没有。大房子里有漂亮的浴室，装有可爱的水龙头，是二十年代由一位英国建筑师按照装饰派的风格设计的。大多数房间都布满了蜘蛛网，屋顶到处都在漏水。”
苏珊娜就来自那样的家庭，一个失去了很多财富的家庭。她嫁给一位中产阶级职业人士，到现在仍然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她的举止仍然显示出她的出身：安全感、自豪感以及奇特的天真。她不清楚她的家庭到底是如何失去土地的。她不认为庇隆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她的丈夫后来告诉我，苏珊娜的家庭在庇隆上台时惊慌失措，听取了糟糕的建议，把土地变卖了。
苏珊娜说：“发生在我家的事并不是源自庇隆。事情还要往回推。父亲十八岁的时候——那应该是一九三〇年左右——想去上学。他想做建筑师。父亲很有魅力，非常害羞，又极其有礼貌。一种非常脆弱的性格。他去找他的继父谈这件事，继父建议他不要上学，说：‘为什么要上学？’在他继父看来，如果你有优雅的举止，那就够了。过了不久我父亲又想去上学。这一次他想学法律，他的继父又对他说：‘为什么要上学？’于是我的父亲就没有上成学。”
“你知道，我父亲也是这么看的：如果你有优雅的举止，那就够了。钱很重要——那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你还必须有优雅的举止。如果你到我父亲家里，用得体的方式打招呼，适时起身，适时坐下，恰当地说话，并且欣赏我父亲的家具和银器，对他来说那就够了。我必须告诉你，优雅的举止有时仍会令我目眩。我们的举止非常庄重。小时候，我们有时会被叫去客厅，于是我们就进去打招呼。但是如果不是直接问我们话，我们就不说话。如果在我们坐着的时候有人进来，我们必须站起来。有时我们去饭厅和父亲、母亲以及其他宾客一起用晚餐，我还记得在这样的时候我会想：‘多么美好的人，多么优雅的举止。’但是我们没有那么美好。没有哪个女儿学会了做什么事。你知道，即使是现在，她们还在谈论从前的时光——不用做事的时光。那些日子她们可以去欧洲旅游，带回可爱的纪念品。但是她们不谈做事的日子。”
这并不是在这片新土地上扎根的阿根廷贵族的唯一缺陷。他们说西班牙语；他们的种种态度和更深层的文化都是西班牙式的。那种不工作、不谈钱的理想也是西班牙式的。（就像一九七四年我在拉里奥哈的一家咖啡厅遇到的一位中年绅士，他的小指头指甲有一英寸长，那也是西班牙式的。我们都很空闲，他开车载着我在乡间转了半天。他的指甲表明他是一个悠闲的人：指甲是半圆筒形的，像坚硬的角，上面有纹路，呈黄色，非常脏的牙齿的颜色，看上去让人莫名地厌恶。）但是西班牙以落后著称，从那里来的贫穷移民在阿根廷被统称为“gallegos”（加利西亚人）。
苏珊娜说：“我父亲的优雅举止让人向往‘绅士’的理想。这些举止被认为是英国式的。父亲所受的全部教育都以英格兰为理想。我父母去欧洲的时候，从来不去西班牙。西班牙是——”苏珊娜做了一个轻蔑的姿势。对西班牙的轻蔑蕴含了对讲西班牙语的阿根廷的轻蔑。“他们不为自己是阿根廷人而感到自豪。他们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他们说este país，‘这个国家’，而不是‘我的国家’。他们会说：‘这里的人很糟糕。’而不是：‘我们很糟糕。’我丈夫说，这里的很多问题都和那种‘这个国家’的态度有关系。”
也许，阿根廷的上层阶级如果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他们的贵族，他们会寻求与庇隆这个出自这个国家的人和解；这个国家也许就不会因革命而开始四分五裂。
我问苏珊娜，她父母的庄重举止有没有禁欲主义或一种保护性仪式的成分，那种使得他们能够忍受艰难时世的东西。我表达得不太清楚，苏珊娜以为我在问她的家人对待他人困苦的态度。她说：“不。十一月，我们的夏天来到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热，母亲会指着我们公寓后面的廉租房说：‘想一想他们。’但我从不觉得她真的在意那些人。”
弄明白禁欲主义的意思后，苏珊娜说：“母亲非常讲究章法（estructurada）。他们把她造就成了那样。我年轻的时候，以为妈妈对什么事情都有办法。但有一次她家里出事，她一下子就垮了。她没有真正的内涵。”
