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铁门的尸体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七二年四月至六月
像博尔赫斯那样勾勒一个故事：
独裁者被推翻了，过半人民欢欣鼓舞。是他让监狱拥塞，国库空虚。和许多独裁者一样，他起初做得不坏。他想让他的国家变得伟大。但他自己并非一个伟大的人；而这个国家大概也无法变得伟大。十七年过去了，这个国家依然缺少伟大的人；国库依然空虚；人民处在绝望的边缘。他们开始回想起，独裁者曾经梦想让这个国家变得伟大、回想起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回想起他曾经慷慨馈赠穷人。独裁者在流亡。人民开始呼唤他的回归，而独裁者已入暮年。人民又回想起独裁者的夫人。她热爱穷人、憎恶富人，她年轻美丽。她仍然活在人民心中，因为她死于独裁中期，死时仍然年轻，而她的遗体一直奇迹般地没有腐烂。
博尔赫斯说：“我可永远也写不出这样一个故事。”
在被剥夺公民权利并流亡十七年后，七十六岁的胡安·庇隆在被称为铁门的马德里郊区向阿根廷军人政权宣布媾和条件。一九四三年，陆军上校庇隆积极鼓吹激进民族主义，发展成为阿根廷的一股势力；一九四六到一九五五年，他在两次选举中获胜，成为掌控阿根廷的独裁者。他的夫人伊娃没有正式职务，却和他一道执掌政权，直到一九五二年。她在那一年死去。庇隆为她花费重金做了防腐处理，现在，她的尸体停放在铁门，和庇隆在一起。
一九五六年，在被军队推翻仅一年之后，庇隆在巴拿马写道：“我担心某些奸猾的人将控制阿根廷。”现在，阿根廷在历经八任总统之后（其中六任是军人），正处于一场没有哪个阿根廷人能够完全解释的危机之中。国土像印度一样广阔，拥有两千三百万人口，盛产牲畜、谷物和巴塔哥尼亚石油，并且在安第斯山脉拥有富饶的矿藏，这个强大的国家却无法解释地迷失了方向。人人都心怀不满，突然间人人又几乎都成了庇隆主义者。其中不仅有庇隆早期慷慨施舍过的工人阶级，有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有年轻的中产阶级。在这些年轻人父母的记忆中，庇隆是暴君、施虐狂和窃贼。
比索已经跌入地狱：一九四七年一美元可以兑换五比索，一九四九年十六比索，一九六六年二百五十比索，一九七〇年四百比索，去年六月四百二十比索，今年四月九百六十比索，五月一千一百比索。自庇隆时期以来，通胀率一直稳定在百分之二十五，而现在已跃升至百分之六十。银行的储蓄利息是百分之二十四。当通胀到达这样一种爆发阶段，只有做火灾保险才能赚钱。保费上涨，索赔减少。当物价一周周飞涨，不知为何很少发生火灾。
对其他所有人而言，这就是一场梦魇。筹措资金几乎不可能；就算筹到了，如果你要买房子，拖延一周就可能让你多支付两三百美元（许多商人更愿意用美元进行交易）。工资、物价和汇率：人人都在谈钱，有经济能力的人都在黑市上购买美元。很快，甚至连游客也感染了这种歇斯底里。两个月内，一间酒店客房的价格从七千比索涨至九千比索，一包烟从六百三十比索涨至八百二十比索。货币只能小额兑换；必须时刻关注市场行情。比索对美元有一天跌至一千二百五十比一。这是公众过度恐慌，还是新的衰退的肇始？在那一天犹豫不决就会损失金钱：比索又反弹到了一千一百。博尔赫斯的翻译诺曼·托马斯·迪·乔瓦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三年工作行将结束，“你会觉得”，他说，“你把生命中最好的时光消耗在了兑换所里。有些下午，我会像别人逛商店一样去逛兑换所，只是为了看一看汇率。”
政府不时地提高全民的薪酬——五月上涨了百分之十五，很快又要提高百分之十五——但却跟不上物价的上涨。大使夫人说：“这段时期，我们已经能够计算出涨薪的间隔和涨价的间隔。”大家都在兼职，有时还会做三份工作。每个人都沉迷于赚更多的钱，同时又会赶快把钱花出去。大家都在赌博。即使是在安第斯山地区的保守城镇门多萨，赌场也是顾客盈门；赌客多是来自工人阶级，月薪一般只相当于五十美元。周四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处都有人排队等着兑现足球彩票。足彩每周开一次奖，是全国瞩目的大事。
四月中旬，一名巴拉圭的劳工赢得三亿三千万比索的巨奖，消解了一次政治危机。在门多萨曾经发生多起骚乱，军队被迫逃离。而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支游击队杀死了他们在十天之前绑架的一个菲亚特公司的经理。就在同一天，游击队在附近的工业城市罗萨里奥设下埋伏，杀死了第二军军长桑切斯将军——这位将军有着好施酷刑的恶名。血债血偿：军队中有一伙人因此想要撕毁与庇隆的协定，并阻止定于来年举行的选举。但是巴拉圭人的幸运让所有会谈的氛围都变得明朗起来，乐观的态度重又出现，人们的神经也松弛了。小小的危机过去了。
游击队仍在实施袭击、抢劫和爆炸；他们偶尔仍会进行绑架，偶尔也会杀人。游击队员是一些来自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有些是庇隆主义者，有些是共产主义者。抢劫了那么多银行之后，各个组织变得富有起来。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去年在科尔多瓦，一个学生加入庇隆主义游击队，每个月可以获得相当于七十美元的报酬；律师则可获得三百五十美元。“你可以通过他们的摩托车、他们的嚣张、他们的炫耀来认出那些年轻的庇隆主义游击队队员。就像詹姆斯·迪恩那种类型。非常潇洒。”另一个独立见证人这样描述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遇见的游击队员，“他们反对美国。但其中一个在一家美国公司任高层。他们人格分裂；有些人其实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某种漫画书上的英雄。白天是办公室里的克拉克·肯特，晚上是带枪的超人。”
一旦做出决定（三十一岁的女人说），你的感觉就会好起来。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支持革命，他们现在感觉好多了。但有时他们就像小孩，看不见太多未来。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去看电影。他差不多三十三岁。我们看的是《萨科和万泽提》。结束时他说：“我为自己没有成为游击队员而感到羞耻。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我觉得自己是政府的同谋。”我说：“但你没有暴力倾向。游击队员必须是暴徒——他的想象力或感知力不能太丰富。你必须唯命是从。如果不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那就像是宗教或教条。”而他又说：“你不觉得羞耻吗？”
电影制片人说：
我认为在马克思之后，人民对历史充满了自觉。殖民主义的衰退、第三世界的崛起，他们认为自己在这一进程中担当了某种角色。这和完全没有历史观同样危险。人民因此而变得非常虚荣。他们生活在一种智识的蚕茧中。从他们那里拿掉行话和革命理念，大多数人的头脑将变得空空如也。
游击队向着北方去寻求灵感。自一九六八年巴黎运动以来，有人一直梦想把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击败“人民”的敌人。游击队简化了阿根廷的种种问题。和北方的校园与沙龙里的革命者一样，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敌人：警察。于是在智识水平不那么稳定的南方，北方的社会－智识游戏变成了可怕的现实。数十名警察被杀害。警察则以恐怖来回应恐怖。他们和游击队一样实施绑架和杀戮；他们实施酷刑，主要针对生殖器官。一个被警察关押的囚犯从窗口跳了出来，媒体只用了豆腐块大小的版面报道这件事情。一些人被捕，随后又被正式“释放”；他们有时会再度出现，有时则不会。一天早晨，街上发现了一辆被烧毁的厢式货车，里面有两具炭化的尸体，他们是两天前从家里被强行抓走的。“我们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其中一个人的遗孀问道。但是第二天她变平静了，撤回了对警察的指控。有人“拜访”过她。
“朋友的朋友告诉我这些暴行，”诺曼·迪·乔瓦尼说，“这让人恶心。但这里似乎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我妻子的表兄是游击队，”一位外省商人在午餐时说，“他在罗萨里奥杀了一个警察。八个月前，他失踪了。他死了。”关于这件事，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谈起了别的事。
傍晚时分，在商业步行街上，有时会有穿着长筒靴和黑色皮夹克的士兵牵着阿尔萨斯犬巡逻：狗的尾巴贴近腿部，肩部隆起，耳朵后掠。雪佛兰警车在霓虹闪耀的街上不停游弋。到处都有带着机枪的警察。还有身着瓦灰色制服的骑警，戴着蓝色头盔的反游击队摩托车队，以及那些穿着裁剪精良的西装、突然出现的年轻人——他们从没有牌照的车里跳将出来，他们是便衣警察。再加上军队的amx坦克和云雀直升机，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武装力量，也真的发挥了威慑作用。
就好像政权的力量现在只被用于维系政权的存在，法律与秩序自身变成了目的：这是阿根廷贫瘠与荒芜的一部分。人民非常勇敢；他们实施酷刑，也被酷刑折磨；他们死去。但这些都是分散的、不为人知的事件，媒体的报道让它们变得更加模糊不清——这些媒体虽然自由，但却并不能胜任其职责，似乎无法从它们所报道的事件中找到规律。也许媒体是对的，在阿根廷几乎没有什么事情真的是新闻，因为国家并没有发展，也没有什么事情得到了解决。这个国家似乎在和自己玩游戏；阿根廷的政治生活和蚁群或非洲原始部落的生活一样：充满了种种事件，充满了危机和死亡，但生活只是在原地打转，一年的结束总是和开头一模一样。即使是桑切斯将军的死也没有引发危机。他徒劳地实施酷刑，徒劳地死去。他只是如此活了五十三年，地位如此之高，却没有在身后留下痕迹。事件总是比人更重要。现在似乎只有一个人有能力改变历史，就像他过去那样。而他正在铁门等待着。
冲动让我们的敌人盲目（庇隆在一九五六年写道），并且摧毁他们……（推翻我的）革命没有目标可言，因为它只是一种反应……军人掌握了政权，但没有人真正服从他们。政治乱局正在逼近。经济被交给一些小职员治理，一天天变得更糟……社会秩序受到无政府状态的威胁……这些独裁者所知不多，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他们从一场危机走向另一场危机，最终将迷失在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上。
庇隆的回归，或者说庇隆主义的胜利，已经为人们所预见。据估计，阿根廷人已经将六十到八十亿美元转移出国。“人民并没有卷入，”大使夫人说，“你要记住，谁要是有钱，谁就不是阿根廷人。只有没有钱的才是阿根廷人。”
即便拥有如此多的财富与安全感，即便出逃计划已经拟定，即便置身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北区举行的雅致晚宴，冲动仍然会闯将进来。“我要死了，”大使夫人突然攥紧拳头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再也没有生活了。每个人都在用指尖紧紧抠住生活不放。这个地方死了。有时我吃完午饭就上床去，一直躺着。”年老的管家戴着白手套；房间里所有的护墙板都是在世纪之交从法国进口的。（这些阿根廷贵族是多么轻快，他们的安稳生活又是多么短暂。）“街道被挖开，灯光黯淡，电话无人应答。”大麻（最后半公斤四十五美元）的作用过去了，情绪没有改变。“这里从前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一个伟大的港口。那是二十年前了。现在它被搞砸了，宝贝。”
而那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那些更好的人，他们并不害怕外面的世界，但却处在极其严重的焦虑之中，唯恐会陷在阿根廷出不去，唯恐一个人生命中最具创造性的岁月被荒废掉，或是因为一场对他们并无好处可言的革命，或是因为一段血腥的独裁统治，又或者只是因为混乱。通胀和比索的暴跌已经让许多人处境困窘。这个国家最杰出的漫画家门基·萨巴说：“我们看着电视上月球都更容易。但我们不了解玻利维亚、智利甚和乌拉圭。原因？钱。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种集体性的疯狂。因为从前在这里总是很容易赚钱。现在我们被孤立了。外面的人不容易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冬季仍会在五月到来，随之而来的，是在科朗剧院上演的歌剧。标价二十一美元的交响乐门票很快就会售罄。但这片土地最为珍贵的神话，财富的神话，已经被夺走：财富曾经十分巨大，以至于阿根廷人会告诉你，有时杀掉一头牛，只是为了吃舌头，而南美大草原上的游客可以随便杀牛吃牛，只要他把牛皮留给地主就好。湿润的南美大草原的表层土壤是不是有八英尺厚？或者是十二英尺？如此富饶的阿根廷，如此幸运的土地。
一八五〇年，阿根廷总人口不到一百万，布宜诺斯艾利斯西面和南面一百英里以外就是印第安人的地盘。随后，在不到一百年前，经过六年的大屠杀，印第安人被追击并灭绝；大草原开始奉献它的宝藏。偷窃而来的、血腥土地上的广袤牧场，突然出现了一群充满嫉妒之心的殖民贵族。加上充当劳工的移民，一九一四年阿根廷总人口达到了八百万。移民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和意大利南部，他们不是来做小业主或拓荒者，而是来为大牧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服务的。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港口城市也是为大牧场服务的。庞大而繁荣的殖民经济以牲畜和小麦为基础，同时又与大英帝国联系在一起；城市无产阶级像大牧场贵族一样突然出现；一个完整的、突然出现的人造社会被强加给这片平坦的、荒无人烟的土地。