印第安人的土地，被浪费的土地，这里仿佛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实则已经废墟遍布，建筑和人的废墟。和新世界的众多土地一样，和圭亚那以及加勒比群岛一样，阿根廷大草原似乎已经吞噬了自身的历史；这是一处湮没之地。大草原印第安人已经湮没无闻，高乔人也是如此。那些非洲人，西班牙时期奴隶的后代，也已经湮没无闻。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阿根廷，在《马丁·菲耶罗》中，他们还十分活跃：黑人和黑白混血儿，男人和女人，衣着时髦，不容忽视，讲着高乔人的西班牙语。在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那时博尔赫斯还是一个小孩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还能见到黑人。
博尔赫斯在一九七二年说：“小时候如果看到黑人，我不会回家讲。我不知道我们的黑人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家并不富有。我们只有六个奴隶。”他在一首诗里提到，他们家在城里的房子有奴隶宿舍。“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祖先来自非洲。他们讲的是一种抑扬顿挫的西班牙语，发不了r的音，会读成l。但他们不会被人另眼相看。事实上，黑人和别人一样，是‘克里奥尔人’（criollo）——大移民潮之前的阿根廷旧殖民地人。他们在这里做厨师或女佣。你会把黑人当成城里人。许多精锐的步兵团都是由黑人组成的。我的一个了不起的叔叔带领手下在蒙得维的亚和西班牙人拼刺刀，那应该是在一八一五年或一八一六年，所有的士兵都是纯种黑人，来自城南这边靠近国家图书馆的地方。”那也是我们谈话的地方。一九七二年的博尔赫斯正在担任馆长，工资因为通胀而缩水，月薪只相当于七十美元。
故而，非洲人曾经为了阿根廷的独立而战。如果不是博尔赫斯告诉我，我不会想到：一百年后他们的后代魔法般地消失在新一批来自欧洲的人群中，现在没有谁还记得他们。
在民族与民族的融合当中，北部旧殖民地的西班牙人也曾遭受磨难。他们在经济上一度依赖秘鲁——那是在独立之后，在毁灭性的内战之后，博尔赫斯的一首诗所说的“利剑、危险与严厉的禁令”（laespaday elpeligro,lasdurasproscripciones）——他们必须转向南方。他们一度处在一条始于西班牙的漫漫帝国路的尽头；后来，至少是在铁路修建之前，他们处在一条始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漫漫坎坷路的尽头。他们出产的东西很少。这个地区再也不是经济要地；人民终于从世界的边缘跌入一片蛮荒之中。
他们依靠南方政府的救助生活。于是他们留了下来。据说拉里奥哈全省（其首府建于一五九一年）都依靠政府过活。钱并非只是作为救济金发放给大家：他们必须替政府工作。期望得到公众支持的政客总是热衷于增加公务员岗位。卢里亚先生是一位律师和地方志专家，他告诉我，在一九八三年——也就是军政府下台那一年——和一九八七年间，拉里奥哈政府雇员的数量增长了三倍以上，达到四万四千人。对于这个总人口只有约二十五万人的省而言，这个数字相当地大，而且自那以后又增加到了五万五千人。
这些政府职位并非真正的工作。公务员们无所事事，定期不劳而获，就好像旧时的西班牙之梦成了真——职位和作为“封赐”的印第安人几乎一样美妙，人们也曾一度渴盼这样的“封赐”。但与赏赐同时到来的是一种西班牙－阿根廷式的残忍。无事可做，但大家必须上班；整个工作日必须待在政府办公室里，这些办公室和他们在理论上是有关系的。部门老板或头头随时可能下令查岗，或是进行planillavolante（突击点名），然后在薪水册上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必须立刻答到。
卢里亚先生说：“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它在拉里奥哈造就了我称之为‘无聊文化’的东西。”他对他的用词感到满意：laculturadel tedio。“因为这些人每天有七个小时被迫处在绝望之中，假装在做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工作。”每天下班的时候，卢里亚先生说，这些公务员“疲惫、灰心、厌倦又愤怒”；然后他们的家人也会感觉到他们每天累积的无聊情绪。“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但这是一座悲哀的城市，没有灵魂，没有主动性。”
卢里亚先生是怀着感情说这番话的。他自始至终都属于拉里奥哈，祖上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在他看来，拉里奥哈这片土地属于十九世纪的军阀，还有那些强悍而勇敢的人。政府职位和无聊文化败坏了人们的精神；他们现在甚至都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卢里亚先生说，政府进行了三次努力，想把公务员安排到工业园里去从事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到那里去工作的人总是会流回政府机构，尽管后者的薪酬更低。卢里亚先生说：“他们宁愿选择疾病。”
除了必须去上班这个严酷无情的事实，以及突击点名所带来的持续恐怖，还存在着一些更为微妙的折磨和控制人的方式：提供工作岗位的人总是希望他们的权威被人感觉到。公务员分为二十四级。大多数人都是从六级开始；只有在邮局工作的人因为某种原因，一开始的级别更低。之后你就一路升迁。但因为大家无事可做，所以也没有办法评估工作质量。一切都取决于那些政客。他们必须感到志得意满。你可以在墙上或是，远远地出城，在石头或树干上涂上他们的名字，以此来让他们感到志得意满；选举的时候，你得为他们助选，假装精神抖擞，其他时候则总是要假装充满感激之情。如果你不这么做，如果你认为自己无非是得了一份公务员的工作，那么你就会面临种种麻烦。
有一个女人在政府部门工作了十七年。其间她只从六级升到了九级，而她之所以能够晋级，只是因为有一个政客在上任的时候，像君主大赦囚犯那样，让所有的公务员都升了三级。这位九级女士在拉里奥哈非常有名。有一天早上我甚至被人带去她的办公室见她：矮小而丰满，未婚，但是有着满头秀发，时刻准备着把她的故事再讲一遍。作为九级公务员，她的月薪是一百二十美元。六级和十八级的薪水只差三十美元。她说，到二十级薪水才会大幅提高。但不管怎样她总归是晋级了。
九级女士抱怨的时候，有一位二十四级女士也在场。她很瘦小，尽管看起来营养不良，却一点也不为自己的级别辩护。她有学位，她说，她的第二职业（可能是下午去做）是教授。作为二十四级公务员，她的月薪是四百美元；但是她要照料十六个弟弟和妹妹。
我们谈话的时候，有一个面带笑容、身着条纹衬衫的男孩在轻快地进进出出。我问及他的情况。他是一个特殊案例，一来就是十二级。他是怎么做到的？没有人知道；但是男孩就那么笑着，走出房间，又再度进来，而其他人在谈论钱、政客、通胀以及物价，九级女士则说她从未进过餐馆。他们不能离开办公室；他们是被看不见的篱笆圈起来的人：被禁闭，牢骚满腹，但是又很胆怯，像是一群幽灵，在维吉尔所描绘的阴间等待着他们的宗教葬仪。
黄昏的时候，炎热退散，白日的无聊爆发了：年轻男子们和女友骑在吵闹的摩托车上，在主广场周围的街上拖着蓝褐色的烟雾、一次次地兜圈，就像那些现在已经习惯了无所事事的人。
阿根廷吞噬了那些被它吸引而来的人；过去二十年格外地艰难。
豪尔赫是一位英裔阿根廷人，在一家大公司当经济顾问。他在一九七二年说：“我们可能正处在一场真正的危机边缘。”自从四十年代的庇隆时期以来，通胀率一般维持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但在那一年飙升至百分之六十；而这个国家的殖民地农业经济从未真正变革过。这里有工业，但其依赖进口，而进口又是靠农业出口支撑的。
豪尔赫说：“庇隆预见到了这个可怕的循环。他没有启动各种基础工业的建设。他必须取得民众的信任，所以他所做的都是虚浮的事情，进一步扭曲了经济。当时的工业化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并没有制订出工业政策。”阿根廷的工业产品受到了保护；它们的价格相当于海外同类产品的两倍；而一九七二年的平均月薪是五十美元。庇隆为工人做了很多事，但他们的工资跟不上庇隆的政策以及类似的种种政策所造成的通胀。
一年前，豪尔赫买了一套房子。价格上涨太快了，一个星期的犹豫不决就让他多花了两百美元——他那时的月薪是四百美元。但他的房子不到一年就增值百分之八十。到了一九九一年，也就是十九年后，这笔买卖更是显得格外合算。