一九二九年，博尔赫斯在一首题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奠基神话》的诗中这样回忆无产阶级在城中的蔓延：
unacigarreriasahumócomounarosaeldesierto.latardesehabíaahondadoenayeres,loshombrescom#note_5">[5]，是人们骑马玩乐的地方。一片棚户区，街道上没有铺砖石，有几条发黑的、污秽的小河沟，但房子是砖砌的，有时还建有二层：一片安居乐业之地，有超过十五年的历史，还有商店和各种标牌。这里居住着七万人，几乎全是印第安人，他们来自北方以及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神情茫然，显得有点愚笨；于是你会突然间意识到，你并非身处巴黎或欧洲，而是在南美洲。在这里负责的神父是“第三世界教士团”的成员。他身着黑色皮夹克，他的小教堂是用混凝土建造的，风格过于简单，正在随着扩音器里传来的阿根廷歌曲震动。先前有人悄悄告诉我，神父的家世非常好；也许是身边朋友的改换让他变得虚荣了起来。他当然是庇隆主义者，他说他的所有印第安信众都是庇隆主义者。“只有阿根廷人才能理解庇隆主义。我可以和你谈庇隆主义谈上五年，但你永远不会听明白。”
但我们能不能试一试？他说庇隆主义不关心经济增长；他们拒斥消费社会。但他不是刚刚还在抱怨政府的蠢行在内地令许多人失业，而他的棚户区每走一个印第安人，政府就会再送来两个？他说他不打算浪费时间和一个美国人说话，有些人只关心国民生产总值。他离开我们，笑容满面地朝着一些走近的印第安人冲了过去。河上吹来的风很潮湿，混凝土房子的温度降了下来，我想走了。但和我一起来的人很不安。他说我们应该再等等，告诉神父我不是美国人。我们就在那儿等神父回来。神父窘迫不已，解释说庇隆主义真正关心的是人的精神成长。这样的发展已经在古巴和中国发生过，这些国家都朝工业社会背转身去。
有人这样向我介绍他们：这是一群“民权”律师。他们很年轻，衣着时尚，那天早上开会是为了起草一份反对酷刑的呼吁书。顶楼的公寓邋邋遢遢、空荡荡的；来访的客人都会从猫眼里被审视一番；每个人都在窃窃私语；屋里弥漫着香烟的烟雾。密谋，危险。但是有一个律师转而注意到我被邀请共进午餐，午餐时——他喜爱昂贵的美食——他明确地表示，他们所抗议的酷刑不能等同于庇隆时期的酷刑。
他说：“如果正义是人民的正义，有时一些人会做出过度的事情。但最终来看，重要的是正义应该以人民的名义来行使。”谁是人民的敌人？他的回应既公式化又迅捷：“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国内的同盟。统治寡头、资产阶级寄生虫、犹太复国主义，还有左翼那些替欧洲列强卖命的‘伪军’——我们用‘伪军’泛指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似乎是一份完备的名单。谁是庇隆主义者？“庇隆主义是一场革命的民族运动。一场运动与一个党派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们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庇隆主义者就是任何称自己为庇隆主义者并且像庇隆主义者一样行事的人。”
这位具有强烈反犹倾向的律师，自己就是犹太人；他来自一个反庇隆的中产阶级家庭。一九七〇年，他在马德里遇见庇隆，感到眩晕不已；引用庇隆的话时，他的声音都在发抖。他当时对庇隆说：“将军，你为什么不对这个政权宣战，让自己成为所有真正的庇隆主义者的领袖？”庇隆回答道：“我是一场民族运动的指挥。我必须指挥整个运动，以最全面的方式。”
“并不存在内在的敌人。”工会领袖笑着说。但他同时又认为，酷刑会在阿根廷继续存在下去，“没有酷刑的世界是理想的世界。”但是酷刑仍然存在，而酷刑是不是酷刑，“取决于被酷刑折磨的人是谁。若是一个作恶者，没问题。但若是一个想要救国的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知道，酷刑不只是电击。贫穷是酷刑，挫折也是酷刑。”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有人告诉我，他是庇隆主义工会领袖里智识最高的一个。他非常守时，办公室整洁有序，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庇隆青年时代的大照片。
第一次庇隆主义革命是以财富的神话、一片等待劫掠的土地的神话为基础进行的。现在财富已经消失，庇隆主义就像是贫穷的一部分，是抗议、绝望、信仰、男子气概、魔法、灵性和复仇。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没有了庇隆，歇斯底里将会变得无法控制。没有了军队，法律与秩序的那些毫无生气的守卫者，还有洋洋得意的庇隆主义，将会分崩离析，陷入上百起乱战之中，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敌人。
“暴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就不是暴力，而是正义。”庇隆的这句宣言印在最近一期《信仰》报的头版，这是一份拥护庇隆主义的报纸。于是，通过一种阴险的模仿，南方歪曲了北方的革命口号。在口号把活的问题变成抽象问题的地方，（“要在阿根廷消除酷刑，”托派分子说，“必须打倒布尔乔亚，建立工人政府。”）在口号要与口号斗争到底的地方，人民没有理想，只有敌人；只有敌人才是真实的。自从西班牙帝国分裂以来，这一直就是南美洲的噩梦。
伊娃·庇隆是金发还是黑发？她生于一九一九年还是一九二二年？她的出生地是洛斯托多斯的小镇，还是四十公里之外的胡宁？哦，她把自己的黑发染成了金发；她生于一九一九年，却说是一九二二年（并且还在一九四五年销毁了自己的出生记录）；她生命的最初十年是在洛斯托多斯度过的，但自那以后一直在否弃这个小镇。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不用到她的自传《我生活的意义》中去找原因。这本书以前是阿根廷学校的规定读物，里面没有一点事实或真实的日期；作者是一个西班牙人，他后来抱怨说，庇隆的官方机构对他的书做了太多篡改。
于是真相开始消失，而传奇与真相并无关系。在纪念伊娃·庇隆的弥撒上，有许多学生到场；但她的一生不是人们探讨的主题。洛斯托多斯的那所用褐砖砌成的，只有一间屋子的房子渐渐衰朽，没有标志，也几乎无人造访（尽管有个女人记得曾有一些拍电视的人去过）。这所房子现在属于隔壁车库的老主人（车库里有两辆车，其中一辆是没有引擎的福特t型车），被用作储物室。平坦的屋顶长出了青草，在屋后的天井上，起皱的铁皮屋顶已经坍塌。
在阿根廷，只出版过一部伊娃·庇隆的传记。本来计划出两卷，但出版商破产了，第二卷没能出版。如果伊娃·庇隆现在还活着，也只有五十三岁。在活着的人当中，好几百人认识她。但只用了两个月我就发现，关于她，除了已经广为人知的事情，很难再找到其他什么线索。人们篡改记忆，要么称颂她，要么仇恨她，而恨她的人拒绝谈论她。洛斯托多斯早年的那些苦痛的日子已经被成功掩埋。伊娃·庇隆的故事已经佚失，只剩下了传奇。
一天傍晚，警笛在外面呼啸，在天主教大学授完课之后，博尔赫斯对我说：“我们当时觉得整件事都应该被忘掉。如果报纸保持沉默，今天就不会有庇隆主义了——庇隆主义者一开始对他们自己感到羞愧。我在公众面前绝对不会提到他的名字。我会说‘逃犯’、‘独裁者’，就像诗歌会避用某些词一样——如果我在诗里提到他的名字，整首诗都会散架。”
这就是阿根廷的态度：压制和忽略。庇隆时期的许多纪录已被销毁。如果今天的中产阶级年轻人是庇隆主义者，而学生们唱起独裁时期的老歌：
庇隆，庇隆，你是多么伟大！多么善良又强大，我的将军！
如果连无度的独裁也重又受到尊敬，那不是因为过去已被探究，纪录已被篡改，而仅仅是因为许多人改变了他们对那个公认传奇的态度。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阿根廷没有历史。这里没有历史文档，只有涂鸦、争辩和学校的教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身着白色罩衫的学童被定期带到五月广场上，绕着卡维尔多大厦参观独立战争的遗址。这是一场光荣的战争；这是一场孤立的战争；无论是在教科书上，还是在公众的头脑中，这场战争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全无关系：法律的沦丧，搜捕敌人，无休无止的内战以及黑帮的横行。
另一天傍晚，博尔赫斯说：“阿根廷的历史就是脱离西班牙独立的历史。”在这样一种历史观里，庇隆的位置在哪里？“庇隆代表的是对土地的争夺。”但是他肯定也代表了阿根廷的某种东西？“很遗憾，我必须承认他是阿根廷人，一个属于今天的阿根廷人。”博尔赫斯是西班牙裔拉美人，他的祖先在大移民潮之前就来到了阿根廷，那时这个国家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博尔赫斯用他对祖先的崇拜取代了对祖国历史的思考。和许多阿根廷人一样，他抱有一个关于阿根廷的观念，凡是不符合这个观念的东西都会被否弃。而博尔赫斯是阿根廷最伟大的人物。
这是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一种对待这片土地的态度。魔法在阿根廷事关紧要，这个国家到处都有女巫、魔法师、术士和灵媒。但是我作为访客必须忽略阿根廷生活的这一面，因为我被告知，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大牧场，但是我这个访客不能去具体某一家大牧场，因为它并不典型。但魔法存在，并且在发挥作用。是的，但那不是真实的。那个也不是真实的，那个也不是，那个还不是。于是整个国家都在谈话中被消解了；我发现自己被引向了类似牛仔古玩店那样的地方。这个阿根廷里一个阿根廷人也没有，更不用说我的那些导游了；但那是真实的，那就是阿根廷。“我们基本上都热爱这个国家，”一个英裔阿根廷人说，“但我们以想象的方式看待它。我们中有许多人现在因为幻想而饱受折磨。”大家一起拒绝睁眼去看，拒绝去和这片土地和解：一个人工的、四分五裂的殖民社会，因为种种神话而充满缺陷和赝品。
做阿根廷人不是去做南美人，而是去做欧洲人；许多阿根廷人变成了欧洲人，他们属于欧洲。这片土地原本是他们财富的来源，现在却变成了他们的度假基地。对这些阿根廷－欧洲人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马德普拉塔成了他们度假的城市，只有某些季节他们才会在此生活。在两次大战的间歇，巴黎有一个阿根廷人社区，人数稳定在十万。那时比索还是比索。
“许多人认为，”博尔赫斯说，“在这里本可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是英国人取得胜利（一八〇六年至一八〇七年，英国人曾两次袭击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时我会想，成为殖民地真的有好处吗——如此僻远而沉闷。”
但在阿根廷做一个欧洲人，就是在以最为有害的方式做一个殖民者。这是寄生虫的生活方式，是在把欧洲的成就与权威据为己有——加勒比各殖民地的白人社群也是这么做的——是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我小时候在特立尼达，以为白人和富人不需要接受教育），也是出于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接受自己社会的二流地位。
还有阿根廷的财富：英国人的铁路把小麦和肉类从大草原的各个角落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再从那里运往英格兰。这里没有拓荒者，没有艰苦卓绝的建国神话。这片空旷的土地极其平坦和富饶，资源无穷无尽，也是一片无限宽容的土地。diosarregladenochelamacanaquelosargentinoshacendedía：阿根廷人在白天制造的麻烦，神会在夜里加以解决。
做阿根廷人就是去继承一个魔法的、虚弱的世界。这里的财富和欧洲性掩盖了一个农业社会的种种属于殖民地的现实，这个社会不需要多少才能，也没有创造出什么，不需要伟大人物，也没有创造出伟大人物。“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有一天诺曼·迪·乔瓦尼气恼地说。自博尔赫斯往下的每一个人都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小镇。”八百万人口。骇人的小市民杂居区肆意向外扩展，卑贱、单调、没有意义：但这只是一个小镇，被殖民地的疑虑和恶意所吞噬。如果人们觉得外面的世界才是真实的，那么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就都有所欠缺，满怀欺诈之心。门多萨的一位服务生说：“阿根廷人不工作。我们做不了任何大事。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琐碎无益。”一位艺术家说：“这里几乎没有职业人士，我是说知道自己人生目标的人。没有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从事某一项职业。正因为如此，如果你和我是同行，你就是我的敌人。”
camelero，chanta：这些是阿根廷人每天都在用的词。camelero的意思是“大话王”，一个其实什么也不能兑现的人。有个人说要带我去一个大牧场，而且要坐他的私人飞机去，他就是一个camelero。chanta则是指什么都可以出卖的人，没有原则的空心人。自总统往下，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被某个人斥为chanta。
另一个被反复使用的词是“平庸”。阿根廷人痛恨平庸，害怕被人视为平庸。这是伊娃·庇隆用来骂人的字眼之一。在她看来，阿根廷的贵族总是很平庸。她是对的。数年之间她就粉碎了阿根廷是一片有贵族气派的殖民地的神话，再没有人为这片土地找到其他神话、其他观念来取而代之。
2博尔赫斯与虚假的往昔
谈到作家的名声，博尔赫斯曾说：“重要的是你在别人心目中创造出的关于你自己的形象。许多人认为彭斯是一个平庸的诗人。但他代表了许多东西，人们喜欢他。那样的形象，就像拜伦的形象，最终也许比作品更重要。”
博尔赫斯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甜蜜而忧郁的诗人；精通西班牙语的读者尊敬他，认为他是一位表达直率、文风质朴的作家。但在英裔美国人看来，他是一位年老的阿根廷盲人作家，写过寥寥几篇极短、极神秘的故事——这样的名声既夸张又虚假，以致遮蔽了他的伟大成就。他或许也因此而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等他虚假的名声消散时——这样的名声一定会消散——他的杰作很可能也会随之消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博尔赫斯最好的作品既不神秘，也不晦涩。他的诗作容易读懂，有很多甚至是浪漫风格的。过去五十年间，他的主题一直保持不变：他的军人祖先、他们阵亡的故事、死亡本身、时间，还有老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写过大约十几个成功的故事。其中有两三篇是直截了当、甚至有点老派的侦探故事（有一篇发表在《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上）。有些故事以一种相当电影化的手法处理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世纪之交的下层生活。匪徒被赋予史诗般的地位；他们崛起，受到其他匪徒的挑战，有时他们也会逃跑。
其他故事，那些让批评家疯狂的故事，本质上只是智力玩笑。博尔赫斯选取一个词，比如“不朽”，用以玩弄文字游戏。他说，假如人真的能不朽，不仅仅是老而不死，而是不可摧毁、充满活力，永远活下去，那么结果会如何？他的答案是——这也就是他的故事——每一种可以设想的经验都会在某个时刻降临在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刻呈现出每一种可以设想的性格，而荷马（隐藏在这个故事里的英雄）在十八世纪甚至可能会忘了他写过《奥德赛》。也可以选取“难以忘怀”这个词。假定一样东西真的难以忘怀，连一秒钟也无法忘掉；假定这件东西来到你手中，就像一枚硬币。拓展这个想法。假定有一个男人——噢，不，他只能是一个男孩——什么也不能忘掉，他的记忆将因而不断膨胀，他生命里每一分钟的那些无法忘怀的细节将会不断地进入他的记忆。
这就是博尔赫斯的一些智力游戏。他最为成功的非韵文作品，同时也是他最短小的那部作品，也许只是一个纯粹的玩笑。故事题为《关于科学的精确性》，本来只是十七世纪一部游记的摘要：
在那个帝国里，绘图技术如此完美，以至于一个省的地图覆盖了一整个城市的空间，而帝国的地图又覆盖了一整个省。时间流逝，人们发现这些巨幅地图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于是绘图师学院研究出一幅和帝国一样大小的地图，每一点都能够相互对应。后来的世代对地图研究没有那么在意，认为这么大的地图笨重累赘，不无轻视地任其经受日晒雨淋。在西部荒漠，至今还能发现一些地图的残片，在为偶尔出现的野兽或乞丐遮风蔽雨；在全国其他地方，再也没有留下其他的地图学遗迹。
这既荒谬又完美：准确的戏仿，古怪的想法。博尔赫斯的谜题和玩笑会让人上瘾。但它们是什么就是什么；它们并非总能支撑对它们所做的种种形而上学的解释。但这对学院批评家很有吸引力。博尔赫斯的有些恶作剧需要他炫耀一些古怪的学问——有时这些恶作剧也会消失在这些炫耀之下。他早期的一些故事偶尔也会使用巴洛克风格的语言。
《环形废墟》——这是一篇精巧的、近乎科幻的故事，讲述一个做梦的人发现自己只存在于别人的梦里——是这样起头的：nadieloviódesembarcarenlaunánimenoche。直译就是：“没有人看见他踏入那一致的夜晚。”诺曼·托马斯·迪·乔瓦尼四年来一直在全天翻译博尔赫斯的作品，他是讲英语的国家里、宣传博尔赫斯最卖力的人。他说：
你可以想象围绕“一致的”这个词人们写下了多少文字。我带着两种译法去见博尔赫斯：“周围的”和“围绕的”，对他说：“博尔赫斯，‘一致的夜晚’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词组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可以说‘一致的夜晚’，那为什么不说‘喝茶的夜晚’，或者是‘打牌的夜晚’？”他的回答让我震惊。他说：“迪·乔瓦尼，这只是我不负责任的写作手法的一个例子。”最后我们的译本用了“围绕的”，但有许多教授不喜欢失去他们的“一致的夜晚”……
有一个女人写了一篇关于博尔赫斯的论文，收录在一本书里。她一点也不懂西班牙语，用了两种相当平庸的译本作为论文根据。她的论文很长，大概有四十页，文中的要点之一是，博尔赫斯的文笔非常拉丁化。我不得不向她指出，博尔赫斯只能写拉丁化的文字，因为他用的是西班牙语，而西班牙语是拉丁语的一种方言。她立论的时候没有询问任何人。最后她大喊“救命”，而你渐渐上升，看着那座宏伟的摩天大楼在流沙中沉没。
一九六九年，迪·乔瓦尼和博尔赫斯一起到美国去做巡回演讲：
博尔赫斯是一位绅士。当人们走上前来告诉他，他的故事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毕竟，他只不过是这些故事的作者——你就会听到他最美妙的回答：“哦，谢谢你！你丰富了我的故事。你给了我一件很棒的礼物。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到x地——比如说得州的拉伯克——走了那么多路，就是为了找到这样的、关于我以及我的故事的真理。”
多年来，在讲西班牙语的地方，博尔赫斯一直享有极高的名望。但在一九七〇年，他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人物剪影”文章，题为《自叙随笔》，说在一九六一年获得福明托奖之前——他那一年六十二岁——他“实际上一直默默无闻”——不仅在国外是这样，在家乡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是如此。”这样的夸张让他在阿根廷的一些早期支持者感到沮丧；有些人会说，随着他声名渐增，他也越来越“不负责任”。但博尔赫斯一直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小镇，在博尔赫斯只属于这个小镇时，他的有些话并不让人讨厌，但是如果外国人在排队等着和他见面，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博尔赫斯的军人祖先以及他们的死亡无疑曾一度让整个社会感到荣幸，让它拥有了一种历史感和完整感。但博尔赫斯宣称那是一种私人的光荣，似乎是在排斥其他人；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专横的态度。在小镇上做名人并不容易。
博尔赫斯做了很多次访谈，每一次都很雷同。他让提问显得无关紧要；有一位阿根廷女士说，他是在播放录音；他在表演。他说西班牙语是他的“厄运”。他批评西班牙和西班牙人：他仍然在打那场殖民战争，但是他把旧有的种种问题与阿根廷的一种更简单的偏见混淆在了一起，这种偏见针对的是来自西班牙北部的贫穷落后的移民。他针对大草原印第安人讲的一些笑话既有失风度，又陈腐。之所以说有失风度，是因为就在他出生之前二十年，这些印第安人已经被系统地灭绝了；但博尔赫斯的态度又在意料之中，只有让受害者变得荒唐可笑，这样大规模的屠杀才变得可以接受。他谈到切斯特顿、斯蒂文森和吉卜林。他谈到古英语，因为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学术话题而满怀热情。他还谈到他的英国祖先。
这是一场奇特的殖民表演。他的阿根廷历史是他身份的组成部分；他自己也是这样向大家展现的；他归根结底是一个爱国者。他尊重国旗，在国家图书馆，他的办公室（他是馆长）阳台上，飘扬着一面这样的旗帜。国歌让他感动，但与此同时他似乎又急于宣称自己有脱离阿根廷的倾向。博尔赫斯的表演针对的似乎是他在校园里的新听众，并且在很多方面对这些英裔美国人加以恭维，但博尔赫斯的态度却是旧式的。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仍然记得一九五五那一年，就在庇隆被推翻前几天、九年的独裁统治行将结束之际，博尔赫斯给英国文化协会的女士们做了一次演讲——在无数的主题中他选择了柯勒律治这个主题。博尔赫斯说，柯勒律治写下过一些英语诗歌——“esdecirlapoesía”（也就是说诗歌）——中最好的诗句。这四个词在举国欢庆之际，就像是对阿根廷灵魂的一次无端攻击。
诺曼·迪·乔瓦尼讲述了一个能起到平衡作用的故事。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大学。负责介绍我们的是一位来自图库曼的阿根廷人，他借用这个场合向听众指出，军队实施镇压，关闭了图库曼大学。博尔赫斯完全没有注意介绍人的发言，直到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才醒转过来。有人说起介绍人之前的发言，博尔赫斯突然间大发雷霆：“你有没有听到那人说了什么？他说他们关闭了图库曼大学。”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生气，他说：“那人在攻击我的国家。他们不能那样谈论我的国家。”我说：“博尔赫斯，你说‘那人’是什么意思？那人是阿根廷人，是从图库曼来的。而且他说的是真的，军队关掉了大学。”
博尔赫斯中等身材，近乎失明的眼睛和手杖让他的外表显得愈加独特。他穿着讲究。他说自己是中产阶级作家，而中产阶级作家既不应该是花花公子，也不应该过于随意。他谦恭有礼；和托马斯·布朗爵士一样，他也认为绅士就是努力少给人添麻烦的人。“但你应该去托马斯·布朗爵士的《医生的宗教》里找答案。”他平易近人，愿意在冗长的访谈里重复他在其他访谈里已经说过的话，他这样的态度，似乎是把“中产阶级关于谦逊的理想以及绅士的风度”与“作家的孤僻以及他专注于写作的需要”融合在了一起。
从他让别人称呼他的方式，可以看出（平易近人背后）这种孤僻的一些迹象。有特权用“豪尔赫”称呼他的人（他们读成“乔吉”），也许不超过六个。他让其他人都称呼他“博尔赫斯”，不加“señor（先生）”。他认为“señor”太西班牙，太自命不凡。而只称呼“博尔赫斯”显然让人有距离感。
甚至那篇五十页的《自叙随笔》也没有暴露他的孤僻。那就像是另一篇访谈，没有说出多少新的东西。他一八九九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位律师的儿子，祖先是军人。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一年（那时比索还很值钱，欧洲的物价水平低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全家在欧洲逗留：这些故事全都被再次勾勒出来，就像是在一次访谈里一样。文章很快就变成了一位作家讲述自己的写作生涯的文章，他讲述了他读过和写过的书，参加过的文学团体，创办过的杂志。他的生活却不见踪影。他四十岁左右一定经历过一场危机，但在文章里却几乎没有提及：那时他的家庭亏空严重，他在从事各种新闻报道工作；他的父亲死了，他感觉自己得了重病，而且“担心（自己的）心理是否还健全”；他在市图书馆当助理，作家身份在馆外广为人知，在馆内却无人知晓。“我记得有一个同事在一本百科全书上看到‘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这个名字，让他惊讶的是这个人碰巧和我同名，而且同年同月同日生。”
“漫长而极其不快乐的九年，”他说；但他只用了四页纸讲述这个时期。博尔赫斯的孤僻开始显得像是一种禁忌。
undiosmehaconcedidoloqueesdadosaberalosmortales.portodoelcontinenteandaminombre;nohevivido.quisieraserotrohombre.
下面是马克·斯特兰德的译本：
我被允许获知一个凡人所能知晓的事情。整个大陆都知道我的名字；我没有生活过。我想成为另一个人。
这是博尔赫斯论爱默生；但也可以是博尔赫斯论博尔赫斯。在《自叙随笔》中，生活的确不见踪影。于是最重要的一切必须到他的作品中去寻找，在博尔赫斯这里，也就是他的诗歌。如他自己所说，他漫长的一生中探索过的所有主题都已经包含在了他最初的诗集里。这本诗集于一九二三年出版，在五天之内印就，印了三百本，免费赠送。
在这些诗里，他的军人祖先在战斗中濒临死亡。在这些诗里，只有二十四岁的他已经把对光荣的沉思转变成了对死亡、时间以及个人生活的“珍宝”的沉思：
...cuandotúmismoereslacontinuaciónrealizadadequienesnoalcanzarontutiempoyotrosserán(yson)tuinmortalidadenlatierra.
下面是w.s.默温的译本：
……当你的生命成为前人的化身后人便是（现在也是）你在尘世间的不朽。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博尔赫斯的生活停止了；接下来将只有文学与他为伴：对词语的关心，无止境地尝试留住、而不是背叛种种情感，对一种如此独特的往昔的情感。
今天，我是我自己，我也是他，那个死去的人，他的鲜血与名字属于我。
这是诺曼·迪·乔瓦尼翻译的一首诗，写于第一本诗集出版之后四十三年：
soy,perosoytambiénelotro,elmuerto,elotrodemisangreydeminombre.