“我买房时在银行做了十二年的按揭。房价是固定的，唯一会发生变化的是余款的利息。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也就是约翰·桑迪（john sunday）回来那一年。”——约翰·桑迪是英裔阿根廷人对庇隆的教名胡安·多明戈（juandomingo）的翻译——“通胀更厉害了，抵销了债务。那么买单的是谁？社会里的其他人，那些没有借债的人。糟糕的是，过去的四十五年以来，通胀一直在稳定地上升，月复一月，没有波动。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在如此长的时间里面对这样的通胀，还能够支撑得住。这就像是用慢镜头播放德国在二十年代的经历。”
“一九七四年约翰·桑迪死后，他的遗孀和她的占星师－巫医上台，事情变得完全不可收拾。一个前下士成了警察头头。通胀突然爆发。我还记得一件事：我付钱买了一件西装——比方说花了相当于两百美元的比索——裁缝为我量了尺寸。当时的通胀太厉害了，比索一个月之内就贬了一半的值。我觉得自己不能以这个价格从裁缝那里拿回西装，他也希望能够忘掉这件事情。我们见面的时候从不谈论这件西装——按照今天的行情计算，它应该值十美分。”
阿根廷的衰落有一个奇怪之处，她没有到达顶峰就已经开始衰退——衰退很大程度上发生在民主时期。一九八三年马岛战争之后，民主政体回归，衰退的加速刚好与之吻合。讽刺的是庇隆主义者和激进分子这两大党派都想以分产主义压倒对方，但再也没有约翰牛或山姆大叔来注入英镑或美元。
“如果把当年的我们看作是大英帝国的非正式成员，在英国人的治理下事情是在运转的。一九一七年我们的gnp相当于美国当年gnp的四分之三。我们有市场，有效率。我们有办法：各种体制和技术。今天我们再也没有这些东西了。
“你一定得记住，在阿根廷你见到的都是幸存者。其他所有人都在墓地或精神病院里。通胀会让你全力以赴。
“我们公司所处的行业，只能让你赊四到五天的账。要不然以我们的通胀水平，营运资金会损失殆尽。在我们公司，我们随时有约一千两百万美元用于给批发商赊账。你得让这笔钱迅速回笼。如果你能把赊账期缩短半天，那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回笼速度慢的公司，比如销售耐用消费品的公司，很可能需要提供六天的赊账期。如果你在造船，你必须赊出很多的账，而你一年也许只能卖出一艘船。于是就像美国人说的，你其实是在一条粪溪上逆流而上。
“通胀的另一个消极影响是，你不再关心效率，甚至技术。今天的世界，效率是一切进步的秘密。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一年间，你其实都最多能把效率提高百分之三到四。以我们那样的通胀水平，如果你看准投资时机和方向，你可以在一天之内就赚到百分之十的利润。我们的行当平均十五天要向政府交一次税。于是在这十五天里我们必须尽量明智地投资。与考虑技术和效率这些长远的事情相比，保护你的营运资金要重要得多——当然你会尽量两者兼顾。
“所以阿根廷的资本投资甚至不够冲抵资本损耗。一句话，当现在这座工厂陈旧到无法再继续运转，公司无法积累起足够的资金购买新的厂房设备。这是通胀的必然结果，而通胀是货币的疾病。你的钱在分崩离析，就像癌症一样。你过一天算一天。当每天的通胀超过百分之一，你就只能这样。你不再做出计划。能撑到周末你就很高兴了。而我就待在位于贝尔格拉诺的公寓里，读一读关于古代板球比赛的书。
“我们现在人均要比一九七五年穷百分之二十五。真正在受苦的是那些你看不到的人——穷人、老人和年轻人。这些人在大火车终点站那里被冲上岸。这个火车站与维多利亚和帕丁顿站出奇地相像，它们都是英国人建造的。阿根廷生活的漂流物——就像海的泡沫，这些人。我从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过这样贫穷的景象。”
豪尔赫就工商业所说的这番话也适用于农业：你一定得记住，在阿根廷你见到的都是幸存者。在阿根廷，他们要么很大个，要么就特别羸弱。