在写下第一本诗集之后，除了对古英语诗歌的发现，再也没有什么主题能让博尔赫斯进行如此强烈的沉思。即使是苦涩的庇隆统治时期也同样如此，那时他被“请”出了图书馆、去集市上检查家禽和兔子，于是他就辞了职。还有他晚年那段短暂而不幸的婚姻也是如此，无法激起他强烈的沉思。好些杂志都曾关注此事，这现在也仍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闲聊话题。还有他与母亲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同样没有令他产生强烈的沉思。现在他的母亲已是九十六岁高龄。
“在一九一〇年阿根廷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把阿根廷视为一个高尚的国家，坚信其他国家会成群结队而来，与我们交好。现在，这个国家走在糟糕的道路上。我们正在受到威胁：那个可怕的人要回来了。”这就是博尔赫斯谈论庇隆的方式，他不想提到他的名字。
我受到无数次的人身威胁。甚至我的母亲也遭到了威胁。他们在午夜过后，凌晨两三点，按门铃把她吵起来，用异常粗鲁的声音——你会把这样的声音与庇隆主义者联系起来——对她说：“我要杀了你和你儿子。”我母亲问：“为什么？”“因为我是庇隆主义者。”我母亲说：“说到我儿子，他七十岁了，眼睛其实都瞎了。但是说到我，那你可得抓紧。我都九十五岁了，你还没有杀我，我就有可能死在你手上。”第二天早上，我对母亲说，夜里好像有电话铃响。“是做梦吗？”她说：“只是一个蠢货。”她不仅机智，而且勇敢……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在这样的政治时局下。但我的祖上是军人，我想我应该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博尔赫斯的第一本诗集叫《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他在自序中说，他想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颂扬这座日益扩大的新城市。“就像那些罗马人，他们会在穿过树林的时候低语‘numeninest’，‘这是一位神的居所’，我的诗行这样宣称，陈述着街道的奇迹……每一天，这些地方都在一点一点变得神圣。”
但博尔赫斯并未让布宜诺斯艾利斯神圣起来。我这个访客看到的城市不是诗中的城市，而西姆拉（一个像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样的人工新城）在那么多年之后，仍然是吉卜林笔下的那座城市。吉卜林努力观察一个真实的城镇，而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属于他私人的，是一座想象中的城市。现在这座城市日渐衰败。在博尔赫斯居住的南面，一些老建筑幸存下来，一并存留的还有它们威严的前门和衰颓的院落，每间院子都铺有不同的地砖。但更常见的是，内院被锁了起来；许多老建筑被拆掉了。在这座市民气的移民城市，如果在侨民建筑师的想象之外，优雅真的存在过，那么它也已经消失了；现在剩下的只有杂乱的景象。
在国家图书馆，博尔赫斯办公室的阳台上，插着一面白蓝相间的阿根廷国旗，斜伸在墨西哥街的上方，因为尘土和烟熏而显得肮脏黯淡。想一想，这也许已经是这一带最漂亮的建筑了，一百二十年前，也就是匪徒－独裁者罗萨斯统治时期，这里曾被当作医院和监狱。带尖顶的围墙，高高的铁门，硕大的木门，这一切仍然有着美的踪影。但在内部，墙壁剥落；中院的窗户已经破损；再往里去，一个庭院接着一个庭院，走廊里晾晒着衣物，台阶碎裂，金属的旋转楼梯上堵塞着垃圾。这是一间政府办公室，属于劳动部的一个部门：这样的情形讲述的是一个停止运转的政府，一座正在死去的城市，一个未曾真正成功的国家。
四处的墙上涂写着暴力标语；游击队在街上活动；比索贬值；城市充满仇恨。嗜血的标语不断重复着：罗萨斯正在归来。这个国家在等待新的恐怖。
numeninest，这是一位神的居所：诗人的符咒没有奏效。军人祖先在战斗中死去，但那些微不足道的战斗和徒劳无益的死亡没有带来任何东西。只有在博尔赫斯的诗里那些英雄才居住在“史诗般的宇宙里，高高地坐在马鞍上”：“alto...ensuépicouniverso.”这是他的伟大创造：阿根廷作为一片神奇的土地，一个完整的史诗世界，属于“共和国、骑兵队和清晨”（lasrepúblicas,loscaballosylasmañanas），属于过去的战斗、被缔造的祖国、被创建的伟大城市和“一条条街道，它们往昔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我的血液中。”
这是艺术的想象。然而博尔赫斯从他创造的这个神奇的阿根廷出发，经由他的英国祖母，走向了他的英国祖先，并经由他们走向了他们“黎明时分”的语言。“人们告诉我，我现在看起来像英国人。年轻时我不像英国人，那时我更黑一点，自己感觉也不像英国人，一点也不。也许是阅读让我感觉像英国人。”尽管博尔赫斯自己不承认，在他后期的故事里，北欧人的主题反复地出现，他们在荒凉的阿根廷土地上日渐堕落。苏格兰的格思里变成了混血儿gutres，他甚至连圣经也不记得了；一个英国女孩变成了印第安野蛮人；一个叫尼尔森的族群忘记了自己的来处，像动物一样生活，遵循着嫖客似的兽性的性准则。
博尔赫斯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不写堕落的人。”但另外一次他又说：“那些从本质上去思考欧洲和美国的人丰富了这个国家。只有文明的人才会如此。高乔人的头脑非常简单。一群野蛮人。”我们谈起阿根廷的历史，他说：“有一个模式，一个不太明显的模式。我自己见树不见林。”后来他又补充道，“那些内战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那么，不管博尔赫斯承认与否，他也许还发展出了一种与艺术想象相平行的、对现实的附带想象。而现在，现实无论如何也无法再被否认。
五月中旬，博尔赫斯到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去住了几天。蒙得维的亚是他儿时住过的城市之一，是一座适于度过“漫长而慵懒的假日”的城市。但是现在乌拉圭这个南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和阿根廷一样已经破产——用一个阿根廷人的话说，成了“一个形同讽刺画的国家”——并且在战时的财富耗尽之后，让自己陷入了四分五裂。蒙得维的亚是一座正在打仗的城市；游击队和士兵在街头作战。有一天，博尔赫斯还在那里，有四个士兵被枪杀了。
博尔赫斯回来时我见到了他。他在一个漂亮女孩的帮助下走下天主教大学的台阶，看起来更脆弱了，双手更加容易发抖。他蜕去了那种活泼的访谈风度。他充分地意识到蒙得维的亚的灾难；他感到痛苦。蒙得维的亚是他失去的又一样东西。在一首诗中，他因为“蒙得维的亚的清晨”以及其他一些事物而感激“因与果的神圣迷宫”。现在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阿根廷一样，只在他的记忆里，在他的艺术中，还保留着可亲的形象。
3蒙得维的亚的神风敢死队
一九七三年十月至十一月
乌拉圭今年的利息降了。去年在图帕马罗危机达到顶峰之际，你可能需要付百分之六十的利息才能借到钱。利息需要提前支付，并且立刻从贷款中扣除。于是你借了一百万比索，离开银行时就只剩下四十万比索。这样的交易还算是不错的，因为在一年之间，比索对美元的比价跌了一半，而通胀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二。
现在局势没有那么疯狂了。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已经被消灭，他们有约五千人，大多是城里人，来自经济状况恶化的中产阶级家庭。军队——他们实际上是农村人，来自中产阶级下层——掌控了局势并实施军管。利息降到百分之四十二，税也降了；今年的通胀率被控制在百分之六十。“这里的物价不只是每天在涨，”一位商人说，“它们每晚都在涨。”
但直到前几天他们还在告诉你，在乌拉圭你可以看到修路工在露天烧烤牛排午餐；乌拉圭的比索被称作金比索。一九五三年三比索能换一美元；现在则需要九百比索。
“我父亲一九五三年买了一座房子，从抵押银行贷的款，利息是百分之六。最后到了一九六八年，他每个月仍然在还三十比索的房贷。”三十比索：十二美分，十便士。“你也许觉得这很滑稽，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我们的议会拒绝对按揭还款重新估价——政客们不想失去选票。于是每个人都拥有了免费赠予的房产，但他们毁掉的是子孙后代。”
法律现在已经做了修改。利息和薪水一样，与生活费用指数关联在了一起；抵押银行近来向存款人支付百分之五十六的利息：百分之七是真正的利息，百分之四十九是通胀“补贴”。
帕拉特尼克先生是一位广告人，负责抵押银行的宣传事务，军政府也找到他，让他协助平息全国的事态。让左翼和极右翼厌恶和警惕的是，帕拉特尼克先生看上去似乎没有失败的迹象。他迄今为止并没有让自己或是政府成为笑柄。一次又一次，在电视上，在阿根廷肥皂剧中间插播的广告里，在关于政府规划的谈话之后，希望以挑战的方式到来：tenga confianzaenelpaís,ypóngaleelhombroaluruguay，字面意思是：要对国家有信心，用你的肩膀托起乌拉圭。
但近来在乌拉圭，要想不冒犯人是件很难做到的事情。《新黎明报》是一份新右翼青年团体（“家庭、传统、财产”）办的周报，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猛烈地抨击帕拉特尼克先生；人到中年的帕拉特尼克先生要求编辑和他决斗。他让自己的教父母去《新黎明报》办公室下战书，但是编辑没有接受挑战。《新黎明报》团体无关紧要，但现在，和蒙得维的亚的许多商人一样，帕拉特尼克先生也开始随身带枪了。
这样的防备并无必要。军队目前掌控着局面，并正在发起攻势；逮捕和审问仍在继续；游击队在蒙得维的亚大肆绑架的日子结束了。去年的蒙得维的亚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方，现在它比布宜诺斯艾利斯更为安全；有些更容易成为勒索目标的美国经理跨过普雷特河，从阿根廷搬到蒙得维的亚，住进了位于主广场的维多利亚广场酒店的红砖塔楼。在广场中央，有一座乌拉圭国缔造者阿蒂加斯的骑马铜像。
政府大楼位于广场一侧。有哨兵穿着十九世纪的制服，但也有荷枪实弹的真士兵。在广场另一侧，司法宫矗立在硕大的环形地基上，修了六年还没有修好。野草在混凝土横梁上生长，葱郁而平整，就像是种上去的一样；混凝土立柱上沾染了从铁支撑杆上落下的铁锈。
蒙得维的亚是安全的。但这个国家的财富已经耗尽，而在富裕的日子里，其政府大楼是用大理石、花岗岩和青铜建造的。立法宫那些奢华的木制品，图书馆那些从地板通往天花板的镶嵌饰物，全都是在意大利制作的，据说还是装在红木箱里运过来的。而那只不过是五十年前。现在这座宫殿已经毫无用处，持枪的士兵做出小小的手势，示意过路的人保持距离。
五十年前，人们还没有在海上进行建设，最时尚的地方是普拉多公园：那里有宏伟的房子，一些哥特式的装饰性建筑和宽大的花园。现在那里只有部分区域有人照管，一度闻名遐迩的玫瑰园已经成了野园。在桥上，美好年代的狮身人面像已经黯淡，桥外有一条长长的车道，被桉树、梧桐和冷杉所遮蔽，一直通向普拉多酒店。酒店看上去仍然完整，带有绿色的步道、有栏杆的露台以及一座仍在喷水的喷泉。但是铺有沥青的前院已经开裂；灯柱和花盆是空的；宏伟的黄色建筑——楼中央刻着“julesknabarq1911”——已经废弃。
就某些区域而言，蒙得维的亚是一座鬼城，它的新富人的显赫派头仍然是新的。这是一座到处都是雕像的城市，那些大卫像、威尼斯的科列欧尼雕像的复制品，用青铜精心阐述着历史场景。但上面铭刻的字母已经掉落，无人更换；每一处街角的公共时钟都已经停摆。中间的梧桐树并不古老；高高的雕刻门仍然敞开着，通往拥有精致天花板的大理石通道，这些天花板看起来仍然是新的。但商店里没有多少东西；人行道已经碎裂；街上也到处都是叫卖巧克力、甜点和其他小东西的小贩。幸存下来的三四家不错的餐馆——在一座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并非总有肉类食材；面包的部分原料是高粱。
即使没有墙上的标语：停止迫害萨萨诺，军队在迫害塞雷尼，打倒独裁，图帕马罗游击队背叛小偷下流胚，婊子图帕马罗游击队，我这个访客也知道，我置身的这座城市发生了看不见的灾难，就像在童话里一样。一座在瞬间建成的美妙城市，几乎刚刚才建成，就又被摧毁了。
“这个国家越来越悲哀。”艺术家说。他的幸存之道是孤僻地生活、工作，并假装乌拉圭在别处。他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也不读报纸。如果不看那天早上的《国家报》，除了足球，他还会错过什么？一架飞机被劫持到玻利维亚；五百名中学生被勒令停课；军事法庭指控五名“极端分子”——其中有三人是大学生——犯有“阴谋反对宪法罪”。
以前，乌拉圭还很富有的时候，政治是各色人物的事情，军队几乎还不存在。现在财富已经耗尽，这个小国，它的面积几乎和英国一样大，但只有不到三百万人口，它把自己撕成了碎片。
“军队凌晨四点来抓我。在监狱里，他们在刑讯室里放流行音乐，我被强迫并脚站立十小时。然后我又被上了‘潜水艇’刑。我的腹部被重重打了一拳，头被按在水里。他们现在是专家了。但他们也有出事故的时候。然后我又被要求站起来。我瘫倒的时候，他们用刺刀戳我的裆部。”“潜水艇”只是“软”刑。被电棍击打的人不会谈论他们的经历。
阿根廷的每一个人，无论左右，现在都知道——六十年了，太晚了——问题始于何处；问题始于那位名叫巴特列的总统（发音是bajhay）。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巴特列访问过瑞士之后，开始在乌拉圭强行实施福利国家的构想。
那时的乌拉圭有钱。出口肉类和羊毛让她变得富有；比索与美元不分轩轾。“那时候，”银行家说，“我们在国外每赚一美元，就有八十美分的盈余。这片土地提供的盈余——雨水、气候和大地。”这片土地可以说是印第安人的土地，但印第安人在十九世纪被灭绝了。普拉多公园里有一座纪念碑，纪念的是乌拉圭最后四个沙鲁阿印第安人；他们被送到巴黎的人类博物馆展览，最后死在那里。
退休金、工人的各种福利、妇女权利：巴特列月复一月地向农村人口颁布各种开明的法律。乌拉圭突然间就成了南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现代国家，有着最为开明的法律；蒙得维的亚变成了一座大都市，到处都是雕像。
萨伯特是一位漫画家，他在八年前离开乌拉圭，现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他说：“乌拉圭是一座大牧场。只有像巴特列那样的夸大狂才会认为那是一个国家。现在的乌拉圭还是一座大牧场，牧场上有一座城市，也就是在三十年代成形的蒙得维的亚。创造性在那时就消失了。在那之前，这个国家的智识一直在发展。在巴特列之后，一切都成形了。”
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教师态度更为浪漫，他为昔日的高乔人感到悲伤。他说：“巴特列不应该出生在一个牧人的国家。他去了欧洲，了解了各种各样有趣的观念，于是就四处寻找可以运用这些观念的国家。因为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他就将其发明了出来。他发明了产业工人这个概念，把人们从乡村带到城市。人们过去常常坐在树商陆下喝喝南美茶、看看绵羊，这并不坏，这很美妙。可二十世纪不希望我们这样生活。他发明了产业工人的概念，接着又发明了社会法则，然后是官僚体制——非常糟糕的东西。我不确定这些发明为何会导向腐败和不公，但事实就是如此。”
商人说：“乌托邦是一个人所能经历的最坏的事情，他三十岁就会变老。那就是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
银行家说：“所有生产设施都是在一八五〇年至一九三〇年间、利用已有的英国投资建造的。此后所做的事情非常少。有一家电厂是在一九四五年修建完工的，是新增的最重要的建设成就。没有新公路，也没有新桥梁。这个国家就像一个靠退休金生活的人。”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这里有了新的荣耀。英国铁路工人引入的足球运动成了乌拉圭人的狂热喜好。萨伯特说：“我们的僻远被我们的足球运动所证明，这是一项与现实无关的伟大成就。一九二四年在巴黎、一九二八年在阿姆斯特丹，我们两次夺得奥林匹克冠军。一九三〇年在蒙得维的亚、一九五〇年在里约热内卢，我们又两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于是我们就想：如果我们是世界足球冠军，那么我们一定是所有事情的世界冠军。”
大足球运动场建于一九三〇年（立法院建于同一年）乌拉圭独立百年纪念之际，坐落在以巴特列命名的公园里，至今仍吸引着众多的人群。报纸仍旧会将一半的新闻版面用于报道足球，但足球运动已经随经济下滑而衰落了；现在，水平更高的足球运动员一旦成熟，就会被卖到更富有的国家去，就像牲口一样。
在乌拉圭有很多关于官僚体制的笑话，它们都是真实的。全国的劳动力只有一百万多一点，其中有二十五万是政府职员。pluna是乌拉圭的航空公司，过去有一千名雇员和一架能飞的飞机。国有石油公司ancap的人会在开门之前就赶往办公室，因为雇员的数量比座椅更多。
一九五八年，公共卫生部聘用了一万五千名新职员。一九五九年，公共设施部每六个公务员中就有一个信差。电信部的公务员分为四十五个等级。没有什么事情能通过邮件完成，必须亲自造访。服务拖沓，但散布在信差和在休息室打盹的警犬之间的公众并无怨言：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其他部门的职员，有的是时间。
这是一种理想的状况：政府办公室就像是公众和职员的俱乐部，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社区，工作与闲暇交织在一起，每一个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依靠政府的津贴生活。但是乌拉圭的经济仍然依赖肉类与羊毛；蒙得维的亚容纳了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却只是一座虚假的大都市。政府部门的臃肿始于十三年前国家还很富有的时期，掩盖了失业问题和都市生活的无意义。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有太多的人从中受益：整个国家已经被引向这场针对其自身的阴谋。“每个人都只想着养老金。”商人说。即使是左翼针对军政府的抗议口号有时也谨慎而务实：pazsalariolibertad（和平、薪水、自由）。
电信部门那个穿着蓝色尼龙外套的女孩每个月大约挣一百二十美元。十一月到三月是夏季，他们从早上七点工作到下午一点。然后会赶赴第二份工作，或是到海滩上去。蒙得维的亚是沿着海滩建造的，所有向南的道路都结束于白沙与海湾。
这里就是乌拉圭人定期失去所有危机意识的地方，是行动的意志被削弱的地方：海滩近在咫尺，只要几分钟就可以从蒙得维的亚到达度假区，在那里的松树与沙丘间，坐落着许多普通人的度假屋；还有埃斯特角城——虚假大都市的卫星度假城，乌拉圭的经济灾难之一，其主体是在五十年代利用抵押银行的贷款修建的。
每一个人都反对巴特列运动，但六十年过去了，乌拉圭的每一个人都是它造就的。他们只知道度假这种生活方式，其崩溃让他们困惑不已。“从精神上讲，”记者说，“我们觉得自己退步了。”精神上？“我不喜欢持续地处在压力之下。”他拥有两座房子，但必须做两份工作，一份是在政府部门任职；他的妻子也在做两份工作。汽车很贵，因为要征百分之三百的税。一辆全新的大众汽车价值八千美金，连一辆一九五五年产的罗孚汽车都卖三千五百美元。“我们不会有进步。但谁又在进步，美国？要跟上美国佬的步伐，太消耗人，压力太大。请原谅我的表达，我们这里没有那种狗屎玩意儿。”
但是汽车价格高昂。
“我可以用一句话给你讲讲乌拉圭，”我到达蒙得维的亚的第一晚，建筑师对我说，“最后一辆美洲虎是在一九五五年进口的。”
这些都是退步的症状，它们合力造成了乌拉圭人精神上的痛苦：蒙得维的亚沿着海滩延伸，需要使用汽车。没有汽车，这座城市的大片土地就只能被废弃，就像普拉多公园一样。他们的全部度假生活，他们不久前还为之十分自豪的现代化成就，都依赖于乌拉圭从那些“压力”更大的国家进口的消费品——他们把两代人的才华都浪费在了臃肿的政府机构中——而他们从未学会怎样生产这些消费品。
蒙得维的亚的老爷车：一九五五年之前出产，雪铁龙、莫里斯和奥斯汀迷你车、三十年代出产的福特和雪佛兰，还有其他现在已经被弃用或取代的品牌：霍普莫比尔、威利斯－奥弗兰公司的惠比特车、道奇兄弟、哈德逊，这些车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好笑，它们是度假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国家处在围困之中。最日常的东西是用卡车从阿根廷走私进来的；现代文明的供给即将耗尽。
乌拉圭人说，他们是一个欧洲民族，他们总是背朝着南美的其他国家。这是他们的弥天大错，是他们失败的一部分。习惯于富有的生活，使得他们在深刻的意义上成了殖民者，虽受过教育，智识却一片空白；他们成了寄生在他人文化和技术之上的消费者。
图帕马罗游击队是一些破坏者。他们没有计划；他们就像那些为了炫耀自己而故意对潜在的敌人发起挑衅的人。最后他们招惹了军队，很快就被消灭了。“图帕马罗游击队不是一场革命的开端，”萨伯特说，“他们是巴特列运动最后的低语。他们是弑父者，在以一种神风特攻队的方式作战。在今天的乌拉圭，每一个人，无论他喊的口号是什么，都是弑父者或反动分子。”
没有中间道路可言。政治态度越来越简单粗暴；不站边是不可能的。十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一个工程系的大学生在制作炸弹的时候把自己炸死了。军队关闭了大学——在那之前大学一直是独立的——并且逮捕了所有人。弑父者或反动分子，左翼或右翼，每一边现在都能在另一边找到他需要的敌人。每一边都为另一边指派了一个毁灭性的角色，而且和智利的情况一样，人们会渐渐变成他们的角色。
能走的人都走了。在有着粉色围墙的外交部后门那里，他们排着队申领护照，那里以前是桑托斯宫（建于一八八〇年，大厅的喷泉池是用一块卡拉拉大理石雕刻而成）。据说十月的时候，人们在那里通宵排队。有一天在卡拉斯科机场，有人在墙上用粉笔写道：“elúltimoquesalga queapaguelaluz.”（“最后离开的人把灯关掉。”）
4墓地后面的妓院
一九七四年五月至七月
按照阿根廷一些古老的先知书上的预言——我常常听人说起这些书，但从未见过——庇隆将在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五月广场被他的追随者绞死。但庇隆去世时，他的传奇依然完好无缺。“murio”（他死了），这条标题占据了《编年史》的半幅头版，这家报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很受欢迎；报道根本无须说出死者的名字。
他终年七十九岁，在第三届总统任上已有九个月；他的传奇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是这位军人打破等级制度、动摇了阿根廷旧有的农业殖民社会；是他明确了谁是穷人的敌人；也是他建立了工会。他把一张残暴的脸赋予这片野蛮之地，这个到处都是大牧场、马球场、妓院和廉价仆人的地方。无论是他早期统治时的无能和掠夺，一九五五年他被推翻之后长达十七年的流亡，还是他去年胜利回归之际暴徒所进行的杀戮，他在任最后几个月的失败：这些全都未能摧毁他是唯一革命者的这个传奇。
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庇隆无法控制他在二十年前缔造的这个阿根廷。他指明社会的种种不人道，却又让这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显得像是不负责任：他无法把被他破坏了的社会重新组织起来。也许，重新组织社会的任务超出了任何领袖的能力，无论他多么富有创造性。政治反映的是一个社会和一片土地的境况。阿根廷是一片掠夺来的土地、一片新的土地，到二十世纪才真正有人居住。这里仍然是一片会被掠夺的土地；这里的政治也只能是掠夺的政治。
阿根廷的每一个人都理解并接受这一点，到最后，庇隆只能亲自为政府的规划提供担保，他所能提供的只是言辞而已。到最后，他只剩下了名字，他的存在处于一切之上，在以他的名义行动的人民之上，在比索的升值与贬值以及未来的暴跌之上，在派系斗争、每天都在发生的绑架以及游击队的枪战之上，在关于高官的掠夺传闻之上：他处在阿根廷之上，那个他曾经让其残暴与狂热变得神圣、并加以利用的阿根廷，那个他回来拯救的阿根廷，那个现在被他抛在身后的阿根廷。
他已入暮年，他可能并未意识到，他回国、恢复个人名誉的理由更多是为了他自己。他与军队达成了和解，正是这些军队曾经剥夺了他的军衔。他与教堂达成了和解，在第二次担任总统期间，他曾经与之进行过战斗：他死的时候，手中将会握着教皇保罗给他的念珠。流亡归来的他变得更为温和，甚至爱进行哲学思考，对拉美的生态学、环境和联合问题有了很多想法。（“到二〇〇〇年，我们要么统一，要么就被统治。”）但这些想法与他的追随者的焦虑以及国家的权力斗争相去甚远。后来他似乎终于认识到，这个国家已经不再受他控制。