印第安人的土地让四百家族产生了巨大的贪婪，他们继而占有了这片土地。然后在“沙漠征服”仅仅六十年之后，庇隆就出现了，他也认为这片土地拥有无尽的财富，并被自己对这些财富的欲念所驱使，大肆掠夺和惩罚。那时候，大地主都是牧民。佃农短租土地，轮作庄稼；在间歇期，地里又种回苜蓿，用于放牧牲畜。庇隆来了，冻结了农户的租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苏珊娜家发现他们的税比收的租还要高，于是在恐慌中抛售了产业。坚持下来的人过了几年困苦的日子。对外贸易被国有化；国有垄断企业把持了日用品的定价。政权在寻求利润，需要与国外进行贸易往来。于是人们只能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价格出售产品，有时甚至低于生产成本。农业生产在衰退。阿根廷在一九一一年的出口总额——主要是农产品——比一九〇一年还要低。阿根廷的外汇储备已经在对铁路及其他设施进行国有化时挥霍一空，为了支撑这些已经启动的工业化建设，进口现在又在增长。这些进口只能由农业来支付，而人们已经不再对农业进行投入。于是通胀开始了，这片土地因此再也无法由小农户进行耕种。
胡里奥种了三千英亩地。他不是来自那些拥有土地的旧家族。他较晚才转向农业，是一个专注的人。六十年代，他接手了一处在庇隆时期已成废墟的产业——在战争期间这里曾繁荣而富有进取精神，是阿根廷最早使用拖拉机的地方。胡里奥从一家国有银行贷了一笔钱。经理当然先是让他等着，来来回回了好几次，又要他提供各种计划和声明；办事员喝着咖啡和饮料，对他视而不见，然后总是让他去找别人。
“我们很幸运。我们这一切都是贷款来启动的。要不然我们也没法成功。贷款下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危在旦夕：利息比通胀率还要低。银行经理非常清楚他是在帮我们一个忙。”
起初为胡里奥带来好处的通胀后来变成了让他骑虎难下的“老虎”。
“严格地讲，为了生存你必须去做不道德的事情。你必须拖后支付账单。但现在所有的账单都要用美元支付，拖延没有任何好处。你必须进行多种经营，灵活处事。在高通胀下你开始大量进行易货交易。你会远离现金交易。比如说，我用小麦做了一笔交易，换回的是汽油和化肥。你计算出你得用四公斤小麦换一公斤化肥。我们现在把很多时间花在这样的事情上。这是一种棘手的生意。你不想输掉。重要的是要加入一个群体，让懂行的人教你进行这样的易货交易。
“如果通胀维持在合理的水平上，我们就能按时拿到工资，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的主要产品是牛奶，这对我们颇有助益。生产牛奶让我们受到了一定的保护，其付款方式是这样的：按周付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四十在下个月月末支付。但一旦遇到恶性通胀，你就真的会有麻烦。一九八九年，在阿方辛政府下台前，我们连续四个月的月通胀率为百分之百，而我们的牛奶货款是按月付给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一分钱也拿不到。当然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要支付的账单，但我们仍然损失惨重。这样的事情是你无法应对的。牛奶必须天天卖。如果你生产的是肉类或农作物，你可以存放在仓库里，用现金来交易。
“阿方辛没有对恶性通胀采取任何措施。他只是在等新总统梅内姆接任。而梅内姆是以民粹纲领当选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涨工资。
“这时候，买我们牛奶的一家公司进入了破产管理阶段，这意味着我们六个星期以来供应的牛奶全都收不到货款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要求买方按周结款。即使扣除损失的钱，我们也比那些总能收回货款、却是按月收取的同行情况更好一些。因为在恶性通胀中，要紧的是什么时候收到钱。
“我那时真的很担心。只有那一次。每隔十天就有一家银行倒闭。每一个人都想把钱取出来花掉。”
通胀如此厉害，人人都变成了赌徒，人人都神经紧张地生活着。即使是那些以某种方式赢了的人也感觉到了衰竭和伤害。就像现在六十岁的圭，他一开始没有资本，一步一步地挣脱贫困，把五千美元的退休金变成了价值十四万美元的公寓。