两年前，阿根廷仍由军方统治，每个人都是庇隆主义者，连毛派的牧师和托派的游击队员也是。庇隆，或者说他的名字，把所有想要终结军政府的人联合在了一起。但不可避免的是，一旦庇隆开始执政，就必须把真正的庇隆主义者和“渗透者”甄别开来。而这个作为民族领袖归来的人，这个负责调停庇隆运动各冲突派别的“指挥”，和昔日的庇隆一样，又一次开始搜寻敌人。有些敌人在左翼，就在那些帮助他重掌权力的游击队中间。有些敌人在右翼。几个月过去了，有很多人被认为是“正在破坏当前的政治进程”。半官方的《领导者》每周都在确定新的敌人。如此多的敌人：到了最后，在庇隆的言辞中，人们探测到一种无助的、愤愤不平的语调，他在一九五五年被推翻之后所写的著作中也流露过这样的语调。
六月十日，庇隆夫人，也就是副总统，发表了一篇讲话（第二天这篇讲话将以整版广告的形式刊登在各家报纸上），谈到投机者、囤积居奇者以及其他“扼杀这个国家的人”，称他们要为物品的短缺和物价的高企负责。她说，庇隆不可能面面俱到；她想知道这个国家是不是辜负了庇隆。六月十一日，洛佩兹·雷加，庇隆的前秘书、同伴和占卜师，现任社会福利部部长，发出了更为明确的声音。他告诉一群省长：“如果庇隆将军在使命完成之前去国，他不会独自离去。他的妻子，还有你们卑微的仆人，会陪同他一起离开。”
雷加说，庇隆不可能面面俱到，人们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期望。“公平政治的哲学不只是喊一喊‘庇隆万岁’，而是要用心体会这种哲学的含义，也就是说，我们全都应该毫不迟疑地向着伟大而辉煌的目标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拥有一个幸福的国家。”没有意义的言辞——我已经尽我所能译好这段话；但在明确了谁是敌人之后，这也许成了定义庇隆主义的唯一方式。
夫人讲话了，秘书讲话了。第二天庇隆自己也讲话了。在一个会议上，他本来要谈其他事情，却突然宣布说，他已经受够了，心情沮丧，如果得不到更多支持，他愿意把政府交给自认能做得更好的人。
工会立刻做出了反应。他们要求成员举行罢工。在我所在的科尔多瓦山，公交司机甚至不知道罢工原因，也不知道罢工范围；他们只知道，作为经受过罢工洗礼的工会成员，公交在中午之后必须停运。结果大家发现，罢工仅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五月广场上，迅速涌入了大量工会成员。庇隆向与会群众致辞，并赢得了欢呼；他宣称自己感到满意，人们认为他根本无意自作自受、离开这个国家。那天傍晚内阁集体辞职，有一两个部长在访谈时心情沉重。看起来，至少有些人的背叛行为将会曝光，有些人头将会落地。但没有人人头落地，庇隆重新任命了整个内阁。
这是一桩奇特的事件：精心策划、效果惊人，却又完全没有了下文。各家报纸头一天全是关于危机的报道，称整个共和国都处于紧急状态，第二天却又佯装什么也没有发生。阿根廷的报纸就是这样。这是庇隆最后一次蛊惑民心，也是他最后的政治繁荣。没有人知道——如果幕后的确有阴谋——疾病和死亡是否终结了某种新动向，这种动向本来将会澄清新政府的目标与计划。这是人民所期待的。没有人知道阿根廷正在发生什么；有人开始觉得，也许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样的神秘并非只属于庇隆，它同样也属于阿根廷，这里的政治现实充斥着掠夺和掠夺造成的仇恨，长期以来一直被花言巧语所笼罩。这些花言巧语谁也骗不了。但在一个政府从来就不开放、智识资源又很稀缺的国家，通常只有政权的花言巧语能存留下来，对国家的状况加以解释。阿根廷拥有一个有教养的开放社会所需的基础设施。这里有报纸、杂志、大学和出版社；甚至还有电影业。但这个国家却仍然不了解自身。大街小巷以总统和将军的名字命名，但这里却没有历史分析和写作传记的艺术。这里有传奇和古老的浪漫故事，却没有真正的历史。这里只有年鉴、统治者名录和编年史。
马里亚诺·格隆多纳是阿根廷最敏锐的政治评论员。他常上电视做节目，据说家世良好。五月末，一份畅销的插画周刊《人民》访问了格隆多纳，让他分析过去一年的种种事件：一年之间，作为民族运动的庇隆主义解体了，一年之间，敌人被搜捕和驱逐。《人民》认为格隆多纳的观点非常重要，用了整整五页版面加以报道。
格隆多纳说，要理解阿根廷的历史，必须将其分解为不同的时期。一八一〇年独立以来共有七个时期。大致上就是七个共和国：必须认为阿根廷有着法国式的历史，一部拉丁史。拉丁心理以原则的方式发挥作用；它耗尽一组原则之后，就通过突变转向一组新的原则。盎格鲁－撒克逊人更加务实，没有对自己的原则做出定义。他们因此而免于陷入混乱；但同时他们也无法享受到“那些一切都被重建的壮丽时刻”。
阿根廷历史上的第五个时期从一九四五年延续至一九五五年，也就是庇隆时期。第六个时期从一九五五年延续至一九七三年，是军政府时期，也是排斥庇隆主义的时期。第七个时期始于一九七三年，是各种机制复兴的时期，也是庇隆主义回归的时期。这最后一个时期尽管还仅只一年，却让人十分困惑；但如果把它划分成etapas（阶段），事情就会更为清楚一些。庇隆和许多独裁者一样，生活在“阶段”之中。庇隆主义首先必须寻找权力，这是“微笑”阶段；然后为权力而战，这是战斗阶段；然后很明显，在夺取了权力之后，进入执政阶段。许多庇隆主义者停滞在第二阶段，也就是战斗阶段；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必须被清除的原因。
格隆多纳的分析并没有追问人民到底是在以糟糕的方式行动，还是在被以糟糕的方式对待。在庇隆主义者执政的一年间感到挫败的人，只是不理解阿根廷的这种时期与阶段的划分。其中有些人把不同的阶段完全弄混，就像那位被庇隆提名从而成为总统的牙医，他随即被视为叛徒并解了职。
一旦人们理解了，一个阶段自身由伟大的日子组成，那么在这一年发生的其他费解的事情也就变得清楚起来；也有一些显然很混乱的日子，可以被划分为时段（fases）。“我们习惯了这种时期与阶段的模式……未来还会有其他的时期和其他伟大的日子。我深信这一点。我们对这个时期所能提出的要求只是，它应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这就是格隆多纳结束访谈的方式：用一句阿根廷式的花言巧语总结了这一年残酷的权力斗争。在一个局外人看来，机敏而热情的格隆多纳身上有一种奇特的超然：他就像是在谈论一个遥远的国家。很难根据他的叙述去想象，在街上仍然有人被杀，被绑架，就在六月份军队仍然在图库曼与游击队作战，而报纸会在“游击战”的总标题下报道头一天的游击队战事。格隆多纳罗列事件时，流露出一种超然的态度，一种无意识的玩世不恭。在他看来，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比权力斗争好不了多少。在这里似乎并不存在更高的善。而更让人警醒，更能揭示阿根廷实情的，是这样的罗列被提供给《人民》的读者，就好像他们是对更高的善一无所知的人一样。
于是庇隆和他的传奇逐渐变成了年鉴里的故事。这个传奇现在受到景仰；随着时间流逝，它肯定会为人所痛恨。但传奇本身不会改变：它是人们无法绕开的东西。在阿根廷，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也许一个民族只有学会了以另外的方式阅读自己的历史，不再接受掠夺政治，才能够让自身免于庇隆末年的徒劳无益。
但书面史就是带着政治印记的历史。而政治反映的是人与土地。有些阿根廷人觉得他们的国家应该拥有比庇隆更好的领导人。他们觉得这个国家遭到了庇隆末年宫廷政治的羞辱和贬损：庇隆是衰老的大男子主义者，伊莎贝尔是他的配偶和副总统，洛佩兹·雷加是有权势的秘书－占卜师——苏丹、苏丹王后和大总督。
庇隆之所以是庇隆，是因为他如此切近地触动了阿根廷。他直觉地把握到他的追随者的种种需求：他进行破坏的地方，常常也是他取得胜利的地方。第二次担任总统期间，他发动对教会的战争，走得太远了；但那是他作为人民领袖所犯的唯一一个错误。他揭示出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移民的生存现实，使其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而这个国家的妇女杂志仍然被神话所主宰，讲述着大牧场上的“古老”家族、马球以及浪漫故事。他向这个国家展示出其被遮掩的半张印第安面孔。他运用自己的权威让这个国家接受自己的女人，先是伊娃，后是伊莎贝尔，一个是演员，另一个是卡巴莱舞女，两人都来自外省；女人被视为大男子主义者的玩物，他却让她们变成了这些男性的统治者——这个社会一直被堕落的大男子主义所主宰，女人被认定应该待在妓院里，他却通过自己的这些行为施行了一种最为粗略的正义。
但庇隆仍然是一个奇怪的人：他频频谈论这个国家的伟大，但在他自己那里，在他的运动当中，他又频频指出祖国的弱点，并且揭示出这些弱点是难以补救的。
飞机掠过乌拉圭青翠的大地——这片土地一度十分富饶，现在却与阿根廷一样，变成了混乱与悲伤之地——又掠过宽阔的、巧克力色的拉普拉塔河口，降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埃塞萨机场。在河口南面黄褐色的平地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白、灰色建筑近乎突兀地耸立着：这座城市有着无法形容的规模，近乎随意地坐落在一个空旷大陆的最边缘，旁边就是宽广而泥泞的河面。在飞机上能够看到一切：盛大的河口，兀立着的八百万人的城市，广阔、平坦、空旷内陆的边缘——这片偏远的南方之地有着简单的地理环境和简单的历史：欧洲人灭绝了印第安人，占领了这片土地。他们不是移居：如果是移居，建造的城市会更小，并且可能会在印第安人的内陆繁衍生息。
阿根廷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高贵的印第安人的神话。种族灭绝的记忆距今太近了，仍然是一件在年鉴上用一两句话就打发掉的事情。在阿根廷，人们对大草原印第安人的嫌恶成了一种完全的本能：阿根廷人害怕其他国家的人把阿根廷视为印第安国家。年老的博尔赫斯经常告诉给他做访谈的外国人，阿根廷的印第安人不会数数。在我认识的一位四十岁的艺术家看来，大草原印第安人“就像草一样”。
以这座大城镇为起点，许多条高速公路向着四面八方延伸，穿过曾经属于印第安人的内陆。城镇顽强地存在着；低矮的、箱子一样的砖房沿着高速公路的道旁蔓延数英里。土地终于清爽起来；很快就看得到平坦的大草原，高天、辽远和空旷让人反应迟钝。这里过去不生长树木。但在无人耕种的富饶土壤上，现在树长得很快，偶尔有高高的桉树掩映着公园和大房子。这片土地上到处都在使用军人的名字做地名，是这些将军从印第安人那里夺走了土地，并且以一种难以想象的贪婪把像郡那么大的土地、庄园以及大牧场变成了战利品。
那时候，帝国主义者在几个大陆上大肆侵略。在罗卡总统系统地灭绝印第安人的同时，比利时人正在开启美丽新刚果的大门。约瑟夫·康拉德见识过比利时人的作为，并在《黑暗的心》中捕捉住了他们的狂热。“他们的谈话是卑鄙海盗间的谈话；不计后果却缺乏刚毅，贪婪却不够大胆，残忍却没有勇气；整个这一群人没有一点远见，也没有丝毫严肃的意图，他们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要让这个世界运转起来，需要具备这些品质。”这些话也适用于描述阿根廷的狂热；它们蕴含了阿根廷的那项伟业的气氛和道德虚无，这项伟业世代相传，一直通向今日的失败。
庞大的私有行业已经分割开来，但是大牧场仍然非常大，规模仍然超乎想象。大牧场以机械化方式运作，无需多少劳动力；牧场的景致仍然空旷，杳无人烟。一些小镇坐落在大草原上，看上去有些脆弱，只能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令人昏昏欲睡的夜总会，作用是让已经把话说尽了的人一起再待几个小时，什么也不说；妓院，进一步简化了世界；车库。远离高速公路的地方令人生出一种荒凉感。土路宽阔而笔直；树木稀少；平坦的土地一望无垠。在这里，人对距离的感知变得不正常起来：几英里之外的事物仿佛十分切近——一个马背上的大牧场工人，一片树丛，一个土路的交汇处。如果没有了鸟，荒凉就会变得十分彻底；这些鸟数量众多，体形通常很大，色彩俗丽，凸显出这片土地的陌异以及人烟的稀少。在大草原的高速公路上，每天早晨都能看到死去的棕色猫头鹰。
这是一片需要耕耘的土地，并无美景；无论是电影、文学、艺术，还是定居于此的社群，都还没有将其神圣化。我听一个从南美其他国家来的银行家说，阿根廷的土地仍然只是商品，是一种投资，是预防通胀的手段。疏远它不会让人心痛。阿根廷的财富就在土地之中；这片土地解释了河口处的庞大城市。但这片土地没有成为谁的故乡。故乡在别处：布宜诺斯艾利斯、英格兰、意大利或西班牙。许多阿根廷人说，只有在可以离开的前提下，你才能住在阿根廷。
阿根廷靠着铁路和罗卡总统的雷明顿步枪缔造而成，至今仍然保存着殖民地的结构和目标。奇怪的是，从这个国家创立的方式以及隐含的人际关系来看，这里就像是西班牙帝国在十六世纪的殖民地，两者有着同样的贪婪和内在弱点，同样的纷争倾向，同样的猜忌与贫瘠。obedezcoperonocumplo，我遵命，但我不服从：这是十六世纪的征服者或官员的态度，和他们签订契约的只有西班牙国王、而非国王的其他臣属。在阿根廷，人们不与其他阿根廷人签订契约，而是与富饶的土地、宝贵的商品签订契约。起初就是这样，后来也不可避免一直如此。
这里没有国王（尽管庇隆就像是国王，所有事情都以他的名义进行），但这里有旗帜（国旗采用白蓝两色是为了纪念一位圣人，但阿根廷人被教导说，那是这里天空的颜色）。那些感到土地辜负了他们的人挥舞着国旗：他们是城市工人，身着崭新西装的年轻人，成长为医生和律师的移民后代。但这样的爱国主义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热忱。这是未能取得成就的阿根廷，其最初的构想就有缺陷，没有历史，只有年鉴，因此这里也不会有对过去、对传统、对共同的理想、对阿根廷共同体的感情。每个阿根廷人都想要达成自己与这片神赐之地的契约；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被奇迹般地清洗掉了，依旧杳无人烟。
这里有许多阿根廷人都活在“这是一片富饶之地”的观念当中。西北部有一个更古老的阿根廷，在那里定居的西班牙人是从秘鲁南迁而来。拉里奥哈城位于安第斯山脉的脚下，约四百年前由一个来此淘金的西班牙人建造而成。这是一座独特的城市；这里的人民植根于土地，有一半是印第安人。这座城市有一种完整性，在更新的阿根廷城市里是找不到的，而在两者之间，横亘着大草原干旱的平坦荒野；笔直的公路是黑色的，路沿因为滚滚沙尘而变得模糊不清，在巴士里的旅客看来，荒野似乎被公路一分为二，直到天际。
但是在那条路的尽头，在科尔多瓦山丘之间——进口的柏树和柳树在贫瘠的山坡上装点出不规则的地中海式小块树丛——有一座最近修建的英格兰风格的寄宿学校。这是一所成功的学校，设施精良；我看见校长时，他刚刚把一套精装的世界最佳书籍放进了图书馆。
校长说，学校看起来也许不合时宜，但其宗旨并非培养英式绅士，而是为阿根廷培养绅士。周日早上有一场英式橄榄球比赛。科尔多瓦一所学校的人士正在造访，学校的仆役在一个硕大的烧烤坑上烧制粗大的红肉条。“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发明出橄榄球那样的运动一样。”一位年轻老师说。他摆脱了伦敦的种种约束，在自由和梦幻的氛围里容光焕发，阿根廷的空旷能够以非常怡人的方式让刚刚到达的人陷入这样的感觉。
那天早晨，年长的英国居民和退休人士在本地教堂里为庇隆和王后祈祷。头一天傍晚，他们聚在一家酒店里，观看了一场关于安妮公主婚礼的电影。
坐半个小时的巴士，就可以到达一座意大利－西班牙人聚居的农业镇：低矮的房屋、碎裂的灰泥、裸露的红砖、修剪过的树木、灰尘、地中海式的色彩、黑衣女人、门廊里的女孩和儿童。水是稀缺资源。这里有一座大坝，但是两年前开裂了。这里的人种植棉花和橄榄，他们认为自己的镇子很富庶。
从工业城市科尔多瓦——那里出产汽车——到拉里奥哈城的十小时车程，就仿佛是一段穿越许多国家、许多时期、许多衰落的古代文化的旅途。古代文化衰落了，阿根廷却没有提供可替代的文化。它所提供的只有土地、廉价食品和廉价葡萄酒。它还为从科尔多瓦前往拉里奥哈的那些在路上的人提供食宿，还有一度看似“光荣的自由”的东西。它没有为任何人提供祖国。以一种匪夷所思的反讽方式，他们成了帝国主义最后的牺牲品之一，这还不仅是庇隆所说的那种意思。
阿根廷是一个简单的物质主义社会，一个简单的殖民社会，是在帝国主义最为贪婪和堕落的时期创立的。它允诺安逸，以此来吸引人，它不提供其他的理想，也不提供新的人伦理念；它贬损和败坏了被它吸引来的这些人。新西兰同样也是殖民地，同样有着从土著手中夺取土地的历史，但其创立于帝国主义更早期，所遵循的原则也有所不同，于是也就有了不同于阿根廷的历史。它为世界做出了一些贡献；它只有三百万人口，而阿根廷有两千三百万人口，但新西兰有才能的男人和女人却更多。
两年前，我对阿根廷还不了解，一位学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交通高峰时间告诉我：“你会以为自己是在一个发达国家。”那时要理解他的反讽和苦涩并不容易。布宜诺斯艾利斯是这样一座令人不知所措的大都市，要理解它是一座几乎完全舶来的新城市，要理解它的大都市生活只是幻觉、是殖民地的模仿，要理解它寄生于其他国家、自身非常贫乏，都需要花一点时间。这座庞大城市兴建时的意图是为内陆服务，整个地被置放于大陆的边缘。其规模不是由其自身的需求决定的，也没有反映其自身的卓越。布宜诺斯艾利斯出于其兴建时的本质，从来都无须成为一个卓越的城市：而这从来都是它的魅力之一。在舶来的大都市里，存在着一个发达社会的结构。但人们的角色常常显得像是模仿来的。在阿根廷，有那么多的词汇越来越没有意义：将军、艺术家、记者、历史学家、教授、大学、导演、经理人、工业家、贵族、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有那么多词汇需要加上引号。要想真实地写出这个社会，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困难；要想用小说的形式准确地描绘它，也许是不可能的。
被贬损到如此程度的人只剩下了对大男子主义的讲求。有球场或赛道上的大男子主义，也有简单打扮上的大男子主义：比如骑摩托车的警察，戴着墨镜和手套，在风驰电掣间和警笛声中挥着手，为官员的车辆开道。但大男子主义的实质其实是对女性的征服和羞辱，在这个贫瘠的社会里，这意味着简单的人让更简单的人成为牺牲品。阿根廷女性没有受过教育，也几乎没有什么权利；她们被抚养长大，要么早婚，要么做家务。绝大多数女性没有钱，也没有挣钱的途径。她们注定要成为牺牲品；她们也接受自己牺牲品的角色。
大男子主义无法造就出色的男人，因为每一个男人都被认定应该成为大男子主义者。性征服是他们的责任，与激情甚或吸引几乎没有关系；征服也并非是通过阳刚之气或任何特殊的才能实现的。在一个被掠夺的理念彻底主宰的社会里，从最富的人到最穷的人，大男子主义者的吸引力在本质上都是经济性的。服饰反映的是大男子主义者的财富或“阶级”，是一种重要的性信号。钱包也同样如此。大男子主义者的钥匙是财产的象征，必须展示出来。这样的象征很粗鄙，但这个社会本身就不精致。一个巴士司机，一个不足道的大男子主义者，他把两把钥匙挂在右臀的皮带上；一个“经理人”的钥匙用很重的金属环挂在皮带上，右臀几乎被金属包了起来。金钱成就大男子主义者。大男子主义要求并且强制广大女性进行非职业的卖淫；这是一个自己朝着自己呕吐的社会。
大男子主义已经被制度化；有一个庞大的性产业在为这个制度服务。到处都有妓院，日夜不息。在泛美公路沿线排列着硕大的新建筑，霓虹灯以及艳丽的观感已经道出了它们的用途。在市中心雷科莱塔国家公墓——埋葬杰出人物的地方——后面，有一条大街上到处是高级妓院。这些妓院按小时计费。在这样的地方，昏暗的门厅里也许会有一盏红色的聚光灯，照射在一座粗糙的青铜色妇女半身雕塑上：阿根廷的低劣艺术。每个女学生都知道妓院；她从小就明白，也许有一天她必须到那里去找寻爱情，在彩灯和镜子中间。
常规的性行为很容易用钱买到，对大男子主义者而言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有鸡奸一个女人，他的征服才算完成。女人可以对此加以拒绝；这也正是妓院游戏的目的所在，那种毫无热情的拉丁冒险始于对“amor”（爱）的谈论。latuveenelculo，我搞了她的屁眼：这是大男子主义者向他的圈子宣告胜利或否认被抛弃的方式。当代性学家通常认为鸡奸并非反常。但在阿根廷以及其他拉美国家，鸡奸女性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教会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罪孽，妓女则视其为一种恐怖。把妓女拒绝的东西强加给她，同时又知道这是一种黑暗的性方式，阿根廷的大男子主义者——主要是那些西班牙或意大利的农夫后代——是在有意识地让他的牺牲品名誉扫地。于是这些被贬损的人转向大男子主义，进一步贬损自己，甚至用拙劣的模仿取代了性。
漫画家萨伯特在一些类似格罗希的画作中，提示了大男子主义这种病态的、半阉割的本质。前几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演了一部新电影，大获成功。《心碎的探戈》，以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的小说为蓝本，由阿根廷最著名的导演拍摄。这部电影笨拙、表演过度、也未经打磨，讲述了小镇上一个身患结核病的大男子主义者的生与死。这似乎是一部漫无目的的片子，只是真实生活的编年记录，导演没有赋予其以结构。但阿根廷的观众却为之潸然泪下：在他们看来，这个故事的悲剧在于一个大男子主义者注定到来的死亡，可怜的男孩来自卑微的家庭，只能通过艰难的方式、用自己的英俊相貌征服女性。
而在我这个外来者看来，悲剧在别处，在显然无目的的轻举妄动之中。作家或导演没有暗示主角与他人有情感关系，也没有对此加以评论：就好像在大男子主义者的社会里，人们已经忘记了人与人可以有更深一层的关系。那位大男子主义者去世后，他的一个女人做了一个梦：在褪色的色调中，大男子主义者身着漂亮的男子汉服饰，慢慢从坟墓里升起，用他的双臂托起她，和她一起飞过一间卧室的窗户，把她放在床上。在这样一幕恋尸癖幻想中影片结束了，观众泪流满面。
走出电影院，经过排队等候看电影的长长队伍，看到拥挤的咖啡厅和酒吧的灯光，还有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一座亦步亦趋的、陌异的大都市。我感觉到了这些看上去如此健全的移民身上的欠缺和堕落，并且开始领悟和恐惧他们的暴力，他们农夫式的残忍，他们对魔法的信仰，还有他们对于死亡的迷恋——报纸每天都在用被谋杀者的照片赞扬这种迷恋，这些死者躺在棺材里，通常是游击队的受害者。
发生了种族灭绝之后，我们的地球有相当一部分被变成了荒原。阿根廷如此富饶，人烟如此稀少，一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只居住了两千三百万人口，其失败是我们时代的一个谜。像马里亚诺·格隆多纳这样的评论家把混乱的状态分解开，把他们自己与“阶段”关联起来；通过谈论阿根廷的法国式历史，他们将会设法在种种不理性的行为和无足轻重的事件中寻找意义。但政治关涉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契约。一个国家的政治只能是其人伦理念的延伸。
作为民众领袖，庇隆自己身上展现出了这个国家的许多弱点。我们必须看一看他——这个所有大男子主义者中最伟大的一个（没有后代，据说没有性能力）——所指示的方向：他指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指向那些高级妓院。它们的百叶窗淫秽地闭合着，适切地矗立在墓地背后。
5恐怖
一九七七年三月
在阿根廷，杀人汽车——官方枪手乘坐的用以做事的车——的牌子是福特猎鹰。猎鹰在阿根廷生产，是一款结实的小车，外形普通，有数千辆在路上行驶。但杀人猎鹰很容易识别，它们没有车牌。这些车，还有坐在车里、身着便装的人，招摇过市；人们有时会站在那里旁观。
几周之前，在图库曼北部城市的主广场上，他们就站在那儿旁观：猎鹰停在政府总部半环形的车道上，总部大厦是一座华丽的石头建筑，像十九世纪的欧洲别墅，但是在阳台上和整洁的亚热带花园里，有架着机枪的印第安士兵：最后我终于瞥见了制服、握手和敬礼，直到身着便装的人——他们就像演员，在扮演去打猎的贵族，只是在他们的名牌（或冒牌）大衣下藏着机枪——走下宽阔的阶梯，走进小汽车，不开警报器，慢慢地驶离了那里。
官方终于明白了沉默的戏剧效应。沉默是恐怖的组成部分，那种要让人感到恐怖的恐怖。
在阿根廷，风格是一件要紧的事情；漫长的游击战，尽管有真实的血和真实的酷刑，总有大男子主义和公共剧场的元素。从前，警察会带着上膛的机枪在繁忙的交叉路口附近值守；夜里，士兵穿着长筒军靴、头戴钢盔，带着阿尔萨斯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购物街上巡逻；偶尔会有反游击队的摩托旅出现，这是一种戏剧化的夸耀。那些日子里，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私密的战争，一方是游击队，另一方是军队和警察。而现在，战争已经波及每一个人；公共剧场变成了公共恐怖。
除了坐在猎鹰里的人，所有人的风格都被夺走了。游击队仍在作战，但报纸被禁止刊登与他们有关的任何报道。报纸只能刊登重复乏味的官方公报，死了多少人，而且通常只能是内页的小豆腐块，就好像这些与其他新闻无关似的：某地，某时，何种情形，多少颠覆分子被杀死，多少男人，多少女人。这些公报被认为只披露了部分真相：有太多人失踪了。