六十年代，租金上涨，圭和他的家人搬了五次家，越搬条件越差。他决定买房子。在郊区他发现一套总价一万五千美元的房子，感觉自己买得起。但他的公司却不这么想。他们拒绝为他提供购房按揭，而是提出在他离开公司的前提下给他一笔退休金。圭已经下定决心买房子，于是他拿了退休金——五千美元——离开了公司；他从哥哥那里借了一点钱——两千五百美元，然后又在哥哥的帮助下，从一家银行贷了七千五百美元，四年还清。
“那时候，像这样的贷款通常必须在两年内分期还清——根本算不上信用贷款。不管怎样，事情就这样了。我们有房子了。那是一所小得可怕的房子，我们都感到很羞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的房子处在这样的区域：你只要走上几百码，就会从漂亮的区域走到穷人区，晚上一些人会穿着睡衣坐在人行道上。我们住在更穷的那一边。
“然后我们走了一点小运气。借钱给我们的银行倒闭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事情很典型：一种阿根廷式的意外之财。于是我们不用再还从银行借的那七千五百美元——但我哥哥相当于白捡了十五万美元。
“我们决定搬离那所可怕的小房子。我们在较好的区域租了一间公寓，又把自己的房子以很低的价格租了出去，结果租客是一个很穷的人，不能按时交纳跟生活指数挂钩的房租。我还应该告诉你，那所房子所在的区以管理糟糕而著称。他们会故意把你的所有税税单晚寄给你，让你不得不交滞纳金。这在阿根廷也很常见。你去交钱的时候，还得在一个街区长的队伍里排上一天。
“这就是我们决定卖掉房子的原因。然后更大的运气又来了。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年，我们在阿根廷有过一段“蜜钱”（plata dulce，很容易赚的钱）时期，那时阿根廷货币的回报率达到了百分之三十，而美元变得无关紧要。工厂的停车场满是工人的车，大家到迈阿密去旅游，用手推车一车车地装着电子用品回来。土地的价值在飙升，我们的小房子卖了六万五千美元，比买的时候翻了四倍多——而且别忘了，因为银行倒闭，原价有一半我们根本没有付。
“然后我们以为自己落入了僵局。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十万美元什么房子也买不到——这样的价钱会让他们当面嘲笑你，你只能看一看两居室的公寓，冰箱挂在卧室的墙上，因为厨房没有地方了。我妻子家的房子以一百八十万美元的价格待售。
“我们只能把钱用于投资。为了百分之三十的回报率，我们把钱存成阿根廷货币。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更高的回报率了，大量外资从国外如洪水般涌来。关键是要在崩盘之前拿到分红，把钱变成硬通货。我告诉你，你每天都会神经紧张地度过。每一分钟你都会想，你做得到底对不对，因为只要一有风吹草动，那些外资就会撤离。几天之间泡沫就可能会破灭，而你无时无刻不在忙着兑换货币。
“我们的时机抓得很准，在崩盘之前把钱换成了美元。崩盘发生在一九八一年一月或二月，阿根廷货币贬值了百分之十，接下来一个月又贬了百分之二十。整个泡沫就这样破灭了。那些借钱为自己的工厂增添设备的人损失惨重。
“我们把美元用于投资，又赚了一点，然后我们把赚来的一些钱又亏掉了：我们的银行经理用我们三分之一的钱买了黄金。买入价是八百美元每盎司，卖出价是六百八十美元每盎司。但到最后，我们的钱仍然足以在城里最好的片区买下我们心仪的房子。我们的房子是在一九八二年八月买下的，有三个星期——因为马岛战争——物价跌到了二十年来的最低点。那三个星期结束时，物价又涨了百分之六十多。如果我们犹豫不决，我们的钱就不够买房子了。
“在阿根廷这样的地方，你只能靠运气赚钱。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会有危机。于是你感觉不到未来。你不会为将来做任何打算。欧洲人那种把握未来的想法在这里完全不存在。我常常在想，我是如何适应这些事的。另外如果你是给别人打工，你就无时无刻不觉得自己在被抢劫。如果你不用经历这些事情，顾自去过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也许可以说，这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居住地。我猜想，这就是让每一个人产生虚假安全感的东西。”