一开始，在庇隆复辟带来了混乱与近乎无政府的局面之后，杀戮被认为是有利于经济的。据说战争就是战争；游击队——他们现在就像私人军队，已经没有了明确的目标——必须被连根拔除；经历庇隆统治时期的放纵和腐败之后，工会及其领袖必须受到训诫。（工会成员再也不能免费乘坐阿根廷航空公司的飞机到欧洲旅游。这些招摇的外省大男子主义者要求机组成员对他们特殊关照：每个人都在晚餐后拿上一摞漫画书和摄影小说，充当漫长夜航的消遣读物，用戴戒指的手指在舌头上沾上口水翻书。）另一个更为得体的阿根廷将会被创造出来；这个国家（就好像“国家”是一种经济的抽象体，是某种能够与这里的全体居民分割开来的东西）将会再次出发。
就在薪酬像罪恶一样被抑制的同时，阿根廷的银行家－圣人们也在创造自己的通胀神话。他们为比索储蓄提供百分之八的月息或百分之一百四十四的年息，立刻让许多阿根廷好公民又恢复了信心。多年来，这些阿根廷人一直在祈求比索的水能变成美元的酒。恐怖发生的最初几个月里，股票市场非常繁荣；有人一夜暴富；阿根廷似乎又恢复了本来的模样。但现在，即使年息是百分之一百四十四，恐怖也离得太近了。
在恐怖之中再也辨识不出什么模式。受到威胁的不只是游击队员、工会成员或是这个国家寥寥无几的知识分子。任何人都可能被选中。酷刑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工人如果太不走运，在公寓里撞见搜捕，也有可能被带走，关上几个小时，和其他人一起被折磨——整个过程已经完全自动化了：紧绷的眼罩，眼窝里深陷的双眼，头罩，拷打，而电击留下的灼痕要十八天才会消失；然后被扔在猎鹰的座位底下，不知被运往何处，释放时还要经受变态的折磨：“我们要把你送去坟场……现在，数到一百再取下眼罩。”
现在的阿根廷，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人失踪、被捕，或是被酷刑折磨。甚至连军人也会被叫去取回他们孩子的尸体，这还是他们战友给的人情，否则尸体就会被销毁或扔掉；有时这些尸体会在拉普拉塔河另一边的蒙得维的亚被河水冲上岸，已经残缺不全，腐烂不堪。有个女人收到一个鞋盒，里面装着她女儿的双手。
对一些名人的逮捕仍然会根据特定的指控、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但除此之外就没有法律了。人们被带走，没有人对此负责。军队让前来探询的人去问警察，警察又让他们去问军队。一种特殊的语言被发明出来：一位焦急的父亲会被告知，他儿子的案子已经“结案”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谁在做什么，又是为了什么；据说现在只要出够价钱，就可以让任何一个人消失。
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处都是受到惊吓和损害的人，他们发现自己再也无法站到哪一边，现在只想逃跑；他们再也找不到继续留在阿根廷的理由，并且终于认清了长期以来围绕在他们周围的野蛮，那种他们之前视而不见的野蛮，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很安全，而阿根廷古老的诱惑也仍然存在：广袤而富饶的土地、一夜暴富的可能、丰足的肉类产品，这诱惑体现在阿根廷人结束谈话时频繁使用的一句话之中：“todavíaaquíse vivemejor.”（还是在这里过得好。）
野蛮，就在一座认为自己属于欧洲的城市里，在一片因为这座城市而为其文明感到自豪的土地上。之所以如此野蛮，就是因为这样的看法：文明被当作一种遥远的东西，由其他人魔法般地推动向前。将欧洲文明视为与任何一种智识生活都无关的东西，将欧洲文明等同于欧洲的商品和时尚。文明被当作可以购买的东西，那些有足够多钱的男人或女人可以跨越大洋、随时随地获取的东西。这种态度与一个新建国家的政客相去不远，这样的政客一边糟蹋自己的窝，一边又在国外、在有法治的地方搭建着一个金窝。
阿根廷的官方史是光荣的历史：英雄们进行的独立战争，欧洲的扩张，财富，文明。这也是博尔赫斯歌唱的往昔；但在他后期的故事里，文化的衰落成了反复出现的主题。
酷刑在阿根廷并非新事物。尽管国外的阿根廷人在反对某个政权的运动中，总是把酷刑当成该政权的首创来谈论，阿根廷国内的所有组织都把酷刑当作阿根廷的一种制度，并且也接受这样的状况。
一九七二年，在一家风格优雅的外省酒店里，一位西班牙血统的上流社会女士（仍然迷恋种族的纯粹，仍然在进行西班牙旧日的战争）告诉我，阿根廷的酷刑始于一八一〇年，也就是这个国家脱离西班牙独立的年代；这位中年女士在餐桌上颇有风度，喝着阿根廷的黄色香槟，讲的英语带有淑女学堂的口音，她说酷刑仍是必要的举措，因为刑法太温和了。“只有用最可怕的方式杀了人，你才会进监狱。‘我的客户太冲动，’律师说。‘哦？’法官说，‘他太冲动？’那就不用坐牢了。”
一位年轻的托派律师看待法律的方式与此不同。他认为“大多数政府”都在使用酷刑，而且酷刑已经成了“阿根廷生活相当重要的特征”。一开始废除酷刑似乎并不在他的社会主义规划的考虑之内，但接着他注意到了我的忧虑，用非常快的语速向我保证，就像在哄一个可以向其允诺任何事情的小孩：“随着布尔乔亚的垮台”，酷刑会消失的。
但是我后来见到庇隆工会的一位高级成员——那是一九七二年年中，他与权力关系密切，正等待着庇隆回归——他无法允诺任何事情。就像是在谈论雨水，他说酷刑总会存在。正是这个人，嗓音柔和、理智、其时仍是被压迫者的代表，他告诉我——在他桌上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巴黎地铁交通图和一张庇隆青年时代的照片——有好的酷刑和坏的酷刑。用酷刑折磨一个“作恶者”“没问题”；折磨一个想要救国的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也正是海军上将顾塞提四年后的观点，他是现政权的领导人之一，这番话是他一九七六年八月在联合国为阿根廷的恐怖辩护时所说。海军上将（他后来在游击队的一次袭击中受了伤）说：“我所以为的颠覆来自左翼恐怖组织。右翼的颠覆或恐怖不是同一回事。如果国家的社会机体感染了一种疾病，内部遭到侵蚀，它就会产生抗体。这些抗体不能等同于细菌。”
昨日的抗体，今日的细菌；昨日的国家公仆，今日的作恶者；昨日的刑讯者，今日的被刑讯者。不管打的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旗号，阿根廷的意识形态其实相当简单：侵害别人的行为就是对的，侵害我的行为就是错的。庇隆身上最能体现出阿根廷人本色的时刻——在他的抱怨和道德义愤当中——是一九五六年他被军队推翻之后，出版了一本眼泪汪汪的书讲述这次事件。这本书的书名为lafuerzaeselderechodelasbestias，直译就是《力量是动物的权利》，也可以换成英语的习惯表达《丛林法则》。
庇隆在书中写道：“这次革命并没有理想可言，因为它只是一种反应，只是为了取消已经发生的事情，为了消灭庇隆主义，为了从工人那里拿走他们赢得的权益。”如果庇隆今天还活着，他也许会用同样的话指斥现政权。在过去二十年间的政治跷跷板游戏中，阿根廷的变化如此之少；所有的花招和谋杀都如此没有意义。
杀人汽车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庇隆时期它们已经存在，那时庇隆与支持他重掌权力的游击队反目成仇。这些汽车在庇隆的遗孀和继任者伊莎贝尔掌权时期变得更加嗜杀；那段时期，敌人之为敌人，越来越出于私人恩怨，而无法从政治上加以定义。直到有一天，伊莎贝尔不再掌权，庇隆主义的循环结束了。
事情经过很简单。一天晚上，隐忍了很久的军方劫持了总统专用的直升机；伊莎贝尔在奢华地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政府大厦往回飞的途中被告知，奥利沃斯郊区的总统府，她原本正在前往的地方，已经不再是她的家。按照官方的说法，这位前卡巴莱舞女和阿根廷首位女总统大哭了起来。她先是被带到城里的一座机场，然后又被押送到总统府收拾她的衣服。她试着说服那里的家政人员站在她这边，她以为他们隶属于她，忠诚于她。但他们已经习惯了阿根廷总统的到来和突然离开，只是帮着她打了包。
这就是她的结局，这位出生在贫穷的北方省份拉里奥哈的贫穷女孩的结局。一九五六年遇见流亡的庇隆时，她正在遥远的巴拿马的一家卡巴莱舞厅工作。那时距庇隆被推翻已经一年，距伊娃·庇隆去世也已经四年。伊莎贝尔从未晋升为伊娃·庇隆的替代者，庇隆也从未因为和她的关系而遭到追随者的指责。大男子主义的阿根廷无限地理解一个男人的各种需求，对于阿根廷人来说，伊莎贝尔不过是领袖身边的新欢。而当她于一九七三年与庇隆一同回到阿根廷时，她的身份只是“和平大使”，“让事物垂直的人”，用她的爱把阿根廷人团结在一起的女人；庇隆则是处理仇恨的人。
“perónconduce,isabelverticaliza.”（庇隆指挥，伊莎贝尔让事物垂直。）这些词在西班牙语和英语里一样令人费解；但这是一九七四年庇隆统治末期的口号之一，其时庇隆主义已经显示出它只是空洞的言辞而已，而庇隆的统治以及他的宫廷就像是把他们迎接回来的那种歇斯底里的延续；官方印制的公告被人用喷雾剂涂抹掉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四处的墙壁就像是破旧的广告牌。那么多的公告，很快就会过时：总有新的烈士需要哀悼，（并且在一周内就会被遗忘：在庇隆时期的阿根廷，没有什么像上一周的政治公告那样毫无生命。）那么多的杀戮需要复仇：领袖总是试图让自己悬浮在集体的愤怒、怨尤和仇恨之上。
现在一切都沉默了。伊莎贝尔被扣留在南方某地，关于她的闲话越来越少；官方公布了她的一张私人快照，看得出她在执政期间发胖了。她的统治集团成员大多已各奔东西。占星师洛佩兹·雷加——他是伊莎贝尔在巴拿马做卡巴莱舞女时的经理，后来成了庇隆的秘书——出国了；现政府指控他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曾大肆贪污。
与庇隆重新掌权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丑闻，还有在他的统治以及伊莎贝尔的统治下的经济丑闻，仍在被不断提起。是游击队让庇隆的回归成为可能；他们是庇隆运动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的强硬臂膀。但他们真的全是游击队吗？绑架和抢劫银行——这都是为了他们的理想？还是有些游击队员与阿根廷的大企业搅在了一起？这一次，不要从土地和比索贬值的角度去想，而是要从理想主义和激情、真实的鲜血与酷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军方喜欢干净的墙面；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墙面现在都刷得白白净净的。但四处的墙面上仍然看得到旧日的政治涂鸦，透过石灰幽魅般地显现出来：一九七二年的“evitavive”（“伊娃万岁”）；庇隆青年运动的徽章；庇隆在一九七三年的选举口号：“cámporaalapresidencia,perónalpoder.”（“总统归于坎波拉，权力归于庇隆。”）还有一条晚近的标语高喊“cámporatraidor”（“坎波拉是叛徒”），从庇隆主义的角度出发，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朋友神秘地变成敌人，现在成了阿根廷被遗忘的历史中无足轻重的一页，一个幽灵的幽灵：在军方粉刷的石灰之下所有被遗忘的历史。
庇隆现在已经不太被谈起。他死了；他最终辜负了每一个人；他，以及被他浪费的那些岁月，都可以忽略不计。在阿根廷，历史与其说是记录与理解的努力，不如说是对让人不快的种种事实的习惯性篡改；这是一个遗忘的进程。为庇隆回归而鼓吹和运动的中产阶级政客和知识分子，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出人意料地转向庇隆主义、从而让庇隆主义甚嚣尘上的人，现在纷纷回避这个话题，或是矢口否认。
他们说，他们是想从内部改变这场运动；他们还说，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没有庇隆的庇隆主义，这听上去更像空想。但他们却把流亡中的庇隆邀请回来统治他们；他们把他邀请回来，甚至连同他的占星师一道，因为他们想要他所能提供的东西。
在请人代笔的自传《我生活的意义》中，伊娃·庇隆说她十一岁时就认识了贫穷。“奇怪的是，更让我痛苦的不是穷人的存在，而是知道与此同时存在着富有的人。”这种关于富人的痛苦，关于其他人的痛苦，一直是庇隆主义对大众的吸引力所在。正是这种简单的冲动，而不是“民族主义”或庇隆的“第三位置”，点燃了阿根廷。
伊娃·庇隆在短暂的政治生涯中致力于嘲笑富人——掌握着阿根廷这片百万英里土地上的绝大多数财富的四百个家庭。她嘲笑和伤害他们，就像他们伤害她那样；她后来在民间的圣人地位让她的破坏性事业有了一抹宗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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