博尔赫斯在一九七二年说，他从来不看报纸。“那些事情让我觉得悲哀。而且它们还特别琐碎。”博尔赫斯可以那么说——游击队每日的行动，警察滥用暴力，政客的花招，昙花一现的、与情势相比微不足道的人物——因为对他而言，阿根廷是他已经失去的祖国。”
博尔赫斯当时说的话现在也有人在说，只是说的方式不同。我认识的一位女性说：“我们变得更蠢了。”她在一九七二年是庇隆主义者，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好像就在那个时候，或者稍晚一点，她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种种简单的思想而充满生气，并且时刻准备宣讲这些思想。现在，她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两种“主义者”，忘记了——在普遍的虚弱之中——自己其实一无所是；再也没有什么政治体制可供尝试了。像她这样的女性现在又转向了“灵修”——报纸上每天都有讲座和办班的广告。
读书时就认识游击队领袖、并对他们的事业抱有同情的里卡多，他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然后又被毁掉的一代人感到悲哀。那几万“新人”是移民的孙辈，宗教和革命在他们身上相遇；他们现在应该有四十多岁了。在我们与前游击队员（他称自己为被打败了的人）见完面往回走的路上，里卡多语带悲哀对我说：“也许我们只能接受这样一个看法：这不是一个有前途的国家（country）。我遇到的一些年轻人认为，阿根廷肯定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民族国家（nation），这样的想法可能会诱使他们去寻求新的冒险并达成错误的结论。”
和博尔赫斯一样，里卡多之所以说这些，是出于他自己的悲痛，出于他对哲学体系的需要，出于他对革命和正义行为的过时观念。这些观念已经随博尔赫斯所预言的特洛伊式结局飘散；取而代之的，是种种新的、更为简单的思维方式，而孕育它们的，正是那个结局的虚弱和疲惫。
我遇到的一位商人列举了这些新的思维方式。阿根廷不再相信国外的敌人；不再相信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也不再认为这片土地拥有无尽的财富。
这三个观念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场智识的革命。那种财富观念是这个国家民间智慧的一部分。我一九七二年的笔记本上充斥着这样的论调。“这个国家永不会沉没。”“还是在这里过得更好。”“阿根廷人在白天制造的麻烦，神会在夜里加以解决。”那种财富观念从西班牙时期开始流传，在“沙漠征服”时期又一次重生，助长了牧场主的无度贪婪。这些牧场主以西班牙的方式看待这个国家的财富，将其视为不可分割的，必须让尽可能少的人分享。这继而又助长了庇隆及其继任者的贪婪和掠夺，助长了他们的支持者的索取倾向。它摧毁了拓荒者的理想，通过劳动自我实现的理想，反过来将狡猾视为高贵。它助长了鲜血与革命的观念，无休无止：只要再重来一次，再找出并杀死一个敌人，这个国家的财富将会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
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为了继续走下去，人们必须与这片土地订立一份新契约。这也意味着必须与其他人订立新契约，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生活。里卡多曾经说，阿根廷让人有太多梦想；现在这个国家前途渺茫。但是和穆希卡神父的革命愿望一样——他希望消灭人民的敌人，发展人类的精神——这样的绝望也是一种抽象。在阿根廷，人们需要一些更简单的立场，一种更简单的道德。
有新闻称政府正致力于稳定货币，有人对新总统的家庭生活说长道短，还有人在猜想庇隆做过防腐处理的遗体的双手为什么被切了下来，伴随着这一切的，是关于北部城市卡塔马卡的“沉默游行”（lamarcha delsilencio）的报道。卡塔马卡，十九世纪初的军阀之国，现在极度贫穷，被一个强势的家族所控制。一个年轻女子在卡塔马卡被谋杀了。事情被掩盖起来的方式让当地人愤怒不已；那个城镇自西班牙时期以来一直有威权统治的传统，而现在大多数人（分为二十四级的政府雇员）的生活都有赖于当地统治者的庇护，但在一个修女的带领下，人们发起了每周一次的“沉默游行”抗议活动。参加游行的人数在增长；其效应不可阻挡；联邦政府不得不做出干预。强势的总督辞职了；有人进了监狱。随后游行停止了；修女回到了修道院。在穆希卡神父和那些游击队员看来，他们自己是与不公对抗的新人，但他们从未有过如此勇敢的举动，也没有彰显过更为深远的政治和道德主张。也许自从西班牙征服以来，这里的人民从未这样表达过自己的立场。
卡塔马卡在十七世纪末奠基，位于一个更古老的安第斯定居点的遗址上。这个定居点是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努力结果，当时距离秘鲁被征服只过了二十年。最初的城镇或定居点很快就被处境还没有那么悲惨的当地人摧毁了。它的西班牙名称——因纪念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与玛丽·斯图尔特的婚姻（1554－1558）而得名——是londres delanuevainglaterra（新英格兰的伦敦）。
一九九一年
（马维达译）
指1971年。
詹姆斯·迪恩（jamesdean，1931－1955），美国电影演员，他的主流形象较能代表他所处年代青年的反叛和浪漫（“垮掉的一代”）。
克拉克·肯特（clarkkent），美国最著名的超级英雄“超人”在地球的名字。
阿根廷第二大城市。
巴黎西部的森林公园。
这位神父两年后被无名枪手杀害，有一阵子被当作庇隆主义烈士大肆宣传。（原注）
罗伯特·彭斯（robertburns，1759－1796），苏格兰农民诗人，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专业、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学推理杂志。
国际出版人奖。1961年，六大西方出版社的社长在西班牙设立的一个文学奖项。第一届分获该奖的是赛缪尔·贝克特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福明托奖的名气将博尔赫斯推上了世界舞台。
赛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taylorcoleridge，1772－1834），英国诗人和评论家，英国浪漫主义美学的奠基人之一。
乌拉圭首都。
蒙得维的亚最古老最著名的公园。
被认定为世上最好的大理石，广泛应用于世界著名建筑和豪宅。
阿根廷西部葡萄酒产区。
贯穿整个美洲大陆的公路系统。北起阿拉斯加，南至火地岛，全长约48000公里。
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古老的公墓，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十座墓地之一。
曼努埃尔·普伊格（manuelpuig，1932－1990），被誉为拉美文学“后爆炸”新一代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代表作品《蜘蛛女之吻》。
埃克托尔·何塞·坎波拉（hectorjosécampora，1909－1980），1973年5月任阿根廷总统，正义党第二副主席，他一直是胡安·庇隆的铁杆心腹。
庇隆界定他的学说（庇隆主义）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作为第三位置的第三立场。
指《半生》。
18世纪中后期，160多位当时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编撰了一部《百科全书》，宣扬科学和理性，反对迷信和专制，这些人被称为“百科全书派”。
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allende，1908－1973），智利社会党领袖，1970年至1973年间任智利总统。
秘鲁一个激进的游击队组织。
史蒂芬·坦南特（stephentenant，1906－1987），英国贵族，以“颓废的生活做派”闻名。
作者“奈保尔”的其他小说
《米格尔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